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知」被污名化了？
一、 “公知”的本义与早期形象
首先，理解“公知”的本义很重要。最初，“公知”源于英文的 "public intellectual"，指的是那些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具有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早期对“公知”的认知通常是正面且带有崇敬的，他们是：
社会良知的代表： 许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敢于发声，批评社会不公、呼唤民主法治的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和进步的推动者。
专业知识的提供者： 他们运用自己在人文、社科、法律、经济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发展提供见解和方向。
独立思考的个体： 他们不依附于权力，敢于挑战权威，以独立的姿态进行公共表达。
理性讨论的倡导者： 他们鼓励开放的讨论，以事实和逻辑为依据，推动社会形成共识。
早期，像方舟子、易中天、许知远、袁腾飞等一批知识分子，在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上活跃，他们的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 污名化是如何发生的？—— 多重因素的叠加
“公知”的污名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相互作用的结果。
1. 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的收紧与对“西化”的警惕：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趋于严格。一些“公知”的言论触及了政治敏感区域，例如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对历史事件的某些解读、以及对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批评。这些言论被官方和一部分民众解读为“西化”、“反华”、“崇洋媚外”，甚至与“颜色革命”相联系。
“姓党”原则下的舆论控制： 在强调媒体“姓党”的语境下，任何脱离官方叙事、挑战现有权威的言论都可能被视为对党和国家的不利。曾经被认为是“独立”的公共表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变得“危险”。
“境外势力”论调的泛化： 一些“公知”的资金来源、信息获取渠道（如使用境外的社交媒体、阅读境外出版物）以及某些观点与西方国家的一些论调相似，使得他们容易被扣上“受境外势力操控”的帽子。
2. 舆论环境的变化与社交媒体的兴起：
从精英垄断到大众参与： 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过去少数精英垄断话语权的局面。普通网民获得了发声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这既是进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信息爆炸与碎片化： 海量的信息充斥网络，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深入思考和辨别。浅薄、情绪化的表达更容易传播。
“回声室”效应与群体极化： 社交媒体算法容易将用户推向观点相似的群体，形成“回声室”，加剧了群体间的对立和极化。支持和反对某位“公知”的群体往往彼此攻击，难以理性沟通。
“标签化”与“妖魔化”的倾向： 在快速的网络传播中，复杂的人物和观点很容易被简化和标签化。一旦某个“公知”的某个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或有害的，他本人及其所有观点都可能被一概而论地否定，甚至被“妖魔化”。
“人肉搜索”与私刑化： 对于一些引发争议的“公知”，网民会通过“人肉搜索”挖出其过往经历、家庭住址甚至联系方式，进行网络暴力和人身攻击。这种“网络私刑”剥夺了其基本的隐私和安全。
3. 部分“公知”自身行为的争议：
言论的极端化与煽动性： 为了吸引眼球或表达强烈的不满，一些“公知”的言论变得越来越极端、情绪化，甚至带有煽动性，容易引发不理性的群体反应。
双重标准与选择性批判： 有些“公知”被指责对国内的某些问题进行严厉批判，但对国外的类似问题却选择性忽视或轻描淡写，被认为是“双重标准”。
个人崇拜与精英傲慢： 部分“公知”可能因为过去的声望而产生个人崇拜，或在与网民互动时表现出“精英傲慢”，不屑于与普通人平等对话，从而引起反感。
商业化与变现的质疑： 一些“公知”的言论与其商业利益挂钩（如出书、讲座、广告代言），这使得他们的独立性受到质疑，被认为是利用公共影响力牟利。
观点的失误与过度解读： 即使是真诚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犯错误，或对事件进行过度解读。当这些错误被放大时，也会损害其声誉。
迎合流量与“卖惨”： 在流量至上的网络环境中，一些“公知”为了维持关注度，可能故意制造争议，或以“被压制”、“被打压”的姿态“卖惨”，这也会让一部分受众产生反感。
4. 社会情绪的变化：
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高涨。当一些“公知”的言论被 perceived 为不利于国家形象、损害民族利益时，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
对“精英”阶层的逆反：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层固化，一部分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感和逆反心理。一些“公知”因为其教育背景、话语方式，容易被视为“精英”的代表，从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对改革失望的情绪： 部分民众在经历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困扰后，对改革的进程和效果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情绪也可能转化为对那些曾经被视为改革旗帜的“公知”的攻击。
三、 “公知”污名化的具体表现和后果
负面标签的泛滥： “公知”不再是一个中性或褒义的词汇，而是被赋予了诸如“汉奸”、“卖国贼”、“崇洋媚外”、“带路党”、“1450”（特指台湾网军，有时也被泛化使用）等负面标签。
沉默的螺旋与寒蝉效应： 遭受攻击和污名化后，许多知识分子出于自我保护，选择减少或停止在公共领域的发声，形成了“沉默的螺旋”。这使得公共讨论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更加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观点极化与理性失语： 污名化导致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更加极端的对立，理性分析和建设性讨论的空间被挤压，真相的辨别变得更加困难。
社会共识的瓦解： 当曾经是社会共识的倡导者被污名化，社会共识的形成和维系也变得更加困难。
总结：
“公知”被污名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政治环境变化、技术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部分知识分子自身行为以及社会情绪变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对过去某些不成熟的公共讨论方式的一种反思，也暴露了当下社会在信息传播、公共表达和群体认同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
