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建议修改义务教育法,让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就近入学?你支持吗?

回答
俞敏洪委员的这项提议,触及了一个非常现实且复杂的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他建议修改《义务教育法》,允许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就近入学,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项提议的核心和它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

促进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 长期以来,流动儿童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常常面临诸多障碍。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才能入学,但这对于随父母一同迁徙的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长时间的分离,或者需要支付高昂的异地求学费用,这无疑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俞敏洪委员的提议,如果能够落实,将直接解决这一痛点,让流动儿童也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义务教育,减轻家庭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 孩子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成长,更容易适应学习节奏,建立同伴关系,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可能导致孩子频繁转学,学习衔接困难,影响学业成绩,甚至造成心理上的疏离感。就近入学可以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生活,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减轻家庭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孩子上学问题往往是他们“扎根”城市的重要考量。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妥善解决,他们会更安心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对于城市的吸引力、人才保留以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符合国家教育发展的趋势: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人口流动是常态。教育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更加人性化和包容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强调就近入学,也是国家一直以来倡导的义务教育原则之一。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这项提议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教育资源的匹配和压力: 许多流入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就面临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如果大量流动儿童涌入,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师资力量、硬件设施是否能够承受?这需要政府在教育投入、学校建设、教师招聘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简单地开放就近入学,而没有相应的资源配套,可能会导致“僧多粥少”,反而让当地学生和流动儿童的受教育质量都下降。
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联: 户籍制度在中国依然是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重要依据之一。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医疗、社保、住房等也与户籍紧密相连。如果仅仅在教育上打破户籍的束缚,而其他公共服务没有跟上,可能会在其他方面产生新的矛盾或不公平。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统筹考虑。
如何界定“居住地”和“就近”: 在实际操作中,“居住地”的界定可能会出现一些复杂情况,例如居住证的有效性、租赁合同的真实性等。如何确保申请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避免出现“学区房”以外的新的资源争夺现象,也需要细致的政策设计。
对输出地教育的影响: 如果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就近入学,那么在输出地(例如农村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会面临生源流失的问题,这对于当地的教育资源和师资队伍的维持是否会造成冲击?如何保障输出地的教育质量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
背后的利益博弈: 教育资源分配往往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学校的利益以及家庭的利益。如何在改革中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改革顺利推进,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总而言之,我是支持俞敏洪委员这项提议的,但前提是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配套措施。

我认为,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停滞不前,教育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推动流动儿童就近入学,是大势所趋,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

我的支持,建立在以下几点思考之上:

1. “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这项提议是在原有法律框架下,对这一原则的延伸和完善,使其更符合当前社会现实。
2. 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体现。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他们的受教育权不应因为家庭的迁徙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3. 这是一项能够激发社会活力的改革。 当务工家庭不再为孩子的上学问题担忧时,他们会更积极地融入城市,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当然,在支持的同时,我也认为需要采取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去推进:

加大教育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各级政府需要认识到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并投入足够的资金来扩充学校规模、提升教学质量、增加师资力量。可以考虑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弥合教育差距。
完善配套政策,打通服务链条: 针对流动儿童,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居住证制度、社保对接机制等,让他们的公共服务权利得到全面保障。这需要教育、公安、民政、人社等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
分类施策,循序渐进: 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其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不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过渡方案。例如,先在一些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城市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改革方案的出台需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要将政策执行的进展和效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关注师资队伍的建设: 确保流入地学校的教师能够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人文关怀来接纳和教育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避免出现歧视或排斥现象。

总而言之,俞敏洪委员的建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指向了解决中国教育公平领域一个长期存在的痛点。只要我们能够正视挑战,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项提议必将对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改革的难度而回避问题,而应该积极探索解决之道,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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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有房&中等收入市民正在形成一个阻塞社会发展的特定人群,像下水道里成团的头发那么恶心。

而这帮人最迷恋的学区房又是整个房地产领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老俞只不过是想扯一扯这块遮羞布而已。

无论是打响“资产保卫第一枪”的深圳凤凰里业主,还是号称“杭城第一孟母盘”文鼎苑里的鸡娃家长们,

背后的逻辑都看似“自洽”,

他们花了很大财力购买一线城市的房产,其中不乏学区房,然后业主抱团护盘,号召(强迫)大家都别降价卖,或者带头“鸡娃”,各司其职搞孟母群,把那些在外面玩的孩子“劝返”,为的是稳住这个小区的成绩,从而带动房价。

