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知只能提出问题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案？
一、 公知角色的定位与核心职能
首先，理解公知的定义和其在社会中的核心职能至关重要。
“公知”的含义演变： “公共知识分子”并非一个固定的、纯粹的学术头衔，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角色。在汉语语境下，“公知”常常指那些具有较高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活跃于公共领域，关注社会议题，并试图通过发声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的人。他们通常具备一定的教育背景、专业领域知识（如学者、律师、作家、媒体人等），并且愿意承担公共责任。
核心职能： 公知的核心职能更多的是在于：
监督与批评： 识别和揭露社会存在的问题，对权力、制度和不公进行监督和批评。
议题设置与唤醒： 将被忽视或被压制的社会议题带入公众视野，引发公众关注和讨论。
理性思辨与价值引导： 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思考，传播普世价值和公民意识。
挑战既有认知： 质疑和挑战陈旧的、不合理的观念和思维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提出问题恰恰是公知最直接、最核心的职能之一。
二、 为什么会形成“只提问题不提方案”的印象？
尽管公知有其核心职能，但“只提问题不提方案”的印象之所以如此深刻，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
1. 角色分工与专业限制：
公知并非全能的政策制定者： 大多数公知是学者、评论员、律师等，他们的专业领域在于分析问题、批判现象，而非具体的政策制定、法律起草、经济规划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需要深入的专业知识、详实的数据支撑、对实际操作的考量、以及跨部门的协调能力，这往往是政策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或专业团队的工作。
知识的边界： 即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其知识也可能存在局限性。将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交给少数公知来完成，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2. 公共领域话语的特性：
“破”易“立”难： 揭露一个问题、批评一个现象相对容易，因为其标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不公平、低效、腐败等）。而提出一个能被广泛接受、切实可行、且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则复杂得多，需要考虑多方利益、成本效益、实施难度、社会接受度等诸多因素。
吸引眼球的机制： 尖锐的问题和深刻的批评往往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和媒体的报道，更容易在传播上获得“流量”。而冗长的、细节繁复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如振聋发聩的质问来得有传播力。
批判性定位的惯性： 一旦公知以“批判者”的身份确立了自己的公共形象，人们往往更容易将他们与“发现问题”联系起来。
3. 政治与制度环境的制约：
“提”与“否”的权力不对等： 在许多情况下，公知可以指出问题，但他们没有权力去实施解决方案。即使他们提出了好的方案，也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批、采纳，甚至可能被否定或修改。这种权力上的不对等，使得公知更多地扮演“吹哨人”或“建议者”的角色。
对解决方案的“责任逃避”： 有时，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可能会让公知承担额外的责任。一旦方案失败或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批评或追责。而只提问题，则可以保持一定的超然性。
“煽动性”与“破坏性”的标签： 在某些政治环境下，对现有体制提出质疑或“过于激进”的解决方案，容易被贴上“煽动性”、“破坏性”的标签，受到打压。因此，部分公知可能会选择更侧重于揭示问题，而非提供具体的、可能被视为挑战现有秩序的方案。
4. 公众的期待偏差：
简化期待： 公众有时会将公知视为“万能的”或“能解决一切的”人物，期望他们不仅能指出问题，还能像神探一样拿出完美的解决方案。这种期待可能过于理想化。
“看戏”心态： 部分公众在围观公共事件时，可能更倾向于看热闹、参与情绪表达，而非深入研究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他们更喜欢听到那些“说出了我想说但不敢说的话”的批评，而不是那些需要耐心和专业知识来理解的政策建议。
5. 公知群体的多样性与内部差异：
并非所有公知都是如此： 需要强调的是，“公知”群体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些公知确实会积极提出政策建议，参与公共事务的具体建构。例如，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他们会在其专业领域内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或政策建议。
被代表的“公知”形象： 媒体的聚焦和网络舆论的传播，往往会放大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或观点。如果某几位有影响力的公知更侧重于批判，或者其提出的方案不被采纳，这种印象就可能被泛化到整个群体。
三、 为什么“提出问题”本身很重要？
尽管存在“只提问题”的印象，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提出问题”的巨大价值。
民主社会的基石：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人敢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才能推动社会反思和进步。
激活公众参与： 问题能够引发公众的思考和讨论，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起点。
推动改革的动力： 没有对问题的识别和揭示，就不会有改革的动力和需求。
纠正错误与防范风险： 公知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对不合理现象的警示，有助于纠正错误，防范潜在的社会风险。
四、 如何看待“公知提出解决方案”的挑战？
即使是那些愿意提出解决方案的公知，也面临诸多挑战：
解决方案的复杂性与细节： 好的解决方案是系统性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模型和细致的分析，这超出了许多公共讨论的空间。
解决方案的政治性与利益博弈： 任何解决方案都会触及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会引发政治上的博弈和阻力。
解决方案的周期性与调整： 解决方案的实施往往需要时间，并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这与媒体传播的即时性有所不同。
公知自身的专业能力限制： 即使是专家，也可能无法完全掌握某个领域的所有细节和复杂性，其提出的方案可能存在不足。
总结
综上所述，“公知只能提出问题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印象，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包括：公知角色的核心职能（监督与批评）、公共领域话语的特性（“破”易“立”难）、政治与制度环境的制约（权力不对等、责任规避）、公众的期待偏差，以及公知群体内部的差异。
然而，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提出问题是公知功能中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一环。 公知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警醒者”，其价值在于敢于揭示被忽视的矛盾和不公，激发社会的良性反思和进步动力。而解决方案的提出和实施，则需要公知、专业机构、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将所有解决问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公知，是对其角色定位的误解，也可能忽略了社会系统性运作的复杂性。
