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公知」名号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搞臭掉的?

回答
“公知”这个词语的污名化过程,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其最初的含义,再到被负面标签化,直至演变成当下带有强烈贬义的用法。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梳理“公知”名号被“搞臭”的几个关键步骤和原因:

第一阶段:“公知”的诞生与早期形象 (20世纪末21世纪初)

起源与定义: “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一词最初源于西方,指的是那些活跃于公共领域,能够用清晰的语言向公众解释复杂问题,并对社会发展提出深刻见解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学术造诣,并乐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评论。在中国,“公知”的出现也大致是这个时期。
早期代表人物与活动: 在中国,早期被认为是“公知”的人士,通常是那些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具有一定学术声望的学者、作家、媒体人等。他们活跃于报刊、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通过评论时事、解读政策、反思历史、倡导普世价值等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
积极的社会角色: 在这个阶段,“公知”普遍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良知和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们敢于直言,批评不公,为弱势群体发声,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他们的言论往往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被视为公共领域重要的思想来源。
公众的期待: 公众普遍对他们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期待,认为他们是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典范,是社会需要的重要声音。

第二阶段:“公知”形象的分化与挑战的出现 (21世纪初21世纪10年代)

互联网的兴起与传播: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博客、论坛以及后来的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为“公知”提供了新的发声渠道和更广泛的传播平台。他们的观点可以迅速传播给数以百万计的网民。
观点多样化与激化: 互联网也使得“公知”群体的观点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甚至出现了一些激进的、与主流观点相悖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知”的言论开始触及更敏感的政治和历史议题,引发了争议。
部分“公知”言论的极端化与情绪化: 一些“公知”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为了吸引眼球或迎合特定受众,可能出现了情绪化、标签化、简单化的问题,甚至有夸大、断章取义的情况。
与“五毛党”的对立: 随着网络舆论场的出现,出现了支持政府和主流观点的“五毛党”。“公知”群体与“五毛党”在网络上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这使得“公知”这个群体在舆论场上被进一步标签化,并且在某些圈层中成为攻击的对象。
少数“公知”的负面行为: 也出现了一些少数“公知”因个人品行问题(如抄袭、欺诈、学术不端等)而引发争议,这些负面案例也间接损害了整个群体的声誉。

第三阶段:“公知”的全面污名化与网络讨伐 (21世纪10年代至今)

这是“公知”名号被“搞臭”最关键的阶段。

“公知”标签的负面化与泛化:
官方媒体的引导与批评: 从2010年代开始,官方媒体(报纸、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开始系统性地批评部分“公知”的言论,指责他们“抹黑中国”、“反党反社会”、“崇洋媚外”、“鼓吹西方那一套”等。这些批评文章往往将“公知”群体描绘成一群带有不良企图的敌人。
网络舆论场的转向: 在官方媒体的引导和部分网民情绪的推动下,网络舆论场对“公知”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本被认为是“独立思考者”的形象,被越来越多地描绘成“带节奏的”、“两面派”、“领美分的”、“精英毒瘤”等。
“公知”成为一种侮辱性称谓: “公知”逐渐从一个描述特定群体身份的词语,演变成了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标签,用来攻击任何持有批评性、非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只要有人对现实不满,或者提出质疑,就可能被扣上“公知”的帽子。
具体原因和现象:
“历史虚无主义”的指控: 一些对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等进行重新解读或提出质疑的“公知”,被指控为“历史虚无主义”,这触及了意识形态的敏感地带,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对西方价值观的过度推崇: 部分“公知”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推崇,在某些网民看来是脱离中国实际、否定中国道路的表现,被认为是“崇洋媚外”。
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方式: 一些“公知”在批判社会问题时,可能采取了过于激烈、情绪化或缺乏建设性的方式,导致部分听众反感,认为他们“只会批评,不提解决方案”。
“双重标准”的质疑: 部分网民质疑一些“公知”在评价中国和西方国家时存在双重标准,对中国的错误言论批评得非常严厉,而对西方的类似问题却选择性忽视或轻描淡写。
与西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联系: 一些“公知”的资金来源、海外联系、以及他们所倡导的观点,被一些人与西方反华势力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代理人。
网络暴力与群体极化: 在网络平台上,“公知”遭受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攻击。攻击者常常使用人身攻击、侮辱、谩骂等手段,并将“公知”妖魔化为“敌人”。这种群体性的网络讨伐,极大地加剧了“公知”形象的负面化。
“卖国贼”的帽子: 在最极端的批评中,“公知”被直接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将他们对国家发展提出的批评视为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公知”群体的自我审查与边缘化: 面对强大的网络讨伐和官方压力,许多原本活跃的“公知”选择减少发言、甚至沉默。一些人被迫更改观点,还有一些人则彻底退出了公共讨论领域。这使得公共领域中理性、建设性批评的声音更加稀少。

