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历史人物出现了翻案风？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很多历史人物出现了翻案风？
所谓的“翻案风”，本质上是历史评价的周期性调整和发展。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新史料的发现与解读： 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新的文献、文物不断出土，它们可能推翻或修正了过去基于有限史料得出的结论。例如，曾经被视为伪造的竹简，如今被证明是重要的史料；被认为是野史的记载，也被证实含有可贵的历史信息。新的史料往往能提供更全面、更鲜活的人物事迹，揭示隐藏的动机，纠正过去的误读。
2. 研究方法与视角的革新： 历史学并非一成不变的学科。研究方法在不断进步，例如，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等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使得我们能从更广阔的维度去理解人物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或军事层面。比如，过去我们可能只关注一位帝王的征伐功绩，但现在我们会去研究他推行的经济政策、对文化的贡献，甚至他个人的情感世界，这些都能影响我们对他的整体评价。
3.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念的演进：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化。过去被认为是褒义的词汇，现在可能被视为贬义；反之亦然。例如，对于一些曾经被歌颂的“铁腕统治者”，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可能会对他们的强权手段表示质疑；而对于一些曾经被批判的“革新者”，在经历了长期停滞后，他们的勇气和远见可能会重新获得肯定。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4. 政治环境与权力格局的变化： 历史评价有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在特定的政治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凝聚人心或塑造国家形象，官方可能会对某些历史人物进行选择性宣传或批判。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新的权力集团上台，他们可能会为了合理化自身的合法性，或者为了纠正过去的“历史冤案”，而对一些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这种“翻案”有时是为了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
5. 思想解放与学术争鸣的活跃： 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活跃的学术讨论是“翻案风”的重要土壤。当思想不再受到过度束缚，学者们可以自由地提出不同观点，大胆地质疑权威结论时，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多元化和动态化的特点。学术争鸣本身就是推动历史研究前进的重要动力，它会不断挑战旧的认知，寻求更接近真实的理解。
6. 民间力量的推动： 随着信息传播的便利化，民间对历史人物的讨论和评价也日益活跃。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民间研究者、作家甚至普通网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自己的观点，有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进而推动官方或学术界对某些人物进行重新审视。
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真相”的永恒追问。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识到：
1. 历史真相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历史的真相从来都不是单一、扁平的。一个历史人物，一项历史事件，都是由无数的个体行为、复杂的动机、偶然的因素以及广阔的社会背景共同交织而成的。不存在一个“终极答案”能完全概括所有。
2. “谁说的是真的”并非二元对立： 评价历史人物，不是在说“他说的是真的，他说的是假的”之间简单划线。更准确地说，是“谁的说法更接近历史的某个侧面，更符合已知的史实证据，更具有逻辑自洽性”。
3. 史学研究的严谨性是关键：
尊重史料： 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评价，一定是建立在对现有史料进行审慎考证、辨析真伪、辨别真伪的基础上。那些基于道听途说、情绪宣泄或缺乏证据的言论，其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
多方求证： 学者会倾向于参考不同来源的史料，进行交叉印证。例如，官方记载、个人日记、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敌对者的评价，都可能包含有价值的信息，但需要结合起来分析。
逻辑分析与推理： 在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严谨的逻辑进行分析和推理，还原人物的动机、行为的逻辑链条以及事件发展的必然性。
历史情境的还原：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将其置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去理解。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责古人，也不能用今天的思维去套用过去的事件。例如，古代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在性质、规则和影响上都有天壤之别。
4. “权威”并非绝对保证： 虽然学术界的共识和主流观点往往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也不能将其视为不可挑战的真理。历史上，许多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结论，后来都被新的发现和研究推翻了。因此，保持批判性思维是必要的。
5. “真相”是不断逼近的过程： 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相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任务。每一次新的史料发现，每一次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可能让我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更深入、更全面。因此，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不同的历史解读，鼓励学术争鸣，而不是固守某一种说法。
如何看待“翻案风”和评价历史人物？
保持理性与审慎： 对于任何一种历史评价，无论是赞颂还是批判，都应该保持理性。不要轻易被煽动性的言论所左右，要关注其论证过程和证据基础。
区分不同类型的“翻案”： 有些“翻案”是为了纠正历史的冤屈，还原人物的真实面貌，这是进步；有些“翻案”则可能带有政治目的，甚至歪曲历史，需要警惕。
重视“常识性”与“普遍性”： 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并被普遍接受，往往是因为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历史的普遍规律，或者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对这些评价的颠覆，需要非常充分和确凿的证据。
理解历史的复杂与人性： 伟大的历史人物并非完美无缺，有过失和缺点是人之常情；被批判的人物，也可能有其贡献和可取之处。评价历史人物，应看到其多面性，避免脸谱化和简单化。
总而言之，历史人物的“翻案风”是历史研究螺旋式前进的正常现象，它反映了我们认识历史的不断深化。评价历史人物事件，谁说的是真的，并非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我们依靠严谨的史学方法，尊重史料，进行多方求证和深入分析，并保持开放心态去不断逼近更全面、更真实的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的严谨性、研究的深度和视角的广度，是判断一种历史评价是否可信的重要标尺。
网友意见
大量历史不能公开讨论，比如“57年”、“三年。。。”、“十年。。。”等禁止出版、甚至研究的禁区，导致不同舆论和社会环境下，翻来翻去。
《档案法》规定“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实际上就是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强制解密档案的期限，导致许多史实只能凭猜，进而导致各种错误历史被按照各自观点或实际需要，不断杜撰、编撰、流传，各种观点相互攻击，各翻各的案，翻来翻去。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人习惯按照出身对历史人物定性，特别是对于更远的历史，比如“如何评价黄巢？如何评价洪秀全？”等，基本上按照出身定性，地主武装全部混蛋、军阀更加混蛋，但凡农民出身的武装就有进步性。这导致在抛开身份去看历史的时候，产生了巨大落差，比如“对于山西人民和华南人民，阎锡山和洪秀全到底谁更勤政爱民？”“洪秀全在天京有多少老婆？有多淫乱？”
对照当下出身、眼界、屁股，和对史实的采纳，不同视角下，大家又翻来覆去。
中国人自古就特别热衷于借古讽今、以史为鉴，对一定类型的历史人物，或类似作为的历史人物进行“削履适足”或定性，具有证明政策正确性，
合法性的作用。
1975年1月中旬，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之后他又在总参谋长对团职以上军官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指出：“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接着便开始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之举特别重要，它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
邓小平在解释《决定》的会议上指出：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
