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百姓如何看待共产党？

民国时期，老百姓看待共产党，这事儿啊，可不是一概而论，得看是哪个年头，哪个地方，又是哪一拨老百姓。就像看戏一样，这出戏唱了好几十年，不同的段落，不同的人物，感受那可是千差万别。

早期（北洋政府时期，甚至国民党北伐前）

那时候，共产党在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说实话，大多数老百姓压根儿没听说过，或者听说过也是模模糊糊，带着点神秘感。

“洋教”的影子：一些人听说是“共产党”，脑子里会冒出“共产”两个字，跟当时一些西方传来的思潮有点沾边。加上他们的活动很多是在城市里，跟知识分子、学生搅在一起，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事儿挺“新奇”，有点像过去的“秘密教派”或者“洋人的主意”。
革命的朦胧憧憬：还有一部分人，尤其是饱受贫困、战乱之苦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当共产党宣传“打倒军阀”、“均贫富”、“劳工万岁”这些口号时，多少会触动一些底层民众的心。在他们眼里，只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地种，就不会太在乎这“共产”到底是啥玩意儿。
士绅阶层的警惕：但同时，那些有钱有地的地主、乡绅，还有一些传统文人，对共产党可是警惕得很。他们听着“打土豪分田地”这类话，就觉得这是要抄他们的家、分他们的地，那可是断子绝孙的事，当然是心生厌恶，甚至恐惧。他们会词渲染，说共产党是“共妻”、“共财”、“洪水猛兽”，把共产党描绘成破坏家庭、破坏社会秩序的妖魔鬼怪。

国共合作与北伐时期

这个时期，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一部分，国民党和共产党暂时合作。

“国民党的一部分”：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共产党力量发展起来的区域，老百姓会将共产党人看作是国民党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国民党的好帮手。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尤其是在组织工人、农民方面。
北伐的助威者：在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人积极组织工人罢工，支援前线，也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在一些地区，老百姓会觉得共产党人很能干，很卖力，是帮助国家统一、打倒军阀的“好人”。他们会跟着国民党一起喊“打倒列强，除军阀”，也顺带听到了共产党的声音。
“工会”的力量：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影响很大，建立了工会。这些工会组织了工人运动，争取到了工人的一些权益，比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对于那些在工厂里受苦的工人来说，共产党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对共产党的好感自然就多了。

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开始独立发展，尤其是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

“穷人的希望” vs. “搅乱分子”：这时候，看待共产党的分歧就更大了。
根据地里的农民：在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比如江西、福建、鄂豫皖等地的农民，特别是那些分到了土地的贫农、雇农，他们对共产党是感激万分的。共产党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地分给了他们，这是他们几辈子都没想过的好事。他们会觉得共产党是为他们说话的，是真正的“青天大老爷”。他们会积极参军，支援前线，甚至在反“围剿”时提供粮食和情报。
地主乡绅和富农：这些人就视共产党为仇敌，觉得共产党是“土匪”、“共匪”，是来抢夺他们的财产、剥夺他们的地位的。他们会配合国民党，提供信息，组织“清乡”，甚至直接参与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
中间派或观望者：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贫农，生活在两派势力交界地带，或者还没被革命直接触及。他们对共产党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人觉得共产党“太激进了”，担心战争和杀戮。有些人佩服共产党组织的严密和战斗力，但又对他们的“共产”理想半信半疑。有些人则更看重稳定，谁能带来和平，他们就支持谁。

“赤化”的恐惧：国民党及其宣传机器在此时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党的“赤化”言论，将共产党描绘成“吃人的魔鬼”，他们的政策被扭曲和夸大。这使得一些消息闭塞、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百姓，特别是城市里的市民，对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排斥。他们担心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将大乱，家庭将破裂。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力量”的认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开辟了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日军。很多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百姓，看到共产党坚持抗日，不怕牺牲，会觉得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是国家民族的希望。他们会支持共产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提供掩护、粮食和情报。
“国民党的对手”的复杂感受：同时，国民党也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虽然国共再次合作，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一些支持国民党的民众，或者对共产党抱有疑虑的民众，可能仍然会将共产党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觉得他们“投机抗日”，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八路军”的印象：相比国民党军队，很多老百姓对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印象往往更好。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像一些国民党军队那样扰民。他们爱护百姓，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做了很多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的工作。这让很多百姓对八路军产生了亲近感和信任感。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彻底破裂，进入了全面内战。