更健康的社会生态是，公知能继续履行其提出问题的职责，同时也有更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或机构能够基于这些问题，提出并推动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意见
大概是在10年以前，有个“经济学家”叫刘植荣，他写过一篇有关世界各国工资调查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个里面，他在对比了世界各国的工资之后，说：
衡量最低工资的指标有3个，第一个是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用于解释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第二个是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用于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第三个是最低工资的增长率，用于解释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情况。
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数据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是：埃塞俄比亚127%，刚果金125%，阿富汗113%，巴基斯坦110%，印度106%，芬兰66%，尼日利亚66%……中国是25%，世界排第158位。值得注意的是，有25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国家）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他说这个话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最低工资太低了。为此，他甚至拿非洲不少国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这个事，来证明非洲国家都比中国要好。
但问题是，他根本不去想为什么非洲会出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人均GDP的诡异现实。
实际上，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人均GDP，要么是这个国家工业化人口少，所以工业化人口的收入远高于农业人口，由此也就导致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人均GDP。要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或者统计方式有问题。
比如说，在1952年，中国的GDP大概是600多亿人民币，人均GDP也就是150元左右，平均到每月大概是13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排级军官的工资大概是六七十元，相当于5倍的人均GDP。我国城镇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有400多元，相当于3倍的人均GDP。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太穷了，工人的工资相对与农民、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高，并不代表工人过的一定有多好。
而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2．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
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6120元/年，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一些地区最低工资多年不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吃皇粮的工资幅度。
这句话一听是很有道理，忧国忧民、为民请愿之形象跃然纸上。但当时显得蛋疼的我顺手查了一下，2008年贵州省的人均GDP还不到1万元。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元的省份，最低工资却要将近每年14000元。
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的省份，要是规定一个每月将近1200元的最低工资，将会是一个怎样魔幻的政策？当地企业会不会骂街说政府SB？
但是写这个文章的人是不管的，普通读者也是不会去查的。
这类人研究问题从来不是先看问题，再分析成因，继而探讨多种可行性解决方案，然后找出消费比最优或最适合当下的一种。而是先看外国是怎么搞的，然后直接让中国按照外国的标准来办。
而在这种文章里，自然是离不了美国的。
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国会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这要不是有互联网，这要不是我有在美国的朋友，这种话我还真信了。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州权与联邦权是分离的。联邦政府雇员的工资或许可能经过国会批准，但是州政府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州政府以及下面的雇员调工资还得要国会批准，这是有病么？
再说，美国各地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是跟地区经济息息相关的。就算是同一个城市，收不上来多少税的贫民区和富豪遍地的富人区，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能一样么。
为了说明中国的公务员贫富差距有多大，他还说：
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平均月工资为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元/月，普通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职部门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可这话直接就被美国大使馆打脸了：
根据联邦人事办公室（OPM）的规定，2016年普通级公务员的薪酬标准是： 1级1等最低，年薪为18343美元；15级10等最高，年薪为133444美元。 由于每一级之间分为10等，每等之间的工资不同，因此上一级别的1等、2等工资，基本比下一级别的9等、10等工资低，比如今年15级2等的工资是106068美元，比14级9等的工资110535美元、10等的113444美元低。换句话说，年资较浅但级别较高的雇员，其工资可能比年资较老但级别较低的雇员少。
这可是美国大使馆自己发布的内容。这中间最低档跟最高档的工资都已经查了五六倍了，哪来的60%的说法？
我自己并非经济学专业出身，但即便如此，靠着网上能查到的一些信息以及常理，都能看出这位”经济学家“是在胡说八道，以及他的所谓“全国最低工资1177元/月”有多么不靠谱。而在当年，这种公知可以说遍地都是。
他们的话之所以能让人信，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普及，大多数人能接收到的信息渠道有限，并且对互联网信息的质疑也不够，所以这些人往往说什么是什么；另一方面，这些人在说自己的话之前，总是先给自己立一杆道义的大旗，你骂我你就是极左、小粉红。
然而，这些人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为了民生，他们却恰恰又是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之一。就比如前面提到的1177元的最低工资问题，我当时之所以觉得这个标准有问题，是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山东的某个乡镇上，当时我们乡镇很多人一年也就能挣个万把块钱。之后，因为专业实习的原因，我还去过陕北、湘西、贵州、甘肃、内蒙等不少贫困地区，对于当地的人均收入、工资标准等还有一定的了解。在大多数人一年总收入也仅有1万多元的情况下，定一个1177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全国各省统一……智商正常的人稍微一听，就知道有多扯。
