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宋明的士大夫（小地主）完全没用。宋明的士大夫和汉唐的士大夫到底有什么区别，风骨不同是怎么造成的？
一、 士大夫阶层的演变：从贵族到官僚与地主
首先，我们要明白“士大夫”这个概念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
汉代士大夫： 汉代士大夫的主要来源是察举制和征辟制。虽然也有科举的雏形，但远未成熟。早期，士大夫很多出身于地方豪族、新兴地主阶层，甚至是前朝遗老。他们依靠家族势力、人脉关系和个人学识（尤其是儒家经典）进入仕途。然而，汉代也出现了“寒门但为士”的可能性，士人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他们的权力更多地体现在参与朝政、辅佐君王，以及作为地方上的“长者”和“贤者”发挥影响力。虽然有世家大族，但整体上权力分散程度比后世要高。
唐代士大夫： 唐代科举制初步确立，虽然门阀制度仍然残余，但科举已成为重要的上升通道。士人阶层进一步扩大，除了继续来自地方士族，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唐代士大夫依旧是政治的核心，他们辅佐皇帝，参与国家治理，在边疆战争、文化建设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例如，魏征的直谏、杜如晦和房玄龄的辅政，都展现了士大夫的担当。
宋代士大夫： 宋代是“重文抑武”的国策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使得士人阶层空前壮大，也使得他们对朝廷的依赖性更强。宋代统治者极力避免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文官集团虽然地位尊崇，但缺乏独立性，对皇权亦步亦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有部分来自士族，但更多的则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新贵”，他们可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即“小地主”），但与汉唐时期那些掌握大量土地和地方势力的豪族相比，他们的经济基础相对不那么稳固，更依赖于官职俸禄。
明代士大夫： 明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权力达到顶峰。科举制度依然是选官的主要方式，士大夫阶层继续壮大。但明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态更加复杂，他们既要面对皇帝的直接控制，又要处理党争问题。虽然有“清流”派系试图保持独立和风骨，但整体而言，他们身处权力中心，受到皇权和政治斗争的深刻影响。许多明代士大夫也热衷于经营家族产业，部分人也确实是典型的“小地主”，他们通过土地收益来维持家族开销和士人身份。
二、 风骨之变的根源：制度、文化与现实的交织
那么，为何人们会感觉宋明士大夫的“风骨”不如汉唐呢？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1. 政治制度的束缚：
皇权的高度集中： 宋明时期，君主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士大夫的仕途、荣辱、乃至生死都与皇权息息相关。唐代虽然也有君臣关系，但大臣们的权力和影响力相对更大，可以形成更大的集体力量来制衡皇权。宋明时期，皇帝的一纸诏令就可能颠覆一切，这使得士大夫在面对皇帝的过失或决策时，往往更倾向于隐忍、规避，或是采取更温和、迂回的方式来表达意见，而非唐代士大夫那种直言不讳、甚至冒死进谏的“风骨”。
文官集团的脆弱性： 尽管宋代“重文抑武”，但文官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党争是宋明政治的一大特色。士大夫们为了争夺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往往会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在这种环境下，“风骨”很容易被扭曲成派系斗争的工具，或是在残酷的斗争中被消磨。为了生存和晋升，一些士大夫不得不放弃原则，与主流派系妥协。
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 汉唐时期，一些士大夫背后可能有着地方豪族、宗族的支持，甚至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独立运作空间。但宋明士大夫更多地是作为中央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权力几乎完全来自于朝廷。一旦失去官职，他们便失去了大部分社会影响力。而那些“小地主”的身份，虽能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但与拥有庞大土地和武装力量的地方豪族相比，其影响力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他们与皇权或强大的政治派系进行独立对抗。
2. 思想文化的演进：
