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究竟是个什么群体？他们的危害性究竟在哪里？可有大佬给指点一下？

公知其实是中国的上帝，祂在这个国度承担了所有的罪。

编者按：

昨天我们了解了美国方面对可能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的一些推演。今天我们将关注的是另一场战争。这种战争更为隐秘，但是已经爆发并无时无刻不在持续进行，那就是大国颠覆。

下文来自美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颠覆行动的定义、分类、内容、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教科书式的讲解，既有理论深度又十分结合时政。读罢此文，我不得不感叹，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颠覆行动领域的水平确实独步全球。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处心积虑的阴谋，那些被颜色革命搞乱的一大串小国死得不冤。

编译此文，一方面便于大家了解美国“普世价值”外衣下的黑幕，另一方面也便于大家提高警惕和识别能力。毕竟，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中文互联网平台上发现大量美式颠覆活动的蛛丝马迹。

颠覆——进行内部干预以破坏或操纵对手——一直是大国政治的一部分。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的短暂独霸时期是一个特例，当时美国似乎对同等竞争对手的恶意干预免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试图这样做。现在，这种主导地位开始减弱。大国竞争卷土重来，大国颠覆也随之卷土重来。

一、黑暗的艺术

在国际关系中，颠覆最好被理解为试图通过违背外国意愿直接影响外国国内政治来获得优势的做法。通过操纵另一个国家境内的事件，颠覆者希望改变现有政权的政策——或者改变政权本身。颠覆活动结合了战争的侵略性和间谍活动的隐秘性，但又不完全属于这两个类别。它缺乏战斗和军事威胁的公开性质、间谍和情报收集的被动性质，以及外交胁迫的表面公平和礼貌。颠覆活动是秘密的、活跃的和越界的。

颠覆活动按照严重性可以分为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涉及宣传，这是一种与演讲本身一样古老的策略。1570 年，当教皇庇护五世发布他的教皇公告，宣布伊丽莎白一世为异端并呼吁英国天主教徒将她从王位上赶下去时，他正在进行颠覆性宣传。冷战期间也是如此，当时自由电台向苏联发送反苏广播。一级颠覆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选举中公开支持反对派候选人或政党，就像斯大林在 1948 年美国大选时公开支持杜鲁门的对手亨利·华莱士一样。

一级颠覆活动还可以包括削弱现任领导。在 19 世纪的欧洲，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强烈反对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处理欧洲事务的方式，以至于他开始寻求破坏格莱斯顿在国内的声誉——一场反格莱斯顿的抹黑宣传运动。正如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在 1884 年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计划是“把格莱斯顿压在墙上，这样他就不能再唠叨了。”他补充说，英国首相的声望“即使在愚蠢的英国选民中也会消失。”

将事情提升一个档次可以达到 2 级颠覆。这种形式总是隐蔽的，包含虚假信息，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宣传形式。例如，在 1980 年代，克格勃与东德斯塔西合作，散布谣言说 HIV是作为生物武器计划的一部分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他们于 1983 年在印度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故事，最终被其他地方的主流媒体转载。两年之内，这个故事传遍了非洲和其他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有信徒。

伪造是2级颠覆的常见策略。1981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遭到枪手袭击后，克格勃特工发布了声称来自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假文件，暗示华盛顿是暗杀企图的幕后黑手。最近在网上创建虚假角色是另一种策略——这个策略并不是俄罗斯在 2016 年发明的。早在 2011 年开始，美国军方就在反恐斗争中开展了此类活动，开发了创建虚假外国语音账户并在线发布反极端主义言论的软件。

2 级颠覆还可以包括向反对势力或利益集团秘密提供金钱或物质支持。进行颠覆活动的国家希望这些团体能够在外国的帮助下改变目标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在目标国家制造不和。修昔底德回忆说，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向萨摩斯岛上的阴谋者提供了财政援助承诺，企图推翻其民主。雅典人“敦促萨摩斯本身最有权势的人与他们合作，试图在那里建立寡头政治，尽管萨米亚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内部起义以避免被寡头统治”在 1929 年的英国，苏联向工党提供了秘密补贴，工党与自由党结盟，随后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足够的选票以组建政府。