把一亩三分地搞得跟铁桶一样水泼不进,外来的人想进来,也得咬牙花上个大几百万或者千八百万交个投名状,把这些人看似勤恳,实则微不足道的付出给天价变现了,

这种行为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

搞过教育产业的当下其实都明白,好学苗大概率就是出好成绩,老师的用处真的没那么大,而公立学校里,能真正有针对性的点对点提高应试成绩的机会极少,一些一线城市的家长巴不得义务教育更宽松,学时更短,早点放学,这样孩子就有机会上高价补习班了。

本身就是搞这玩意发家的俞敏洪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当然明白,

有些房子贵,确实有贵的理由,比如中央公园旁边,比如鹅厂阿里正对面,比如互联网枢纽西二旗,

因为有自己的稀缺性,有购买力高的人群在这扎堆,

但教育不一样,既往确实有学区房存在的历史背景,好的师资长期就是被学校和片区绑定,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举个例子就是当年深圳一穷二白的时候,什么深圳湾还都是滩涂的时候,罗湖是最繁华的地区,罗湖有那么一两所学校也全市最好,因为全国各地来建设特区的菁英都在这扎堆,其中有公务员也有老师,随迁过来的小孩相较于那时候深圳本地小孩那肯定在学习上要好不少,

直到现在这学校还是深圳最好的学区,

可深圳不是四十年前的深圳了,我国的超一线城市也趋于定型,门槛越来越高,教育和医疗都有自己历史积淀和地位的同时,消费它们的人早就换了一茬又一茬了,

这几十年没有新东方等教育机构对义务教育阶段小孩英语水平的提升,会有那么多人申请到北美或欧洲的名校吗?不可能的,

当托福雅思,美本美高考试饱和了,或者说留学收益趋于下降的时候,学而思等逆向收割高考市场的教辅机构又雨后春笋了,变相给行将就木的学区房打了一针强心剂。

好的老师进机构赚得比学校里多多了,然而也赶不上学区房涨价的速度,

假如有的孩子在学习上巨差,或者上不上重点五五开,学校老师甚至会直接建议家长,家里差不差钱,不差钱去机构报个全托吧,比在学校里待着强。

现在连公立学校都是这个意见了,

应试教育和“鸡娃”的本质是什么不言自明,

其实就是花钱买教育资源,投资的同时,家长和学校互相成全,说是狼狈为奸也不为过,

学校稳定自己的升学率,并没有超过一般标准付出,没像衡水中学那么殚精竭虑就收获了声名和口碑,

家长则通过学区房的不断看涨,抵消了自己的教育投资,甚至盈余颇丰,

至于小孩,自己的孩子9+7五分钟都教不会,自己的基因什么样自己不清楚吗。


俞敏洪的呼吁本质上是替教辅机构鸣不平,对超一线城市的家长们已经厌恶至极了,

因为家长和学校双赢的同时,很多教辅机构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本来就是花钱买分数,花钱买教育,花钱买语言环境的市场经济,

被众多家长包装成了学区房,鸡娃,自己的投资眼光,教育资源的区位优势,反正就是不谈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

而天量的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市场,流向了这部分人的腰包,银行一段时间都被迫扮演着助纣为虐的角色,在一线城市放出巨量的房贷,成了房子涨价的帮凶,同时学区房这样的炒作属性强的房产一旦崩盘或者有些人断供,则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又诞生,

学区房不像大平层,大别墅,背后有着这房子本身的使用价值和高档环境作为支撑,不少小面积的老破小仅仅有个学区就被炒到了天价,一旦学区没了,这部分溢价立刻不存在变成坏账了,所有购房者都要为学区房埋单,埋单的方式就是利息越来越高,

现在房贷破5而消费贷才4点几,对真正想买套房子,有个自己的家的年轻人何其不公平,借一百万要还两百多万,而炒学区的家长哪怕5点几的利率,哪怕限贷也要离婚也要借钱往里冲,往高了炒,确实有些人面目可憎。

那些真正殚精竭虑研究应试的老师,懂教学热爱教育的老师,真正一点点教会孩子知识的教育工作者,可能终其一生也买不起学区房,也拿不到倒腾学区房的利润,对他们来讲,不过是给这片区一茬茬的家长做嫁衣。

所以修改义务教育法,让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就近入学的目的,

就是发挥市场应有的功能,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同样是超一线城市,

假如家长就是腰缠万贯可是孩子资质确实平平,那就多花钱找家教,找机构,因材施教,去国外去特长去找门路,当年郑渊洁对义务教育的质疑没错,他那时候是空有钱但是没有机构能满足他的需求,拿着布加迪的购买力但是店里卖的都是捷安特,现在好了,多少钱都能花出去,