儒学的“内圣外王”与“格物致知”的侧重： 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强调“内圣”（修身养性）和“格物致知”。虽然这无疑提升了士人的道德修养和理性思考能力，但有时也可能导致一部分士大夫将重心放在个人的道德完善和学术研究上，相对忽视了对现实政治弊病的直接干预。他们的“风骨”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道德层面，而非行动层面。
对“名节”的强调： 宋明时期，士大夫对“名节”的看重到了极致。一旦沾染污点，仕途便可能终结。这种对名节的过度敏感，反而让一些人在面对进退两难时，宁愿选择沉默或回避，以免冒犯君王或权贵，导致名节受损。与汉唐士大夫那种“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担当精神相比，这种对个人名节的守护显得有些被动和保守。
“隐逸”情结的转变： 汉唐士大夫中也有隐逸的，但其隐逸往往是对黑暗政治的抗争或是一种高洁的追求。而宋明时期，虽然也有隐逸，但更多的是一种避世，是对政治漩涡的逃避。一些在官场失意的士大夫退回乡里，他们可能拥有土地，但其社会影响力大幅下降，成为真正的“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更多地转向了诗酒田园，或是在家读书讲学，与早期士大夫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姿态有所不同。
3. 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
“小地主”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宋明士大夫中很多是“小地主”，他们的土地财产不足以让他们拥有汉唐时期一些地方豪族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动员能力。他们无法像那些拥有大片土地、控制大量人口的士族那样，在地方上形成独立的势力，从而支持其在朝堂上的抗争。他们的经济基础更依赖于官职带来的俸禄和有限的土地收入，这使得他们对官场的依附性更强。
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士大夫的矛盾： 宋明时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仍然以农耕和为官为主流。他们对于商业的参与态度复杂，一方面可能对经商持轻视态度，另一方面又可能为了家族生计或追求更舒适的生活而间接或直接参与。这种矛盾使得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受到一定限制，也影响了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三、 到底“没用”吗？—— 辩证看待“小地主”士大夫
说宋明士大夫（小地主）“完全没用”未免过于绝对。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
“有用”的方面：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尽管政治上有所束缚，但宋明士大夫在文化、学术、艺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理学、宋词、元曲（尽管有曲士）、明清小说等，都离不开他们的推动和参与。他们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道德垂范（部分）： 即便在政治上显得保守，但宋明士大夫中依然涌现出无数具有高尚品德和气节的人物，如文天祥、于谦等，他们的精神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楷模。即使是那些“小地主”，在家乡也常常扮演着教化乡里、调解纠纷的角色。
制度的维护与改革尝试： 尽管受到皇权的制约，但士大夫仍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他们维护着官僚体系的运作，并且在制度的缝隙中，也曾有人尝试进行改革，虽然很多时候难以成功。
“没用”的批评的根源：
对“担当”精神的期待： 人们之所以觉得他们“没用”，很大程度上是对士大夫阶层应有的“担当精神”的期待落空。当面对外敌入侵、君主昏庸、社会不公时，如果士大夫们更多地选择明哲保身、专注于个人或小圈子利益，而非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这种“没用”的评价自然会产生。
与汉唐士大夫的对比： 历史的眼光往往会选择性地放大某些时期、某些人物的光辉，然后与其他时期进行对比。汉唐士大夫中的确有很多铁骨铮铮的人物，但同时期也有不少平庸之辈。我们对宋明士大夫的评价，往往是选取了他们相对“温顺”或“妥协”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同样在为国家和社会努力的方面。
总结
宋明士大夫与汉唐士大夫的风骨差异，并非简单的个体品质问题，而是 由政治制度的演变（尤其是皇权的 강화）、思想文化的侧重（理学的影响、对名节的解读）、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小地主经济的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唐士大夫可能拥有更强的独立性、更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机会和条件。而宋明士大夫则更多地被纳入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他们的行动受到皇权和政治斗争的双重制约，经济基础也相对不那么坚实，这使得他们的“担当”更多地体现在维护道德伦理、传承文化学术，以及在夹缝中寻求改革的可能性上。