“翻身解放”的希望：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他们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对于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来说，共产党就是他们的“救星”，是能让他们“翻身解放”的希望。他们会踊跃参军，支援解放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国统区”的失望与不满：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老百姓则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官僚腐败、物价飞涨。生活困苦，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失望。尽管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是“洪水猛兽”，但许多民众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生活问题。当共产党许诺“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时，这对于在国统区备受压迫的民众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共产党打过来”的恐惧与期待：在即将被解放的地区，老百姓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些人因为国民党的宣传，对共产党有着天然的恐惧，担心被“清算”或失去仅有的财产。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经历过长期战争和腐败统治的人，则抱着一种期待，期待共产党能带来和平，改善他们的生活，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会偷偷地给解放军送情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总结一下：

民国时期老百姓看待共产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受到时代背景、地域差异、个人身份、信息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底层民众：尤其是有土地需求或被压迫的农民和受剥削的工人，在共产党承诺“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时，往往更容易对其产生希望和支持。
士绅阶层和富裕阶层：视共产党为颠覆者，对其持有强烈的反对和恐惧。
知识分子和城市市民：观点最为复杂，一部分受到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吸引，一部分则被国民党的宣传所影响，也有一部分人更关注社会稳定和自身生存。
抗日时期：共产党作为坚定的抗日力量，赢得了许多民众的尊重和支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民生凋敝，使得共产党所描绘的“新中国”蓝图，对于广大受苦民众更具吸引力。

总而言之，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场与民心争夺的复杂博弈。老百姓看待共产党，不是看着他们的“主义”有多么高深，而是看着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能否让他们过上安稳、体面的生活，能否让他们摆脱苦难。

网友意见

q用国民党的官方记录来说吧。

土地革命年代，国军“剿匪”的时候，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匪化”。一进苏区，各路大军就叫苦不迭，感慨百姓“匪化已深”，或者“匪化极深”。

1929年7月26日，金汉鼎致电　蒋公，指出：

民众……继而将错就错，久则与匪俱化。赣西南各县受毒已深，洗涤为难。闽省龙、永、汀、杭、运各县人民匪化，……我军侦探、宣传员时被农民戕杀，无法接近匪区探取匪情。……而匪则因拽住民众之故，递送消息捷于电报，行动遂极飘忽。

1931年12月26日，张英致电　蒋公，表示民众匪化，感化不易，是否概以匪论：

民众家家神龙均供有镰刀斧头旗帜，其伪政府亦系民众组合，似觉不可感化，是否概以匪论。

1932年11月30日，张钫致电　蒋公，指出国军政训多人随时随地集合集合民众宣传主义，然而：

无如该地一带系匪老巢，赤化最深，我军到时，伪变为民，实则视国军为仇人。赤匪一到，群起响应……甘心附逆，丝毫不为我用。……查残匪敌国军抗衡者，全恃赤区之民供给衣食，暗通消息。

1935.01.02孙元良致电　蒋公，指出：

刘田匪化甚深，人民逃避一空，给养甚为困难。

你看这百姓这么不识相，所以，也就别怪　蒋公开大绝了：

1931年8月16日，　蒋公致电赵观涛、卫立煌，指出：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8月21日，　蒋公下手令给熊士辉，详细指导布置如何进行烧杀：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8月24日，　蒋公致电蔡廷锴、陈诚、赵观涛，指出：

此次进剿大金竹附近时，凡匪化最深乡村及我军不便常驻之处，于【与】将欲移动他调之时需将其附近村落焚燬净尽。如有粮秣，搬运至集积地点，有余则亦烧燬之。万不可姑息，免贻匪患。此欲使匪恐怖，以断其回巢之断，并免我将士东西奔逐之劳。唯有此焚烧平燬之一法也。

1933年8月30日，　蒋公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否则“不能铲除匪根”。　蒋公并且说文解字，“剿”字就是“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因此，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

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解放战争时期，由国共军队军纪之天差地别，百姓怎么看，不言而喻。

1948年6月2日，保密局兰州站廉励洁致函　蒋公，对陇东战役“匪我”两方军纪优劣进行了比较，为我们留下了国民党方面珍贵的国共两军军纪比较的一手真实记录。而其后先总统　蒋公亲自督办的强奸不成，逼死农民全家的恶性事件的处理后果，更是揭露了胡宗南丧失天良、肆无忌惮的包庇纵容和先总统　蒋公的不作为。

廉的报告中，首先谈了共军的军纪：

此次陇东战役，匪军所经之地，除向民间索取食物，借宿住处外，尚无抢劫、拉夫、拉畜之举动，且对人民态度言语极为和平。尤以每至一地，必须召集民众会议，宣传“国民党政治腐败，军纪废弛；八路军以铲除贪官污吏，解放西北人民而革命，绝不扰害良民”，以收买民心。……总之，其所经过之地，人民因未遭受损失故，尚无怨恨共匪之心理。