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避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而是要深入分析各个层面的原因，并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同时，也需要反思如何在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中，既保障言论自由，又能促进理性、负责任的公共讨论，让知识分子真正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成为被相互攻击的标签。
网友意见
与其说“公知”这个概念被污名化，倒不如说是中国基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人对一个领域的知识了解越多、在一个行业内的从业经验越多，他对于这个行业内的事件就越有发言权。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公共意识”并不能脱离自己本专业太远，否则他对于公共事件发表的观点，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从业者深刻。
中国过去的主流“公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并不是将自己定位为某个领域内公民利益的代言人，而是试图将自己打造为政客式的意见领袖。换言之，他们所要的并不是围绕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深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引导舆论、裹挟民意方面，甚至不惜为此编造一些事实。所谓的日本马桶水、中日夏令营、德国油纸包、美国大停电……早就已经是经典的梗了。
对于这些“公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我曾以为他们无所不知，直到他们说道你熟悉的领域。
从历史的大视角上看，这些老一代公知翻车，也跟过去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增长和自媒体的普及有关。在20年前，各个媒体基本上都是这些“公知”的俱乐部，他们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公众。与此同时，当时国内每年的高考录取人数只有今天的几分之一，留学生人数更是不到十分之一。大量的人既缺乏相应领域的专业知识，也无法出国，“公知”们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稀释了这些精英们的话语权，大学生和留学生的快速增长，也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到专业知识和国外的实际情况。公知们那套老旧的思维方式，自然也就不管用了。
与旧时代公知们一同老去的，还有大洋彼岸的帝国。从根本上说，旧时代的公知们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能脱离冷战思维，在他们眼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远胜过国家利益，同时大多数人也坚信政治体制的变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放在冷战时期，这种思维方式还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冷战体系解体后，这种思维已经完全过时，而美国恰恰是被冷战思维拖累的代表。如今美国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样也作用到了公知身上，他们也同样面临着焦虑。
随着旧一代公知的老去，真正意义上的“公知”正在成长。与旧公知不同的是，新的公知们往往就是就自己的专业谈专业领域，不管对也好、错也好，总之是可以以专业知识进行探讨的。典型的比如复旦大学的沈逸老师，无论是公开演讲、视频节目还是微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际政治、网络空间治理这些自己的专业领域展开的。你可以不同意沈逸老师的观点，但你可以以对应的知识框架去跟他进行讨论。这是过去的公知们难以实现的。
总之，“公知”要想不被污名化，核心就是一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你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内为公众进行利益代言，并借此获得相应的影响力，但不要超脱这个领域之外去干事。就像我的某个大学老师，研究女性主义几十年，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要拿出时间去各地走访调研，听取女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报告提交给相关部门。过去十几年，国内有不少针对女性的新政策，就与我这位老师的调研有关。这种“公知”，我觉得越多越好。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就拿最近两奶与乳协全网发黑稿针对王小七事件，那篇没有一点真实性的黑稿，只要经过大范围高频率传播，一样能在互联网上唬住很多“吃瓜群众”，让他们成功相信王小七身上肯定有“黑料”。
成功的转移话题变成了王小七是不是“别有用心”的人
污名化“公知”的原因很多，我感触最深的是大局党。
他们的口头禅之一是“为国外递刀子”，他们的常见想法有：
“就算你说的对，你也不可以说，因为要顾大局。”
“在大是大非面前，小是小非不重要。”
“这是为大局的一点点牺牲。”
“这是舆论战。”
“民意可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家丑不可外扬。”
……
……
不知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人产生了“自己是大局操盘者”的错觉。是张唯为吗？
请问这些人，你们可以在身边的、学校的、街道的公共决策上施加一点点影响力吗？
连小局的改变都做不到，扯什么大局？
要我说，普通人就需要专注自己的小局， 做出点可见的改变，这才能帮到大局。
如果你自己都不照顾你的小局，谁还会照顾你？海量专们只会考虑要不要建化粪池的大局，不会考虑你的小局。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存在，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公共？跟谁公共？公共点啥？
你都公共知识分子了，是不是还可以共享知识分子？还可以多人知识分子？
写了上千字，结果又让修改，哎。
初看公知的文章感觉震惊，各种内幕，各种阴谋论，看来看去无非就是在暗示你一点，西方太好了，什么都比我们强，我们生活在一个落后，腐败，痛苦的国家。就像我们小时候，大到上学考试，小到吃饭睡觉，永远都不如邻居家的孩子。
中国与国外的差距是有的，但是正在缩小，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但是公知不敢承认，不敢相信，网络的普及也让他们开始发现，原来当骗子的难度升级了。
在国内，“公知”这个概念实际上就等于孔乙己。颇有那么一些人在学术上做不出名堂，于是假装“教化大众”，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你要说他们不学无术吧，他们确实能讲点群众听着新鲜的东西，要说他们是大师学者，业内又不认，恰似用手指沾着酒教小伙计写“回”字的孔乙己。
然而问题在于，小伙计被工作绑定了逃不开孔乙己的喋喋不休，公知的话惹人嫌了可是会被抛弃的。于是，在初期的混乱之后，孔乙己们逐渐将话题从某个字的写法，转移到了能让小伙计们心驰神往或者是心惊胆战的新鲜事上去。对于国内公知来说，最便利的诱惑性话题就是夸外国，最直接的恐吓就是前途焦虑。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被称为“公知”的群体，也就是新时代的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人，不约而同的夸外国生活，因为小伙计被绑定在酒馆里没空看看外头，他说什么你都没法反驳。
孔乙己玩的就是这么简单的花招，讲你不知道的事，调动你的兴趣，让他自己获得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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