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与直言敢谏、针砭时弊的忠臣义士有何区别？
一、 公知 (Gong Zhi Public Intellectual)
“公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争议性，但通常指的是一群活跃在公共领域，通过媒体、网络、书籍等平台，对社会现象、政策、文化等发表见解，并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
1. 动机与立场：
复杂且不确定： 公知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可能包含真诚的公共关怀，希望推动社会进步，但也可能夹杂着个人名利、情感宣泄，甚至是被特定利益集团收买的倾向。
独立性与依附性并存： 理想的公知应该保持独立思考，不受权力或资本的过度影响。但现实中，许多公知依赖于媒体平台和流量，其言论也可能受到平台规则、商业赞助或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
倾向于批判性： 公知普遍具有批判性思维，乐于发现和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但这种批判并不总是基于统一的价值体系或深刻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他们的批判目标可能广泛，有时甚至指向国家制度、历史叙事等。
关注个体权利与自由： 很多公知强调个体权利、自由、法治、民主等现代普世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社会问题的标准。
2. 方式：
主要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 公知的言论主要通过文章、访谈、社交媒体、公开演讲等方式传播，触达广泛的公众。
言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公知群体内部的观点往往是多样化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相互辩论。
理论化和概念化： 公知的评论常常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概念框架，他们会引用学术理论、西方经验等来分析问题。
煽动性和情绪化： 为了吸引关注和影响舆论，部分公知的言论可能带有较强的煽动性或情绪化色彩，有时为了突出“敢说”，会使用比较激烈的词语或观点。
可能脱离基层实际： 由于主要活跃在精英或知识分子圈层，公知的观点有时可能与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体验存在一定距离。
3. 社会认同与影响：
有一定影响力但非绝对权威： 公知在特定群体（如知识分子、大学生、都市人群）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引导部分舆论。
评价两极分化： 公知的评价往往非常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推动变革的力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是“汉奸”、“带路党”，是唱衰中国、制造社会矛盾的罪魁祸首。
容易被标签化和妖魔化： 尤其在中国大陆，随着社会思潮的演变，“公知”一词逐渐带有贬义色彩，很多曾经的公知因为某些言论被贴上负面标签。
4. 对权力体系的态度：
倾向于监督和制衡： 公知普遍认为权力需要被监督和制衡，因此他们会批评政府的不当行为，挑战既有的权威和规则。
可能与权力结构对立： 在一些情况下，公知的批评可能被权力体系视为威胁，导致其与现有权力结构产生对立。
对体制外的改革诉求： 部分公知更倾向于推动体制外的改革，甚至是对现有体制进行根本性的颠覆性批评。
5. 最终目的：
推动社会进步与改良： 理想的公知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论，促进社会的进步、公平与正义。
唤醒公众意识： 让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独立思考，提升公民意识。
模糊性： 公知的最终目的并非总是清晰和统一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持续的社会参与和影响力追求。
二、 直言敢谏、针砭时弊的忠臣义士
这类群体指的是那些以忠君报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核心目标，敢于直接指出君主或当权者的错误、社会上的弊端，并提出改进建议的正直之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推崇的一种人格和行为模式。
1. 动机与立场：
明确的忠诚与责任感： 他们的核心动机是对国家、对君主、对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是他们敢于直言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有责任帮助统治者避免错误，维护江山社稷和百姓福祉。
