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案贺建奎已释放，曾获刑三年，这件事给科学研究带来哪些警示？基因研究的边界在哪儿？

贺建奎案，一个曾经轰动世界的科学伦理事件，如今随着当事人的刑满释放，再次将公众的目光引向基因研究的深远影响和潜在风险。这起事件不仅触及了科学研究的边界，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驾驭强大基因技术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贺建奎案的警示：野蛮生长下的科学伦理真空

贺建奎，这个曾经的科学新星，以一种极端且不负责任的方式闯入了基因编辑的未知领域。他利用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成功诞生了双胞胎女儿露露和娜娜。然而，这一“壮举”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谴责。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贺建奎的行为暴露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科学伦理的缺失与漠视： 基因编辑，特别是涉及生殖细胞和胚胎的编辑，是当前科学研究中最敏感的领域之一。国际上存在着普遍共识，即在没有充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以及广泛的社会讨论和监管框架之前，不应进行此类实验。贺建奎却绕过了所有正常的伦理审查和监管程序，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实验推向了实践。这如同是在没有安全带和导航的情况下，驾驶一辆超速的赛车，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科学研究的道德底线：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造福人类，但这个过程必须建立在尊重生命、保障安全和符合社会公德的基础上。贺建奎声称的“治疗遗传性疾病”的初衷，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对人类基因组的“实验品”改造，其对婴儿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健康影响，以及对人类基因库的潜在改变，都足以让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为了“发表”而“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本质抛诸脑后。
监管的滞后与挑战： 尽管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伦理指南却往往滞后。贺建奎案的发生，也暴露了各国在基因技术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和挑战。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是摆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国制造”的科技形象受损： 作为中国科学家，贺建奎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也给中国在国际科技界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使得人们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科研诚信产生了担忧，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重新赢回信任。

基因研究的边界：在希望与审慎间寻找平衡

那么，基因研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复杂且不断演变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研究”与“应用”的边界：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未知，发现规律，而应用则是在掌握充分知识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对于基因编辑这类可能影响世代的技术，研究阶段的谨慎性和透明性尤为重要。在未经充分的动物实验、细胞实验验证以及对潜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之前，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或胚胎，无疑是跨越了“研究”的安全边界，直接进入了未经授权的“应用”领域。
“体细胞编辑”与“生殖细胞编辑”的边界： 目前科学界普遍认可的是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治疗某些单基因遗传病或癌症。由于体细胞编辑的改变仅限于个体本身，不会遗传给后代，因此伦理争议相对较小。然而，对生殖细胞（精子、卵子）和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其改变会遗传给后代，这就可能对人类基因库产生永久性的影响，其伦理风险和潜在后果是巨大的。贺建奎案正是越过了这条被广泛认可的“生殖细胞编辑”的伦理红线。
“治疗性基因编辑”与“增强性基因编辑”的边界： 基因编辑的首要目标应是治疗疾病，纠正基因缺陷，以挽救生命或提高生活质量。然而，一旦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增强”人类的某些非疾病性特征，例如智力、体能、外貌等，就可能打开“设计婴儿”的潘多拉魔盒。这不仅会加剧社会不公，还可能引发深刻的基因歧视和社会伦理危机。未来的基因研究必须坚守“治疗性”的原则，严防滑向“增强性”的歧途。
“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基因是一个极其复杂且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对基因的了解仍然有限，对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长期、多方面的“脱靶效应”和“副作用”也知之甚少。例如，修改一个基因可能对其他基因的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在对基因及其调控机制缺乏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进行基因编辑无异于在未知领域进行大胆的尝试，其风险是不可控的。科学研究的边界，应当建立在科学的确定性之上，而非盲目冒进。
“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边界： 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看似是为了解决个体疾病问题，但其长远影响却可能触及整个人类群体。一旦基因编辑技术被滥用，可能会导致基因库的单一化，甚至出现新的基因疾病。因此，在进行任何可能影响人类基因库的基因编辑研究时，都需要充分考虑对人类整体的潜在影响，并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

未来展望：在责任与创新中前行

贺建奎案的警钟已经敲响，它提醒着我们，科学的进步需要与伦理的约束相辅相成。基因研究，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为治疗遗传性疾病带来希望，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伦理和社会风险。

未来，科学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加强国际合作与监管： 建立全球性的基因编辑研究和应用监管框架，制定明确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防止技术滥用。
深化公众参与与对话： 将基因伦理问题纳入公众视野，通过教育和讨论，提升全社会的科学素养和伦理认知，汇聚社会共识。
坚持审慎原则，循序渐进： 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的严谨性，以“安全第一”为原则，充分评估风险，稳步推进。
明确技术应用边界： 严格区分治疗性基因编辑和增强性基因编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基因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贺建奎案的结束，不应意味着对基因研究的停滞不前，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警醒：在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审慎和责任感，确保基因研究的边界始终在人类的智慧和伦理框架之内，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而非制造新的风险与挑战。