冷战期间，苏联试图帮助它认为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候选人，1960 年直接与阿德莱·史蒂文森接触，提供全面支持，并于 1968 年与休伯特·汉弗莱接触，为他资金短缺的竞选活动提供经济帮助。（两位候选人都礼貌地拒绝了这些提议。）莫斯科还努力削弱被视为敌对的候选人。1984 年，克格勃开始了一项全面的努力，涉及影响力、外围组织和虚假信息代理人，以说服美国公众相信罗纳德·里根的连任将意味着战争。

在选举制度之外，克格勃试图激化美国民权运动，以播下国内不稳定的种子。它试图通过发布有关马丁.路德金的妥协信息来诋毁小马丁.路德金，并纵容促进更激进的民权领袖。当然，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央情报局正在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走私违禁材料，并为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具有改革意识的苏共人士提供资金、公共关系服务和出版渠道。

3 级颠覆是暴力的：武装和资助叛乱分子、破坏基础设施和暗杀对手。当荷兰的新教徒在 1570 年代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时，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秘密帮助他们供养了数千名瑞士雇佣军和其他军队来为新教事业而战。在北爱尔兰动乱期间，苏联向爱尔兰共和军提供了资金和武器，使伦敦的官员陷入困境。在冷战初期，美国试图通过向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叛乱分子提供后勤和物质支持来颠覆苏联。它对新中国尝试了类似的策略，支持西藏的叛乱分子。

在所有三个层面上，颠覆的目标可能各不相同。颠覆活动可能会被用来通过散播内部不和来削弱目标，从而分散其在其他方面追求利益的注意力。这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在资助雇佣军帮助荷兰新教叛乱分子时所做的事情——她希望西班牙会被起义所吞噬，并搁置通过推翻她来恢复英格兰天主教的计划——以及今天俄罗斯尝试支持煽动西方民主国家的民粹民族主义运动。

或者，一个国家可能打算通过秘密支持内部辩论的一方来改变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冷战期间，莫斯科通过其外围组织为西方的和平运动提供后勤、组织和财政支持。最近，俄罗斯可能干预了 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鼓励英国公众投票离开欧盟。

有时，颠覆活动有一个最高目标：改变政权本身的性质。1875 年，俾斯麦制造了一场战争恐慌，暗示德国即将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攻击。他的目标是吓唬法国选民，让他们不要选择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他们的胜利似乎预示着莱茵河上将有一个更强大的大国竞争者。这个策略奏效了。法国媒体很快就开始称俾斯麦为“法国的伟大选帝侯”。

二、一个诱人的工具

历史上，各个国家如此频繁地转向颠覆活动是有原因的：与传统的国家行动相比，它的成本和风险要低得多。进行颠覆活动以削弱对手是保持均势和发动战争的廉价替代方案。进行颠覆活动以改变对手的政策是胁迫、威慑或外交的廉价替代方案。当你可以通过宣传、贿赂政治家或派遣互联网“巨魔”来获得更微妙但显而易见的收益时，为什么要组建军队并入侵对手？如果您可以简单地与对手内部的某些派系联手——这些人渴望你的帮助并打算将对手的力量引导到其他方向——为什么要让自己冒着陷入危险联盟或使自己破产的风险去寻求遏制对手的手段？

即使颠覆的成就低于传统的国家行动，它仍然具有吸引力。毕竟，在大国竞争的竞争环境中，每个国家都有着削弱对方的动机。既然大国主宰着国际政治，那么即使是对大目标的微小影响也可能值得付出努力。

颠覆活动还具有灵活性：一个国家可以向对手施加压力以改变其行为，而不必向边境投掷炮弹或提供代价高昂的诱因或让步。如果事情变得棘手，可以随时降低层次或结束颠覆活动，从而为颠覆者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提供更多的机动空间。为了试探而发起一场战争是愚蠢的，但颠覆者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必承受相应的风险。颠覆活动可以充当安全阀，发泄一些驱使各国相互攻击的恐惧和挫折。这是一种没有战争的诱人措施；如果冲突的代价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颠覆活动可以提供另一种提升本国地位的方法。

换言之，颠覆是国际关系中的“鬣狗”。它徘徊在合法世界的边缘，等待利用混乱或弱点，但缺乏公开攻击的勇气。正如鬣狗在自然界食物链中占据关键位置一样，颠覆在国际政治谋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它让各国避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二元对立的选择，从而使它们能够以令人不安但可能不那么危险的方式展开竞争。

