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学家对易中天评价那么差?
一、 易中天的定位与贡献：历史普及者而非严谨学术研究者
首先要明确的是，易中天主要是一位历史普及者和文化评论家，而非在学术界进行原创性、高强度理论研究的学者。他的核心贡献在于：
普及历史文化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叙事方式，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等时期）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给更广泛的受众。这无疑在提升全民历史文化素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激发大众兴趣： 他的《百家讲坛》节目和系列书籍，如《易中天品三国》、《易中天中华史》等，极大地激发了许多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一步了解和学习。
独特的个人风格： 易中天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善于运用比喻、类比，并融入自己的思考和解读，使得历史叙事更具吸引力。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普及性和个人风格，也成为了部分历史学家对其评价不高的根源。
二、 历史学界的批评点（详细分析）：
历史学家对易中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些批评并非出于嫉妒或排斥，而是基于历史学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专业标准：
1. 学术严谨性与史料运用问题：
碎片化与非系统性： 尽管有《易中天中华史》这样的宏大叙事尝试，但其许多论述和观点，尤其是早期作品，往往是基于对已有史料的解读，存在一定的碎片化倾向，缺乏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深度。
史料选择与倾向性：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易中天在选择史料时，可能存在迎合大众口味或服务于其特定观点的倾向，有时会忽略或淡化与自己观点不符的史料，甚至对某些史料的解读可能过于主观和简略。
“故事化”叙事与学术论证的界限模糊： 易中天擅长讲故事，但有时会将故事性叙事与严谨的学术论证混淆。历史研究需要扎实的文献考据、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多角度的审视，而易中天更多时候是在“讲明白”，而非“证明”。
“一家之言”的界限： 尽管所有历史研究都有“一家之言”的成分，但易中天的解读往往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和主观判断，有时缺乏足够的学理支撑和同行评议的检验。
2. 史学观点与方法论的争议：
过度简化与“通俗化”的代价： 为了迎合大众，易中天在解释复杂历史现象时，有时会采取过度简化的方式，忽略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偶然性。例如，对某些人物的评价可能过于标签化，对某些事件的分析可能流于表面。
对学术前沿的疏离： 历史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新的史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论视角层出不穷。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易中天对这些学术前沿的关注和回应相对不足，其观点和方法更多地停留在传统的叙事史学或文化史学层面。
对史学理论的运用不足： 历史学不仅仅是“讲历史”，更包括对历史本身进行理论化的反思，如认识论、方法论、史料学等。易中天在这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少，也难以满足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探讨要求。
“制造历史”的质疑： 有批评声音认为，易中天在某些地方可能是在“制造”历史，即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充满个人情绪化的方式去解读和构建历史，而非基于客观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
3. 对历史学科的贡献评价：
科普贡献毋庸置疑，但对学术的贡献有限： 这是大多数批评的出发点。历史学家普遍承认易中天在历史普及方面的价值，但他对“历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贡献，比如提出新的史学理论、方法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则被认为微乎其微。
“学术造星”的担忧： 有些学者担心，易中天现象的成功可能会误导大众，让他们以为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从而低估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复杂性和学术门槛，甚至挤压了真正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学者的生存空间。
4. 个人风格与争议：
“网红化”争议： 易中天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大众化的传播方式，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和商业成功，但这种“网红化”的特质，在一些强调学者应保持低调和专业性的历史学家看来，是值得警惕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倾向： 为了吸引眼球，有时易中天的某些表述可能带有一定的煽动性或争议性，虽然能引起讨论，但也可能牺牲掉一些历史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三、 历史学家内部的差异化评价：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对易中天持负面评价。也有一些历史学家：
肯定其科普的积极意义： 承认他在吸引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历史的兴趣方面做出的贡献。
认为其观点有启发性： 承认他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作为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区分普及与学术： 认为不应该用严谨学术研究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历史普及者。