在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的整顿下，只用一个多月就解决了铁路交通的“老大难”问题。此举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也使人们感到文革以来的多年积弊是可以改变的，故而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当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他又一次强调：当前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9月中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作了系统阐述：“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指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这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5%，农业总产值增长3.1%。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
铁路整顿、钢铁整顿、财经整顿、国防科技整顿，扭转了这些部门的混乱状态，进一步明确了整顿的指导思想，丰富了整顿的措施。一批敢于斗争的干部和群众站到了反对派性、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行列。大胆地抓生产、抓业务，使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得以恢复，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社会上成为比较强烈的呼声。
1975年年中，毛泽东病情加重，由侄子毛远新担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在1975年11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说：“1975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天，毛泽东表态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1975年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指控信的批示，这封信指控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于是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中央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而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这个提议被邓小平拒绝。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上不让步，遂使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余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邓小平从3月开始的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因此中断。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2月2日 ，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一文向全国普通群众印发。2月25日，华国锋总理主持召开各地方、军区一把手会议，传达了《毛泽东重要指示》，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会议要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求大家“转好弯子”，“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批评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之后，江青亦责骂“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提出“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下放。不要一棍子打死。”3月3日，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同时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强行展开。
此后，全国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全面揭批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为批邓造势的大批文章中，江青集团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称周恩来支持邓小平掌权是“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同时还论证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以此再次对周邓集团实行镇压。在这个运动之中，一些地区武斗重起，停工停产，铁路枢纽瘫痪。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台。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一致展开又一波的大规模批判。
8月，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称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这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升级。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华国锋常务副主席在中央军委的支持下，一举拘捕了“四人帮”全体成员。但华国锋继续推行“两个凡是”，继续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表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拒绝陈云、王震提请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要求，称如果让邓小平复出，就会导致“四人帮”复辟。但是，此时以叶剑英为首的大批军队和老资格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
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正式宣布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结束。此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策划下，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彻底击溃了“两个凡是”理论。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公报，决定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件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彻底否定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基本上，人类都是经验主义者。
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最有效的论据是诉诸经验——也就是历史。
所以当代人提起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在用现实塑造历史、用历史映射现实，再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其实都难以免俗。
所谓“层累地堆砌”，原本就是历史“学”的常态。
就是说，如果我要装大尾巴狼，标榜自己客观公正，那么唯一的形式，就是按照历史学的学科范式来陈述我的观点，唯一客观公正的东西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历史学的学科范式。
举个例子：
2022年1月20日傍晚时分，我有幸与 @戴万琦 先生讨论了石勒的妈妈是什么民族的问题。
戴先生的观点、以及 @洗兵大秦海上波 先生的观点是：
因为史书上曾有王阳、王安这样的胡人，所以石勒的母亲姓王就是胡人改汉姓。
但是我的观点是：
因为石勒“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冀加，并为部落小率”，很明显，都不是汉姓汉名，考虑到上嫁下娶的常态，何以原生家庭大概率地位较高的周曷朱不用汉名，地位较低的他老婆倒是用了汉名？
况且石勒的母亲应该是在王阳、王安见于史书之前五十年左右就开始姓王，如果以石勒改汉姓汉名的时间点和方式为证，认为六王内战期间是杂胡大规模转为汉姓汉名的时间段，那么就难以排除石勒母亲就是汉人女性的可能性。
毕竟以人类历史而言，前后五十年常是别样乾坤，用五十年之后来论证五十年之前，有想当然之嫌。
总之，戴先生和秦先生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母王”、王阳、王安很可能出自同一个“王”，这都是很难说的。
但是，我认为，不能排除“母王”是和太原王有关的偏远宗枝或者冒姓的汉族贫女的可能性。
这么个破事儿论它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还原”所谓“五胡乱华”的真实历史面貌，“客观”看待民族融合的具体形式——呸，我就是反对皇汉，我就是要剜门子盗洞找段子恶心皇汉。
戴先生以及秦先生自然可以因为我的动机而鄙视我，但是在逻辑上，我认为我的观点更加完善。
所以，我对于我观点的信心，来自于“合理”的推断，大体上还是遵从了以史料为基础、以世情为线索的所谓学科范式。
从根子上讲，你更相信哪一种观点，除了能证明你是个什么人之外，其它的意义不是很多。
比如：如果你认为历史事实就应该是唯一的客观事实，那我只能认为你属于那种文科教育接受的不够多、社会科学素养缺失的人。
我所受的法学教育、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所选择的对历史的爱好，都没告诉过我“唯一的客观事实”这个东西有什么要紧的，就算它是唯一的客观事实，那又怎么样呢？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解读事实啊。
如有冒犯，请二位先生不要见怪，我书读得少，然而又不愿意去读。
思而不学，说的就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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