颠覆活动也允许受害者克制地行动。成为颠覆目标的大国一般会试图精准地反击对手的颠覆企图而非大呼小叫，因为他们会发现这种形式的行动对自己也有用，并且不愿意采取可能将其从工具包中永久删除的措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里根政府对 1980 年代克格勃愈演愈烈的政治战的反应似乎很温和：只是创建了一个旨在揭露苏联虚假宣传活动的跨部门组织。他这么克制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同时也在忙于颠覆苏联。一份 1987 年的解密文件概述了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计划，“旨在利用当前苏联的‘公开’政策和电子通信革命，这两种现象为我们的秘密行动计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影响苏联群众。”另一份解密文件讲述了 1987 年的白宫会议，显示美国政府印刷的小册子被贴上来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标签。文件写道：“六千份副本渗入苏联，声称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但要求进行远远超出该政权容忍程度的民主改革。”难怪里根政府对惩罚莫斯科的类似行为没有兴趣。

这些是颠覆的好处，但它也有其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报复，目标越大，报复越大。升级，无论是意外的还是有意的，都是真正的危险，特别是对于 3 级颠覆——当目标的红线可能被越过或公开的表演人员的行为超出了限度。

另一个不太明显但可能更重要的成本是，颠覆带来的潜在信任破坏。信任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即使是在激烈的敌人之间，一点点的信任也能带来合作和缓和。颠覆有摧毁信任的风险，而且比军事集结或建立新联盟等传统举措要容易得多，后者只有在目标未来朝着错误方向采取行动时才会造成伤害。

颠覆也是表达意图的糟糕选择。通过建立自己的力量优势或使用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来试图改变另一个国家的行为通常要安全得多，也更容易。通过这种传统的国家策略，一个国家可以发出信号，表明它并非对竞争对手始终怀有敌意，而只是准备在竞争对手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施加压力。然而，颠覆使这样的消息更难发送。颠覆一旦完成，颠覆者就无法声称其本身没有敌意，目标也无可避免地必须采取报复性措施。颠覆者通常否认进行了颠覆活动这一事实使得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政府很难在假装它没有做某件事的同时提议停止这样做。

另一个成本不太有形，而且更具争议性。诉诸颠覆的政府可能会因违反国际关系中最珍贵的准则之一——主权——而受到谴责。这一规范通常可以追溯到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认为各国在其领土内拥有最终权力，因此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违反这一规范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对颠覆活动的“刹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正如现实主义者指出的那样，真正重要的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而不是规范本身。毕竟，早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禁止此类行为的规则之前，各国就对竞争对手在其领土上的敌对活动感到不满。从那以后，即使是声称尊重主权规范的国家也有很多颠覆活动。规范是一种可延展的约束。
三、选择性颠覆

当然，在某些时候，颠覆的成本大于收益，所以国家决定停止颠覆。潜在颠覆者的诀窍是正确计算成本，尤其是报复的可能性。毕竟，一个国家的轻微刺激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红线。

当大国对抗弱国时，成本收益计算通常会偏向于大国，因此如果分歧足够深，强国可以使用颠覆。当这种权力不平衡存在时，颠覆活动盛行的例子有很多，从苏联对阿富汗到美国对伊朗和智利。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唐斯和林赛·奥罗克统计了自 1816 年以来一个国家试图将政权更迭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 100 多个实例。毫不奇怪，和平时期大国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类似情况。毕竟，政权更迭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开始采取行动试图在一个对等国家实现政权更迭，那么根据定义，这两个国家几乎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很快就会发生。

然而，在战时，计算会发生变化，因为大部分成本都不再起作用。当战争已经开始时，报复和升级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担心颠覆的名声可能会阻碍合作。因此，大国往往会在激烈的战斗中兴致勃勃地互相攻击。法国和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进行了疯狂的相互颠覆，当时他们在对方领土上大力支持亲近己方的政治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制定了一个广泛的颠覆沙皇俄国的计划，最终安排将革命者带到彼得格勒火车站，引发了使俄罗斯退出战争的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培养了第五纵队——效忠于其母国政府的敌人的外国公民——以削弱法国和苏联。