总结来说,“公知”名号被搞臭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1. 互联网普及带来的信息爆炸与观点极化: 使得激进、情绪化的言论更容易传播和被放大。
2. 官方媒体的系统性引导与批评: 将部分“公知”塑造成负面形象,并试图影响公众认知。
3. 网民情绪的推波助澜: 部分网民出于各种原因(如民族主义情绪、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对改革方向的疑虑等),对“公知”群体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
4. 少数“公知”言行的不当: 部分个别“公知”自身的言论和行为确实存在争议点,给整个群体带来了负面影响。
5. 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敏感议题的触碰: 当“公知”的言论触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敏感神经时,容易引发强烈的反弹。

最终,“公知”这个曾经代表着独立思考、理性批判和公共良知的称谓,在网络舆论和官方话语的双重作用下,被重塑成了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标签,几乎等同于“反华”、“崇洋媚外”、“挑拨离间”的代名词。这使得真正具有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发声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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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没意思,来个比较新鲜的例子好了。


还记得聊城于欢案吧,捅出这个事儿的就是公知中的代表《南方周末》。


昨天,也就是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法庭审理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以下摘录自采访原文:


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认为,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一审判决书认为,“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这一法律评价虽关注到生命健康权,但忽视了对于欢及其母亲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2.从防卫起因看,本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按时间顺序可分三个阶段:一是2016年4月1日赵荣荣等人非法侵入于欢家住宅、4月13日擅自将于欢住宅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大公司堆放,吴学占将苏银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二是2016年4月14日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为限制剥夺于欢、苏银霞人身自由,实施辱骂、脱裤暴露下体在苏银霞面前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于欢、苏银霞人格尊严的行为,采用扇拍于欢面颊、揪抓于欢头发、按压于欢不准起身等行为侵害于欢人身权利,收走于欢、苏银霞的手机,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在源大公司办公楼门厅前烧烤饮酒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至于欢持刀捅刺之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强迫于欢坐下,并将于欢推搡至接待室东南角。这三个阶段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持续性且不断升级,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行为。面对这些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于欢为了制止这些不法侵害,反击围在其身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加害人,完全具有防卫的前提。聊城市检察院起诉书没有认定作为防卫起因,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是错误的。


3.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防卫适时,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性条件。本案中,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是案件的转折点。民警处警本应使事态缓和,不法侵害得到有效制止。但在案证据证实,杜志浩一方对于欢的不法侵害行为,没有因为民警出警得到控制和停止,相反又进一步升级。在苏银霞、于欢急于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志浩一方为不让于欢离开,对于欢又实施了勒脖子、按肩膀等强制行为,并将于欢强制推搡到接待室的东南角,使于欢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时,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不断累积升高,于欢面对的境况更加危险……一审判决书认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显然是对矛盾激化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在认定事实不全面情况下得出的错误认定。


4.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防卫行为,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性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人本人,是指不法侵害的实施者和共犯。本案中,于欢持刀捅刺的对象,包括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四人。在案证据证实,这四人均属于参与违法讨债、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的共同行为人……于欢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捅刺的四人,均是不法侵害人。