网友意见

他给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是这么简单能够抹平的。

当时他被判刑三年是因为实在没有合适的罪责，最后只能选了个非法行医，现在国家的生物安全法出台了，就没这么简单了。

违反本法规定，从事国家禁止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技术资料和用于违法行为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品，处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依法禁止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应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吊销相关许可证件；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十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相应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活动，依法吊销相关执业证书。

也许，贺建奎算得上间接推动了立法进步，他用疯狂的、违背伦理的实验，让社会意识到了对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的立法空白。

2021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增加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堵上了在法律边缘试探的路子：

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至于贺建奎本人，是根据当时《刑法》三百三十六条中的「非法行医罪」判的：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中，贺建奎等三被告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进行人类辅助生殖医疗行为，擅自采用未经国家批准且极具风险的技术，其对医疗秩序的破坏显而易见。然而，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有没有「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会对「治疗」对象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缺乏可参照的实例，举证相当困难。对人类基因进行编辑的潜在影响，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显现，不管是从法律还是科学的角度，对于是否「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都很难作出定论。

三年刑期，很微妙的一个判罚，根据《刑法》九十九条：

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三年以上」，「三年以下」，都可以是三年。不管是一般的「情节严重」情形（三年以下），还是「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三年以上），在判决书没有公布的情况下，两种解释似乎都能说得通。

至于说给科学研究带来的警示，大概就是一方面要鼓励科学探索，另一方面，对于披着科学外衣进行的，有违伦理、风险巨大的违规人体试验，也要设置更有效的制约机制。

生物和医学我是门外汉，就说一个小细节：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项目的「知情同意书」，就存在明显的无效条款。

该协议提到，项目团队并不承担造成母亲或者婴儿感染 HIV 病毒的责任，母亲感染 HIV 的风险完全由志愿者自身承担。而根据当时的法律（《民法典》还没实施，要看《合同法》），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

说得直白些，这一实验建立在了一份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基础上。

而实验本身，也违背了由科技部与原卫生部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第六条 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
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 14 天。
（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三）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

贺建奎团队将进行基因编辑后的人体胚胎干细胞植入人的生殖系统、把孩子生了下来，显然也违背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贺建奎案，也在对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无法对完全未知的事物立法，但至少可以思考，如何避免科学研究创造出人类所承受不起的未知，这也正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基因编辑进行立法的原因所在。

惩罚太轻，犯罪成本太低，那未来层出不穷的研究可能会继续。

一、贺建奎的操作前提不存在

至今仍然看到有人在为贺建奎抱屈，把他说的是普罗米修斯一样。

可是这些人，但凡了解一下基因编辑的大佬们，了解下当年贺建奎做的研究，我想多少也不会如此离谱。

咱就不说贺建奎半路出家，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稍微学习了下就开始实操了，他的操作本来就是没必要，实验前提不存在。

1，小孩不是天生的艾滋病患者

这是个根本问题。

这对婴儿的父亲是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母亲为HIV病毒阴性，而在现有技术下，可以通过对精液进行洗筛办法，直接获得不带病毒的精液（这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接下来通过试管婴儿的办法来进行生产。

由于母亲未感染病毒，所以接下来这孩子根本不会得艾滋病。

整个过程不仅安全可靠，技术成熟，而且成本更低。

所以，给这对婴儿编辑基因的目的在哪里？？？必要性在哪里？

如果他选择的是父亲阴性、母亲阳性的，还多少有点道理，因为阻断HIV难度要超过了上面（但是依然可以阻断）

2，CCR5基因不只是艾滋病。

CCR5基因是人体内的正常基因，而不是导致疾病的缺陷基因。

目前有不少研究证实CCR5本身对于免疫系统、神经系统都有作用，一旦被敲除，可能影响人体的诸多功能，带来更多风险。

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敲除了CCR5，也不意味着和艾滋病绝缘，依然有感染风险，

事实上，目前发现CCR5Delta 32主要是针对HIV-1的R5-strain（看这个命名你就知道不止这一种）,但是即便是HIV-1，受体还有CXCR4呢。

HIV-1 most commonly uses the chemokine receptors CCR5 and/orCXCR4 as co-receptors to enter target immunological cells【1】.