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公知之所以能干出这种事来，是因为他们与民国时期的不少“大师”别无二致。民国时期的很多“大师”的成长路径是生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之后出国留学或在国内读大学，再之后留在大城市工作。他们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与占据了80%以上人口的农民是绝缘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村的现状，也不知道农村人想什么。所以，最后夺下了政权的，是那个要“农村包围城市”的政党。
现在的很多公知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往往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怜悯，而根本不会去听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更懒得与他们交流。就像是当年因为“韩三篇”而暴得大名的“公民”韩寒，自小在上海成长、少年成名并且获得了巨额财富的他，看似在为民发声，但是他发的是什么声、又在为谁发声呢？
他们所设想的很多“解决方案”，也不过是把国外成熟的方案照搬过来，或者自己开脑洞设想一个方案。好比说在如何保护妇女就业权利的问题上，不少人就是上下嘴唇一碰，说“要落实《劳动法》，保证妇女就业平等”、“保障妇女产假落实”等，要么就是直接把欧洲对于妇女就业的各种政策直接拿过来。这种东西，女性看了肯定高兴，谁又会管实际情况如何呢？
我的某位老师，是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妇女权利保护。但她更靠谱的地方是，她会去各地调查，一方面听取农村、基层女性对于就业、权益等方面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去企业等地方了解企业的难处和他们的顾虑，之后再组织大家交流，商讨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许最后商讨出的方案并不完美，形成的提案也不一定会落实，但这个方案无论如何也要比那些公知们拍脑袋想出来的靠谱。
就这几年我与各种公知的对线经历来看，大多数公知先不说方案的对与错，他们连引用正确的信息都做不到，不少人甚至还在用那种一眼假的信息，各种bug让人想吐槽都无从下口。靠着错误的信息，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答案。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熟练地甄别和引用各种信息，并且愿意基于合理的逻辑而得出相应的结论，那就是正常的学术研究。这种人即便是对国家有所批评，那也是有理有据，你也很难把公知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譬如，国内某个在90年代极度活跃的文化人，是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曾写过一本至今还很有名气的书。在这个书里，这个人认为宗教信仰导致了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是英美稳定而强大的根源。中国在过去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没有保守主义传统，所以社会变革剧烈，所以无法像英美一样发展。他本人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但凡遇到任何社会问题，他都能给你往宗教信仰上扯。
所以，当某地发生官员腐败案件时，正常人想的是如何健全监察体系、完善制度漏洞，这个人说的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因此腐败频发。当某地出现生产事故时，正常人想得是加强安监巡查、强制性建立实时监控系统等，而这个人说的是中国人利欲熏心、没有信仰……总之，因为中国人没信仰，所以各种坏事都干得出来。可你要问他欧美人有信仰，为什么也有罪犯呢？他是不会理你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公知虽然可以通过媒体获得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因为本人极度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所以公知治国往往并没有太好的结果。比如在冷战时期，著名作家哈维尔领导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运动，并在1989年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以及后来的捷克总统。这个从来没有过任何国家治理以及行政经验的人，因为在反对共产党运动中积累的名声，一跃而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
作为作家，哈维尔将其感性的一面应用到了治国之中。比如在外交上，哈维尔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小国的现实，坚持要搞“价值观外交”，在对台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而在内政上，正是在哈维尔的治下，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哈维尔其实就是个小号的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存在感比较低，哈维尔也就不为人所知而已。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官僚体系虽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也有有其优势。这个优势在于政府高层都是通过层层选拔和提升而来，他们对于从地方到中央的整个体系有着全面的了解，也熟悉基层、市、省等不同级别机构的运作模式，因此中国官员的行政治理经验相对是比较完善的。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系相比，大多数全民普选的国家和地区，总统以及省市一级的官员都是直接选出来的，不少人此前可能只是企业高管或在演艺界、体育界有一定影响力，但因为能拉票就成了权力的掌控者——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施瓦辛格和特朗普。要是这国家本来底子不错，折腾一下也没问题。可对于很多本来底子就不行的国家来说，这种人上台，无疑就是在折腾。
当下的中国其实是需要公知的，但这种公知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以专业知识推动社会变革，而不是以媒体人或者评论家的身份来指点江山。即便是教员这样少年时就已成名、30出头就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天才，在实际执政中犯下的错误也不在少数，更何况普通人。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专业的能力，更要能深入社会，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即便是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他的经历基本仅限于学校范围内，他的专业知识也未见得一定能转化成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还容易落入臆想之中。
整个现在的模式与体制基本都是知乎上口中的“被西方洗脑了的”和“被美国忽悠瘸了的公知”所打下的，列举很少很少一部分：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森大学接受博士课程的朱民（清华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训练的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培训的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访问的张宇燕（曾经任纽约总领事——代表之一为《键盘上的经济学》）
在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院接受培训后在加拿大女王学院访问学者陆铭（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美国接受十年学术法学训练，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博士的朱苏力（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十年）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机械学博士的周济（前任中国教育部部长）
......
还要举多少个例子？你们要的我都有，从经济，要教育，医疗，学术圈，民生，法学...
