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公知们错在哪里?

回答
“公知”这个词汇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往往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指的是那些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被一些人认为代表“公共知识”但其观点被批评或反对的群体。 它们之所以被批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其身份、言论内容、表达方式以及社会背景等多个层面。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公知们可能被认为“错”在哪里:

1. 身份认同与立场模糊化:

“亲西方”或“全盘西化”的标签化: 很多被贴上“公知”标签的人,因为其言论中常引用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价值观念等,被批评为“亲西方”、“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批评者认为,公知们未能充分认识和尊重中国国情,盲目推崇西方模式,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脱离群众,精英化倾向: 一部分公知来自学术界、媒体界等精英阶层,其生活方式、思考模式与普通民众存在一定距离。他们的言论可能显得“高高在上”,不接地气,难以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甚至被视为“精英的傲慢”。
缺乏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深入理解: 批评者认为,一些公知在评论中国社会问题时,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缺乏对中国历史演进、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挑战的深入理解,因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显得空泛、不切实际。

2. 言论内容与视角问题:

过度聚焦负面,忽视成就: 公知们常常尖锐地批评社会不公、腐败、制度缺陷等问题。但批评者认为,他们往往过度放大和渲染负面新闻,而对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进步等方面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导致社会整体认知失衡。
片面理解和误读西方: 在引用西方经验时,一些公知可能存在片面理解,未能看到西方社会自身存在的矛盾、问题和局限性。他们可能只选取西方模式中符合自己观点的部分,而忽略了其负面效应或适用性问题,从而误导公众。
“历史虚无主义”的指责: 部分公知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新中国史等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持有批判性或质疑性的观点,这被批评者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他们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历史贡献,削弱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煽动性言论与情绪化表达: 为了吸引眼球或引起关注,一些公知的言论可能带有较强的情绪化色彩,甚至使用煽动性语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对立,而未能进行理性、建设性的讨论。
将西方政治话语直接套用: 在讨论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时,一些公知倾向于直接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标准,而未能结合中国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讨。

3. 表达方式与传播渠道问题:

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公知们的言论倾向于在特定社群内传播,形成“信息茧房”,加剧了不同观点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使得理性对话变得更加困难。
利用网络平台制造舆论: 一些公知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通过高频率、有组织的发言来塑造公众舆论,这被一些人视为“操纵舆论”,其目的可能被解读为单纯的表达观点,也可能被质疑为有其他动机。
“道德制高点”的姿态: 部分公知在批评他人或机构时,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的姿态出现,仿佛自己掌握了真理,而他人都是愚昧或邪恶的。这种姿态容易引起反感。
身份与利益的关联质疑: 有时,公知们的言论会被质疑与他们的个人利益(如学术地位、媒体资源、国际交流机会等)或其背后代表的某些群体(如西方势力)存在关联,从而削弱了其言论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4. 历史背景与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者”角色: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确实需要“启蒙”,公知们在引进西方思想、挑战旧有观念、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互联网普及后的角色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加速,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对信息辨别的能力也在提高。同时,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也更加复杂多元。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过去被视为“启蒙者”的言论,可能因为未能跟上时代变化,或者其观点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不合时宜,而遭到批评。
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中国正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伴随着各种新旧观念的碰撞、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声音和观点是正常的。对公知们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之间关于发展方向、价值取向的讨论和博弈。

总结来说,公知们被批评“错”在哪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未能充分接地气,与普通民众存在隔阂,言论带有精英化色彩。
在评论中国社会问题时,可能过度聚焦负面,忽视成就,或片面理解西方。
在历史和价值观上,其某些观点可能与主流叙事或国家认同产生冲突,被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
其表达方式可能过于情绪化、煽动性,或带有“道德制高点”的姿态。
其身份和言论背后的利益关联也常常受到质疑。

需要强调的是,“公知”本身并非一个绝对的负面标签,其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立场和认知。许多被视为公知的人,其言论也包含着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和有价值的思考。然而,上述批评之所以存在并广泛传播,反映了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对于公共议题的不同理解、期待以及表达方式的要求。理解这些批评,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舆论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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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在没有民族自信心

他们不相信中国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好日子,他们不相信中国人的基因是优秀的,技术落后经济落后人民素质差都只是暂时现象,他们不相信这些是可以通过努力一段时间改变的。

