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殉制度究竟是自己复辟的，还是继承自元朝的？
人殉制度的“古老根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殉并非明朝独创。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商周时期，人殉是一种普遍的丧葬习俗，规模之大、牵涉之广令人震惊。从已发掘的古墓来看，贵族墓葬中常有大量殉葬者，他们或被活埋，或被杀死后埋葬，以供墓主在阴间享乐。这种制度的背后，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死观、等级观念的理解，认为贵族在死后依然需要侍从和享受，因此将活人视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工具。
这种古老的习俗虽然在春秋战国之后逐渐衰落，但其观念的余波并未完全消失。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和时期，人殉的影子时隐时现，尤其是在皇室、贵族丧葬中，仍然存在一些变相的人殉形式，例如殉葬童男童女，或者以偶人、动物代替真人。
元朝的影响：一个复杂的连接点
现在谈到元朝。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蒙古人的早期习俗中，确实存在着残酷的人殉传统。尤其是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时代，大规模的陪葬人殉是蒙古贵族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的陪葬者中就有许多妃嫔、亲信甚至士兵。
当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后，这种习俗是否被全盘“继承”并影响了汉人社会的丧葬制度呢？这里需要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元朝统治者确实将他们的一些习俗带入了中原。蒙古人本身的陪葬文化对元朝的贵族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不至于像蒙古草原上那样普遍和直接。一些元朝的贵族墓葬中，也能看到一些不同于汉族传统的陪葬品或埋葬方式的痕迹。
另一方面，元朝作为统治者，其习俗的传播和渗透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影响。蒙古人在统治中国后，也需要借鉴和吸收中原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巩固其统治。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元朝将他们自己的人殉制度“强加”给了汉人社会，或者让汉人社会全盘接受了这种制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元朝的蒙古习俗直接等同于明朝人殉制度的复辟。明朝人殉制度更多的是在明朝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意志下，重新被启用和推行的。
明朝人殉制度的“复辟”与“创新”
明朝人殉制度最显著的“复辟”时期，无疑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朱元璋作为一位白手起家的皇帝，他的统治风格雷厉风行，崇尚严刑峻法，并且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古代传统的回归和强化。
朱元璋时期的人殉，主要体现在对后妃、功臣的殉葬上。例如，他去世后，就有不少后妃被赐死殉葬。这种行为，并非直接照搬元朝的蒙古人殉模式，而是更多地呼应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皇权至上、君臣关系特殊的观念。他可能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这是彰显皇帝权威和臣子忠诚的一种方式。
那么，明朝的人殉制度与元朝有没有关系呢？可以认为，元朝的统治，特别是蒙古贵族普遍存在的人殉习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朝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历史参照和心理暗示，即在政治动荡、权力交替的时期，加强对后宫和功臣的控制，并以极端的方式来维护君主的尊严和统治的稳定。 当朱元璋考虑重新启用人殉时，他可能会意识到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并且在某些时期被视为巩固统治的手段之一。元朝的近距离存在，也使得这种观念的“记忆”更加鲜活。
然而，明朝人殉制度也表现出“创新”的一面。
制度化与规模化： 明朝的人殉，尤其是早期，表现出了一定的制度化倾向。不再是完全随机或临时起意的行为，而是被纳入到丧葬礼仪的范畴内，有明确的受殉对象和范围。
“从祀”与“殉节”的伦理化包装： 明朝统治者在推行人殉时，也常常将其赋予“从祀”、“殉节”、“殉主”等伦理化的解释。他们会宣称这些人殉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和尊敬，是被赋予了荣耀的。这与早期赤裸裸的奴役性人殉有所不同，虽然本质上仍然是对生命的剥夺。
明中叶之后的衰落与废除： 与商周时期或元朝的一些时期相比，明朝的人殉制度并非一直延续。在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人殉的残酷性和不人道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大臣们也开始上书反对，最终，在明英宗时期，人殉制度被正式废除，尽管在此之后仍有零星的个人行为，但作为一项制度化的丧葬习俗，已经基本终结。
