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上海新推行的垃圾分类办法？

坐等美团开通上门收垃圾服务，按次数收费，或按重量收费都可以，如果帮忙做分类可以加钱，每年一两千可以接受。

美团要把两种快递员分开，一个人不能同时送外卖和收垃圾，卫生问题管理好就行。

1。最近上海这边的热火朝天的试点着垃圾分类，操作也是极其奇葩。先不说任何操作上道德上的问题，先只说一个点：
小区共有楼40栋，原本是每2栋楼配置两个垃圾桶，共计40个垃圾桶。
现在是设立两个垃圾定点回收站，每个站4个垃圾桶，共计8个垃圾桶。
你告诉我这8个桶怎么可能不满出来？你告诉我居民去哪里扔垃圾？合着看到垃圾桶满了，就默默的把垃圾待会自己家？难不成以后倒垃圾还要先来先到排队取个号？
其次说定点定时投放的时间问题，各个小区时间大同小异，基本就是上下午各一次，早上六七八点，下午六七八点的样子。996的人怎么办？加班的人怎么办？上夜班的上中班的人怎么办？这些人难道不用扔垃圾？就算家里全天都有人，难道有了垃圾我还要囤放到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倒垃圾？我上午十一点烧了饭，午饭的垃圾非要等到下午六七点才能扔？
撤桶+定时定点的操作模式，只可能带来垃圾乱扔苍蝇横飞。居民正常的扔垃圾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只能扔在花园里，道路上，关了门的垃圾房门口了。

2。日本这么细致的垃圾分类，要求有无比复杂的配套系统，相应的就会极大提升垃圾处理的成本。
简单的说，现在中国城市居民每天出门，一个垃圾袋囊括昨日的所有垃圾，往楼前垃圾桶一扔，然后环卫人员开一个垃圾车过来把垃圾桶内垃圾一到，回到处理厂终端处理就好。
日本的话，七八个分类，得有七八类垃圾分类收集车把垃圾回收回去，然后回到处理厂处理，然后会发现还是有分类错误的垃圾，再挑出来，再分类——要么就是在收集居民垃圾的时候，每包都检查过，到处理厂末端分类之前的环节效率远低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而配套成本（各种分类垃圾箱、各类收集车、各种专门的处理设备以及居民本身在处理垃圾上的成本）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3。中国的处理方式就是业余垃圾分类选手（居民）完全不考虑分类的事情，分类的事情交给专业选手干，日本的居民垃圾分类最多也就是十几二十类而已，但实际垃圾分类的种类多达上千种。
日本的处理方式是把居民变成垃圾分类的半专业选手，但要知道，半专业选手其实还是业余选手，照样会分错，然后后端还是要靠专业选手来处理，和中国不同的是，中国专业选手只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分类上就好，日本的专业选手还得当半专业选手的裁判，实际是拉低了专业选手的水平。

4。所以日本的垃圾分类专业选手人自己就反对居民来干分类这个活的。被人引用最多的就是东京圈处理垃圾的白井集团的社长白井澈，他直言垃圾分类完全没有提高效率，应该完全取消居民垃圾分类的举措。

5。中国学习日本垃圾分类的做法，说的不好听是懒政，说的再难听一点是愚蠢和莫名其妙的崇洋媚外。一个其实已经被人自己都嫌弃的做法，突然之间变成了中国学习的对象，这其实挺讽刺的。

6。像日本这样的垃圾分类增加的是居民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而这种增加并没有带来实际的社会效益，只是时间长了给居民带来了一种仪式感，冷眼旁观，这其实是很莫名喜感的闹剧。这种行为的意义跟某天当局突然规定，从今而后大家出门必须先迈左脚，从门的左侧侧身挤出，否则罚款一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时间长了以后，居民都会习惯，看到哐当打开门直愣愣的冲出房门的老外就会心生“彼蛮夷也”的心态是一回事。

7。分类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可以学米国。粗分类就好，一般米国人就设置三个垃圾桶分装垃圾，基本不费心力，其余的交给专业人员干——或者说交给市场去处理就好，但注意米国是交给专门的公司负责清运和处理的，是要收费的。而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垃圾产业本身就很庞大而且高效，而且层次还很丰富。学日本其实就是不动脑子不顾事实的选择。学米国是否必要都成问题，毕竟差异很大。