甚至，缺了这俩，HIV依然可以感染（真是逆天了）

Even without the availability of either co-receptor (even CCR5), the virus can still invade cells if gp41 were to go through an alteration (including its cytoplasmic tail) that resulted in the independence of CD4 without the need of CCR5 and/or CXCR4 as a doorway【2】

那这图了个啥？

3，这对婴儿还有编辑脱靶问题，他们出现问题怎么办？

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成熟，依然存在诸如脱靶、效率等问题，因此目前生物医学领域对于基因编辑限制非常严格。

把一项不成熟的技术应用到现实中，而且是在非必要的情形下，是非常可怕的。

不能把所有失败的人都当做代价，那样，这些代价怎么办？

事实上，当初的报道中，这对婴儿就出现了基因编辑不完全成功的现象，也就意味着，这对婴儿可能是有基因缺陷的。

请问，我们如何处理这对婴儿？

至今不清楚她们的现状如何，是被处死了？是被终身监禁了？还是释放到人群中了？？

二、处理太轻，无法阻挡效仿者

贺建奎是一个外行半路出家

他是做物理芯片的

贺建奎来自湖南娄底，从小迷恋物理学。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美国莱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师从微流控基因芯片鼻祖斯蒂文·奎克。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人员。

可以想象，这项技术的门槛有多低。

现在制约人类乱用它的主要是伦理和法律，各国都有相应法律。

但是，现在贺建奎的处理，太弱了。

那这样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

可以想象，对于一些对法律和生命缺乏敬畏的人来说，那还做什么动物实验，直接批量上人类呗。

反正生物医学研究，只要有足够的样本量，按比例就行。实验一贯如此，N个样本，一个成功，那就很厉害了。

但是从实验到临床到应用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

如果对人类直接进行操作代价小，那未来就是大量的效仿者呗。

有一种礼崩乐坏的感觉。

大量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有缺陷的该如何处理？这将极大地考验社会。

而更深一步，这是否会导致全人类这个物种的根本性改变？

顺便，有些人非常期待基因编辑，可以理解，但是，能用基因编辑的迫切需求还多着呢，很多单基因遗传病才是最必须的群体。

因为单基因病是直接针对基因变异，是直接治病。、

而像为了防病毒敲除人类基因，相当于为了防贼装防盗门，咱就不说这病毒还会开锁，人家还会翻窗子呢。

对了，你真的想夸基因编辑，想表彰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我给你列个list，要拜也得拜真神啊

2020年诺贝尔奖揭晓，法国科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和美国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church也可以

喜欢华人的话，张锋

刘如谦（David Liu）

国内的话，其实杨辉非常厉害，只是大家对他评价毁誉参半

1 Murphy PM (February 2001)."Viral exploitation and subversion of the immune system through chemokine mimicry".Nature Immunology.2(2): 116–122

2 Taylor BM, Foulke JS, Flinko R, Heredia A, DeVico A, Reitz M (June 2008)."An altera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gp41 leads to reduced CCR5 dependence and CD4 independence".Journal of Virology.82(11): 5460–5471.

过去我对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评价

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知乎写了相关回答，是我目前最高赞的回答。然而因为问题被解散，所以在我主页的回答列表里看不到。

当时我对这个事情提出了三点质疑和批判：

1.这样做对两个孩子非常不负责任：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就经常因为脱靶效应（没有修改想要修改的基因，反而把其他有重要作用的基因给损伤了）造成动物胚胎无法发育，有时候就算生下来，也有先天缺陷，无法作为基因编辑动物进行医学实验。那些精确编辑了目标基因还能健康生活的动物真的算是凤毛麟角。之前有个师兄做这种基因编辑小鼠，整整搞了2年，期间很多小鼠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就这样的技术直接应用于人类，我认为是对人权的极度蔑视。

除了基因编辑潜在的脱靶效应有可能对孩子造成未知伤害（后续通过测序已经证实两个孩子的基因编辑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外，如果说那两个孩子的父亲作为HIV携带者担心孩子出生后会感染病毒，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更加成熟的精子洗脱筛选加体外受精，让HIV阴性的配偶生下健康的孩子。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目前已经是很多HIV携带者的选择^[1]。

这种技术不仅能把HIV传播的概率降至极低，同时还可以对精子进行筛选，从优生学的角度都是有益的。然而贺建奎还是把这对夫妇给忽悠了，选择了相对没有那么稳定的技术，编辑了这两颗受精卵。

2.为什么说这样做对整个人类群体非常危险：

前面提到了，CRISPR技术有一定的脱靶概率，可能看似健康的两个宝宝——露露和娜娜，基因中存在我们目前未知的缺陷。这些缺陷基因是可以稳定遗传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剥夺两个孩子的生存权、隐私权和生育权，所以这种我们人类根本完全未知的缺陷基因很有可能进入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中，造成目前我们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的严重问题。