结论：继承、复辟与自身演变
综合来看，明朝的人殉制度：
不是简单地“自己复辟”： 它植根于中国古代悠久的人殉传统，并且在特定历史时期被重新拾起，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
也并非完全是“继承自元朝”： 元朝的蒙古习俗可能提供了一定的影响和参照，但明朝的人殉制度更多地是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特别是对早期制度的借鉴和转化。明朝统治者是在自己的政治考量下，选择性地恢复和发展了这一制度。
可以说，明朝的人殉制度是在中国古代人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影响（间接的元朝因素），并在明朝统治者，尤其是朱元璋的意志下，重新被激活、制度化并被赋予了新的伦理包装，最终又随着社会进步而被废除的演变过程。 这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古代制度的选择性恢复和改造，而非简单的复刻或继承。
网友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明朝人殉制度是不是继承元朝，我认为说是或说否，证据都不是很充分。我查了一些资料，可能是史料缺乏的缘故，相关的研究很少。
首先，对于元代是否有宫人殉葬现象，明朝所修的《元史》等史籍中丝毫没有记载，只有一些波斯史料对此有所记录。
术外尼在《世界征服史》中记载，成吉思汗曾以四十名贵族女子殉葬；多桑在《蒙古史》中记载，伊利汗国旭烈兀死时也以幼年美女殉葬。
但总的来说，自两汉到元代，虽然有些朝代仍零星出现人殉的现象，但多是意外的政治斗争所致，并未形成制度和风气。
宫人殉葬作为一项制度，已经沉寂了一千五百多年，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人本思想的发展。但到朱元璋建立的明代，大规模的宫人殉葬制度却又死灰复燃，朱元璋明目张胆地复兴人殉之制，并为他的子孙后代以“祖制”的形式效法于后世，宫人殉葬再度形成高潮。在朝廷，人殉在宫廷、诸王、大臣之间空前盛行，在民间，受社会风俗的支配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人殉和变相的人殉（殉节）也不断发生。
这就是明朝的一大黑点，某些人就是用漂白剂也洗不干净的，错的就是错的，麻烦不要把在娱乐圈脑残粉的一些恶习带到历史圈来，一粉顶十黑啊！
至于“明代前期宫殉之风盛行的原因”，我查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可能原因：
1、儒家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的进一步强化
个人认为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随着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进一步强化，宋明理学的贞节观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封建的三纲五常和守贞殉节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三纲五常规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妇女要服从于丈夫，夫权得以强化。在这些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妻殉夫、奴仆殉主、子殉父都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明初的殉葬多是以女子殉葬，想必这种守贞殉节的思想非常深入人心——要是某大师来答，肯定要说：“儒家”的锅！
这里也确实有儒家文化的锅，但更大的问题恐怕还是自两宋以来，中原汉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这对保守风气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赵家”的锅。
士大夫、将军们在政治上、战场上不行，也只能回头来折腾自己女人了，但随着大明江山的稳固，风气逐渐趋于开放。但明末的再次失败，使得这种腐朽的思想再次卷土重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变态地步，士大夫们面对建虏全跪了，只能加倍折腾起自家女人，女人的“贞洁”被不断强调，男人们的审美也趋向变态恶心。
我之前看《明实录》的时候，就发现朝廷官方旌表“孝子”、“节妇”的记载非常多，且“节妇”的数量远远大于“孝子”的数量，譬如刚废除殉葬的宪宗朝，几乎每年都要旌表个两三次，有些事迹看起来有朝变态的程度发展的趋势。
天顺八年，旌表孝子李茂等七人，节妇杨氏等五人。
成化元年，旌表孝子秦良等五人、节妇韩氏等十九人。
己卯（十二月初六日），旌表节妇薛氏等六人。
成化二年，乙卯（六月十六日），旌表义民秦贵及孝子吴友直等四人、节妇丁氏等十九人。宋氏，直隶华亭县民钱岐妻，学士溥之子妇，痛夫早亡，自缢捄解获苏，蓬首垢面，朝夕悲号，后竟自缢，旌其门“贞烈”。
辛酉（十二月二十四日），旌表孝子项茂等六人、节妇吴氏等十三人。
成化三年，壬辰（五月二十八日），旌表孝子卫瑾等二人、节妇张氏等十一人。
丙戌（九月二十四日），旌表节妇沈氏等十七人。
戊申（十二月十六日），旌表孝子蔡廷瑹等二人，节妇金氏等十七人。
成化四年，癸未（五月二十四日），旌表义民耿宽及孝子甘泽等二人，节妇赵氏等十七人。
十二月己酉，旌表节妇王氏等二十五人。
成化五年四月甲戌，旌表孝子吴宗等二人，节妇尤氏等三十四人。
......
