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公知这个词被滥用了吗?如果是,如何看待公知这个词的滥用?

回答


"公知"一词的演变与社会语境的复杂化确实反映出当代公共话语中的一种典型现象:概念在传播过程中被符号化、情绪化甚至工具化的倾向。这种滥用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知识分子角色认知的裂变,以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机制对理性讨论空间的侵蚀。

一、"公知"概念的历史演变与语义嬗变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一术语源自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理论体系,本意指那些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公共议题讨论,并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时,这一概念承载着对知识精英介入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期待。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知"逐渐被赋予了新的语义维度。最初只是对特定群体的描述性标签(如《南方周末》评论部成员),后来在舆论场中演变为一种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符号化表达。这种转变既与知识分子群体自身行为失范有关,也与媒体传播机制和公众心理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二、滥用现象的具体表现
1. 概念模糊化:将不同知识阶层(学者、评论员、自媒体人)混为一谈,导致"公知"成为无所不包的标签。例如某经济学家因经济政策主张被贴上"公知"标签,而实际上其专业领域可能与公共事务无直接关联。

2. 价值判断前置:在讨论中往往先入为主地预设"公知"群体的负面属性。如将理性分析等同于"站队",把学术探讨异化为"装腔作势",这种思维定式导致对话空间被压缩。

3. 情绪宣泄工具化:"公知"成为攻击不同观点者的便捷武器。某些网络暴力中,简单的标签使用往往掩盖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使理性讨论沦为道德审判。

4. 群体特征泛化:将个别现象放大为整体特征。比如某位学者因特定言论引发争议,就武断认为整个知识阶层都"脱离实际",这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导致公共话语失真。

三、滥用背后的深层动因
1. 媒介环境的异化: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机制加剧了群体极化,使具有批判性的言论更容易被放大和符号化。在流量逻辑驱动下,"公知"标签成为吸引关注的有效手段。

2. 知识权威的重构:传统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在数字时代面临解构,公众对专业意见的信任度下降,但又难以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导致"公知"成为代偿性符号。

3. 社会焦虑的投射:"公知"标签往往承载着人们对现实困境的不满。当具体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时,抽象化的批评就成为情绪出口,这种转移机制使"公知"沦为泄愤工具。

4. 话语权力的争夺:在公共讨论中,使用"公知"标签实质是某种话语权的争夺。通过将对方归为特定群体,可以预设其立场并消解其论证的有效性。

四、如何理性看待"公知"概念
1. 区分语义层次:明确"公共知识分子"本真含义与网络语境中被异化后的符号意义,避免概念混淆。如区分学术研究者(非公知)、媒体评论人(可能具有公知属性)等不同群体。

2. 坚持具体分析:对每个言论、行为进行独立判断,警惕将个别案例上升为普遍特征的思维惯性。例如某位学者的观点可能存在偏颇,但不应否定其专业贡献。

3. 重构公共话语空间:倡导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对话机制,避免情绪化标签化表达。可以参考"批判性对话"(Critical Dialogue)理论,强调观点交锋而非立场对立。

4. 促进知识生产革新:推动知识分子更深入参与现实问题解决,通过具体行动重建公信力。如加强田野调查、深化基层研究,使学术话语更具现实关怀。

5. 培育媒介素养:提升公众对信息传播机制的认知,理解标签化表达背后的逻辑。例如认识到"公知"标签可能源于认知偏差而非事实判断。

五、走向建设性的公共讨论
避免"公知"概念滥用的关键,在于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性与责任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满足于舆论场的喧嚣,而应致力于:
建立跨学科对话平台
推动知识生产的民主化
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间寻求平衡

同时,公众也需要培养更成熟的讨论习惯:既要警惕"公知"可能带来的认知偏差,也要避免将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健康的社会需要理性的"公共领域",而这个领域的构建需要每个参与者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与开放的对话精神。

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公知"概念不应是简单的否定或恢复原意,而是要在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与当代传播特点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既是对知识尊严的维护,也是对公共理性的守护。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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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滥用了啊。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且不管现在这个词含有多少贬义,最起码也应该是称呼“知识分子”的吧?