基本上现在采用的制度——无论是医疗，法律，经济模式，教育体制的都是在西方学习的“公知”们打下基础。然后知乎上天天说，外国是世界上最最最危险的地方，是最最最歧视华人的地方，是最最最坏的群体的集合...配合着滚动24小时播出的外国负面新闻，到处都是枪杀，强奸，抢劫，战乱，死人。
知乎上把所有出国留学人员都叫做“特务”的年代好像就快来临了，叫他们做买办群体，叫他们做二鬼子，说他们不爱国所以才用脚投票，他们是病毒携带者，他们发表意见就是公知。不能指出问题，谈论问题就是给“境外抵刀子”
很魔幻，很荒诞，很匪夷所思。
产品出了问题，任何使用的人都可以提，而解决办法是公司应该去想的。
使用者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即使他是这个公司的铁粉。
能提出问题都不错了。
毕竟小fin红的回路是：喷死提出问题的人，没人提出问题，就不存在问题了。
小fin红是真的想解决问题？不过是被塔干奴了而已。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这问题是个诱捕器啊。
我只能告诉你，你对很多东西的认知，停留在 我不知道 = 没有。
具体你去查罢，言尽于此。[1]
参考
- ^前捷克斯洛伐克运动的发展及影响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f4a2561cce3fb35e3e2a04faa10605b3)&filter=sc_long_sign&sc_ks_para=q%3D%E5%89%8D%E6%8D%B7%E5%85%8B%E6%96%AF%E6%B4%9B%E4%BC%90%E5%85%8B%22%E4%B8%83%E4%B8%83%E5%AE%AA%E7%AB%A0%22%E8%BF%90%E5%8A%A8%E7%9A%84%E5%8F%91%E5%B1%95%E5%8F%8A%E5%BD%B1%E5%93%8D&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us=5269279375214457503
你懂了吧。
我举的例子是孙志刚案件，有兴趣自己查吧
公知的问题不是提不出解决方案，
而是提不出问题。
以大象公会为例，别人的问题都是：如何解决美国抗疫能力差的问题（h1n1时代就暴露了这个问题），而大象公会提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制度使它不会让疫情爆发。
。。。。。。。
问题就在那，非得说没有，被群嘲了就删文，也不道歉。。。。这种打死不改错的死硬分子，装瞎作聋，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还是大象公会，前下属团队回形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吃的肉蛋奶如何消灭巴西雨林”。。。。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这句话听不懂吗？
还有那个谁，明明屋子里有20个蟑螂，别人问怎么解决，他却问：说句好听的，够干什么呢？
够你吃一顿的！什么问题啊这都？
催化纳直接说“要完蛋了没救了都是一种建设性意见”，嗯，那投降也是一种反抗，带路也是一种忠诚咯？
你说他们笨吗？一点也不笨，个个身家零头我都赶不上，一个个都是高知精英，但是偏偏装傻，以及把大家当成傻子。
他们不是不提出解决问题，他们希望问题一直存在，越乱越烂他们越高兴，毕竟越是乱世，各种牛鬼蛇教民国大师才有存在感。
解决问题？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忽悠谁去？给谁带路斡旋去？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谁豢养他们帮忙一起剥削人民去？
只有知识普及大众，所有人都去思考，去探索，去解决，那些招摇撞骗的聪明人才会原形毕露，人人喊打。
能提出解决办法并且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那不叫公知，那叫领袖。
主要是公知们大多数并不是专家。
有高赞举林毅夫之类的例子，其实事自己树靶子自己打。
林毅夫是经济学家，他在做自己本行好不好？
但是世面上那些公知呢？
高晓松一个写歌词的，来讲历史，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柴静中专毕业，后来进修新闻，她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
方方呢？他能解决作文问题，难道还能解决社会问题？
连岳，如果剥开他南方系记者的名头，其实连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都没接受过。
作业本之类就更不用说了。
说白了，市面上活跃的那些公知，大部分连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却硬要做出一副知识分子的姿态，甚至在公知名声臭大街之前自封公知，大谈社会问题。
不可笑么？
提出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的人，全都饿死了。
要提防统治者设下的圈套，知识分子经常落入这种圈套:“让你来处于我的位置，告诉我你怎样做。”
我看到某个回答里出现了这么一句话，笑了，因为我真的遇到过这种事，只不过对方是完全带着探讨的态度说类似的话：“你骂政府可以，骂完了得给出解决办法。”
然后我们就某个具体问题讨论了很久，一步步的提出了很多构想，有些构想一说出来，对方就直接否决了：“不行！法律不支持”；有的构想有些具体的困难，比如我提出“具体可能会有些偏向性甚至是优待性的要求，政策上能否给予特殊支持”，对方回答“可以”；有的构想涉及到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的方面，就成了角色推演，比如我是民间投资者，我核算成本之后无法接受，我会怎么做，对方代表政府会用什么办法把我的资金留下，等等等等。
社会活动是个各集团博弈的过程，公知的问题在于单纯的提出问题，却不尝试与相关方进行博弈。社会博弈的难度之大，大到皇帝都不可能做到随心所欲，何况现代政府。所以，提出解决办法不仅仅代表你发现了问题，更多是表现了你确实考虑过相关问题的复杂性，这样的提出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你既然是对此作出决定的人，显然应该具有我们不具备的知识，应该能够作出我们不能作出的判断分析。”这种态度只会导致博弈中断，最终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发现问题谁都会，但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意味着你不比其他人强多少，那为什么要重视你的言论呢？
其实也有解决方案，大概归类一下的话，大概有这么几大类：
1，放弃马列主义，全面普及基督教。