然而，即使是肯定其科普价值的学者，也往往会附带提及他对历史研究的“不严谨”或“不足之处”。
四、 总结：
总而言之，历史学家对易中天的评价之所以存在“差”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史学研究的严谨性、方法论和理论深度有着极高的要求，而易中天作为一位成功的历史普及者，其主要优势在于通俗易懂的叙事和大众化的传播，这与严谨的学术研究存在天然的张力。
从普及的角度看，易中天功不可没。 他是连接历史学术与大众之间的重要桥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易中天则被认为是“不及格”或“不合格”的。 他缺乏原创性的学术突破，在史料运用和学术论证上存在明显的不足，难以达到专业历史学家的标准。
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对易中天的评价是爱恨交织，或者说是一种“有限的肯定”。肯定他在科普领域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指出他在学术研究上存在的不足。这种评价并非否定他的价值，而是基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身要求。
网友意见
对于这一点，易中天自己也曾说过。有媒体采访他为什么选择在电视上讲三国而不是讲文学的时候，易中天说因为文学是自己的专业，太熟悉了怕出错，历史这个方向自己不太熟悉，敢讲。
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可思议，但现实中在正常不错。比如说你自己的专业里，你自己写一篇论文，你是不敢说自己100%准确的，基本上所有的审稿人都会给你提各种各样的意见。可要是你跟身边的哥们聊起中美局势来，却可能就忘了这其实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问题，动不动就吵得不可开交。你写自己的论文的时候，选题恨不得越精确越好，为了一句引文查好几篇文献也实属正常。然而，在说中美关系这么大的话题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人看过美国发布的各种官方报告以及档案管理的各种档案之类的东西。偏偏是这种东西，让很多人笃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
易中天侃历史也基本是这个路数。因为了解的东西少，所以敢说。但是在专业的历史学者看来，这种东西不但各种错误，而且都是野路子，评价不差是不可能的。至于你说“一个历史教授不能代表整个史学界”，这话放到易中天身上是不对的——对于易中天的评价，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就是这人的水平不行（当然，仅限于历史）。
211历史系学生，还是易中天家乡的学校，当时基地班面试的时候，学长学姐叮嘱我当教授们问你看过什么历史书的时候，切忌说易中天，当时还不太懂。
后来确实发现，易中天一个学文学美学的教授，所持有的观点是真的和历史专业有很大出入。个人的感性认识过多体现在自己的著作中，带来的是历史的失真和迷惑。其次，对于自己不甚了解的领域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书从三国到整个中国古代史到世界史，而这些跨度在历史专业是很难以想象的，好的历史学者与教授往往也只是某个很小的断代的权威，出了这个时间段，则不然。
诚然，易中天老师的书可以作为普及大众历史的书（个人认为），但真要深究起来或者要上的了台面，还真是有些不足了。
易中天说
他自己在百家讲坛讲楚汉争雄（《汉代风云人物》）讲到鸿门宴时，鉴于以往讲课习惯，一掠而过。
观众心里顿时一万匹羊驼奔驰而过。
录完节目，导播问他“为啥不讲鸿门宴”他说“鸿门宴大家都知道”
以往在大学，对大学生用得着讲鸿门宴的故事吗？
但导播却说：正因为大家知道鸿门宴，大家就是想看你易中天怎么讲的鸿门宴。
直到这一刻，易中天说，他自己才明白电视需要怎样去传播。（当然，事后他讲品三国时很多故事讲得不错。但赤壁，讲得一般）
做学术报告，如果遇到鸿门宴，是绝对不会大谈特谈口若悬河，引人入胜的。
学术和传播有时候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
易中天上电视，不是做学术报告，论文答辩的，而是来说书的。
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可还不发达，电视的宣传力度非常之大，群众对历史的解读与热情才刚刚还没缓过劲来。但大家对三国演义许多都是耳熟能详，如果有一个人跳出来，拿着三国演义的人物，刘备咋样，曹操咋样，诸葛亮咋样。这相当于同时统率了同人圈，历史圈的流量，同时又有一大波黑粉。
一个教授，半路出家，上电视说一段书，老百姓都爱看，火了，碍着谁什么事儿了？
如果易中天上百家讲坛做个学术报告，大家早就抓耳挠腮打瞌睡躺下一片了。没几个人是愿意看的。遥控器一调“讲得不好”
易中天上百家讲坛说书，一些人回去拿书一翻找易中天的不是，专攻学术质疑他，易中天不是了，仿佛自己就“是那么回事了”
三国这种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的，骂易中天三国的，现在是满天下了。
但是易中天研究人类学文化起源、文心雕龙方面的论述从来没看见这些人骂。就连百家讲坛的《先秦诸子》内容，我个人特别喜欢，但也都颇觉的曲高和寡，我倒希望大家骂骂这个，中国好歹会少很多故作玄虚解道家，传统文化恨儒家的人。。
现在信息传播快了，获取知识便捷了。也学着某些公知大言不惭，鸦鸦雀雀。
某些人，学历史不是自己获得，是为了骂说书的。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易中天搞的学术非常的中国化，驳不倒辨不明。实际上他的学术勇气不大，提出立论比较谨慎，用的都是几个别人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习惯也被他用在讲坛上，从学术上驳他，他都是有依据来回你的。
你们不是他的导师，不是他的学生，也拿不到他能参加学术论坛的入场券，上台与他论述，也就只能敲几下键盘了。他哪有功夫把全世界都跟你辩一下？
有这番功夫，人家乐意来我们上海龙华寺和画家，和和尚喝茶，斗诗去了。
从传播角度讲：
传播学上有第三者效应。看到传播的内容，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样的消息，有比自己智商低的人会去信公众传播中一些的点。看知乎，大家的感觉总是觉得，这样的内容不能给小孩子看，会被误导。事实上，人都是会思考的动物，这年头杠精远比死相信人的多。
有些人能找的无非是把他的说书套路当做是历史，以为自己很有知识的驳一下，兴许有一两个不更事的妹子会说：哇！好懂哦！好有思想哦！~
在了解历史和传播的人眼里，你们找出这些缺点，就像易中天说鲁肃：别哭别哭我有餐巾纸
有些人说：放肆，三国哪有餐巾纸？分明是误人子弟！一样搞笑。
