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禹之前是禅让制，而之后的夏朝却变成世袭制了？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中的关键问题，涉及到“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转变，以及夏朝的建立。要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尧舜时期的禅让制：理想与现实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尧舜时期的“禅让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禅让制的核心精神： “禅让”字面意思是“把位子让给别人”。其核心在于，部落联盟的首领（或称为“天子”、“共主”）并非以血缘关系传承权力，而是通过考察、德行和能力，将领导权“推举”给更贤能、更德高望重的人。
为何是禅让？
部落联盟的性质： 在尧舜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以松散的部落联盟为主。各个部落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对首领的服从更多是基于共同对抗自然灾害、外敌以及协调部落间利益的需要。首领的权力来源于其个人能力、声望以及得到各部落首领的认可。
氏族社会特点： 氏族社会强调血缘和亲族关系，但并非像后来的封建社会那样存在稳定的继承规则。选拔首领往往是在族内或联盟内，考察那些有领导才能、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对贤能的推崇： 早期社会对“德”和“能”的重视程度很高。传说中，尧“举十一才”来辅佐自己，舜更是“二十而为小官，三十而为天子”，他的德行和能力（如孝顺、治理水患）得到了广泛认可。
避免权力固化和世袭弊端： 在没有明确的权力继承规则时，禅让制可以防止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避免了因为血缘关系而选拔不合格的继承人。
禅让制的局限性与“传说”成分：
并非完全无争议： 尽管史书将尧舜时期的禅让描绘得十分和谐美好，但考古证据和一些史学家的推测表明，这一过程可能并非一帆风顺。权力交接并非总是纯粹的“推举”，可能也存在政治斗争、联盟内部的博弈等因素。
理想化的成分： 许多学者认为，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是后世儒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一种追溯和建构。真实的权力交接过程可能比传说更为复杂。
缺乏制度化保障： 禅让制更像是一种基于个人德行的道德约束，缺乏一套成熟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保障权力的平稳交接。

二、 大禹治水与“禅让”的演变

大禹作为中国古代治水的伟大英雄，他的继位过程是理解从禅让制向世袭制转变的关键。

大禹的功绩： 大禹继承了尧舜的事业，继续领导了长达十三年的治水斗争。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克服了洪水泛滥的灾难，拯救了华夏文明。
从“举荐”到“推举”的转变：
尧舜的禅让： 主要是将“天下”让给贤者。
舜禅让给禹： 舜晚年，将禹推举为“九州之长”，并让其执掌百官，相当于代理首领。在舜去世后，禹被众人（主要是各部落首领）拥戴为新的首领。这个过程，从形式上看，仍然是“禅让”。
权力基础的变化：
禹的地位上升： 治水成功，大禹的声望和实际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仅仅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更成为掌握着能够调动全国力量（九州的部落）进行大型工程的“管理者”。
联盟的巩固： 治水的过程也加强了部落间的联系和中央集权，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大大增强。
“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端倪： 传统的“公天下”理念开始受到挑战。禹的儿子启，虽然德行可能不及大禹，但却在父亲去世后，得到了部分部落的支持，并最终继承了权力。

三、 夏朝建立与世袭制的形成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出现，以及世袭制的正式确立。