5.从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从防卫行为使用的工具、致伤部位、捅刺强度及后果综合衡量看,于欢使用的是长26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15厘米,造成1死2重伤1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于欢案引发广泛舆论关注,始于媒体报道,体现了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和真诚欢迎新闻媒体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加自觉地接受舆论监督,把舆论监督转化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动力,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



自此,《南方周末》原文报道中几乎所有的本案细节都得到了官方证实。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翻一翻《南方周末》的原文,再看看知乎上关于这个事情给南周泼脏水的答案,再对比一下最高检的结果,你就大概能明白【公知】这个名号是怎么被搞臭,以及搞臭【公知】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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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的《三体3 死神永生》里头有这么个情节,地球上有些人想对全宇宙高等文明发布所谓的安全声明,即我们是无害的,放过我们吧,带我们玩吧:

有一个欧洲的民间组织试图架设超大功率电波发射天线,想通过太阳放大功能广播他们编制的安全声明,很快被警方制止。太阳系中的所有水滴早在六年前就已全部撤走,对太阳放大功能的封锁也已经解除,但这种发射还是很危险的,可能提前暴露地球文明的坐标。

  还有一个名为“绿色拯救者”的组织,在全球拥有几百万成员,主张人类通过退回农耕社会向宇宙发布安全声明。该组织中的两万多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在这个大移民后重新变得空旷的大陆上,开始建立一个示范型农耕社会。 “绿色拯救者”在澳大利亚的农耕生活被不间断地全球直播。这个时代已经找不到传统农具,只好由赞助者为他们专门制造。澳大利亚的可耕地很少,全部用于种植昂贵的高档农作物,他们只好在政府指定的地块自己开荒。不过,集体劳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没人再干了,这倒不是因为“绿色拯救者”的人懒惰,仅凭热情他们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勤劳,而是因为现代人的身体素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在柔韧性和灵活性方面优于过去的人,却不再适合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更何况人力开荒在农业时代也是一项很繁重的劳动。在“绿色拯救者”的领袖表达了对自己农民祖先的敬意后,众人一哄而散,示范型农耕社会的事业不了了之。

  对安全声明的变态理解还引发了一些恶性恐怖事件,出现了一些主张降低人类智力的“反智慧”组织,其中的一个组织策划了一次大规模行动,在纽约的城市自来水系统中大量加入一种名为“神经元阻遏剂”的药物,该药物能够对大脑产生永久性伤害。好在发现及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只是使纽约的供水系统瘫痪了几个小时。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反智慧”组织却无一例外地要求自己保持高智慧,严禁组织成员示范性地使用降低智力的药物或其他技术手段,声称自己有责任做最后一批“智慧人”,以完成低智慧社会的建立并领导其运行。


怎么样,是不是很公知的感觉?

彡( ̄_ ̄;)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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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叫“公共知识分子”!

某个回答从1984的概念大谈缩略词对原有词意的污名化。然而他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说的是对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早期混微博发声的“公知”既无公心、也没知识,龙蛇混杂,哗众取宠。所以在民智渐开的互联网生态中,才会出现这个词来揶揄他们名不副实。正如他所说,“公知”这个词从一出现就是臭的——只不过搞臭他的不是什么老大哥、也不是什么无知庸众,而是“公知”这个群体自己!换句话说,是他们先臭了,才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臭名出现匹配。

互联网就如同一个从零开始的的虚拟社会,在一早期,人民也曾给予过“公知”这个群体足够的信任与尊重,从而赋予了强大的舆论主导权。然而这些互联网舆论的上位者是如何做的?——一方面不加强自身知识修养,成为了批发各种社会谣言和毒鸡汤的集散地;一方面又对公共事物指手画脚,习惯以一己好恶来影响公权力……具体的例子,本问题下的其他回答已经列举的很充分了——总而言之,正是这些群体一次次地自曝丑态最,后让赋予其权力的民众对其失望透顶,最终选择收回权力。而收回权力的方法本身也带有互联网的娱乐特征:一个简称就形象地勾勒出了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的形象崩塌。

要按某些1984PTSD患者的说法一刀切,只要是缩写就是污名化——那么,“民科”这个词难道也是在污名化“科学家”?“文青”这个词也是在污名化“文艺”?——还不是因为这些群体的概念本身就很扯淡?