但是，在没有交战的大国对手中，颠覆通常被搁置一旁——有用且无处不在，但不会改变游戏规则。整个 19 世纪，奥地利、德国和俄罗斯帝国都担心法国或英国可能通过支持波兰独立来威胁其领土完整。但他们的恐惧从未成为现实，因为巴黎和伦敦的领导人知道，这些帝国很可能会开战以阻止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同一时期，英国担心俄罗斯会削弱英国在印度的地位，目的是将其纳入其日益壮大的帝国，但俄罗斯并没有这样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这些国家都握有对其大国竞争对手进行致命一击的“匕首”，但他们决定不使用这些武器。因为在和平时期，这样做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信任的破坏以及报复和升级的真实可能性。大国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是通常的模式，但也有变化。如果对手处于虚弱状态，其他大国往往会出手。公元前 464 年，当斯巴达发生毁灭性地震引发起义时，斯巴达请求其他希腊城市帮助镇压叛乱，但拒绝了一支由 4,000 名雅典人组成的特遣队，因为担心他们会改变立场并帮助叛乱者。（修昔底德指出，雅典人的“进取和革命性格”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威胁。）1875 年，当俾斯麦决定操纵法国的国内政治时，法国正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失败和占领中挣扎。1950 年代，中国仍在努力从革命和战争中恢复过来——当时中央情报局在缅甸武装并建议国民党军队多次入侵中国云南省。

另一个变化因素是目标能够被颠覆的程度——即是否能够在目标国家找到享有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的代理人。在冷战期间，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主义网络在莫斯科点燃了希望，在西方首都点燃了恐惧。例如，法国共产党广受欢迎，并将对苏联利益的支持作为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党随时准备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采取行动，就像它在组织反对马歇尔计划的群众罢工时所做的那样。法国的实力因二战而减弱，无法令人信服地阻止莫斯科影响该党，因此它只能防御这种国内威胁，这通常意味着暴力镇压法国共产党。但很快，颠覆平息了。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政府向克里姆林宫展示了自己在外交上比法国共产党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使该党在冷战余下的时间里成为一场杂耍。

颠覆也随着两个大国关系的发展而起起落落。竞争越激烈，潜在颠覆者就越不担心颠覆活动会破坏其声誉：反正合作的前景已经很不乐观了。这正是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对冷战初期美苏对抗的看法。凯南认为颠覆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缺点——肯定比预防性战争或永久的欧洲联盟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这就是为什么他主张将颠覆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因此，在 1948 年给总统的绝密备忘录中，他建议华盛顿“鼓励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发展，这可能有助于改变当前的苏联行为，使得苏联允许那些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决心实现及维持民族独立的群体恢复其民族生活”——换言之，在苏联煽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火焰，从而煽动分裂主义的火焰，迫使莫斯科在冷战中退缩。然而，最终，事实证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是一个太难对付的目标，而且苏联关于升级报复的威胁十分可信。凯南高估了斯大林反对者的声望，低估了斯大林镇压他们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外交官开始相信3级颠覆将导致无法与莫斯科维持必要的外交关系，因此华盛顿在冷战的剩余时间里专注于1级和2级颠覆。（例如，它再也没有试图将武装叛乱分子渗透到苏联领土。1980 年代，美国曾试图与巴基斯坦勾结，将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阿富汗圣战者派往苏联的塔吉克斯坦，但是这一项目随后被终结）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更诱人的目标。它远比苏联弱，而且很少有外交互动需要担心维护。因此，中央情报局从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援助了西藏叛乱分子。直到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向北京提出外交建议后，该行动才被搁置。

大国对使用颠覆手段的各种考虑也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比较优势：有些国家偏好颠覆是因为与其他可以使用的工具相比，颠覆活动似乎具有吸引力。如果可以公开而廉价地获得影响力，颠覆活动就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冷战初期，美国觉得影响苏联的选择很少，因此颠覆在当时美国政治家的脑海中浮现。后来，随着外交和贸易议程的扩大，华盛顿有了更多向莫斯科施加压力的工具。在单极时代，随着民主的推进，美国更不需要依赖颠覆。决策者认为，资助非政府组织传播民主比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央情报局要好得多。正如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艾伦·韦恩斯坦于 1991 年承认的那样，“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 25 年前由中央情报局秘密完成的。”

最后，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尝试颠覆的新机会，可以暂时扰乱成本收益计算。约翰内斯·古腾堡在 15 世纪中叶完善了他的印刷机，引发了信息和思想大规模传播的一场革命，其中包括一场深刻颠覆天主教当局并引发新教改革的事件：马丁·路德贴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口的论文。几十年后，威力越来越大的火药和轮锁手枪的发明使刺客可以使用特种手枪接近目标。荷兰的威廉一世在 1584 年遭遇暗杀，促使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禁止在王宫 500 码范围内使用机械火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软目标变得更加坚固。印刷的小册子引发了审查和反宣传；手枪对上了盔甲和保镖。这个循环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曾几何时，美国官员认为无线电广播将成为削弱苏联的有力工具。然后是复印机，其次是个人电脑。但每次，莫斯科都能做出回应，干扰无线电广播并控制复印机和其他技术的使用。钟摆总是向后摆动。