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 他们的批评和建议，都是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基于道义和责任： 他们的立场是基于一种“士”的道义和责任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对现有体制的认同与维护： 尽管他们会批评弊端，但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完善现有的体制，使其能够更好地运作，而不是否定或推翻它。他们是体制内的“补丁”，是为体制“疗伤”。
2. 方式：
直接、私下进谏为主，公开批评为辅： 传统上，忠臣义士更倾向于通过“面君”、“奏折”、“密奏”等私下或正式的渠道向君主或当权者进谏，因为他们理解直接公开的批评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对权威的损害。但当弊端严重到一定程度，且私下进谏无效时，他们也可能采取更公开或决绝的方式，甚至以身殉道。
言辞可能激烈但通常带有敬畏： 他们的言辞可能尖锐，直指问题的核心，但通常会在表达中带有对君主或权威的敬畏之情，而非挑衅或蔑视。他们是在“忠告”而非“指责”。
具体、务实： 他们的批评往往是针对具体的政策、事件或个人行为，并且会附带具体的解决方案或建议，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个人风险承担： 他们深知直言可能带来的风险，如被贬黜、流放、甚至杀戮，但他们愿意承担这些风险。
3. 社会认同与影响：
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直言敢谏的忠臣义士被视为道德楷模，如魏征、海瑞等，他们的事迹流传千古，备受尊崇。
被统治者认可与否： 他们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愿意听取和采纳，如果被统治者排斥，他们可能遭受迫害，但社会舆论依然会给予高度评价。
代表性： 他们通常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良知和担当。
4. 对权力体系的态度：
在体制内运作： 他们通常是在既有的权力体系内行使职责，是体制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劝谏与纠错：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劝谏来纠正体制的偏差，而不是取代或颠覆这个体制。
忠诚于核心价值： 他们忠诚于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而非某个特定统治者或权力集团的私利。当统治者背离了这些核心价值时，他们的忠诚可能会转化为对统治者的批评，但本质上仍是为了“正本清源”。
5. 最终目的：
国家富强、人民安乐： 他们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君主圣明、政治清明：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君主成为明君，政治得以清明。
历史的功绩： 希望为国家和民族留下积极的历史印记。
三、 主要区别对比总结
| 特征 | 公知 (Gong Zhi) | 直言敢谏、针砭时弊的忠臣义士 |
| : | : | : |
| 核心动机 | 追求社会进步、公共关怀、影响力、有时夹杂个人名利 | 忠君报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道义责任 |
| 立场 | 倾向于批评一切可能存在的问题，强调个体权利自由，批判性强 | 认同并忠诚于现有体制（或其理想化形态），批评是为了维护和完善 |
| 言论方式 | 主要通过媒体网络公开传播，理论化，可能煽动或情绪化 | 私下进谏为主，公开批评为辅，务实，言辞尖锐但有敬畏 |
| 批判对象 | 广泛，可能指向社会各方面，包括体制本身 | 主要指向具体的政策错误、官员腐败、社会弊端，旨在纠错 |
| 与权力关系 | 倾向于监督制衡，可能与权力结构对立 | 在体制内运作，通过劝谏和纠错来影响权力 |
| 社会认同 | 两极分化，易被标签化 | 在传统文化中地位崇高，是道德楷模 |
| 风险承担 | 可能面临舆论压力、网络暴力、甚至被边缘化 | 可能面临贬黜、流放、甚至生命危险 |
| 最终目的 | 推动社会改良、唤醒公众意识、提升公民参与 | 国家富强、人民安乐、政治清明、实现历史功绩 |
| 对“异见”的理解 | 鼓励多元声音，挑战权威 | 强调“忠”，认为“异见”需以“忠”为前提，不应损害国家利益 |
一个关键的区分点在于他们对“权力”的根本态度和对“体制”的认同程度。
忠臣义士 是体制内的“医生”和“诤友”，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药方”来治愈体制的“病症”，让体制更健康地运行，最终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和它所代表的国家。他们的批评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他们所认同的道义原则。