要理解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有用”或“没用”来评判，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他们在各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所能扮演的角色。他们的“风骨”或许变了，但他们依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道德和国家治理的重任，尽管承担的方式和效果有所不同。
网友意见
因为汉唐的精英阶层，能力相对更为全面，战略眼光更为综合，宋明的乡绅则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把宋明以来的乡绅阶层，和英国从中世纪到近代形成的乡绅阶层做一个比较，后者和汉唐的“精英阶层”更为相似。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侯建新老师的《资本主义起源新论》
英国的乡绅
经过缓慢而又富有成效的发展，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新的精英阶层，那就是乡绅的兴起。明格指出，乡绅的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他们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而在17世纪时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乡绅阶层。
乡绅（Country Gentry或Esquires）最初的含义，大概是指有资格从军的自由人。其后，形成了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小地主阶层。诺曼征服后，他们成为骑士的重要来源，本身则作为低于骑士的等级而存在。到
中世纪晚期，乡绅的数量和经济实力一再膨胀，据斯通统计，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整个英格兰的乡绅人数增加2倍，而他们收入却几乎增长4倍。
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乡绅显然兴旺起来了，他们和富裕农民约曼一起成为现代农业的发起人。虽然乡绅收入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他们主要以农牧业经营为主，通过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管理而发达起来的。
16世纪上半叶宗教改革导致的寺院土地拍卖，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乡绅的经济实力。美国学者在研究了教会地产后肯定地指出，教会改革中处置的土地，大部分落到了乡绅手里，“乡绅已成为英国农村的脊梁”。
乡绅力量的增强
在1436年至1690年间，王室和教会的地产日益萎缩，而乡绅所占土地的比例则由25％上升到45％—50％，几乎翻了一倍，如若再加上与之接近的约曼的土地，高达70％—83％，在英国耕地总面积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该时期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几乎完全被乡绅把持。以前郡守是地方最高长官，15世纪后实权落到大多由乡绅出任的治安法官手里。治安法官除维持乡里治安外，还执行司法事务，监督价格标准，规定工资限度，惩罚盗贼和流浪者，管理工商业和公共福利等。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乡绅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大量出身于乡绅家庭，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为都铎政府提供了最好的官吏，逐步分享了贵族的政治权利。在重要的政府机关如财政部、枢密院以及大法官等要职，贵族不再拥有垄断地位。议会亦然。
下院在16世纪权威大增，由都铎王朝初期的296个席位到伊丽莎白时期增加到460个，其中乡绅占绝对多数，造成乡绅“侵占”议会的局面。
这一时期，以往壁垒森严的阶级分野正在变得模糊起来。一方面，一部分乡绅开始与贵族财富相当，甚至富埒男爵，于是有的乡绅购买爵位正式跻身贵族。另一方面上层农民与乡绅也出现某种程度的交融。16世纪末叶的牧师兼史学家富勒在一首诗中说：“一个杰出的约曼，就是一位款步而至的乡绅，（约曼与乡绅的）融合在下个世纪更加普遍。”
当代史学家罗斯也指出：“约曼有时比他们的乡绅邻居还要富有……他们积极改进耕作技术，与乡绅一样也是农业改革家，也一心追逐利润。”