该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一部分犯罪问题，有社会问题要针对，没有社会问题也要自己弄出个社会问题针对。此类公知试图用基督教全面取代中国的传统道德和马列意识形态，让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并宣称只要大家都信了耶稣，中国立刻变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上神国，再也不会有各种道德败坏的新闻。
2，放弃公有制，全面私有化。
该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经济问题要针对，没有经济问题现场变出几个经济问题也要针对。此类公知试图将中国所有社会资源全部私有化，让中国发展成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经济国家，并宣称只要大家把国有资产全分了，中国立刻变成人均GDP100000亿美元的经济强国，人人都有大米粥喝。
3，放弃国防自主，全面投靠美国
该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和安全问题，有军事问题要针对，没有军事问题也要编造个军事问题来针对。此类公知试图让中国彻底放弃军事自主权，把国防安全全面交到美国佬手里去，让中国成为类似日本韩国这样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并宣称只要中国倒戈弃甲以礼来翔，美帝必能保护中国免收来自越南菲律宾的欺凌。
4，放弃传统盟友，全面倒向西方
该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中国的外交问题，有外交问题的时候要针对，没有外交问题就捏造一个外交问题来针对。此类公知试图让中国彻底和俄罗斯、朝鲜等传统战略盟友脱钩，让中国在外交上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并宣称只要把俄罗斯、朝鲜等国全卖给美帝，中国立刻就能成为美帝的狗中的顶级看门狗，不像那些野狗，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
你不能说“为美国一劳永逸解决中国威胁的方案”不叫“解决方案”，对吧？
这些公知的水平你大约可以通过柴静、陈平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来看个究竟，他们的解决方案萨达姆看了会沉默，卡扎菲看了会流泪，想来想去也就香港废青和乌克兰政府有可能试一试了（结果他们还真试了）。
这种提问，就是“低级红，高级黑”的典型了。自以为在替政府说话，“哎，怎么总有人找政府的茬呢”。但实际上在挑拨我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重要的话说三遍。向党员干部提出生活疑难和工作建议，本来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尊重民意，体察民情的重要方式。
一个普通群众，他/她直接向政府，或者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映自己的困难。这些想法可能完全不成熟，这些困难也很可能是个例。但他/她是没有资格发出声音吗？
毛主席说群众的声音很重要，题主说这些声音是公知的声音。中国共产党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题主这样的一小撮人说民意给党和政府添乱。
题主现在把部分向党和政府表达困难、反映意见的人民群众污名化成公知，指责他们只提出问题不提出解决方案。请问到底是把党和政府当成信赖的对象，在网络上或者直接对党员干部反映问题的人民群众是"公知"；还是像题主这样，把党和人民群众间血肉联系视作无物，污名化群众的人是收了境外势力的钱的是"公知"？
更新:
评论区有人说我被民主洗脑了！
说我被洗脑的才是公知嘛。我宣传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他说我被民主洗脑了！
问题前提就是有问题的。
旧时代的“公知”们（指的是活跃巅峰期在2010到2014年的那些人，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实际上是不吝于提出自己对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虽然这些解决方案绝大部分都不太靠谱，相当一部分甚至一眼看过去就不靠谱，但至少他们是乐意提出一个“终极解决方案”，或者至少给出一个“我觉得应该怎么办”的合理化建议的，争论往往不仅围绕存在问题的事件展开，也围绕提出的这一个或几个建议展开。这种旧时代的“公知”，其实在目前的互联网上还是有不少残存的，虽然他们已经不再占据讨论的主要位置了。
真正不愿意提出解决方案，甚至无法对问题提出任何具体化建议，只负责批判一切的，是近几年在互联网上冒出来的几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的群体。至于背后的机理嘛…
其一，我们都知道这几个群体中有某些个群体爱念经，既然经文里已经有了地上天国的描述，那么教徒自然就不好再“以物配主”用具体的建议来亵渎经文了。
其二，早几年中美无论是物质力量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差距都颇大，兰利那边估计还是想认真搞点代理人的。而最近这几年，兰利估计只指望让这边掉点稳定度，不指望能有什么建设性成果了，策略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因为提出问题，然后同样还能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的人，要是普通的问题呢，我们一般都管这些人叫热心群众、技术大神、好领导等等称呼。
遇到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关乎国家前途、人民福祉，能提出问题，给出可行性办法的人，通常被我们称作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总设计师。
而没有问题创造问题，给出问题却给不出可行办法的，问题小了我们管他叫不靠谱、喷子。
问题大了我们一般就称呼他们是公知了。
我看一些回答竟然又开始偷换概念，我们说的公知是什么人你心里没数么？何必装聋作哑还刻意的把“公知”和各种不靠谱的精神外国人划清界限？
他们真能划清我们能恶心他们么？
我知道你会衰老，衰老就会死啊，你怎么还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自己的命不要了吗？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法的。
着手解决问题的你看不到了，那些傻逼问题和言论是专门留下来的给他们拉人气的。
比如，行动派的北大姑娘消息你听不到的。哪怕是把她污名化的“受境外势力煽动”这个说法，官方都比较忌讳不愿提。
因为公知不是蝙蝠侠，不是罗宾汉，不是咸蛋超人....