有些人现在就盯着易中天，希望他像六小龄童一样人设崩塌，巴不得你扒拉一句，他挖一句，塑造一个卖书赚钱，虚伪造作的道德伪君子以此来释放你内心的恶。
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成名以前，厦门大学里那个侃侃而谈的易中天。
那会儿，他还没火，但在学术圈，文化圈小有名气。偶尔发发文章，有阅读文字习惯的朋友读罢，略以开怀。
知道他的人也都是文化圈，学术圈的或是学校里意气风发的学生们一句“这个教授讲得不错”。
那时他没有因为三国而走入公众视野成为众矢之的。
讲方言、讲文化差异，讲古典文学，讲美学，讲文心雕龙，风趣幽默，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也没必要为了让观众喜欢，而去讲鸿门宴。
然而这些许多人都没看过，就只知道抓着几个点去曲解，抹黑。
他说他曾经讲禅宗。
学生说：既然禅宗讲空，那我期末论文交白卷岂不是更好？
易中天回答学生：可以，既然禅宗讲照，你问我要这门课的分数时，我也就笑一笑。
如今，老头子“根据《劳动法》光荣退休”他也就卖卖书，住住古镇。
你有这点功夫。
易中天的：文学、美学、人类学、文化学论著了解下吧。
为什么我帮易中天说话？我和他一天生日的！水瓶座！！！
首先，易中天是中文系教授，中文是一个极大概念范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例如民间文艺（民俗、传说）、古代文学（先秦、汉代等）、现代文学（国内、国外）、当代文学（思潮）、古汉语（古籍、佛经）、文艺理论（美学）、古典文献（训诂、版本、目录、文字）、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中文系所有专业都与历史相关，但都不是单纯的分析复原历史。易中天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社会囊括了文化、政治、历史、美学诸方面，所以他的节目叫《品三国》，不叫《东汉晚期政治制度研究》。
再说历史学家。中国能称家的人极少，即便像荣新江老师，也只称自己学人，张广达老师才是学家。有素养的学人不会去评价别人的水平，只会评价作品的水平，因为人是会变的，作品不变。至于历史学家评价易中天，先不说这事情发生过没有，即便真的有，也是极搞笑的。詹姆斯可以评价库里，可以评价字母哥，但如果评价徐济成、杨毅、苏群，那就不合适了。人家是替你宣传解说的，结果你说人家篮球水平不行？
很多大众读物在搞专业研究的人眼中都是漏洞百出，但是没办法，读者就喜欢看这个，专家写的那些严谨的学术文章除了搞研究的根本没人读得下去。
就像科幻小说一样，九成九的科幻小说在科研人员看来都是胡说八道，不过因为小说摆明了就是就是虚构的，不能较真罢了。
易中天讲的三国不是学术研究，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你看名字就叫品三国，无非个人的感想而已，何况人家本来也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拿学术研究的标准来衡量肯定有不少问题。但那又怎样呢？人家讲得有趣，观众喜欢不就行了？又不是靠它拿奖拿经费，跟学术界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三国这段历史，任何人都有研读它的权利，任何人也都有向公众发表观点的权利，当然任何人也有不赞同批判它的权利，这都无可厚非。
学术界就某个问题争论不休是常事，对外行人嗤之以鼻也不奇怪。问题在于那么多为什么打架都热衷于挑易中天的刺？还不是因为人家火了，想蹭点热度而已么？
在很多搞历史研究的人眼中，对和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评价都很差，哪怕你也是搞历史的，文史类都这样，人人相轻。普通人只看得到易中天，不过因为他火，承受的火力最多，也就最引人瞩目罢了。
就像一个非主流说相声的，演出卖票比主流相声演员加一起都高。主流的能说他好话吗？
易中天这个文学专家研究历史，是中国传统文人那种以史为鉴，以史论近的方法，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容易推导出一些治世为人的道理。
中华文明史里对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内核的解刨，并由此引出中国应该以真实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去KO西方那个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
如果你关心的是易中天，那么没有必要在意历史学界的态度。
如果你在意的是历史学，那么没必要关心易中天。
看你们这么感兴趣就更新一下。
易中天的研究对象是历史。
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任何一种有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而且易中天先生本人都不以历史学家自居，他是一名历史爱好者，主业是作家。也就是如果分类的话，跟二月河，孙皓晖，当年明月，是一类的。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一学科不了解的人，可以看一看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有些话今天我就直说了，易中天做的一些事丢读书人的脸面，这些事不能因为时过境迁就不提。
易中天十年前写过一本：《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这书咋写的呢，就是把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了一遍。
《费城风云》的开篇易中天写了这么一段话：
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而像我这样关心宪政问题，却又并非研究宪法，更非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史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他们未必有时间和耐心读完这部长达63万字的巨著。我一向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即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而且，为方便读者阅读计，不少已经改写，但求传达其意而已。如撰写研究论文，请引用尹译本，勿以本书为凭。我希望这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遗憾的是，易中天从来没有直接跟尹宣先生说过这件事。尹宣先生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2007年一位朋友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放在他的案头。尹宣先生写道：“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有人粗略估计，《美国宪法的诞生》有六到七成篇幅，抄自《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9年1月17日，尹宣先生因心脏病去世，这事当事人提不了了，但我们不应忘记，骂一句易中天欺世盗名我觉得不为过！