尤其是对于女子。
历朝统治者都致力于培养遵从“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因此撰修了许多有关女训的书籍，有汉代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温璜的《温氏母训》，宋若华的《女论语》、《女孝经》，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清代的《新妇谱》、《女儿经》、章圣皇太后的《女训》，慈圣太后的《女鉴》等等。这些书主要是向女子灌输各种封建礼教思想，对女子的德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教，要求其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工等内容，其中对女性伤害最大的莫过于贞节观教育，书中罗列了大量守节殉夫的范例供女性效仿。
不仅明代如此，清代也非常注重女子的贞节观教育。总之，明清时期，在朝廷和各地官府不遗余力的教化、旌表奖励下，在官绅、士大夫的宣传鼓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妇女贞节观念甚嚣尘上，贞节意识也深入人心，以贞节观念为中心的妇道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在封建礼教的禁锢下，妇女贞节观也成为女性自我约束的工具，为夫殉死守节成为很多女性追求的目标。
2、朱元璋本人出于“严内教”的考虑，严防后宫干政——先帝的女人先帝全部打包带走，免得干扰下一代
个人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挖空心思地就是想怎么才能“长治久安”，他吸取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妄图设计一个能让朱家江山万年永固的制度。
大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总结元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其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女祸”，因此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严防“女祸”和“女宠”的危机意识，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朱元璋认为：“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闱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所以，总结元代的教训，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一整套“严内教”的制度,对明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朱元璋常与大臣谈论女宠、外戚之祸。
上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之祸。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在于此，然所以启之者有渐也。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怡恩，宦官之威常始于柄兵，权臣之专窃常始于蒙蔽，至于藩镇跋危则由于姑息，夷狄侵暴则由于国势不振，汉唐以下覆辙可矣。”上曰：“木必蠹而后风折之，体必虗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闹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
朱元璋对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反思，针对前代女祸和外戚之祸，制订了一系列后妃管理制度，妃嫔们大都循规蹈矩，因此明代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后妃干政和外戚专权的混乱局面。明朝的后妃大都选自民间，选拔时只重视品行，不重视门第，这样就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后妃干政的发生。
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篡《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又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复著令典,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于部者,论死。或以私书出外,罪亦如之。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证取药，何其慎也。
基于吸取前车之鉴而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开始大规模实行宫人殉葬制，目的之一是严防后宫干政。为朱元璋殉葬的妃嫔至少就有三十八人，创明朝帝王用人殉葬之最，继他之后，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继续沿袭了这一残忍的制度, 直至明英宗时才得以废除。在朱元璋“严内教”的措施下，后宫女子的生活被限制在了规定好的框架模式内，生死之权全由皇帝掌控，因此再也没有机会影响明代的政权。《明史·后妃传》评价：“是以终明之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
3、蒙元习俗的影响
明朝初期，不管是统治阶级上层制定的政治体制，还是社会下层黎民百姓的民俗风气，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元朝的痕迹。
元朝是由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庞大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统治者自由、奔放的个性，蒙元统治者视生命如草芥，喜好杀生，下层民众也是如此。蒙古军队在早期的征服战争中就采取了残酷的屠杀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掠夺、破坏和杀戮。成吉思汗鼓励部下杀戮，下令凡遇抵抗，城陷后实行屠城。蒙古军攻打南宋时，四川遭遇了第一次灭绝性屠杀，几乎成为无人区。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还实行四等人制，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元代的这种社会风气对明代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元璋上台以后也崇尚杀戮，采用了非常残暴的统治手段，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共诛杀约十万人，功臣几乎被杀光殆尽。不仅如此，还制订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在朝堂之上，朱元璋动辄对犯言直谏的大臣施以屈辱的廷杖之刑，折辱了大臣们的士气和尊严。朱元璋死后，为他殉葬的妃子、宫女至少就有三十八人。
4、灵魂不死观念的影响
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精神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灵魂不死观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人们认识到人是有精神的存在，这是古代人性的觉醒；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种迷信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厚葬、殉葬之风得以盛行。明代朱元璋大兴殉葬制度以及清代的宫殉制度，都与这种灵魂不死观念有一定渊源关系。
5、统治者的虚荣心作祟
除此之外，明代前期宫人殉葬之风的盛行还与统治者的虚荣心有关。封建统治者生前妻妾成群，死后自然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希望死后还有很多人簇拥自己，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此他们就将自己的妻妾、婢女等带入陵墓，继续供其役使，这也是明代复兴宫人殉葬制度的一个原因。
不管是怎样，都改变不了施行这一政策的人残暴不仁的本性。人类进化史，大概是一直在追求人权，明朝这一政策，显然是开历史倒车，叫门天子凭借废除这一政策也能洗白不少。
我一向是明粉，我敬佩朱元璋的雄才大略，但这殉葬是没法去洗的，所谓政治铺路，和女人有啥关系？
是继承自元朝不假，不过是继承自元代民间的汉族地主。这锅蒙古人倒是不背
蒙古人基本没什么贞操观，成吉思汗的老婆被抢走了，回来时挺着个肚子，生下的孩子不照样认?
只不过元朝对地主过于宽厚，地主们各种HIGH，甚至民间也大量使用阉奴。朱元璋把民间用阉奴的陋习给刹住了（非皇帝、藩王使用阉人，视为谋逆），但殉葬的习惯没止住
提前防杠:由于政治斗争，以"殉葬"名义，杀掉大行皇帝留下来的皇后，并非通常意义的"人殉制度"。像阿巴亥和同治的皇后被杀，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等同于政变。否则废除中国人殉制度的人，就是克劳德·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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