8。当居民像日本人一样对日常垃圾分类形成了仪式感以后，会导致一个致命的问题。人们会心安理得的多产出垃圾——我分类我缴费我产生垃圾我自豪。虽然日本扔垃圾的的成本很高，但是日本的人均垃圾产量也是极高的，和其他国家相比完全没有任何优势。
要减少垃圾就得让垃圾产生的周期变长，比如一个矿泉水瓶子，你喝完了就丢了，这就是垃圾，但你喝完水觉得好像还可以在净水器里接点纯净水多用几天，这垃圾产生的周期就长了。
所以从源头上降低垃圾的产生，不要像日本那样心安理得的使用一次性的玩意儿，才是降低垃圾量的根本。

上海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其实是对所谓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拙劣模仿，就像前些年提倡的电动扶梯“左行右立”一样，其实没有意义。

“垃圾分类”本质上是自欺欺人，原因有三：

一、发达国家环境优美，并不是因为“垃圾分类”，也不是因为“垃圾回收产业发达”，而是把垃圾出口到了垃圾进口国。在中国拒绝进口洋垃圾之后，日本街头也被爆出了垃圾成堆无法处理的新闻，令人唏嘘。

二、垃圾分类对“垃圾回收产业”影响太微弱，“垃圾回收业者”并不会有太多受益。垃圾处理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就是中国，哪怕是在中国，三个主要回收方向：塑料制品回收制成再生塑料、废纸回收熬纸浆做成再生纸、各类电池、电路板、金属的回收的比例非常低，本身这样的回收产业就在伤害环境，而且其产品往往是以伪劣产品的形式进了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害人不浅。垃圾处理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焚烧制沥青铺路，这都不需要严格分类。不过有一个高效的回收领域，爱心衣物回收，主要把还能穿的衣服捡出来，简单处理，运到非洲卖掉赚钱，也有捐到贫困地区的，但微乎其微。

三、以强迫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为代价，推广垃圾分类，意义太微弱，得不偿失。

2019.06.05增补：

我看这个答案这两天点赞数还不少，评论中的反对声音也不少，说明这个问题关注度还挺高，这个话题也挺热，所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来补充答案。

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质疑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操作层面，垃圾分类的后续处理跟不上。哪怕居民辛辛苦苦对垃圾分了类，在后续的处理中，也是混合处理的。有其他的答案和评论爆出过，很多地方垃圾车来装垃圾也是把各个分类桶倒在车上的大桶里了。哪怕垃圾车装模做样地分类运输了垃圾，在卸到垃圾站的地方还是混合处理的。这样的话，完全就是在嘲讽进行严格垃圾分类的居民。不过这个层面不是主要的问题，只要垃圾后续处理能跟进，那么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

二、是回收产业跟不上。这次提倡的垃圾分类是分“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这种分类其实是相对合理的。但是：

其中只有“餐厨垃圾”的后续处理是有完整而且成熟的回收产业链的，这类垃圾的处理最终是制成了肥料，或者直接投进了农村地方建的沼气池。（欣凡的评论表示，“餐厨垃圾”的回收效率也是存疑的——2019.06.08）

而“可回收垃圾”就像我在前半部分答案里说的，“塑料制品回收制成再生塑料、废纸回收熬纸浆做成再生纸、各类电池、电路板、金属的回收的比例非常低，本身这样的回收产业就在伤害环境，而且其产品往往是以伪劣产品的形式进了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害人不浅。”补充：金属回收很多小作坊的做法就是用强酸溶掉低价金属，把贵金属提炼出来，自己想想对环境影响多大。而且，之前发达国家一直向我国出口的垃圾，其实全部就是这部分“可回收垃圾”，其他分类的垃圾，进口商买来也没用。这一部分如果有很好的处理办法，我国又何必禁止进口了呢？还有评论里有人提到的：拾荒者或者拾荒产业者的效率未必比你居民垃圾分类的效率低。

对于“有害垃圾”，也会因为成本问题，处理方法很可疑。

现实的状况就是，无论你是否进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后续都会因为，要么处理跟不上，要么产业本身就跟不上，而大部分垃圾会进燃烧炉。燃烧的热能发电（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投钱建垃圾发电站的话），烧过的残渣制沥青铺路。

谢邀！

上海最严垃圾分类最近撸走不少流量，直到发生李彦宏被泼水事件外加新城控股老板王振华猥亵幼女案件以后，事件热点才有转移的迹象。对于垃圾分类事件，这本来是属于高素质的上海人民的内部“市政”事情，我们外地瓜民无缘质疑，否则就容易陷入干涉“别人市政”的陷阱，你又没在上海生活，凭什么对别人的事情指指点点？但看了这么久热闹，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要出来指指点点，哪怕冒着“干涉别人市政”的指责。