他们相信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固有属性,无法改变,想要过好日子只能靠别人施舍,所以要去讨好强国,希望他们开心了可以施舍给中国好日子,为了讨别人开心就要顺从,要积极配合,要学习想别人那样思考行动,社会制度要向别人靠拢,甚至言谈举止都要向别人学习。

总之一切源于不自信,自认低人一等,不相信自己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永远都不可以。

而真正有民族自信心的人会这么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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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胎投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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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小说《三体》里面有个三体组织,这个组织在地球给三体人当内奸,还产生过类似于“破壁人”这样的精英,给地球保卫战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三体组织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降临派:这是三体叛军最本原最纯粹的一脉,主要由伊文斯物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组成。他们对人类本性都已彻底绝望,这种绝望最初来源于现代文明导致的地球物种大灭绝,伊文斯就是其典型代表。后来,降临派对人类的憎恨开始有了不同的出发点,并非只局限于环保和战争等,有些上升到了相当抽象的哲学高度。与后来人们的想象不同,这些人大都是现实主义者,对于他们为之服务的外星文明也并未抱太多的期望,他们的背叛只源于对人类的绝望和仇恨,麦克·伊文斯的一句话已成为降临派的座右铭: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但知道人类。
拯救派:这是在三体叛军出现相当长的时间后才产生的一个派别,它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团体,由三体教的教徒组成。
人类之外的另一个文明,对于高级知识阶层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使他们极易对其产生种种美好的幻想。对于人类这样一个幼稚的文明,更高等的异种文明产生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人类文明一直是一个孤独行走于宇宙荒漠中的不谙世事的少年,如今她(他)知道了另一个异性的存在,虽然看不到他(她)的面容和身影,但知道他(她)就在远方,对他(她)的美好想象便如同野火般蔓延。
渐渐地,随着对那个遥远文明的想象越来越丰富,拯救派在精神上对三体文明产生了宗教感情,半人马座三星成了太空中的奥林匹斯山,那是神的住所,三体教由此诞生。与人类的其他宗教不同,三体教崇拜着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与其他宗教相反,处于危难中的是主,而负有拯救责任的是信徒。
幸存派:随着三体运动的发展,三体叛军中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幸存派。当入侵太阳系的外星舰队的存在被确切证实后,在那场终极战争中幸存下来是人们最自然的愿望。当然,战争是四百五十年之后的事了,与自己的此生无关,但很多人希望如果人类战败,自己在四个半世纪后的子孙能幸存下来。如今就为三体侵略者服务,显然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另外两个主流派别比较,幸存派成员都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且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居多,他们如今的数量还很少,但人数在急剧增长,在三体文化日益普及的未来,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你把三体这些派别对应公知群体里面,你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

第一派称为河殇派,或者丑陋的中国人派

认为中国所代表大河文明是落后的,白白占了东亚这么好的地方不知进取,把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文化就是一团酱缸,厚黑学文化横行,中国的象棋里面没有女性,中国的政治就是天子家事,中国的戏曲就是死板不变通,一板一眼都规定好了不让发挥等等等等。代表人物后来获得诺奖,死于狱中。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下他,简直触目惊心,就连美帝国都没有像他这样极端仇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是想让中国亡国灭种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中国,被国门大开时期的西方吓傻了眼,彻底失去了希望,跪下的膝盖生了根,永远站不起来了,很多这种人都是很出名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越读西方的书越崇拜西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的哲人写得东西是和西方现代人的生活是脱钩的,西方哲人的思想生活,跟西方现代的宣传舆论是不一样的,从“应然”是推不出“实然”的,去罗马喷泉旁边洗脚的、在旅游景点涂鸦乱画的,世界各国的游客都有,但是他们只看到中国的游客,然后光骂中国人没有素质。。。

第二派称为“民主就是选票,选票就是好就是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派。

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第一派跪下了,第二派虽然没有跪下,但是觉得第一派人说得对啊,西方确实哪哪都好,我们如果跟他们学,我们是不是也能变好?