附上尹宣先生当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易中天先生，如此“著书”当否？
朋友把一本书放上我的案头：易中天著《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先生在“后记”里说：“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
早在100年前，特纳给他的朋友、《辩论》英文版编者法兰德写信说：“再无一人像我这样明白，你这样的作品，会把你的姓名与世界政治史中最有生命力的记录永远连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解说将如鸿毛飞逝，而我独具慧眼所见之书，却会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百谈不厌的话题，我自以为明白却未真懂的内容，将幸运地散落于街头巷尾，排成长队的学者，将会感戴你的这份深恩厚德。”
《辩论》的英文封面上，麦迪逊的姓名后面，没有“著”字；这本书的内容，是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的“群言荟萃”，麦迪逊是记录。《辩论》汉语译文初版，只署“尹宣译”，再版时，要改成“尹宣译注”：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我译《辩论》并为之作注时，心想：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现在，易中天先生至少解出两味：译笔还好，注释详尽。我觉得：遇到知音。《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记”接着说：“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过去，有许多人曾经把经典著作通俗化，后来，人们发现，其中不少对原著作了阉割和曲解。为此，许多先贤一再提倡：要读原著。
《辩论》一书，线索众多，彼此纵横交错，制宪代表们在四轮辩论中，又爆发出许多灵感火花，大小故事，逸闻轶事，不一而足。要想理顺，然后综合叙述，需要功力。不少朋友劝我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我做事慢，喜欢琢磨。好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第十条下，列举了著作权受到保护的十七个方面。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其实，韩愈先生早就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通俗并非易事。我在纽约图书馆读过英文版“世界领袖”丛书。那套丛书以美国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每本百页左右。我记得读过其中近二十位美国总统传，外加汉密尔顿传。丛书的主编，是美国史学界泰斗小阿瑟·施莱辛格，他在每本书前都有的“总序”里说：作者多是研究传主的专门人才。他们深入一个人物、掌握资料太多以后，就觉得一百页不够用，许多材料舍不得丢。施莱辛格看过许多初稿，认为问题多半出在取舍不当，有时反而抓不住要领。可见，越是深入，越难浅出。
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
花了两天，读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先生的手法，是夹叙夹议。叙述部分，即基本内容，包括情节推进、人物评介，大体从一本书中提取：《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包括译文和注释。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易中天先生把他的书称为“著作”，这就向读书界和书评界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何谓著作？何谓改写？改写等于著作？或者，二者之间有明确界线？如果有明确界线，如何划分？或许，研究版权法的法律专业人员，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诸如“婆婆媳妇论”，“防官如防贼论”，还有“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我的翻译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汉语中的现成词语，尤其是由典故生成的汉语成语，以免不必要的思维混同。希望有助于读者把捉和品尝制宪代表发言的原汁原味。”（《辩论》，“译者例言”，第12页）
这就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人说：“霸王别姬肯塔基”，“李白醉卧迪斯尼”，读书界和书评界会认为这是通俗、庸俗，媚俗？还是不伦不类？还是异想天开？
易中天先生在书中提出“防官如防贼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第103页），应该是一个为了通俗化而作的比喻。但是，比喻，要贴切，要恰如其分。夸大、缩小、拐弯，都可能引起质的变化。尤其理论问题，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似是而非，易生误导之弊。
现代文明社会，讲究法治。管住官员，主要用宪法；打击盗贼，主要用刑法。这是两个范畴，不能随意混淆。官不等于贼。官员即使“不作为”，也可能危害一方；盗贼如果都“不作为”，就一方太平。防官的办法，不同于防贼的办法。——中华读书报2007.1.31
更新：大家评论区里争得很厉害，如何评价当然可以有争议，但我想有几点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 《费城风云》对《辩论》一书存在大量引述，其中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这是易中天原话），其实质是对《辩论》一书的通俗化改编。
- 易中天有在《费城风云》的序言中提到尹宣先生的《辩论》,但写书前没有征求尹宣先生意见，出版后也未通知尹宣先生。
- 易中天从《费城风云》当中名利两收，但除书中的序言外，并未在其他公开场合向公众提起尹宣先生，也未从版费中拿出一部分感谢尹宣先生。
我是 @子夏 ，感谢阅读。
从易中天老师对大清国粹——清条约的评价就可见一斑了。
↑ 周礼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条约在中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