3.为什么说这不是中国人打破西方技术封锁：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在西方的严密技术封锁和苏联断奶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搞出原子弹，从此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子，不再惧怕任何敌人的核讹诈，这叫打破技术封锁。前提是人家会搞你不会，而且禁止你搞。新闻中的这种事情不是人家搞不出来，其实最早做CRISPR基因编辑动物就是西方人。转到人体只是一层不许捅破的人性窗户纸而已。人家不搞是为了不去践踏人性，不去给人类使用一种技术虽然成熟但效果尚不稳定的技术。这不像核武器技术那样人家会搞不让你搞的天顶星科技。事实上很多中国学者正是从国外实验室学会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人家技术是开放的。而且医学伦理的要求不是只要求中国人，西方人同时用医学伦理进行高度自律。毕竟不遵守医学伦理的魔鬼，我们地球上出现过两家：西方的纳粹，东方的731，殷鉴不远啊。

基因编辑相关立法

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国还没有就违反医学伦理的人类基因编辑立法，所以当时并没有相应法律依据对贺建奎进行依法惩处。好在贺建奎并非临床医学专业，也没有得到医师资格，所以起诉他非法行医，他这三年的有期徒刑就是非法行医定的。

为了更好的指导基因编辑技术未来在医学伦理框架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人体试验，相关立法一定要完善，避免某些为了沽名钓誉或者图谋非法财产的个人或组织在法律边缘试探。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已经应在治疗疾病治疗领域崭露头角，但前提一定是编辑成体细胞或者多能干细胞，而不是编辑受精卵或者胚胎干细胞。前者意味着仅仅修改人体内的一部分细胞，而后者将使编辑过的基因有可能出现在全身，尤其是生殖细胞，可能会污染人类基因库。

基于这些考虑，2020年12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业界也普遍将相关规定称为“贺建奎法条”。

新增的第三十九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非法行医罪）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三十六条之一：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或者动物体内，或者将基因编辑、克隆的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基因编辑技术该怎么用

同样是针对艾滋病的基因编辑治疗技术探索，这个就更靠谱：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邓宏魁等人于2019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题为CRISPR-Edited Stem Cells in a Patient with HIV and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的论文^[2]。

该研究就是利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了CD34阳性造血干/祖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HSPCs）的CCR5基因，使这些干细胞/祖细胞分化产生的淋巴细胞不存在CCR5分子，也就不会被HIV攻击。

虽然不能够清除体内HIV病毒，但可通过基因编辑，让新产生的淋巴细胞不被HIV侵染和裂解。这无疑是一种有效控制艾滋病进展，维持患者/携带者健康的好方法。

而且该实验从立项到实施完全遵守医学伦理学规范，进行了国内外的正规临床试验注册，相关论文成果进行了严谨的同行评议，最后也发表在既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期刊。

所以学术界对这种不针对胚胎、受精卵的基因编辑不仅是包容的，甚至是鼓励探索的。因为编辑成体细胞/成体干细胞并不会造成可遗传的基因编辑，而且这些基因编辑可以在植入人体之前先进行验证，看看有没有成功编辑目标基因、有没有造成脱靶。确认安全后再把编辑好基因的细胞移植入人体。

参考

1. ^ Zafer M, Horvath H, Mmeje O, van der Poel S, Semprini AE, Rutherford G, Brown J. Effectiveness of semen washing to preven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transmission and assist pregnancy in HIV-discordant coupl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ertil Steril. 2016 Mar;105(3):645-655.e2.
2. ^ Xu L, Wang J, Liu Y, Xie L, Su B, Mou D, Wang L, Liu T, Wang X, Zhang B, Zhao L, Hu L, Ning H, Zhang Y, Deng K, Liu L, Lu X, Zhang T, Xu J, Li C, Wu H, Deng H, Chen H. CRISPR-Edited Stem Cells in a Patient with HIV and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19 Sep 26;381(13):124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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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问题，关系到人类的未来走向。现代医学和基因编辑技术，这两股力量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确实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影响着我们作为物种的演化轨迹。与其说是“阻断”，不如说是它们在重塑演化，甚至可能是在引导演化。现代医学：从“自然选择”的松绑到“人为选择”的萌芽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医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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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可能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延长浮萍的繁殖周期改变水体生态链？

  

  我们来聊聊一个有点意思的话题：用基因编辑“折腾”浮萍，能不能搅乱一池子的水，改变整个水体生态链？这事儿啊，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但仔细一琢磨，还真有几分“可能”的土壤。首先得明白，浮萍是谁。这小东西，你肯定见过，就是水面上那些绿油油、像小荷叶一样的植物，繁殖得可快了。用生物学的话说，它们是开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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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通俗地理解基因编辑中的脱靶效应？它跟基因编辑的安全风险有着怎样的联系？

  

  想象一下，你的基因就像一本非常、非常厚的食谱，里面记录了你身体如何建造、如何运转的所有指令。而基因编辑技术，比如CRISPR，就像一把极其精密的“分子剪刀”，它的目标是找到食谱里的一个特定“词语”（也就是DNA序列），然后把它剪掉、替换或者修改。脱靶效应，通俗地说，就是你的分子剪刀不小心剪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