假如家长在附近上班,赚的不见得比这的业主少,孩子也满足受教育的平均水平,就应该就近入学,哪怕要考试,要智力测验,要照顾本地业主的情绪,那也要为就近入学开辟起码的渠道,要是发现真有什么过人天赋,要么家长自己真金白银投资,要么看看哪个机构基金还是好心大老板慧眼识金给支持支持,一路升入好的大学,有好的学术,则整个社会都因为人才而受益,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郎朗的故事,郎朗他爸一直坚信郎朗的天赋,并且在钢琴老师给郎朗泼冷水的时候也没放弃求学,过程当然很艰辛,好在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果这个年代郎朗们,或者不管哪个领域都有天赋的小孩,可以随着父母对自己的规划,先有跻身之地再做打算,起码他们的求学之路会比郎朗顺畅太多了,

而超一线城市里的学区房业主或者有房阶层,他们用购买力和信息差垒出来的“教育壁垒”,并不能掩盖这群人其实并没有建立起排他的,与其他人类小孩有什么遗传或智力优势的事实,

不知道我这么说明白么。

所以他们是下水道里的毛团,在大资本眼里是炒房的,没什么大出息的,

在无产阶级和一般老百姓眼里,是不接地气的,是贪婪的,是败坏社会风气和垄断普惠教育资源的,

凭什么同住在三公里范围内的劳动者,一部分的小孩就可以睡在父母隔壁,到点上学到点放学,溜溜达达回家去,另一部分就得在老家,在爷爷奶奶身边,终其一年也见不到父母亲一面,即使是有了留在当地和父母团聚,和周围的人一起上学读书的机会,却得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被迫离开,回去老家面对不熟悉的课本,不熟悉的同学,因为你学籍不在这,你可以学这些知识,却不配参加对这部分知识的考试,

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非常荒谬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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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我支持流动儿童就近入学纳入考核指标并给予极高权重。这样,为了完成目标,大城市“量入为出”限制人口规模的措施会更严格。我是小地方的居民,我等着优秀的同乡回来跟我一起建设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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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流动儿童”的称呼本身就是问题,为何“流动”?还不是很多地方把没钱买房只能打工的新市民不当回事吗。

建立好为新市民(满足一定在本地纳税时间)提供的住房,在这些住房附近配套教育资源。把“流动儿童”尽可能的减少。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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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问,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在哪?

不在于儿童的流动,而在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很多优秀的业企需要腾飞,流动儿童只是一个牺牲品。


但这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为。全国的振兴和飞速的发展就必然会带来人口的流动,没有人哪来的生产力。

但,儿童何辜啊?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每一个儿童均该享有的。


诚然,有些人会为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离学校更近的居住地,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拥挤”和不便。

但,这个政策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更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均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


至于因为这个举措将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可以先通过这项草案,再来讨论下一个将出现的新问题怎么解决。

「因噎废食」可不是一个不断奋进中的民族该有的气魄。


我们要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尽量在新的问题出现前解决掉他,而不是害怕面对问题。


社会制度要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没有哪个制度能在一夜之间趋近完美。只是我们总要勇敢的在这条路上向前迈进一步,才更有资格接近每个人心中理想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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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只有25个,其中人口流入超过10万的城市只有14个。

大部分二线城市都很难吸引人口流入。

我国现行政策是300万人口城市随便入户,这也意味着随便可以上学。

在人口净流入的25个城市当中,大部分落户政策也都很宽松,这意味着小孩也能方便入学。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北上广三个旗舰城市的小孩上学问题。

北京地位特殊,我们先不谈,就谈上海和广州。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不应该限制上海和广州的城市人口规模。

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限制特大城市的人口流入,所以上海赶人走,广州没有赶人也没有留人。

但是这个错误的,以为人口聚集就有规模效应,可以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率。提升多少?差不多30%,比如说东京,人口一个东京,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是城区,集聚了日本30%的人口,在东京办企业和生活都方便。

我国之前的限制特大城市的方向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我们的北上广,占全国人口比例只有1.x%多,远远低于东京的30%,也低于巴黎、伦敦、莫斯科的20%,我们的特大城市规模比真正的特大城市规模偏小,数据帝的zip法则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都背离全球自然发展的城市规模,人口都偏少。

我们的小城市投入了太多,投入多产出少,效率很差,浪费了资源,比如浙江,小城市发展的不错,但是缺陷很大,效率没法和特大城市牵头的城市群竞争。生活、办企业都有很多短板。

最近几年很多人看到了弊端,比如 @陆铭 教授,大力的倡导大国大城的发展方式,也受到 了领导的重视,具体可以问他。

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政策有所转变,这是一个好事。

俞洪敏教授提出的这个就地入学,也是有必要的,希望大家给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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