那我们学哪里呢?很多人有意无意的略过很多东西,觉得一定要学他们的民主,也就是选票,也就是一人一票。民主本来就不是单纯的选票问题,更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一人一票,但是由于那些人对于民主的认识有限,他们不断强化民主=选票=一人一票,于是在中国许多人宣传所谓的民主就成了宣传选票,宣传一人一票,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民主是不是真的好?他们不去关心,反正他们认为民主是好的,一种反对现实的符号,任何东西都能归根到民主,也就是选票身上,小到公交车上两人不小心踩脚吵起来,大到航天工程没有登月,都可以被他们扯到民主和选票上面,仿佛有了选票,中国人就人人礼让,立即登月成功,立马能制造出来航空发动机,瞬间天下大同,几千年的问题因为一张选票就解决了。

这些人的错误是把选票当成了万金油,成了一种宗教,把美欧日工业文明的成功,当成了民主,或者是选票的成功,无视了广大贫穷的亚非拉国家同样是一人一票,而没有富裕起来,反而是陷入泥淖,无法自拔。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中国和欧美日这些国家,其他国家不叫人,也不提供制度模板,当然他们为了论证民主的优越,把贫穷落后的印度拿出来说事儿,把印度包装的美轮美奂,说印度怎么怎么好,甚至说印度全民医疗,所有人看病不要钱什么的,仿佛印度是人间天堂,十年前的中文互联网上遍地是吹捧印度的文章,真的,如果你没亲眼看过你都不信。

如果他们能够理性客观的分析民主的优点、缺点,并详细论证一个国家通过什么渠道能够更好的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在他们眼里,民主成了一套玄学,或者说一套话语,你不民主,你就错了,即使你发展的比民主国家还好你也是错的

当然,还有一批人把美欧日的成功归结于基督教,于是乎大肆宣传宗教的作用,什么一神教就是好就是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甚至为了骂中国搬出阿富汗比中国强,拜托,暂不说阿富汗哪里比中国强,人家也不信基督教啊

这一派是当年公知们的主力,代表人物李承鹏,姚晨,袁立,吕丽萍孙海英,还有其他等等一批有名的没名的专家学者,这里面有脑子不好使被人忽悠的,比如孙海英,还有的是混进去感觉成为意见领袖很光荣的,在那个时候成为公知很挣钱,很能变现,不得不说当时的整个舆论导向问题很大,公知所吹捧的东西很有市场,也就知道当时社会矛盾很深,不一定全是公知的问题,如果把责任都推给公知带节奏,也不是很客观。

如果前面两派是蠢,第三派就是坏了。

第三派的人叫带路派

80、90年代很多人移民了,他们移民以后还要靠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挣中国人的钱,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移民是正确的,天天喷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有多大。我曾经在天涯上看过一个帖子,一个女的嫁给卡塔尔人,回来骂中国人擦屁股居然用纸,而阿拉伯人都是用的手,这他妈多恶心啊,她居然还说,用手擦完了,再用高大上的水龙头和洗手液反反复复洗干净就好了,所以阿拉伯人用手擦屁股比中国人用纸擦屁股更聪明,中国人不用手擦屁股就是垃圾。我是真没搞懂这些人的脑回路,一时间惊为天人。他们中的部分人移民以后自我感觉更高贵了,便不断喷中国,甚至给遏制中国的政策出谋划策,由于他们身为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一些思维,所以他们提出来的计策都非常稳准狠,这些人比外国人还可恶,这些狗东西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凡事就怕出内奸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人如果不算上移民党,一般是中国对外交往当中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们利用不完善规则的漏洞,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跟广大中国同胞相比,他们跟西方金融资本的关系更为亲密,思维的方式也一样,一旦进行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深水区改革,往往哭爹喊娘,叫嚣着“中国的这种改革是落后的,会严重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企业家是一种巨大的伤害,造成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与世界同行的对抗中处于绝对下风,不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希望政府不要改变他们的挣大钱之路,继续维持自己能够吸血的模式,他们跟三体里的幸存派思考的差不多,反正中国也快玩完了,与其跟你们一起死,还不如给我们一些机会,抱住欧美金融资本大鳄的大腿,我们存活下来

这些人和移民党一样,比上面那些没脑子的货强太多了,但是就是屁股不太正,他们觉得中国这块土地上配不上他们,他们应该有更美好的追求,但是他们没有想过,没了同类组成的祖国的强大,你屁也不是。

三体组织里的人思维中的错,也就是公知们思维里犯的错

我当时读的时候就强烈怀疑大刘这货是不是按照公知的心路历程描写的

一毛一样有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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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我身边的狗崽子吧