这里不是宣扬所谓的阶层优越,而是强调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起码应该能拿出一套看上去合理,读起来通顺的逻辑,而不是毫无意义的胡扯。

所以有些人,就比如说前几个月因新冠死在美国的人,很多人都称他们“公知”,我就觉得不妥。

现在应该创造一个专门用于低级“恨国党”的词汇,说他们是公知太抬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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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不傻,你批996,高房价我们都支持。但是你污蔑中国人吃肉蛋奶(中国人均远少于欧美),不让我们吃海鲜(大部分养殖,少量捕捞),污蔑中国新疆维族人权还禁止招募维族人进自己的产业链工作(这才是打击维族人就业等人权)。疫情期间说封城没人权。 你都这么说了,批评你双标往往还是会被你们扣上战狼和爱国贼帽子。日本外务省都出局了花在中国“文化交流”上的经费和突出人员。这还不让人说了?用公知最无赖的理由说这不是言论自由吗?(手动狗头)

很多回答里面说 鲁迅如果来到现代也会被扣公知帽子,我寻思这帮人忘了自己祖宗胡适居然碰瓷鲁迅了?鲁迅如果穿越学习了现代知识,在2020能说出美国皿煮体制不会爆发疫情,美国不隐瞒疫情,给日本核废水洗地,劝中国人少吃肉蛋奶和海鲜因为破坏环境,那么称之为公知是ok的。可惜的是我咋感觉公知群体数典忘祖,这套逻辑线看历史的话更像是另一个新文化运动发起人胡适穿越才能说出的话。公知滥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公知自己喜欢立靶子用受害者当保护伞。

公知看不见那些反黑反腐反毒的人牺牲网友为他们默哀,公知看不见那些批判996,资本家嗜血的言论受到了多少人吹捧。公知也看不见只有那些自己用了错误类比中外同一事物2套结论的人往往才被套上公知。不谈论媒体上公知vs小粉红舆论热度和比例,凡是碰到问题用 中国毕竟有小粉红来当做公知存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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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人类发起的政治运动只会有失败和扩大化两种可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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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初的公知把“公知”这个词弄成布袋词了。


你说二十年前公知啥意思,当时应该都没几个人懂,那时候只有知识分子这个说法。那时候说知识分子,指的往往是(至少在本地的)高学历研究人才。车间里可以说技术员是知识分子,农村可以说小学老师是知识分子,到了大城市那起码得大学教授之类才算得上知识分子。这时候说知识分子,是个虽然定义有点模糊但只要放在所在环境里还是好界定的一个名词,所以基本乱用不了。


后来本世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本来挺小众的词,突然就爆发了。但是从爆发那天起,这个名词的坐标意义就大于其学问意义。最简单的,两个做同样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一个整天抨击党和政府,鼓吹美国灯塔多好的;另一个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中国这才是合适道路的。前者才可能冠以公知头衔,后者虽然理论上可能符合公知定义,但在互联网和现实中,从没有把这种人归为公知的习惯。

所以,公知这个词从被大众普遍认识开始,就是坐标大于知识了。

而且,这种定义,恰恰是公知群体主动要求的。毕竟那时候公知属于霸占话语权的褒义词,当年公知最爱说的词就是“良心”。所以自己的坐标代表自己“有良心”,当然只有“有良心”才可能是公知。


也因为这个“良心”,所以公知圈子迅速扩大起来。最初敢称公知的,首先确实算得上绝对意义的知识分子。后来既然坐标第一,“良心”挂帅,那么学问就是次要的了。这时候大量二三流到不入流的人物,完全不是做学问的,学历知识也并不高于所在环境,只要政治坐标上选择灯塔,就都被接纳并骄傲的自认为公知了。再后来,像一些演员之类,文化课连普通大学生都不如的人,只要亮明自己政治观点,就也可以做公知了。

所以,你说公知这个词能不变成布袋词,能不滥用?


关键问题是,当年滥用的,可是公知自己们啊。那时候这个名词好,所以都抢着往头上戴,还拉着圈子互相捧。终于,这个词被你们弄得臭大街了,又抱怨是滥用了?

敢情是又打算去糟蹋下一个什么名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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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引导+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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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曾经有个故事很流行,大概是东德一个工程师,准备造一个飞艇去西德,工程师收集了一些物资,开始制造飞艇。

可是工程师的活动被警察怀疑上了,工程师和警察斗智斗勇 ,总算把飞艇造好了。

等到了吹向西德风向,工程师准备放飞艇的时候,警察出现了,当工程师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警察却要求工程师带上自己去西德,于是工程师和警察快乐的飞向西德,过上了美好的日子。

过去四十年,有多少人在骂这个国家?