什么人才配叫“公共知识分子”?

我提名两个——

张召忠

丁仲礼

这样真正具有扎实全面的专业知识,既能在公共领域给予有建设性的意见,又愿意放下架子面向普罗大众沟通的,我以为才可以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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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少,管的宽,蹦得欢,怪我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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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反对的不是政府,而是打着反政府的大旗反对一切不愿当他们奴隶的人,大多数人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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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远古善良自由党的答案之后 我突然发现 他说的所谓抹黑公知的手段不就是公知自己用的吗?

你说使用特殊手段不让公知发声 公知在被打肿脸的时候也喜欢发动粉丝不让别人发声啊

你说大家说公知不爱国 难道公知不爱说别人被洗脑了吗?

说别人老说公知是不负责的文人 这不是事实吗?当然还有不是文人硬装文人的 比如李开复

你说回避核心问题 公知回避核心问题回避的更厉害好不好 还有他那个问题也是可笑 控制好权力就是一切了吗?还是说权力控制已经走了正确答案?美国那一套欧洲都不理他 他怎么能当正确答案?难道民主自由是控制权力 坚持党的领导就不是?

所以真不知道他在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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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到来,资料资源的共享

公知哗众取宠越来越难了……

我举个例子吧,公知刚嘲讽玩解放军叠被子,那边美帝军队的内务条例就甩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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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无论左右其实也包括相当数量的五毛),其名声烂掉的原因为:

1.本来姿势水平不够

2.还喜欢装逼

3.还特么想装着逼把钱赚了

4.在干以上三件事的同时,居然还觉得自己能把牌坊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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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抱团取暖,到处贴标签,简化逻辑、思维懒惰的,最后都会自己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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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高票涂子的回答,真的让人无语。

“公知”的名号如何一步步被搞臭了,不代表“南方周末”的名号如何一步步被搞臭了,更不代表“南方周末”在“于欢案”中如何被搞臭了——南方周末和公知们的名声变臭,不在于一个正确的于欢案,而在于他们做的无数的恶,比如缝肛门事件、高铁事件、左小祖咒拆迁、转基因等。

因为南方周末从来不等于公知。公知的名声,就像一块腐烂发臭的肉,只要把它放在阳光底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就会变质、发臭。

刚刚过去了10年,你们就忘了姚晨是如何在云南火车站惨案中诅咒整个中国的吗?你们就忘了伊能静是如何支持夏俊峰遗孀的了吗?你们就忘了李承鹏是如何及尽其所能诋毁高铁、给高铁造谣的了吗?你们就忘了薛蛮子、袁玉来、五岳散人这些人一次次地在微博转发谣言的了吗?你们忘了公知们如何汶川地震抹黑解放军、甩锅三峡大坝的了吗?

甚至就在这几年,你们忘了左小祖咒找政府讹拆迁款时,公知圈集体支持声援的事情了吗?你们忘了现在还在上窜下跳为转基因造谣的崔永元和他的朋友们了吗?

你们的偷换概念玩得是有多溜?《南方周末》一篇对的报道,就代表《南方周末》其他报道都是理性客观中立的?就代表所有公知都是对的,“公知变臭”都是被这个社会和舆论误解的了?你以为中国人的记忆力只有10年吗?