你怎么知道公知没有提出过解决问题的办法？
贴一个旧文。
赵鼎新的思路里保证民主政体良性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所谓“忠诚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与执政者有一些基础的价值共识，但在具体的执行方针中却又存在不少分歧。
当可以不断还原的基础价值共识存在时，辩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良性的，同时对双方而言也存在着足够操作的妥协空间。但当基础的价值共识消失之后，妥协空间随之消散，斗争逐渐变得无所不用其极直到不死不休，将传统中的底线一条一条打破。这是个我们很熟悉的剧本，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这些年政局的不断恶化。
虽然国内不是民主政体，但拥有制衡政府之能力的社会精英（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公众舆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大抵可以套用这个视角分析。当邓于合法性的最低潮南巡之后，关于改革的共识成为了社会精英与体制的共同价值基点。除去少部分自身也鲜有影响力的极端反对派之外（这部分人一般也都直接消失了），大部分社会精英，包括主流的知识分子，都被团结在了改革的大旗之下，对各种进步信号持鲜明的赞许态度。
而改革共识的余荫经历三十年后已然风雨飘摇。
按照赵在18年底发的一篇文章，他在微博上同样发现了类似美国的社会大撕裂的端倪。
人们甚至不知道，彼岸是否真的存在。
公知是有方案的，但是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
因为公知不是革命家，他们的方案希望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问题。
为了让自己获益，同时得到人民的支持，于是精心包装起来，打包成一个看起来非常富有正义感的问题，然后推销出去。
公知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每个人的想法和看法莫衷一是，但是争取话语权为自己捞取好处，这是取得了共识的，在这个基础上，相互配合，利用舆论，相互促进。
他们并不是要为大众代言，而是要利用大众在思想上混沌，以此夺取利益。
公众反对公知的出发点在哪里？
就是因为大众并非是无知的，也绝不是愚蠢的，任何人都反对被人利用，被人欺骗。
在公知的群体里，有聪明的，有聪明过头的，有鲁莽的，甚至其中一些蠢笨无知。
蠢货公知干出了蠢事，结果连累整个公知群体，让人们知道了公知的真相，公知由此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就在这个问题下面，就有人搅混水，将公知群体故意扩大化，将真正提意见的人，也自动混入公知群体，然后绑架大众，叫做都是公知。
人民反对的是哪些将个人利益包装起来，混入大众利益，看似为民请命，实则谋取私利的人。
大众凭什么给你的私利买单？
比如蜡笔小球。恨国恨到丧失理智。
戊边将士那是国之忠魂，是在守护所有中国人的利益，一片孤城万仞山，虽千万人吾往矣。
他们个个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这个蜡笔小球就提出了方案，鼓动老百姓自毁长城。
这样的公知不但要打倒，还要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能翻身。
一些聪明的公知看见这样的蠢货，就想切割开来，就想把他开除出去。
老百姓能答应？
想都别想。
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民，不是公知。冒着枪林弹雨前进的是人民的子弟，不是公知。
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必须清澈得如同纯净水，没有一丝杂质。
这和公知没关系，而是客观规律：提出问题比提出解决方法简单。
劝某些老哥别装外宾。
实际上他们提出指控之后往往都是有提出所谓的解决办法的（尤其外网），只是这些解决办法可以说绝大部分非蠢即坏——起码早年我看到的如此。举两个例子：
指责国人如何道德败坏，然后说问题是没有信主，没有信基督教，信了就肯定温良恭俭让，不信难怪这么道德败坏。或者说解决办法就是田目化，这样老百姓会如何如何。
——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除了欧美那些发达国家还有大批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纳米比亚，比如巴西，比如我国东南隔海相望的，邻国中信基督教比例最高的国家菲律宾。他们怎么保证信教等于素质高呢？反过来说日本这些信神道教这样非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就一定道德败坏了？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皿煮国家，宗教信徒的比例不低吧？印度人是面对独行女性素质好了，还是在保持个人卫生上靠谱了？
指责国人严重的碳排放和污染环境，然后说解决办法是能源企业要搞私有化，避免低效率，而且国人要大幅度削减煤炭使用量，比如使用清洁能源或者比较清洁的化石燃料（好比天然气），工厂要大范围关停。
——那些工厂关了的失业的熟练工人找谁再就业？私有化等于山清水秀企业效率高，那隔着青藏高原的印度就是私有化的，印度空气质量如何？印度腐败情况如何？印度普通人在国家命脉私有化之下又如何？东南亚那些体制类似印度的国家情况又如何？，烧煤的人现在强行让他们降低碳排放去烧天然气，没钱怎么办？光冻着？
我那些年英文的维基百科看多了，结论就是，大部分这种言论都是拿部分的事实（比如美国人信基督教比例高），来推出一个看似有道理的逆命题（信基督教的国家必然是发达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他们讲的话，不但和国内主流舆论、数据和事实相左，跟我看到的洋人讲的观点也在打架。
说的难听点，他们中很多人估计是没下过农村也没干过车间的，有些建议在我这种工业口出来的年轻人看着就贼尴尬，精神上要如何如何，思想上要如何，然后技术上我想了一下，根本没有那个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好吧，讲的直白一点，何不食肉糜？物质上的关怎么办？资金上的缺口又怎么办？靠财政补贴？靠个人被牺牲？还是靠西方援助？难道跟旧日本的精神注入棒一样只要心想就能事成吗？
没必要像高赞回答一样杠“题主也这样”，我不信那些给那个回杠点赞的人从没出国，也从没接触过那些人的发言。
推上脸书上电报上国外平台限制那些人发言了？然后呢？外网上他们又发表了多少高论呢？
他们不是不想解决问题，只不过他们认为问题就是你我。
胡说八道，B站有著名公知马前卒，天天在视频里给出惊世骇俗解决方案。
公知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提出解决办法，毕竟我们评价冰箱不需要懂得制冷，批判一个议题不代表我们要懂得如何解决。
公知主要的问题是总是喜欢幻想出某个「完美」的参照体作为对比批判对象的依据。但问题是他们找出的那个参照体，很多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根本不了解。这并非中国公知独有的问题，外国的公知也是。
启蒙时代的哲人们够味大了吧？可是伏尔泰一天到晚为了批判法国的专制制度，却总是喜欢拿出中国清朝封建体制作为参照体。吹嘘中国的制度是「历史上最完美最了不起」的精神。