易中天老师对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评价:
这是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交道的“夷狄”，这也是一场当时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后面这个说法，是英国议会辩论中“反战派”用来讽刺政府战争议案的。这个议案最后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参见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说明战争在英国其实并不怎么得人心，更不要说为了走私鸦片或者灭亡中国而发动战争了。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只不过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两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得到证明。《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战果”，也是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证”，因此最能看出其“犯罪动机”。《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除例行公事的“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订立关税、自由贸易几项，几乎全是经济要求。即便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不是觊觎政权（否则大清皇帝断然不会同意）。至于《南京条约》的后续条约，即1843年的《虎门条约》，当然不乏丧权辱国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比如放弃关税自主权，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等。但这些条款，是英方的敲诈勒索，还是清方的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应该说是兼而有之吧！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从中看出亡我中华之意。
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场面话表述里，易中天老师更是看出了“我们大清真是太厉害了”这一层内涵，深感列强在中国并没有享受到特权，为他们的地位仿佛低爱新觉罗奴隶主们一头而愤愤不平。
其他条约也大体如此。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至于两国官员来往文书应称作“照会”，反倒应该说是要求平等了。因为此前清廷规定，英国官员送交我地方官的文件是要称作“禀帖”的。这究竟是谁不平等待人？
高潮来了，易中天老师对《辛丑条约》的评价:
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道理很简单：所谓“衙门”，是朝廷派出的“牧民”单位。列强并非大清属国，其外交官也不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怎么能用“衙门”去管理他们？当然要求改正。
对这种列强仿佛是来中国做慈善的解读，易中天老师又是如何的做到逻辑自洽呢？由于接下来的内容过于反动，我不得不改为截图的方式，避免被系统错杀。
↓
以上言论全都出自易中天老师的著作《帝国的终结》，有趣的是在同一本书里对满清的评价是这个画风:
清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秦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军事实力也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相比也相形见绌。唐征高丽，数征数败；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数次讨伐准葛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终其一代，藏不敢叛。
无论是安内还是攘外，清都不逊于历朝，即便在于列强的战争中数次战败，也没有像宋、明那样至于亡国。
啥?既然易老师认为列强是来做慈善的，那么清朝没有亡于列强算什么吹点?
易中天，美学教授。
袁腾飞，高中老师。
纪连海，高中老师。
还需要说别的吗？
易中天和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区别就像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无一例外都是“小说”。这些“小说”里，有“历史原型”，但很多情节是虚构的！
就像是一部很老很老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上那个刻印上标注的一样——“不是历史”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是“客观，严谨”来不得半点“演义”成分的！
很明显，易中天讲的“历史”当然与那些真正研究“历史”的学者们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这很正常！
关键在于，不管历史学家对于易中天多么的不屑！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比较喜欢易中天“讲史”的风格！
这就像是相对来说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之间，可能更多的人会喜欢看《三国演义》，甚至把它当成真正的历史.........
因为相对于《三国志》单调的叙事风格，《三国演义》更容易被大多数读者接受，毕竟真正研究历史的人是少数，多数人只要了解就好了.........
但我们必须明白《三国演义》确实不是历史！
怎么办呢？我们不妨带着一颗包容的新去看待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对于易中天的评价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只需要知道易中天所讲的是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是学习“历史学”的不要太当真就好！
以上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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