启的继位与“家天下”的开始：
禹的意图： 传说中，禹在晚年也曾考虑过禅让，但心仪的人选（如皋陶、伯益）相继去世。他属意于自己的儿子启，并为他铺平了道路。
启的夺权： 禹去世后，按照传统程序，伯益应该继位。然而，启联合其他支持他的部落首领，发动了“甘之战”，打败了伯益，夺取了权力。
打破禅让传统： 启的继位直接打破了尧舜禹时期的禅让传统，标志着权力开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继承。这被视为“家天下”的开端。
为何会从禅让变为世袭？
权力集中与利益固化： 大禹通过治水，将权力高度集中，并建立了一套更为强大的管理体系。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自然希望能够被自家子孙继承，以巩固其统治和利益。
氏族内部的继承倾向： 即使在早期社会，当一个家族或氏族掌握了领导权后，也倾向于将这种领导权传递给自己的子孙。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行为。
“德”的标准模糊化： 随着社会发展，对“贤能”的定义变得更加复杂和主观。当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自然更容易认定自己的子孙是“贤能”的继承人，而忽视了其他更合适的人选。
军队和权力的实际控制： 启能够发动战争夺取权力，说明他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资源，这使得他能够凭借实力而不是德行来继承权力。
社会结构的变迁： 随着部落联盟的不断巩固，原有的松散结构逐渐向更集权的政治结构过渡。建立一个稳定的继承制度，对于维持这种集权统治至关重要。世袭制比不确定的禅让更能保证统治的连续性。
国家雏形的形成： 夏朝的出现，标志着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雏形开始形成。国家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一套维护统治的制度，世袭制是当时最容易实现和接受的一种制度。
世袭制的特点：
血缘继承： 权力通过父子或兄弟关系世代相传。
制度化： 相比于不确定的禅让，世袭制有更明确的继承规则，减少了权力交接时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冲突（当然，内部的争夺依然存在）。
巩固统治： 世袭制有助于统治阶级的稳定和内部团结，便于维护既得利益。

总结：

尧舜时期的禅让制，虽然带有理想化色彩，但反映了早期部落联盟中对贤能的推崇和权力相对分散的特点。大禹治水后，其权力基础和影响力大大增强，为权力的集中化奠定了基础。而大禹之子启通过武力夺取权力，标志着从基于德行的“禅让制”向基于血缘的“世袭制”的根本性转变，夏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世袭性质的王朝，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社会发展、权力结构变化以及统治者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从一种相对开放、民主（在当时条件下）的政治选择模式，转向一种更为稳定、但可能牺牲部分贤能选拔机会的统治模式的演变。

网友意见

首先就史学而言，当时未必真的就是禅让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尧舜并非禅让，而是不同的部落或家族兴盛衰亡相互接替。

其次，当时的君主与后世的君主权力大小是不同的，很可能只是某种“盟主”，这种地位带来的实质性利益未必有多大。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洁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韩非《五蠹》）

放弃这样一个地位，未必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随着技术的进步，控制区域逐步扩大，各地经济往来变得更加密切，统治地位带来的实质性利益也逐步上升，加上其他的政治或经济因素，统治者逐步稳定化。

恐怕不能说从远古的禅让制走向世袭制是一个倒退。

• 首先，禅让未必真的发生过。最早提及禅让的是战国时代的一班学者，其真实性要打折扣。（孔子提到过尧舜，但今本论语文字有后人窜入的痕迹）
• 其次，假使禅让真的发生过，按照现有的材料看，那时的禅让也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禅让，尧舜禹都是亲族，不是外人，更不是小人贱民。而内部禅让是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下的一般产物，非但中国有，欧洲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也有类似的‘勇者为王’的传统。这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最终被固定的国王家族取代是必然的。（必然的原因很多，比如部族疆界和人口不断扩张，成员之间不再沾亲带故，也需要更加强大的、成体系的中央权力等）
• 再次，禅让制的破坏不从禹传子开始，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然趋于崩溃了。在尧舜时代，私人的家庭已经出现，相对于大家庭的小家庭已经适应了世袭更替（比如舜和象争夺家内权力）。剩下的问题无非是中央权力何时如私家一样世袭而已。（非但私家世袭，连推举酋长的四岳也是世袭的）
• 最后，上古的禅让不等于后来的民主政治，夏代的世袭王权也不等于秦汉以后的中央王朝。禅让制度下还是有绝对的暴力和压迫（军事民主制晚期只在上层民主），奴隶制也正是这一时期发生壮大的。而夏朝的王权也并不强大，诸侯甚至强到可以推翻夏王（后羿代夏），夏王和四岳、和诸侯间仍然保留相当程度的民主氛围。（所谓的天下共主，要到西周成康时才可能，不说夏代，即使商王也并非是天下共主—尚书里周人自称小邦周，称商人为大邑商，双方之间更多的是实力大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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