公知 则更像是一个“评论员”或“社会批评家”，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评价标准可能更偏向于普世价值、个体自由等，有时会跳出既有体制框架去审视问题。当他们认为体制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时，他们的批评可能就会指向体制的根基，甚至希望看到体制的改变或颠覆。
当然，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公知”和“忠臣义士”的标签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可能介于两者之间，或者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其行为和立场会发生转变。最重要的是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逻辑、动机和所处的语境。
网友意见
谢邀。
讲事实比下定义更重要。
互联网键政口嗨二十年，先是“公知”崛起、“五毛”人人喊打，然后“自干五”崛起、“公知”失势，再到现在的“公知是个筐，乌七八糟往里装”，不腻么？
我反正挺腻的。
曹老板说得好，切勿“务虚名而处实祸”。我们一开始为了形容某些事实而掰扯出个名词，如今天天盯着名词忘了事实。
到底什么是“公知”？
有人说鲁迅是“公知”，那我能不能把鲁迅和徐静波这种货色摆在一起？
好，都认为徐静波是臭“公知”，那有些拿日本奶粉来嘲讽国内奶粉行业的，算不算“公知”？
肯定有的算有的不算。那谁来决定这个边界？你？我？千千万万网民？亿万还无法上网的底层中国人？
直言敢谏、针砭时弊？
翻两页史书就知道，多数我们觉得“直言敢谏、针砭时弊”的人物，往往不是单纯为了直言而直言。
平衡政治势力、扳倒对手、推行政策、稳定基本盘、转移压力。这些操作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和道德评价无关。
不是说那些受人尊重的历史人物“坏”，而是你不能用“忠臣义士”这么简单的一个标签去理解他们。否则你说一个直言行为，我就补他背后的一个小心思。论心不论迹，我可以让你口中的“忠臣义士”通通无完人，下一秒集体变“公知”。
这种嘴仗，留到QQ群里制造气氛就好啦。
不要去讨论名词区别，去讨论事实。
名词有用，那神圣罗马帝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啥？
去讨论事实。
我们14亿人口，有着丰富多样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地缘区分。我们要在心理上接受一个事实：
除了一些核心概念大家都认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是长期处于几百上千个利益群体的互相牵制中。
讲缥缈的概念，大家都是自己人。到了高考、房价、省际财政转移这些“我家真有一头牛”的问题上，大家就都炸了，恍惚间有如养蛊。
别以为就破乎键政挂路灯挂得嗨，你去某些百度贴吧，你感觉进了西班牙内战现场。
中国各个利益群体的对峙抗衡只会越来越“成熟”：不一定是高烈度的，但是即使是低烈度，也肯定是高频次的。而且会随着法制化完善而逐步形成基本议事准则，大家摆在台面吵。
在这种氛围下还纠结名词，那就是醉心于造帽子而不去看现实，除了刺激观点极化，还能有啥好处？
帽子要是能解决产能过剩，我立马编，照着这个编：
以后键政对线前先报菜名：
同为法西斯乱党，敢问兄台何门何派呀？
乌斯塔沙敢出现在我remove kebab面前？异端受死！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公知”，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忠臣义士”，我只在乎你有没有符合我的利益。
这是大众最基本的逻辑。所有漠视这个逻辑的人，最后都要被打脸；尊重这个逻辑的人，最后都会被记住，哪怕曾经被骂得多么不堪。
你阴阳怪气也好义正辞严也罢，站在我的立场就是“民族良心社会公义”，伤害我的立场，去你马的。
在这种越来越明确的个体利益诉求下，每个人都可以是另一群人的“公知”，同时又是某些人的“忠臣义士”。就像陈有西这路货色，当年还真干过司法维权的活，你怎么评定他？
拿事实，一桩桩算而已。
有哪个忠臣义士替东突杀汉人叫好的？公知可是用恶之花来给恐怖分子洗地，给汉人泼脏水
@啃啃 恐怖分子是新疆所有民族的公敌，维吾尔族也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甚至是最大受害者
本回答讨论的是公知问题，被歪楼成这样，我还是有责任的，对不起了，各位
直言敢谏、针砭时弊的忠臣义士身体是中国人，精神上也是中国人，所作所为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公知身体上是中国人，精神上可就不一定了，只能说有可能是人，如比较常见的美，日，欧，韩，印，越，也有可能是狗，猫，植，分等，所作所为通常你问他自己，他都不一定知道他为了什么，知道自己是为了恰烂钱的算是公知里的聪明人，如矮大紧。
区别是过去真的有个皇帝，真的有权力生杀予夺…现在人人都幻想自己是皇帝，幻想对别人生杀予夺…