英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约曼与乡绅如此接近，以至出现了“宁为约曼头，不做乡绅尾”那样的英国谚语。事实上经常有杰出的约曼被授予乡绅或骑士称号。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农民与封建统治下层的交融，形成英国独特的历史现象。正是基于这种交融，在贵族与普通农夫之间，出现了强有力的中间等级；这个“中间等级”与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相关，成为推动现代农业的利益集团。从广义上讲，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基本特征的乡绅——租地农场主阶级，不仅包括绅士（Gentry）缙绅（Esquires）、杰出的约曼和富兰克林，还包括改变了经营方式的骑士。这是个新型的阶级，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资本家；显然，他们是英国资产阶级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的绅衿阶层
明清以来，由于举人、监生、生员（秀才）身份改为终身制以及官僚队伍的膨胀，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数量和实力的绅衿阶层（又称缙绅或乡宦）。经济上，他们多为当地首富，拥有大片良田美宅。政治上，通过乡里保甲制和乡族组织，成为明清特别是清代乡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因素。
明清绅衿在乡村社会的醒目地位，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英国中世纪晚期的乡绅。表面看，他们似乎不无相似之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最初把“Gentry”这个词译为“绅”。实际上，中英乡绅的核心内涵相去甚远，其中的差异，深刻反映了中英乡村社会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中英“乡绅”的本质不同
发迹途径不同
首先，他们发迹的途径不同。英国乡绅起初虽然也是封建等级里的成员，但他们在中世纪晚期发达起来的原因不是凭借其政治身份，而主要靠经营资本主义农场和从事谷物、羊毛生意牟利而崛起，并在地方上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举足轻重。
在国会，也是因其财力成为主要纳税人而进入“第三等级”从一定意义上讲，英国乡绅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明清乡绅则是政治关系的产物。绅衿阶层形成于明代。“绅”，大带，士大夫所服用；“衿”，学子之所服。“绅衿”原义泛指地方上的士大夫和在学的人。科举取士后，则主要指取得进士、举人、监生和秀才等有功名的人。他们在正式场合都穿有“公服”。科举学子是各级官吏的来源，所以绅衿概念的主要内涵也就转为“官”，或与“官”相关的人员。它既包括在位的官员，也包括退休的官员和取得功名还未任命的预备官员。绅衿特权荫及家族，这样其父兄子弟、亲亲戚戚也常常被称为绅。总之，绅衿是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
致富手段不同
其次，他们致富的手段不同。英国乡绅致富，主要靠开办资本主义租地农场，雇佣工资劳动者，追求市场利润。在扩大资本主义农场的圈地运动中不乏暴力，但是总的来看，以新的生产组织为依托的地产让渡和集中，主要是靠市场完成的，因此，原始积累更是一种市场积累，更重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道路，并结束了权力和暴力积累的历史。还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积累的过程，即以乡绅为核心的新型农场主的发达，几乎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旧贵族的衰落同步进行的。这正是英国16世纪发生的事情。
而绅衿地主经济的膨胀，既靠一般的地租收入，又凭借他们的政治身份。附属于政治身份上的特权之一是免役。不仅现任官员，连退休归乡的官员也享有免役权，不仅自己免役，还荫及身边的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规定：京官一品免30丁，二品24丁，至九品免6丁，连学校生员也免差徭2丁。明中叶后，又发展免租即“论品免粮”，从一品至九品分别免30石至6石不等。在比较清明的年景，即政治特权还没有极具恶性膨胀的情形下，小生产还能勉强维持其简单再生产过程。随着王朝晚期的纲纪不振，腐败不已，缙绅地主的权力越发不受限制。他们通过非法手段扩大特权而加快聚敛，从而使社会打破相对平衡，出现灾难性的动荡，这正是晚明李自成起义和清中期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背景。缙绅地主用诡寄、投献、分花等种种非法手段，私自扩大荫户数量，大肆兼并土地。这样，朝廷征派的租赋就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庶民百姓的头上，不堪重负的小农不绝如缕，以至纷纷破产，包括大批“中产之家”的破产。所谓“彼官宦族党奴仆坐享高腴”，另一方面，“穴居野处无不役之人，累月穷年无安枕之日”。
