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在中国变成贬义词是经过了怎样一个过程？
初期的荣耀：启蒙者与时代的声音
回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刚刚兴起时，它承载的是一种非常正面的含义。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社会思潮涌动，人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也渴望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进行反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扎实学识、并且愿意将自己的知识和见解贡献给公共领域的人士，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他们当中，有经济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有一些在特定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作家。
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
独立性： 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敢于挑战权威，提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公共性： 他们不只埋头于学术研究，而是积极参与公共讨论，通过媒体（当时主要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向社会大众传播他们的观点，启迪民智，推动社会进步。
批判性： 他们善于发现社会中的问题，对不合理之处进行批判，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成为社会改革的“诤友”。
人文关怀： 他们的言论往往饱含对国家、民族和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怀，传递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
在那个信息相对不那么爆炸的年代，他们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和有影响力。他们被视为时代的先知和社会的良心，是那个时代许多重要思想潮流的引领者和普及者。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这样一群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
转折的起点：信息爆炸与权力重塑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爆发，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多方面的，也为“公知”的“变质”埋下了伏笔。
1. 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与去中心化：
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 过去，知识分子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发声，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媒体的编辑导向和审查机制。互联网则提供了一个几乎无门槛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发声。
“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评论员”： 以前，普通人获取信息、表达观点非常有限。互联网让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也让更多人的声音得以呈现。这既是进步，也意味着专业知识和非专业意见的界限变得模糊。
2. 网络社群的形成与回音室效应：
观点的高度聚集： 网络社群的形成使得拥有相似观点的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圈子”。在这个圈子里，相同的观点会被不断强化，形成“回音室效应”，而异见则容易被排斥或边缘化。
“站队”与身份认同： 在某些议题上，网友倾向于“站队”，并将其上升到身份认同的高度。一旦某个知识分子在某个议题上表达了与群体不同的观点，就可能被视为“背叛”或“对立”。
3. 网络语言的演变与“污名化”机制：
草根文化与解构主义： 网络语言充满活力，但也常常带有戏谑、解构和攻击性。许多原本严肃的词汇在网络环境下被戏仿、变形，产生新的含义。“公知”这个词也在这种语境下被“玩坏”。
贴标签与群体攻击： 在网络论战中，将对方归为某个负面群体（如“公知”、“汉奸”、“五毛”等）是一种常见的攻击手段。一旦某个知识分子被贴上“公知”的标签，其观点很容易被一概而论地否定，而无需深入探讨其内容本身。
4. 社会情绪的放大与“仇富仇精英”心态的滋生：
贫富差距与社会焦虑：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压力等。这在一些群体中滋生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和不满情绪。
精英的“原罪”： 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在国外留学或旅居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国内一部分普通民众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对国内社会提出批评时，很容易被解读为“精英对普通人的俯视”、“忘本”、“崇洋媚外”，甚至“吃里爬外”，从而引发“仇富仇精英”的负面情绪。
