一战战败的德国，为什么还要挑起二战？
德国在一战战败后，之所以还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一时的冲动或者简单的复仇心理就能解释。这其中既有战败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的深层原因，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指向复仇和扩张的力量。
首先，《凡尔赛条约》的严酷与不公是点燃德国复仇情绪的导火索。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堪称历史上最苛刻的战败国惩罚之一。
巨额的战争赔款：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这笔数额之大，即便以当时的经济能力也难以企图。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更被德国人视为一种羞辱，认为战胜国在榨干德国的血汗。
领土的割让与军事的限制：德国失去了大量有价值的领土，包括阿尔萨斯洛林、部分东普鲁士等，这不仅削弱了德国的国力，更触动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剥夺。此外，条约还对德国的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海空军实力等进行了极其严苛的限制，甚至禁止德国拥有重型武器和空军，这让曾经强大的德国军队沦为“二流”装备，极大地损害了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和地位。
战争罪的认定：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这在德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反感，认为这是“强加的罪名”，是对德国人民的污蔑。
这种被剥夺、被压迫、被污名化的感受，在德国社会中弥漫开来，滋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情绪。德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条约》是对德国的“不公正和平”，是“勒索”，是“屈辱的条约”。这种集体性的不满和屈辱感，为日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魏玛共和国的脆弱与不稳定为极端势力的抬头创造了机会。一战后的德国，建立了号称“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政治分裂与内斗：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经历了左翼革命的动荡，随后又有右翼的反对和颠覆活动。政坛上，民主派、保守派、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间矛盾重重，频繁的政府更迭和政治暗杀，使得共和国政府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
经济危机：与沉重的赔款负担相伴随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20年代初期，德国马克几乎一文不值，民众的储蓄化为乌有，社会生活陷入混乱。虽然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等国际援助，经济一度有所好转，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又一次狠狠地打击了德国。失业率飙升，企业倒闭，民众生活困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满和对现有体制的怀疑。
缺乏民众的广泛认同：许多德国人，特别是保守派和旧贵族阶层，对共和国持抵触态度，他们怀念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辉煌，认为共和国是软弱和失败的象征。这种根深蒂固的不满，使得共和国政府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承诺能够恢复德国荣耀、改变现状的强硬政治力量，比如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利用民众对现状的不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德国的困境归咎于《凡尔赛条约》和国内的“叛徒”（特别是犹太人），并许诺要推翻条约、重振德国。
第三，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崛起与意识形态的推动是直接的催化剂。希特勒是一位极具煽动性和政治手腕的演说家，他巧妙地将德国人民的民族屈辱感、经济困境、政治不满等情绪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民族复兴”愿景。
“背后一刀”的传说：在德国国内，一直流传着“背后一刀”（Dolchstoßlegende）的说法，认为德国军队在一战中并未真正战败，而是被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背叛了。希特勒利用这一谣言，成功地将战败的责任转移给国内的“敌人”，同时树立起自己“救世主”的形象，承诺要为德国“雪耻”。
种族主义与生存空间理论：纳粹的核心意识形态是极端的种族主义，宣扬“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是德国的威胁。同时，希特勒还提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认为德国作为一个“优势民族”，需要向东扩张，为本民族争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直接导向了对东欧国家的侵略。
军事力量的重建：希特勒上台后，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规模重建德国军队。他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征兵制、大规模军备生产，迅速恢复了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军事上的准备，为他日后的扩张行动奠定了基础。
第四，西方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为德国的挑衅行为提供了空间。当德国开始撕毁《凡尔赛条约》、进行军事扩张时，英法等主要战胜国，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国内经济困难、对共产主义的担忧，以及对德国国内政策的误判，采取了“绥靖政策”（Appeasement）。