写于欢案的就是南方周末,写缝肛门的就不是南方周末了?这种烂事儿难道还都要甩锅给实习生?(感谢评论区的提醒)

我告诉你们,公知群体在中国社会罄竹难书的罪行,才是他们一步步被人骂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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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里,执政党英社为了钳制思想,将英语改造成了一种叫“新话”的语言。小说后面有一个附录,就叫“新话的原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等名字都无一不缩减到熟见的形态,那就是一个容易发音的、音节最少而保持原来词源的单词。例如真理部里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纪录司称为“Recdep”(“纪司”),小说司称为“Ficdep”(“说司”),电讯司称为“Teledep”(“电司”)等等。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时间。甚至早在二十世纪初,缩语已成了政治语言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这种缩语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突出。例子有这样一些词:“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Agitprop”(“宣鼓”)等。在当初这种做法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新话中是有意识的,其目的是这样的缩称能把原来的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者国际联合”)使人联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合在一起的图像。而“Comintern”(“共产国际”)却仅仅是意味着一个严密组织和明确阐释的学说。它指的东西几乎像桌椅板凳一样容易辨认,而且目的也一样有限。“Comintern”一词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来,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却需要至少暂时想一想。同样,“Mintrue”一词引起的联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真理部”)少,而且容易控制。这不仅是养成使用缩称的习惯的原因,也是竭力要使得每一个词都容易发音的原因。

(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董乐山译本,下同)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遥远的银河系,有一个词叫“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意译过来的外来词,英语里叫public intellectual。人民群众不喜欢这个词,它像其他许多洋人传过来的概念一样绕口和难懂。这个词太长了,竟有六个音节之多;而且“公共”“知识”两个音节韵母分别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念错;平卷舌和后鼻音交换着来,对鼻子和舌头是一种很大考验。从词义上看,“公共”和“知识分子”又是两个挺复杂的概念。需要思考和讨论才能搞清楚,什么样的环境属于“公共”的,“知识分子”又是谁——而人民群众又懒得动这个脑筋。于是这个词进入了中文世界,却仅被少数人使用,无法融入到主流舆论场中。

直到一位不知名的天才出现了,把“公共知识分子”大刀阔斧地砍掉四个字,创造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公知”。新名号的好处显而易见:简单好记、朗朗上口、省时省力。这种黑话式的简称乍一看让人摸不到头脑,其实一学就会,而且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含义,因此一旦指代的事物明确了,就不会发生词义的偏移。从分析哲学的角度讲,它失去了所有内涵,只剩下外延,于是成了一个彻底的专名。

在实践中,“公知”剥离了原词里那些丰富的含义,只剩下一个功能:代指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其中无论是理性务实的批评还是泼妇骂街式的批评,一概可以等同视之。在网络上那些批评政府的人当中,后者显然远远多于前者。于是过了一段时间,提到“公知”,人们很难想起乔姆斯基、苏珊·桑塔格,甚至很难想到鲁迅、王小波,想到的只能是在微博上满口“五毛党”“爱国贼”的那些人。

于是“公知”就沦为和“美分党”“洋奴”还有“五毛党”“爱国贼”这些词一样的功能了,成为一种污名化对手,互相扣帽子的工具。抛开立场对立,这些词的相似之处远多于不同。《1984》“新话的原则”里一段话完美地描绘出了这些词的特点:

......为了政治目的,最最需要的是意义明确而简短的词,能够很快地说出来,而在说话人的心中引起的回声达到最低限度。B类词汇(注:即前述的缩略语式词汇)甚至因为它们几乎全部相像而得势。这些词汇——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等都是只有两三个音节的词,重音平均分配给前后两个音节。这些词汇的使用带来一种机械单调的说话腔调。目的就是使得说话尽可能脱离意识,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上不是中性的任何问题的说话。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上,说话之前无疑是需要思索一下的,但是在要求党员对某件事发表政治或道德见解时,他就应该能够像机关枪喷射子弹一样发出正确的看法来。他训练有素,又有新话做他的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且词语的组成又是声粗气壮,十分难听,符合英社精神,就更有帮助了。