资本家的后代,文革被批斗过,后来国家给安排工作,大学教师,语文,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教高中了。

高中启蒙我们大语文,要思考。结果就是我们高考成绩很差。不知道该不该说愤青,反正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什么都不对,诱导我们切盼这个国家应该革命。

上了大学,上了社会。。。。

慢慢的明白了,这些人是恨自己不能欺压百姓了,想自己现在当欧美的买办继续欺压百姓。

这些人不说对国,对党了,百姓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平等的人,是他们应该剥削欺压的,他们不能剥削欺压的时候,百姓就是他们的炮灰。

。。。

这个狗崽子的闺女出国了,也占了国内不少优秀的教育资源,不说学校了,省的引战。

不知道一切是真的自己努力考的,还是仗着资源腐败了。

她闺女在美国应该混的不好。

老杂种还在国内呢。天天没事就是各种负能量,还说批判中国也是对中国的一种爱。但是对美国那个跪舔。对中国是各种阴阳怪气。见不得中国任何好,巴不得中国赶紧死。

。。。

好些事他们做的事看似为民说话,但是他们的目的可不是什么为民,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私货。

民富国穷,还是什么国富民穷,嚷嚷着国家不能干涉市场经济,市场自动调节。先不说什么效率,没利润的资本不去做,再没国家,那百姓就活该遭罪呀。资本不会脱贫吧,国家脱贫了。

就说分配,要不是有一些国资企业兜底,自由市场别说低学历了,一些高学历的又不定怎么被欺负呢。

所谓的民富,是富裕资本家,还是富裕真真正正的百姓呢。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更别说那种希望自己带路欧美,买办中国的了。

。。。

不说什么阶级矛盾。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你以为你和那些公知是平等。

你错了,在那些公知的眼里,你应该是被他们剥削欺压的。

现在这些公知没能剥削欺压你们,没事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给欧美,给资本站位。想法让中国回归成过去那种封建,殖民,这些公知当欧美的买办代言人,或者当资本的代言人。是这些人的想法。

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无产阶级,你说我和这些公知能有的了好脸嘛。

其次这些人是铁了心认欧美当爹的,嘴上说中华民族,那也是想着欧美爹让他们当代表中华当了中间人。可没说想过中华能和欧美平起平坐。

。。。

作为高中被这种杂种老师祸害的,就说一句话。

如果真的有阴间,希望这种杂种千刀万剐。

其次就是也希望现在国家对教育系统的腐败也严惩。不是教育公平了,是一个人要是遇见一个杂种老师真的是毁一生,我也就是命好,大学又遇见了好老师,和自己专业有点万金油,后期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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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并不说假话,很多公知的言论事后证明都是真的。公知最大的问题是话只说一半。


比如疫情初期的时候,公知说:“你国善于解决别的国家不会发生的问题。”

事实证明这句话是对的,千真万确。只不过后面半句“你国更善于解决别的国家会发生的问题”公知没有提。


疫情中期的时候,公知说:“我朋友在美国感染新冠,住院期间没交一分钱医疗费。”

事实证明这句话也是对的,千真万确。只不过后面半句“出院回家后收到十万美元账单”公知没有提。


疫情后期的时候,公知说:“美国的感染人数,一定不会超过200人,一个人都不会死。”

事实证明这句话也是对的,千真万确。只不过后面半句“穷人在美国不算人”公知没有提。


美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互相监督,透明公开,各州自治,尊重人权,尊重生命。总统是傻X不重要,美国的自由民主,美国最优秀的文官制度,根本不需要一个强力的统治者,不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总统的位置上栓条狗都行。美国国力强盛,社会先进,科技发达,人民文明卫生,美国的政府、官员、企业、人民会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们有着强大的自控能力、自发的社会动员能力、优秀的社交礼仪、无需政府鼓动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里面每句话都是真的,只是少了后半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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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最大的错误在于坚持“精英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用商人和政客的方式做学问。

他们更喜欢去高高在上地“推广”“教化”,而不是身体力行去“融入”哪怕只是简单地“代入”一下普通人的视角。

公知的缺点或者说弱点,并不在于其知识水平和资历的不足,而是在于立场和基层经历的缺乏,或者说选择性回避。

因为大部分公知,都是履历光鲜,出身非富即贵,学历上国内名校+海外名校、名企+研究所一条龙,学位、职称等各种头衔一大堆,或虽出身平凡,但因特定时代原因现已身居高位,单凭其自身能力、人脉和资历,都远非普通人可比。