曹哲居然又来定义忠臣义士了，讲真，即使以曹哲不知道“脍”可以做动词用这种知识基础，这番说辞也太过耸人听闻了。
按曹哲的“定义”，那些国破家亡皇帝早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还在坚持反抗的，都算不得忠臣义士了——于是文丞相和苍水先生算不得“忠义”了，毕竟他们赴义之时，连流亡朝廷都被剿灭已久了，还说什么忠于皇帝？
再仔细看看，其实岳武穆也被剥夺资格了，毕竟北伐动摇了完颜构的皇权，他秦桧才符合曹哲的忠臣要求嘛。
而且也不知抗战期间那些前赴后继蹈死不旋踵的勇士们在曹哲看来又算什么，忠于皇帝？“康德皇帝”么？
这岂不是说张景惠熙洽之流才符合曹哲对忠臣的定义？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思路和掩鼻的带节奏手法。也不知这种话在知乎怎么能说出口。
还是说如今时局艰难，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么。
说到底，忠臣义士的出发点是天下民生，是民族大义，是礼乐传承。
并且重点在于，他们愿意为了这些大义名分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且不限于名誉权力财富地位家庭，甚至生命。
现在这些公知的出发点是什么？茅于轼姚晨之流那些包藏祸心的“建议”除了为他们募获名利，与国与民有什么好处？
而且他们愿意为了他们的“建议”付出什么？
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亦不为也，除了抱团以圣贤自诩还能干什么？
对了，还能不让反对他们的人说话！
个人观点，在对外求和问题上最能区分出忠臣和公知
忠臣:甲械不修，财帛难支，米粟未足，民困力乏，不若暂且示弱，含垢忍辱，曲意逢迎，整修甲械，开源节流，涵养民力，三军操演，以图来日，微臣年老，无力操戈，愿尽出家中儿女丁口，以戍边地。
公知:打啥打啊，反正又打不过，天生就打不过，永远也打不过，基因里就决定了，打个屁，送钱就完事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听过没，只要你自废武功再跪下当狗，人家看你没威胁了还会来打你吗？
忠臣义士谦虚谨慎，有不同意见也会听并与其有理有据的辩论。
公知自命不凡，谁要是与他们意见不同；马上就说是“被洗脑”“粉红战狼”“愚昧无知”“民主之后杀全家”等等
另外，就网上很多人都鼓吹的那些公知；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水平。
第一，翻阅此人的论文、学术著作、学术报告、各种讲座、慕课。这样可以了解此人的学术水平。
第二，到此人所任职的协会、高校、科研机构。去问问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多问几个；如果找不到就问问他的同行是怎么评价他的。这个办法不现实，毕竟大门口就进不去、就算进去了怎么保证能找到此人的同事或学生？
在中国历史上，直言敢兼和针砭时弊历来都是两回事。
封建帝王豢养的大多数言官，起的主要是政治打手加粉饰开明的作用。
所以言官虽多，忠臣义士并不多。
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呢？——你说的得真是时弊。
比如宋代，蔡京和王安石具为所谓“新党”领袖，苏轼和司马光同称“旧党”代表。你说他们一样吗？
同一家人也不一样。比如苏辙，他说皇帝后宫庞大，耽于享乐。算是敢于直谏了吧？他怎么知道的呢？——“听说”（闻之道路）。他说的这个皇帝是谁呢？——仁宗。仁宗朝当然不是什么都好，但是问题显然不在这里。
苏轼如何呢？新党上台的时候，他对新政的执行和用人都有意见，被打压。
旧党上台他又骂旧党不问青红皂白，对有成效的新法也全都废除。
这才叫“针砭时弊”。
千载之后，人民对这些人的高下判断，无疑是公平的。
我国现在的公知，比各种混言官的层次还低得多。
他们类似当初蜀汉内部的一堆反对派。他们不是想要国家好，而是指望域外势力打进来，好提高他们的地位。
各位最好仔细想想，各路公知呼唤的道路里有没有你的位置？
到时候他们是“交游士林”，你恐怕是“暴露荒野”。
而且成不成他们都安全得很。就像一群蜘蛛精白日宣淫，但凡要脸的好汉，谁好意思冲过去打杀他们？
此所谓“人不要脸，鬼都害怕。”
忠臣的落脚点在于忠君，一切行为的逻辑都是为了皇帝好。
他们的直言敢谏，谏的是皇帝的决策可能影响皇权的稳固。
他们的针砭时弊，针砭的是下层官员没有忠实执行皇帝陛下的伟大旨意。
但从来没人考虑一下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皇帝。
啊，评论被管理员关了……
啧，我就讨论一下古人的历史局限性而已啊噗
在具备或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谤讥于市朝和面刺、上书的区别。
如果一个科技大拿编“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段子并广泛传播，这是公知；而通过公开信引发863计划的四位老科学家，就是爱国义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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