奥威尔的文字犀利无比,然而为了回答题主提出的问题,我打算修改一下他的比喻:不经思考地脱口而出一个词,不仅像机关枪喷射子弹,也很像人体排泄。如果一个原本内涵丰富的词被改造,使其功能就是为了让人像放一个屁或者吐一口痰一样不走脑子地说出来,那这个词,相较于原先的状态而言,就不可能保持干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知”不是被搞臭的,当它从那个内涵丰富,具有思考深度的词组削减为一个贫瘠、单调的缩略语时,它被污名化、被污染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连带着被污染的是我们的整个语言:为了图省事而破坏语言的丰富和多样,就像为了方便在公园里随地吐痰大小便一样,带来的只能是丑陋和肮脏。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中文里多了一个骂人的词,失去的是一次对“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进行严肃讨论的机会。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这对于每个中文使用者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评论区里不出所料:有人说我给公知洗地的,有人说我恶政瘾,祝我账号早日原地爆炸的,还有人说我双标:难道集权社会的缩写就是老大哥的手段,自由社会的的缩写就充满香甜空气的味道吗?

对这些我想说两点:第一,不是所有缩写都是脏的不能用的(我刚才就用了好几个)。有些缩写像nba,wto,gdp,原词本来内涵就不多,不存在缩写污染词义的问题;有些缩写原词本来就不体面,但它是语言本来的组成部分,就像脏话一样,不应禁止也没法禁止。我反对的是,原本一个内涵丰富的词,缩写后变得干瘪贫瘠,于是像人尽可夫的妓女一般被人任意指派所指。这才是真正可耻的污名化。

第二,奥威尔写《1984》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纳粹和苏联,还有缅甸殖民地的警局,西班牙共和军的战壕,bbc的播音室。老大哥是现代社会的诅咒,它无处不在,即使是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的语言里也有它投下的阴影。尽管有时它以个人或团体的形象显现,它本身未必是具体的存在——电幕里那个巨大的人头很可能不是真人。这一切是不是老大哥捣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当我们未经反思地任意使用语言时,我们就有为老大哥创造新话的危险。我们就是是真理部本身,也是真理部的奴役对象。我们既是温斯顿,也是老大哥,自己奴役自己而不自知,因为我们以为语言只是思想的工具,能以方便为由任意篡改。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都知道“家”和房子是不一样的——它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房子。然而如今我们对待语言的态度就像对待一栋可以任意装修,改建,甚至拆毁重造的房子一样——对此除了痛心疾首,很难说出别的感受来。


估计是因为我写的得还不够清楚,有些人还是没搞明白缩写是如何把一个词搞臭的。有人甚至质问我“中共”是不是对我党的污名化……对此我只想说,少年人,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为了让大家避开那种容易挨枪子的思维陷阱,我再把“公知”的污名化过程再捋顺一下。比较以下两句话:

公知又出来洗地了!

公共知识分子又出来洗地了!

如果你想骂人,会选哪句话?是拖沓繁冗的那个,还是简洁明快,如同奥威尔说的那样“像机关枪打出来一般”的那个?有的词天生就比别的词适合骂人,它们有很多共同点:音节少,顺嘴,适合不过脑子地脱口而出,最好还带点爆破音,可以溅对面一脸吐沫——像“肏”、“fuck”之类——“公知”自然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和“公共知识分子”相比,攻击性就大多了。

评论区里 @景行止 说的很对,单单缩写一个词不会对它的污名化造成很大效果。然而语言是一个整体,我们无法孤立地使用一个词,从来都是在一个符号系统内使用的。上面的例子里,相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显然和“洗地”这样的词更搭配,同样的,它也和“洋奴”、“跪舔”、“慕洋犬”更搭配。这些词共同组成了一个话语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功能没有别的,就是干辱骂、人身攻击这种“脏事”的。久而久之,我们看到“公知”这个词,就只会想起“美分”、“恨国党”之类的词,想不起“公共空间”之类高大上的学术用语,也就失去了严肃讨论的欲望。

一个词不是因为缩写就立即污名化的,而是因为我们在语言中的实践方式。缩写不会直接让一个词变脏,但可以让它更容易被肮脏地使用,而具体怎么用,还要看语言使用者自己。尽管“中共”一词已具备了那种使用条件,但出于某种原因,在咱们国家没人那样用它,因此离污名化还差的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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