对德国扩张的容忍：从重返国际联盟、吞并奥地利（Anschluss）、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到最终的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西方国家虽然有所不满，但大多采取了让步和妥协的态度，希望以此避免战争。例如，慕尼黑协定（1938年）就是绥靖政策的典型代表，英法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以换取所谓的“和平”。
低估希特勒的野心：西方国家普遍低估了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和野心，认为他只是想修正《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不公之处，或者实现德国民族的统一，而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意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建立德意志霸权的狂热分子。
缺乏统一的应对策略：战胜国之间在如何应对德国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例如法国更倾向于强硬，而英国则更倾向于怀柔。这种不一致也削弱了对德国的震慑力。
可以说，正是《凡尔赛条约》造成的深重创伤，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动荡，希特勒纳粹党利用民众情绪的煽动，以及西方国家的姑息纵容，共同作用，才使得一战战败的德国，在短短二十年后，再次能够挑起一场规模更为庞大的世界大战。这其中，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被极端民族主义所裹挟，而国际社会则未能吸取教训，未能有效阻止复仇的火焰再次蔓延。
首先，《凡尔赛条约》的严酷与不公是点燃德国复仇情绪的导火索。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堪称历史上最苛刻的战败国惩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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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魏玛共和国的脆弱与不稳定为极端势力的抬头创造了机会。一战后的德国，建立了号称“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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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与沉重的赔款负担相伴随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20年代初期，德国马克几乎一文不值，民众的储蓄化为乌有，社会生活陷入混乱。虽然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等国际援助，经济一度有所好转，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又一次狠狠地打击了德国。失业率飙升，企业倒闭，民众生活困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满和对现有体制的怀疑。
缺乏民众的广泛认同：许多德国人，特别是保守派和旧贵族阶层，对共和国持抵触态度，他们怀念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辉煌，认为共和国是软弱和失败的象征。这种根深蒂固的不满，使得共和国政府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承诺能够恢复德国荣耀、改变现状的强硬政治力量，比如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利用民众对现状的不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德国的困境归咎于《凡尔赛条约》和国内的“叛徒”（特别是犹太人），并许诺要推翻条约、重振德国。
第三，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崛起与意识形态的推动是直接的催化剂。希特勒是一位极具煽动性和政治手腕的演说家，他巧妙地将德国人民的民族屈辱感、经济困境、政治不满等情绪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民族复兴”愿景。
“背后一刀”的传说：在德国国内，一直流传着“背后一刀”（Dolchstoßlegende）的说法，认为德国军队在一战中并未真正战败，而是被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背叛了。希特勒利用这一谣言，成功地将战败的责任转移给国内的“敌人”，同时树立起自己“救世主”的形象，承诺要为德国“雪耻”。
种族主义与生存空间理论：纳粹的核心意识形态是极端的种族主义，宣扬“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是德国的威胁。同时，希特勒还提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认为德国作为一个“优势民族”，需要向东扩张，为本民族争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直接导向了对东欧国家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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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一战由于德国没有赶上殖民潮流，等德国发展起来以后海外殖民地基本上已经被分割完毕了。所以为了资源为了将来的发展必须从英法手上抢肉，才有了一战。
英法打赢了一战，用的还是原来的老思维，让德国割地赔款。结果运气不好碰上了大萧条，整个德国穷的叮当响。于是才有了红白之争，要么法西斯政府上台饮鸩止渴；要么共产主义革命加入苏联。当然容克贵族的选择是饮鸩止渴，结果到39年的时候，德国人发现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要么彻底投降，放弃发展；要么就开战，转移矛盾。
希特勒和纳粹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饮鸩止渴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就根本无法上台。
希特勒和纳粹他们不知道他们打不过英国吗？他们知道，所以有z计划来扩充德国海军。但是z计划里面那么多船本来是要最快45年完成的，结果沙恩刚刚准备好，俾斯麦还没造完就撑不住了。拿头去打英国呢。
所以二战的近因是英法在打赢一战后对德国的压榨，远因是殖民地利益分配不均。除非德国赤化加入苏联，不然二战就是不可避免。这也是为什么二战结束之后同盟国并没有对德意日有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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