5. 少数代表的“负面案例”的放大：
言论的失范： 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一些人，他们的言论过于激进、偏激，甚至出现事实性错误，或者其立场和动机受到质疑。例如，一些人发表的极端言论，比如对中国历史的否定、对国家制度的攻击，或是对某些社会事件的片面解读。
媒体的聚焦与选择性报道：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可能会放大这些“负面案例”，而对那些理性、建设性的声音相对忽视。这导致在公众印象中，“公知”的形象被这些少数案例所代表和固化。
“汉奸”标签的泛化： 一些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这个标签在中国有着极强的历史和民族情感基础，一旦被打上，几乎就意味着被全盘否定。
从“公知”到“公知”：贬义的形成与巩固
到了大约2010年以后，“公知”一词的贬义色彩已经非常浓厚。这个转变过程可以这样概括：
早期的尊敬： 核心群体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公共关怀的知识精英。
中期的模糊与争议： 互联网兴起，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社会情绪复杂化，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开始引发争议。
后期的妖魔化与污名化：
网络群体的反击： 在网络上，一部分网民开始反击他们认为的“公知”所代表的“精英话语”，并利用网络语言对“公知”进行解构和嘲讽。
官方的舆论引导： 在某些时期，官方媒体也会参与对某些“公知”的批评和“揭露”，进一步强化了“公知”的负面形象。例如，在一些涉及社会敏感事件的讨论中，某些“公知”的观点被定性为“否定中国”、“煽动颠覆”。
“人设”的崩塌与“反噬”： 一些曾经被视为“公知”的知识分子，由于其言论被认为是虚伪、前后矛盾、或者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符，导致“人设”崩塌，受到网友的“反噬”。
“公知”的自我审查与沉默： 在高压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沉默，或者发表更加温和、谨慎的言论，以避免成为攻击目标。这反过来也使得真正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声音更加难以发出。
如今的“公知”：一个被解构的符号
如今，“公知”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或身份描述，它变成了一个标签，一个承载着复杂情感和政治立场的符号。当人们在网络上使用“公知”这个词时，往往意味着：
批评者： 持有与主流观点不符，尤其是批评中国社会和政府的观点。
精英主义者： 被认为脱离群众，用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社会问题。
西方思想的拥趸： 被认为过度推崇西方模式，否定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
煽动者或制造负面情绪者： 被认为热衷于传播负面信息，挑起社会矛盾。
甚至是“汉奸”或“卖国贼”： 这是最严重的贬低，直接将其上升到国家民族利益层面。
“公知”的“变质”过程，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不同群体之间思想观念的碰撞、信息传播方式的剧变以及权力话语的博弈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因为它可能扼杀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的精神，让社会失去一些宝贵的“异见”。而那些真正有良知、有见识、愿意为公共事业发声的知识分子，则可能在这种模糊和污名化中被埋没，或者被迫选择沉默。
网友意见
大家都没有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所谓的公知，甚至说知识分子，其实早就已经是过去时了。不错，当今中国，已经不存在一个适当的知识分子群体了。
请注意，我说的是不存在“适当”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是说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相反的，正因为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才完全没有必要专门弄一个名词来指代他们。
知识，在以前是奢侈品，是稀罕之物，为了称呼这种稀罕之物，才有了诸如“文人”、“知识分子”这种专门的称呼。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受人尊敬的，是拥有一些特权的。比如秀才上了公堂可以不跪；比如你去拜见谁，人家要表现得很积极，以博取“爱才”的名头；比如读书人可以一飞冲天；比如官场上大家同学提携；比如读书人一般都是地主。总之，这些读书人，对比普通人来说，他们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是高人一等的，是有特权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到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到大学扩招，到一波波学生毕业。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极少数初中文化及以下的，谁不是知识分子？你当个历史老师就敢宣称是知识分子，人家计算机博士难道不算？工程师难道不算？你懂几个知识？当一块砖掉下来砸中10个人，其中9个都是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这种称呼已经不在蕴含过去那种高人一等的尊敬了，这种称呼的意思已经无限接近于“人”这种通用称呼了，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如袁腾飞这种货色居然抱怨现在不优待知识分子，想回到宋朝。而宋朝所谓的优待无非是让知识分子的特权更明显一些而已，袁腾飞这类人的真实目的就是就是要高人一等。我就想问问你算老几？大家都是知识分子，谁优待谁？你想比谁高一等？你还以为你可以骑在人民头上吗？