韩寒们曾经无数次用言语华美批判这个国家。

曾经有无数人告诉大家,这个国家之外地方都是天堂。他们说批判这个国家才能让他进步,可是他们这帮人容不得有人夸奖这个国家,他们说任何夸奖都会让这个国家骄傲。

可是公知们夸了美国四十年了,最近美国堕落了,我觉得美国的堕落,公知们有极大的责任。

美国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灯塔,它是人类的希望,可是一场疫情就让大家发现人类的灯塔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呢?

就是这帮公知害的美国,全中国公知们夸了四十年美国,批评了四十年中国,让美国觉得自己太美好了,开始骄傲了。

而且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家,几乎任何夸中国好的人都会被攻击,张维为和那几个可怜的人夸中国,还被骂的狗血喷头。在满中国都看衰中国的时候,张维为就夸中国,公知那帮人嘴里中国一定完蛋,而张维为嗯认为中国一定会好,十年前,那是公知的天下,全中国就这么几个可怜人认为中国一定会好起来的。

公知是大多数,他们有巨大的市场 ,只要微博骂几嗓子这个国家,圈个几十万粉是没问题的。

公知没有被滥用,而是烂大街了,太多了,四十年我们培养了无数公知,有能力的做气球飘去别的国家了,没能力的看着故事流口水,然后批评这个国家。

留下的还在继续说:任何温柔的批评,都对国家不好。

我现在承认了,这些年公知们就没骂过美国,一句都没有,结果美国堕落了,我觉得公知们有责任,要负极大的责任。

这帮公知人数太多了,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没有滥用,就人太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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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任何带有评价性的词汇都被滥用了,因为词汇贬值了。

现在街边随便看到一个人就叫老师了,这玩法要是放在古代怕是要惹出天大的麻烦。

如果明天有一个手机厂商做一个手机,它的摄像头是在下面凸起一大坨,那么这就叫反人类。70年前它还被用于形容战争犯呢,事实上20年前它还是被用作形容战争犯。

工知从正面词汇沦为过街老鼠也不过就三五年的事情,所以也没必要觉得特别委屈,因为这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资格被称作是公知。当然这也是因为互联网降低了发言的门槛,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弊。

当然我们就算把公知看做一个形容不同阵营人的词汇,它也的确被滥用了。回想一下著名的麦卡锡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人类一以贯之的毛病。(我每次使用麦卡锡时代,是因为我想尽量避免发生在中国因为不同原因而导致类似结果的主要用来形容屁股决定脑袋的时代,毕竟结果都差不多,但没几个人理解。)

我看有人对于自己被别人称作公知而表示不满,那么你可以想想看小粉红这个词被大量使用的事实。要知道小粉红这个词从被人故意从晋江抓出来之后,就一直用来让人恐惧爱国。只要你表示自己爱国,“你就是个小粉红!”,至于为什么女拳人士几乎百分之百使用这个词,我们综合考虑下前FBI合作翻译所说的要在人权女权方面搞事就知道了。

我本人大部分时间被叫做五毛狗(微博)、发帖机器人(quora),但经常的我也被叫做台蛙(知乎、B微博)、精日(知乎)和精美(忘记了)。重点不在于我被贴上什么标签,重点在于我能不能思考我自己所说出来的话,以及是否为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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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爱国是可以恰饭的。有些人是需要靠贩卖爱国热情来满足群众狂热的精神需求,以此聚集粉丝之后变现的,粉丝数量使得他们荣耀。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卖直求荣,暴论时候话不过脑子。

其次贩卖爱国热情是需要假想敌的。之前特朗普在位时候多少大V热榜扬名吸粉,如今荣耀不再?而塑造一个“站在群众对立面”的假想敌,就是在没有共同敌人之后必须做的事。

第三,这种塑造假想敌是收不住的。任何饭圈一旦形成,朝着亚文化核心看齐的氛围几乎就是自动形成,类似的向团体核心表忠心的树敌行为不可避免。在内娱这种行为就是四处出击“对家”或者“黑粉”,在键政方面就是猎巫。

哎,这时候但凡有个人敢跳出来说,我们哪里哪里做得不到位了需要改正,立刻就有小粉红出来膈应人了。又或者,但凡两个键政er吵架,吵起来收不住这邪火,保不齐就开始互相扣对方公知的帽子。这就不是冲着讨论之后达成共识去的,就是冲着互相膈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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