四、新的和旧的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背景下，2016年的事件似乎并没有那么反常。被冷战后的主导地位所迷惑的美国放松了警惕，忽视了在选举前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警告。一项新技术——互联网——通过提供一种新颖、廉价且强大的颠覆武器供其他大国尝试，造成了暂时的不平衡。在此之后，目标国家现在发现自己正在争先恐后地加强防御和设计新的方法来进行报复并提高颠覆的成本。

历史表明，今天的大国之一只有在被严重削弱之后才能使其真正容易受到颠覆。除非战争、革命或国家崩溃，否则任何一个大国——美国、中国或俄罗斯——都不可能达到法国在与普鲁士战争后处于的那种低谷，以至于俾斯麦能够如此有效地实施干预。目标大国必须变得异常虚弱，才能使颠覆活动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手段。

尽管如此，与过去 25 年相比，颠覆活动在未来的影响和干预程度将更加普遍。这纯粹是因为在美国（异常的）独霸时代结束后，世界已经恢复正常。换句话说，颠覆活动已经在各种国际政治工具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但它也得到了其他近期趋势的帮助。一是当前的竞争呈现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涉及对立大国的国家利益，还涉及他们的政府体系。就像在 16 世纪的宗教战争或 20 世纪的冷战中一样，当对手认为彼此不合法时，他们会更容易接受颠覆。另一个趋势是美国离心力的兴起。围绕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新分歧领域将使受害群体的数量成倍增加，并开辟新的脆弱领域。由于美国公众不甘心，特朗普时代的伤口还很严重，这个国家的敌人将有新的颠覆机会。但话说回来，这本来也是常态。任何国家都将始终存在可被外部行为者利用的内部漏洞。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很高兴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受益，即在法国，玛丽娜·勒庞的全国集会虽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本土运动，但恰好与俄罗斯一样有兴趣削弱欧洲计划。在 1980 年代，苏联看到了支持真正的西方和平活动家的机会，他们反对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并主张核冻结。同样，美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自由主义改革者的利益重合。后冷战时代的趋同心态——认为历史站在民主和美国强权一边的观念——必须让位于对竞争现实的坦率认识。

颠覆的历史也应该在新技术中找到新的开端。毫无疑问，总有一天，颠覆者将运用一项新技术，并再次敲响警钟。从印刷机到收音机，从油印机到互联网，技术变革无一例外地为操纵和颠覆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引发了新一轮的绞尽脑汁和咬牙切齿。近年来，deepfakes——看起来真实的假视频剪辑——引发了令人恐惧并令人信服的虚假信息前景。但是各国总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反击——也许是利用能够创建深度伪装的人工智能作为破坏它们的工具。

那些担心颠覆的人也应该记住，政治和治国方略仍然可以控制它。颠覆是大国竞争以其他方式的延续，而美国与中俄之间新出现的竞争，其性质表明需要大量合作。在气候变化、军备控制和核扩散问题上，大国将被迫共同努力。中国和俄罗斯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实现的大部分目标都需要与美国及其盟国讨价还价。任何国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依靠颠覆到破坏其自身信誉的地步，那么交易的可能性就会消失。成本收益计算的旧规则仍然适用，防止颠覆活动过于猖獗。

历史能解释过去，并且帮助解释现在，但它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就颠覆这件事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它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某种程度的干预将永远伴随着竞争，因为每个国家，无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认为颠覆很有用。与间谍活动一样，无论政府对规范和细节进行多少口头上的约束，政府仍不愿抛弃这一工具从而解除自己的武装。

世界并没有进入一个充满颠覆的新时代，因为颠覆从未离开过我们。

JILLKASTNER 是驻伦敦的独立研究员。

WILLIAMC. WOHLFORTH 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学教授。

你就把公知想象成一个恶性肿瘤。

里面成份比较复杂。

有癌细胞。

有裹挟在里面的人体细胞。

有被抑制的免疫细胞。

有炎症细胞。

等等之类的。

总之，是个“微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