显然，明清乡绅聚敛财富是以典型传统的权力方式进行的，是以严重摧残生产力为代价的。
法律制度的不同
最后，他们管理乡村的方式也不同。英国中古晚期地方上的行政、工商、司法等诸多实权，都归治安法官，而治安法官主要由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担任。乡绅还是乡村社会的领导力量，并与陪审团的工作结合进行。更重要的是，乡绅与生产者是新型的雇佣关系。
总之，英国乡绅主要依据法律和某种程度自治的方式管理乡村，被管理的对象大多也是走出了中世纪阴影的自由劳动者。绅衿统治乡村仍然是根据贵贱有等的“居乡礼貌”进行的。
他们不当兵、不服役、不完粮纳税，一切负担都分嫁给当地老百姓，有时还从中渔利，发一笔捐献财；负担归之平民，利益官绅合得，这就是官绅共治的地方。
明清绅衿的恶行
官绅共治，可是，敢在地方强夺民财、包揽诉讼、草菅人命的，正是这些官绅人家。他们大多倚势恃强，上下相护，平民无所控。明朝辅臣张孚敬因病居乡时，其侄仗势横行，强占田庐妇女，无恶不作，“诛求尽于锱铢，剥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积害十年”。至于一般官绅人家欺男霸女，私设公堂、牢狱，虐待以至拷打至死佃户、奴婢的案例，同样不少见，他们却往往以各种名目逃避法律制裁。总之，我们看不出明清绅衿与英国乡绅有多少相同之处。
在英国，中世纪的农村基层组织是由几个不同性质的权力体系共同组成的：代表王权和马尔克村社自治权的村镇、代表领主权的庄园、代表基督教权的教区。村镇、庄园和教区既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这种多元结构的农村体制无疑给英国农民的个人自主活动留下较多的天地。起初庄园靠庄官制运行，最直接的管理者是庄头，他秉承领主的旨意，可他本身又是农奴集体推举产生。到中世纪晚期，领主及其代理人管理庄园已很困难，而必须通过中介人——富裕农民中的头面人物进行统治；最迟到15世纪中叶，这些上层农民和正在兴起的乡绅实际上把持了乡村事务。
同时，这些乡绅和富裕农民约曼又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发起人，并成为推动这种新经济生活的利益集团，使英国17世纪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奠定了日后产业革命的物质基础。
明清对基层农民的超经济剥削
作为中央王朝基层政权的乡里保甲组织，与血缘宗族势力和宣传“忠”、“孝”为核心的儒学教化之权，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农民实行强有力的人身和精神控制。这种三位一体完备而有效的统治，极大窒息了农民个体的独立发展；他们所承受的无限制的、往往令其濒临破产的经济盘剥和巨大的精神负荷，远远超过了英国农民。
明清自身难以产生“约曼农”阶层
宋朝以来，始终不能产生比较富足而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农民阶层，是不足为怪的。明清以来，随着缙绅势力的膨胀，乡村统治又加入绅权，然而绅权并没有给乡村的行政管理带来任何新元素。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仍然缺乏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没有相应地产生新的观念和新的需求，当然更谈不上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与运作，因此，农村经济与社会迟迟未能步入现代轨道。
啊这。是啊，汉唐的士大夫，怎么如此有风骨啊。
您看看，王莽圣人登基，这叫顺应天命。那个刘家的小娃娃能当好皇帝吗？很明显不能啊。就得王莽当，支持好人上位，积极反抗皇权，这才是风骨。
您看看，妖道张角造反，蛊惑黎民百姓，有吃有喝的太平盛世，愣是被三个妖道蛊惑的去拼命，镇压起义，那叫风骨。
您看看，一个刺史就能勇敢的对皇帝说你不配，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个刺史几天就当上了相国，这行政效率是多么高啊，这人才选拔，唯才是举，不用熬资历的。
您看看，武则天一个女人都能当皇帝，大唐风气是多么自信开放啊。就徐敬业骆宾王不长脑子，非要造反，这就是最没风骨的人了。我汉唐，岂会因为皇帝的事就迂腐守旧？
您看看，李隆基一个五十多的老头子与杨玉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发生了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这是风骨啊各位，这要是宋明的腐儒不是早就棒打鸳鸯了？李寿，他是谁啊?他配吗？配个几吧。
您看看，安史之乱，皇帝和满朝文武为掩护长安百姓，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吸引叛军追击。又在马嵬坡下，因为众将士举手表决，所以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唐明皇大公无私，赐死了罪恶滔天的杨玉环。风骨啊！
您看看，刘克明仇士良，太监中的榜样好不好。这叫风骨，都大唐了还整什么君臣主仆的，那都落后了，我们大唐的太监都是铁血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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