众所周知，上海可谓是全中国素质最高的地区，他们有责任做好全国的示范，所以最严垃圾分类从他们做起，也是理所当然。就好像这次上海垃圾事件，官员下了这个决心，也下了这个命令，做为市民，那肯定是不好抗命不从的，因为这样会撕裂官民关系，也让领导不好做人。那么最可行又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我做为市民的，就好好配合政府，把垃圾分类好，让政府的政策施行得到有效的贯彻。当然，做为市民，而且是全国素质最高的一群市民，显然也不能就此白白地被鞭策了那么远的距离而因此拉开了与政府之间的亲密程度，做为回报，市民们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要求上海市政府，率先进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试点城市，垃圾分类，让上海全体市民的素质实现了一个飞跃的阶段性进展，如果把官员群体抛在原地，很可能就会因此造成一堆低素质的官员群体在领导整个最先进的市民群体。而能够让官员不落后太多的举措，当然就是也督促他们实现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刚好能够与市民的垃圾分类制度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增美色，属于利国利民又有益于社会和谐进程的伟大成就。

我相信，这样的举措要是能够在上海率先得到推广并且施行，以后全国各地都可以以此为模板，官员可以要求百姓做哪些政策制定的事情，百姓也可以反过来要求官员同步履行某一项职责或者义务。反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互动性和监督性都不成问题，官员可以组织自己属下的媒体去各个角落监督百姓的施行情况，百姓也可以组织起自媒体，通过微博、微信和抖音全方位直播官员的承诺是否到位，然后约定一个验收期限，互相给对方的执行情况打分，人民要是做的差了，给政府认错，政府要是做的好了，百姓就给他们鼓掌。虽然基于现实情况，百姓很难对政府官员较真，只要他们打个马虎眼，也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好评率，但即便如此，老百姓也算是有个“参政议政”的过程和“当了主人翁”的愉悦感，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和长久稳定的。所谓的“政治协商”，大体本质上也应该就是如此。“政协”已经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但人民似乎从来就未曾有效地启用过，大体上是因为以前的互动成本太高了，所以“人民”基本上就把这项权力渡让给了代表们。现在已经进入李彦宏口中的“大AI时代”，有了全方位多渠道的互动体系，“政治协商”体系完全可以动用起来，以期让这么个经济环境不太好的时候，找个进入新时代的虫洞，带领全国人民突破宇宙的暗障，进入一个新的平行模式。

官员们不希望自己领导一群毫无个性和生命力的AI市民，市民们也不希望自己被一群AI所领导，这是官民双方都可以达成的共识。那么基于这个共识下，是不是就有一个模型可以供官民双方使用？那就是增加官民之间的互动性，官员做为执政者，可以要求人民按照规定做某些事情，人民为了不变成麻木的AI体，也可以要求官员做为交换，必须按照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去完成某些任务，比如现在大多数人民都比较迫切的一个共同愿望：公开官员的财产申报。

相比于全国人民到哪里都能够被实时跟踪的天网计划，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官员的财产申报可能真的还有点难度。但这也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趁此契机，让伟大的上海人民光荣一把，做为最高素质的人民群体，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为实施垃圾分类计划的交换，你们去要求全市官员实现财产申报制度呢？一个上海市要实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看起来并不是很难吧？至少比起垃圾分类来说：官员的财产无非就是现金和房子以及其他有价证券等几类，远比干垃圾和湿垃圾还是混合垃圾更容易理清头绪和来源了。

现在，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摆在最高素质群体的上海人民面前，面对伟大的历史机遇，上海人民，你们是选择垃圾，还是选择历史？所以，为了不让官员和人民都陷入无趣的AI化，就必须要有互动性。你要我们大家垃圾分类可以，你恨铁不成钢用鞭子抽着我们，想把我们提前赶到30世纪去也没关系，但你也不能倒退回15世纪去啊。你想让我们当黄继光董存瑞，自己好歹也得是个张思德或者孔繁森吧？所以，上海市民们完全可以发挥全国最高素质的整体行为，要求市政府也率先垂范，从我做起，实现全国首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地方——你让我垃圾分类，我做好这个市民的本分工作，我也有来有往，希望你财产公开，算是对市民的一个承诺和交代，共同监督，彼此促进，这才是大AI时代的人性化交流，不会让人性被湮没在AI里找不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