但一个人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或者说,看他是在为谁、为什么做事。

单纯就学问论学问,只是这个经典理论那个数学模型地高谈阔论,左一个“XXX在《XXX》中曾经提出……”,右一个“XXX在《XXX》一文中认为……”,却对普通民众和公共利益缺乏基本尊重,必然会慢慢失去其先进性(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价值),只认为自己有“开启民智”的骄傲,却不认为自己有“听取民意”的必要,很容易就会和社会实际渐行渐远。

评价公知的“好”与“坏”,有两个简单明确的标准:

一、是否双标。即,能否对不同群体、不同国家的同质事物以同一标准进行评判(按公知自己的理论平等地评价)。

二、是否有选择性回避与更能影响到自身发言地位(饭碗)的上位者对立,以及对自己的普通受众拥趸是否存在虚与委蛇的消费行为。


道理很简单,因为,哪怕仅仅只是作为“键盘侠”,不论你是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总要有一个能自圆其说的总体逻辑,对内对外的评价标准是一样的,至少是就事论事的。

在“键盘侠”并未展现出同一标准之前,所谓“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的人设标签,只能被理解成是掩盖真实立场和动机的遮羞布,因为这真不是剖腹验粉的强人所难,就像反帝不反资的人,他就不可能是真“反帝”的,他反的只是自己不是“帝”。

只反战败的和平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真的热爱和平“反战人士”,因为他就不是在反对战争本身。

而作为地位远比“键盘侠”更高,发声力度也更大的公知,作为公众人物,都可以选择“爱国”这个政治正确的标签标榜自己,为自己的言论做挡箭牌。

但衡量一个公众人物是不是真“爱国”很简单,是否对外敢于为国迎难而上,对抗强权,或在自己国家已经是强权的情况下也能平等看待和尊重弱小或落后国家地区的人与事,不参与侵略或做出损害国家声誉的事情。

同时,对内敢于仗义执言去站在鸡蛋一边,为普通人利益发声,或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针砭时弊,不避艰险。

用“公知”们最容易被诟病的一点来说,一个公知如果真的爱国,其对内对外的表达逻辑必然是一致的,不可能“外国的XXX,不好。中国的XXX,好”或者“中国的XXX,不好。外国的XXX,好”(此处的“XXX”代指同一水平、无代差的同一事物),哪怕因其知识水平不够或非专业知识的盲点,导致其作品会有所偏颇和缺失。

所以,或许真正值得批判的,是只能让人选择以“爱国”或者“(被)恨国”为标签做人设,非黑即白,而无法毫无压力去做一名真正的理中客去就事论事的舆论环境吧?


就中国语境来说,做好外国科技和思想的本土化、大众化和去精英化,并努力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先进科技和思想,以全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为目的,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服务,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为国家、民族和人类服务的“公共知识分子”。

就是这种感觉吧。



可能有用的一些东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希望多少有所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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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们最大的错就是无论国内任何的事情,都以欧美国家为标准,大到登月,小到养狗。在他们看来,似乎我们永远是东施效颦,不得其法。吃着碗里的肉,骂着做饭的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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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公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亲民的一类人,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

国内对于公知的定义是《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提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从定义就能看出来,公知的本质是:老百姓都是啥都不懂的脑残,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引导他们

但是现在不是民国初年识字率不到10%的时代了,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阶层,垄断了知识的获取以及意见的表达。老百姓有10件事想说,某位大师提到了其中一两个,大家就说大师真棒,为老百姓说话。

但是现在,谁都能从互联网上获取最新的世界新闻,都能开个公众号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年代,想当公知,想当意见领袖,不是不行,但是你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你得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而大部分的公知,只具有所谓的批判精神,专业素质一塌糊涂,可能在自己的专长上有所建树,但是平时自己喜欢乱发言的领域上,其实能力还不如普通爱好者。(最明显的就是矮大紧了,论音乐能力吊打绝大多数网友,但是历史和政治问题上的发言水准一塌糊涂)

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有874万人,各个方向上具有专业素质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你公知何德何能就要对着所有公共事务都能信口开河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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