但他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科举制度是不是择优而不重家世？某种程度上是的，但他同时也使皇权达到巅峰并且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儒家精神是不是实证主义？某种程度上是的，但真正领会这类儒家精神的反而是异类，因为绝大多数人研读儒家经典不过是为了高中进士升官发财。他们懂得各式各样的典故写的一手好八股，但他们真的了解儒家思想吗？《儒林外史》里对此早有充实的描述了。
中国的皇帝(那时是康熙)是不是雄才大略，是不是苏格拉底所称的哲人王？康熙的确程度上雄才大略，也了解儒家经典，但是他与苏格拉底的哲人王一样吗？
所以你看，伏尔泰知道真实的满清是怎样的吗？不，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在意，因为他赞美中国清朝只是为了批判法国波旁。
同样的道理套用中国的公知也是如此，他们或从道听涂说或从浮光掠影的见过几分表面，就自以为了解了外国，但他们甚至连中国都不了解。
这就是公知最大的问题——为了批判而强行对比。
网络上四处流传的什么「工匠精神」、「德国下水道」，这些有的没的谣言，又是源自何处？
日本的确崇尚匠人，的确有达人尊称，但这跟网络上流传的匠人精神一样吗？日本人的确不喜欢麻烦人，的确有礼貌，但是这礼貌与不麻烦人，跟中国网络上所传的又是一样的意思吗？
公知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没找出解决的办法，毕竟找出问题就够了。他们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说服力，总是不顾自己知识的匮乏对外国了解的贫弱，随意张口就来的强行对比。
很多时候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态度，既然他们已经认为某个地方存在了问题，那么其他国家就必定是好的或是完美的。
但其实，
他们只要好好的说出问题在哪，别随意对比(尤其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尊敬他们的。
另外，公知们普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脱离人民。很多时候公知都会有一种倾向，他们认为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自命「忧国忧民」，把自己比作「人民的启蒙者」、「引导者」。
但是，一个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是绝不能脱离群众独自待在象牙塔的。当你居于学术高塔之内，闭门造车只满足与同类们探讨，自行与人民群众隔离，甚至树立起藩篱只为衬托自己的「独立思考」，任凭你有多高超的学识，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时代里，最不缺的是《大明王朝》里的严党，但消灭严党不是靠一群自命清高的清流能完成的。且不提这批清流们是否真正忧国忧民，即便如此，满口大义却未能真正与民同戚者，依旧是靠不住的。
我们需要的是海瑞而不是清流，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胡宗宪而是严党。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站在人民这边，而不是打着「为民请命」旗号，为自己谋求利益的苟且之辈。无论是「以人民名义，为国揽过」实际上贪赃枉法的严党，还是以「为民请命，割除弊病」实际谋求名声的清流。
清流总是以严党为目标，但他们真正能做的不过是逼死胡宗宪然后批判海瑞不顾大局罢了。
只能说题主认识的公知和我认识的公知不太一样
提出问题不提出解决方法是键盘侠的正常操作，而且不论是键政圈还是体育圈亦或是娱乐圈都是常见现象。
公知的毛病明明是乱给解决方案
所谓全盘美化迎刃而解，如果没解，证明你不够美
讲道理，中国的文化氛围，但凡有能力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的，直接给职位享受国务院津贴就完了。
再讲道理，中国的文化氛围，国家真的招贤纳士，也真未必有多少人愿意干什么“野生知识分子”。
钟南山当年出名可不是因为他服从体制内的条条框框，那是押上自己前途干的。结果就是人家的方法还是好用。
17年后人家名利双收，共和国勋章收入囊中。
你再看看剩在外面那些，高晓松？方方？还是那个什么垃笔小囚？
就中国现在这发展空间，真有本事解决问题的立刻收编，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体制给支持干实事他不香吗？
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只说原则不落实践。这样掌握解释权就等于掌握控制权。不要问为什么有问题，问就是不够信。怎么信？听我的就是信。
现实那么复杂，谁有空听长篇大论分析利害探索实践。口号一喊，筛选出信众，只管按上面的套路来就行了。人吃的就是这碗饭。
公知怎么没有提出方案？
土摩托上节目，给大家算，说中国缺多少豆油，必须放弃自己的农业，向美国恳求垂怜，只有美国的黄豆才能解决中国人的食用油难题，这新闻还能找到的。
方舟子当年呼吁中国放弃主粮生产，全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知乎有无数人追捧啊！
只可惜，这些追捧方舟子的人，说什么也想不到，这货居然屁股都不擦，就去美国做了汉奸。
知乎一直都方舟子的大本营之一。
不知当年知乎有多少人，认定美国人生产的粮食，才是中国食品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逮住我各种喷。
每次我骂方舟子，都会一群人来替这个汉奸说话，认为他的观点可正确了，现在这群人，你让他们再出来走两步？
全国人民会骂死这种支持汉奸的傻x！
这次美国禁华为，各种搞中国，加上疫情的表现，实打实抽了那群指望美国粮食，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天真烂漫们。
当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美国绝不可能在粮食禁运……
给你们这群支持方舟子的汉奸粉，一个大大的呵呵！
我从没想过，这世上还有汉奸粉……
因为提出问题的人，收益成本比更好，且属于生态位的优势位，
类似的话题
-
“公知只能提出问题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个说法，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背后反映了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公知）角色和功能的期待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要详细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 一、 公知角色的定位与核心职能首先，理解公知的定义和其在社会中的核心职能至关重要。 “公............. -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很多人对电磁辐射认知上的一个普遍误区。知乎上“电磁辐射无害论”之所以普遍，背后原因挺复杂，跟科学传播、公众认知、信息茧房以及一些误导信息都有关系。咱们就来捋一捋。为什么知乎上很多人觉得电磁辐射无害？1. 科学事实的普及，但解释可能过于简化： 非电离辐射 v.............
-
在知乎这样一个知识分享和讨论平台上，当话题触及“华为”时，为何绝大多数的讨论最终都会聚焦在其手机业务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这背后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既有华为自身业务的特性，也与知乎社区的讨论生态以及大众关注点息息相关。首先，手机是华为最为大众熟知、也最为直接触达消费者的业.............