接着谈了国军的军纪：

我整卅六师及卅八两师军纪败坏，所到拉捕青年，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尤以春麦禾苗人践马食，损毁无余。秩序骚乱，不堪设想。

接着，廉举了整36师强奸不成，逼死农民郑文汉（按：后胡宗南调查为邓馥）全家的恶性事件：

如卅六师某部于泾川玉都镇在乡民郑文汉家中因强奸未遂，遂将郑之妻与两妹先后逼迫投井而死。郑母亦自杀井旁。其他抢去之民财民畜不计其数。

然后，又举了整38师强买强卖，逼得百姓纷纷逃到山谷的事实：

卅八师之一部，于泾川採买物品，不付分文，致男女老幼每闻国军过境均逃匿山谷，不愿协助。

最后，廉总结：

陇东人民怨言啧啧，咸谓国军兵燹甚于红军。

先总统　蒋公阅后，大为光火，批示：

此应即电胡宗南彻查详报，并严惩卅六与卅八两师之害民官兵，限半月内详报勿误。

那么爱民如子的胡长官怎么查的呢？

8月5日，胡宗南报告调查结果，陇东会战邓馥一家为剿匪关系而死非受国军所辱自尽。

胡长官同步附上了调查村民的口供，而在这个口供中，村民明显指出是受辱投井自杀，同胡的报告结论南辕北辙，胡长官显然连表面功夫也懒得做。

薛岳在向　蒋公呈报的时候，忍不住指出这一点：

谨查胡主任报告称邓馥眷属系因作战关系而死，非因奸投井。邓馥等谈话笔录记载，其妻嫂等确因受辱投井自杀，两相对照，显有出入。谨注，呈核。

先总统　蒋公思绪良久，批示：

暂存。

附个结尾，蒋、胡舍不得下手的整编36师，就在胡报告后四天被歼灭：

8月3日，解放军为诱歼整编第三十六师，彭德怀令左翼兵团主动放弃韩城后撤，吸引其他敌人向韩城进犯，以拉大与三十六师的距离。8月5日24时，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我军均已撒开警戒，隐蔽主力，让敌前进。”
但钟松的三十六师仍停留在原地，不敢向黄龙山区冒进。为了加强防御，钟松命令三十六师加紧利用山地要点和村庄，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洼正面宽12公里、纵深长6公里的地域内，积极构筑工事，以壶梯山为主要支撑点，构筑了要点式的防御体系，并以一个团重点防守壶梯山。
彭德怀想了许多办法，但钟松师还是丝毫没有向前移动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改变了原来的战役计划，决定把诱使敌人至山地而歼灭变为直接向敌主动出击。8月6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下达了作战命令：以第四纵队和警备第四旅攻击冯原镇南面杨家洼的敌第一二三旅；第一、第二纵队进攻冯原镇东北敌的主要支撑点壶梯山和魏家桥的敌第二十八旅；第三纵队向驻守东太极的敌第一六五旅进攻；第六纵队进攻刘家洼的敌第一四二团。各部队必须在8月7日夜间到达指定攻击地点，并完成一切进攻准备。
在炮火的全力支援下，二纵经过两小时激战，于下午6时前后全部攻占壶梯山，全歼守敌，其团长董文轩收拾残余官兵数十人，逃下山去。
壶梯山失守后，钟松惊慌了起来。他下令全师后撤，同时发电报给西安“绥靖”公署与驻大荔的裴昌会第五兵团求救。到这时，胡宗南才发觉中了彭德怀之计，只得一面命令钟松死守待援；一面令进占韩城与在澄城的部队急速前往增援。
但是，由于壶梯山失守，三十六师失去了依托，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三十六师迅速瓦解。8月8日黄昏，钟松害怕再遭沙家店厄运，率其师部及其主力沿冯原镇至澄城公路南逃。
钟松在逃跑的过程中，与其二十八旅失去了联系。原来，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对钟松本来就有意见，为保存实力，故意关闭了电台，率部擅自撤至澄城去了。
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乘胜追击。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各一部又由刘家洼附近向南截击，至8月9日中午前将敌人分割包围。就这样，在西北野战军追击分割围歼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很快被第二次歼灭了。钟松再次丢弃他的部队，只带随从数人狼狈溜掉了。
此战毙伤俘敌9000余人，击毙少将副师长朱侠，俘虏师参谋长张先觉等，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被粉碎，澄城、合阳、韩城被收复，黄龙新解放区得到了扩大与巩固。

不过师长钟松倒是成功逃台，晚年定居荷兰。而如今，头衔也是“抗日英雄”、“国军悍将”了，例如这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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