不错，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就是要将自己从普通人之中区别出来，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希望如同他们的前辈一般，利用自己的知识让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高人一等。当然了，这样的目的是不能很明显的说出来的，他们中也有一些相对比较温和的人，其高人一等的目的并不突出，也许只是想赢取声望而已。但归根到底，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频繁在网络上、在媒体上出现，他们就是要通过运用知识来获取特权。本来，如果这帮人的知识水平确实突出，他们通过知识换取利益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是事实上这帮人的知识水平并不比普通人高多少，他们的知识是不足以支持他们达到其“骑在人民头上”的目的的，所以他们被拉下马来是迟早的事情。
最初时，由于学生们毕业得少，见识也不足，这帮人在拥有话语权，在见过一定世面的情况下，通过玩弄文字游戏，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那并不真正高人一等的智商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妄图骑在人民头上的谎言了，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仍然将人民看作愚昧无知、仍然坚持希望依靠玩弄文字游戏来愚弄人民的残余份子，必然会干出更多的蠢事，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因为说一句谎话就要说一千句谎话来遮掩，这样的谎言帝国注定会崩溃。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所谓的公知们的成分就能发现，这帮人通常包括一下特征中的1至多项：1出过国，有利于掌握一些别人难以掌握的信息；2职业与媒体相关，有利于掌握话语权；3职业为律师、教师、各种信息咨询师、艺术相关工作人员等，有利于掌握文字权；4明星，拥有光环效应，掌握话语权。这其中特征1具有一定的知识优势，但这种完全依赖于转移知识的特征，只能是一次性的，当肚子中的墨水被挤干后，只能依靠虚构谎言来维持自己的“信息”，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某些根本不存在的“外国”长期活跃在我国网络上；拥用特征3的是这帮人中唯一有知识潜力的群体，但特征3人群中真正有水平的人却很少整天泡网上BB，换句话说，喜欢上网BB的，有很多都是选错了专业的；特征2和特征4的人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但大家要知道，虽然过去记者算高收入行业，现在其实当个记者要求并不怎么高。而明星们通常知识水平更是低于平均水准，不信大家可以去各大艺术学院观察一下。通过分析就能发现，所谓的公知群体，和人民群众相比，特别是和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相比，除了拥有一定的“一次性”知识优势外，并无什么其他优势，很多地方反而有劣势，这样一群人妄图通过操控知识来骑在人民头上，只能依靠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当这些伎俩逐渐被人熟悉后，这帮人理所当然会被人民淹没。
丁来峰是资深媒体人，《国际公关》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微博著名的自由派大V，获评新浪热门微博2013年度10大时评人。
4年前他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
写的就是他爷爷因为担任了一个月的乡长，49年解放后就坐了牢，58年出狱将近10年，丁来峰爷爷出狱后：太爷爷、爷爷、姑姑、叔叔都死了，丁来峰爸爸昏死一天侥幸活过来。
不亏是资深媒体人，这文笔生动，凄惨绝伦，血泪控诉，催人愤恨。
你们可以好好看看。
后来网友发现丁爷爷49年解放后就坐了牢，58年出狱将近10年。如他文中所说，59年丁来峰父亲8岁，丁来峰姑姑5岁，丁来峰叔叔3岁。也就是说，在他爷爷坐牢的10年时间里，丁来峰奶奶竟然为丁家陆陆续续地生下了3个孩子。
但不知，丁来峰奶奶的这三个孩子是哪来的？
后来丁来峰就表示其实爷爷只坐了4年牢，没有十年那么久了。
可是网友又发现丁爷爷如果是坐了四年大牢的话，从1959年算起，一个孩子8岁，另一个是5岁。 如果说的是周岁，那该分别是1950年和1953年怀孕。如果是虚岁，那就是1951年和1954年怀孕。 也就是说丁来峰的爸爸、叔叔、姑姑其中至少1个或者2个是野种。
所以丁来峰爷爷应该是被气死的。
而且无为县49年1月解放，他爷爷就果断放弃去台湾的机会。
1949年10月1日国庆时，蒋介石还在广州，（当时广州还没解放）老蒋彻底离开大陆是在49年的12月10日，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离开的。
丁来峰爷爷只是一个乡长，比老蒋提早九个月就知道江南半壁不保，这也太厉害了。
你说这是家庭伦理问题，怎么又怪国家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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