-
“内地公知只有煽动者没有实干家”这一说法，触及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议题。要详细解释这个观点，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包括公知的定义和功能、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公知群体自身的构成与局限性，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等。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与功能。 定义： 公共.............
-
知乎专栏文章的设计，目前来说确实只提供了“赞同”这一种反馈方式，而没有“感谢”、“反对”或者“没有帮助”之类的选项。这背后其实有其产品设计逻辑和考量，咱们不妨从几个角度来细聊一下：首先，我们要理解知乎作为一个内容平台的核心定位。知乎的初衷是将高质量的问答和文章聚合起来，让用户能够在这里获取有价值的信.............
-
你遇到的这个情况，在知乎上其实挺普遍的，也确实挺让人好奇的。其实，这背后有好几个原因在起作用，我们不妨一个个来捋一捋。首先，我们得理解知乎“浏览量”和“关注数”这两个指标各自代表什么。 浏览量 (Views)：这个数字基本上是点进问题页面，并且页面被成功加载的次数。你可以理解为有多少人“看过”这.............
-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它触及了用户体验、市场营销、生态系统以及特定用户群体的需求等多个层面。知乎上“macOS 很好用”的说法与实际的市场占有率存在差距，这并非矛盾，而是反映了不同维度上的评价和现实。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一、 知乎用户群体的特性：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知乎作为一个平台的属性。知乎是中.............
-
这个问题，哎呀，真是戳到很多人的心窝子里了。每次刷知乎，看到那些晒图精美、生活看似完美的朋友，我心里也泛起类似的OS：怎么人家姑娘就集美貌、智慧、才华、品味于一身，而我好像就停留在“平平无奇”的地图上？咱们得好好捋一捋，这背后的“知乎现象”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知乎的“滤镜”效应：.............
-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触及了社区文化、用户群体画像、认知偏差以及技术讨论的本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一、用户群体画像与情感连接的差异 1. macOS用户：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 品牌忠诚度高： macOS用户往往对苹果的产品线（iPhone, iPad, MacBook等）有着较高的品.............
-
你这个问题触到点子上了，我最近刷知乎，确实有同感。以前那种老铁们真刀真枪分享经验、刨根问底的劲头，现在是少了些，反倒是“小白”们的热情，怎么说呢，更像是掺了点儿“流量”或者“猎奇”的成分，容易把话题搅得有点杂。我来试着分析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那些“老铁”们好像“沉默”了：1. 老铁们“毕.............
-
知乎上没有“坏问题”选项，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平台运营的许多考量，也体现了他们希望营造的社区氛围。咱们就来掰扯掰扯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这背后的一些道道儿。一、 精致的内容筛选机制：好问题是“养料”，坏问题是“杂草”首先，知乎非常注重内容的质量，尤其是问题的质量。在知乎早期，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核心竞争力.............
-
这确实是知乎上一个颇为普遍的讨论话题，很多人在关于婚恋、择偶的标准以及男女之间价值差异的讨论中，都会触及“女生眼高手低，只想高攀”这个标签。要理解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需要从几个层面去剖析。首先，我们得承认，社会文化和传统观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古以来，婚姻就被视为一种社会联姻，尤其对于女性而言.............
-
“公知”一词的污名化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现象，其背后交织着社会变迁、政治环境、舆论生态以及个体行为等多种因素。要详细解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 “公知”的本义与早期形象首先，理解“公知”的本义很重要。最初，“公知”源于英文的 "public intellectual"，指的是那些在公共领.............
-
“公知”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经历了显著的演变，从最初的褒义词（公共知识分子）逐渐变得复杂，甚至在一些语境下带有负面色彩。因此，要分析“公知”现在为何难混以及未来的出路，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解读。 一、为什么“公知”现在越来越难混？导致“公知”群体在当下生存空间变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也.............
-
中国社会中关于“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涉及复杂的社会、法律和政治背景。以下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同时强调客观性和中立性： 1. 法律与政策的严格性 言论自由的边界：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同时强调言论需遵守法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公知若涉及.............
-
“公知”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起初，它更多是指那些在公共领域发表见解、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如今，它常常带有一些贬义，特指那些批评国内政治、社会制度，观点倾向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知识分子群体。沈逸教授，作为一名在国际关系和网络安全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的观点和立场.............
-
你这个问题问得挺有意思，也确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不少公众人物，尤其是那些在公共领域积极发声、评论社会现象的人，确实有很多是律师出身。这背后的原因挺复杂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聊聊。首先，律师这个职业本身就与“话语权”、“辩论”、“逻辑分析”这些词汇紧密相连。你想啊，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法律条文，理解规.............
-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也触及了网络互动中不少人都有过的困惑。为什么有些“公知”（这里姑且沿用这个标签，但要注意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情绪色彩）似乎更喜欢删那些平心静气讲道理的评论，反而对辱骂性的言论视而不见？这背后的逻辑和心理机制，其实挺值得玩味的。首先，我们要理解，很多人在网上发表观点，尤其是在像“公知.............
-
您好！我作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没有个人情感，因此我不会“讨厌”任何群体，包括“公知”。我的设计宗旨是客观、公正地提供信息和完成任务。然而，我可以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文互联网上，“公知”这个词汇往往带有一定的争议性和负面含义。当人们提到“为什么讨厌公知”时，通常是在讨论某些特定现象和行为，而.............
-
关于“公知”与高校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现象涉及中国社会、教育体系、媒体环境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的多重因素。以下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高校知识分子的特殊性1. 教育背景与专业素养 高校知识分子通常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具备较强的知识储备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这种专业素养使他们更倾向于参与公共讨论，尤其.............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