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是否成立？
论调「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是否成立？
在探讨“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这一论调是否成立之前，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脉络。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几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之上。然而，简单地将地理大发现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奥斯曼帝国，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解读，忽略了其中复杂交织的多种因素。
一、 奥斯曼帝国崛起与传统商路的变迁
要理解这一论调，首先要回到十五世纪中叶。在此之前，连接欧洲与东方（印度、中国等地）的陆路和海路贸易主要通过两条关键通道：
丝绸之路： 这条古老的陆路贸易网络，虽然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存在，但在中世纪后期依然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它穿越中亚、波斯，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港口。
印度洋海上贸易： 通过红海、波斯湾等海域连接的地中海贸易，是欧洲获取东方香料、丝绸、瓷器等奢侈品的重要途径。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垄断了将东方货物分销到欧洲市场的权力，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扩张，这条传统的贸易通道逐渐受到了来自奥斯曼控制的区域的影响。
1.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 这是奥斯曼帝国扩张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不仅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更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其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大大加强。
2. 对贸易的控制与税收： 奥斯曼帝国并未完全“阻断”商路，而是加强了对现有商路的控制和征税。通过对通过其领土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奥斯曼帝国显著提高了东方商品的欧洲价格。这无疑增加了欧洲商人的贸易成本，挤压了他们的利润空间，也间接推高了欧洲市场商品的售价。
3. 市场垄断与利润驱动： 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传统的东方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得他们原本垄断的利润受到威胁。当直接获取东方商品的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压缩时，他们自然会寻求新的、更直接的贸易路径，以绕开奥斯曼帝国的中间环节。
二、 地理大发现的真正驱动力：多重因素的汇聚
将地理大发现完全归因于奥斯曼帝国的“阻断”商路，是对历史的简化。事实上，地理大发现是一个 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但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
1. 经济动机：
对东方香料和奢侈品的需求： 欧洲社会对来自东方的香料（如胡椒、肉桂、丁香）、丝绸、瓷器等商品有着持续且巨大的需求。这些商品在当时的欧洲不仅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香料用于保存食物和调味），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摆脱中间商垄断的愿望： 如前所述，意大利城邦对东方贸易的垄断，以及奥斯曼帝国征收的高额关税，使得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希望能找到直接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和经济自主权。
2. 技术进步：
造船技术的革新： 十五世纪的欧洲，造船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更坚固、更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只，例如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风力，具有更强的载货能力和远航能力。
航海技术的进步： 罗盘、星盘、六分仪等导航工具的改进，以及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使得船只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定位和导航，增加了远洋航行的成功率。对风向和洋流的理解也日益深入。
3. 政治和宗教因素：
民族国家崛起与扩张野心：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开始寻求新的海外领土和资源，以增强国力，巩固王权。
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感： 一部分探险家和资助者，怀揣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感，希望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东方的新土地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探险活动的一个驱动力。
寻找传说中的东方基督教王国（如祭司王约翰国）： 在地理大发现初期，欧洲人也对寻找传说中东方存在的基督教王国抱有幻想，希望与之结盟以对抗伊斯兰势力。
4. 知识与好奇心：
地理知识的积累： 欧洲人通过古典著作、旅行者的记述（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积累了对东方世界的认识，激发了探索未知的热情和好奇心。
科学精神的萌芽：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精神得到鼓励，这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
三、 论调的成立程度：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是否成立？
我认为，奥斯曼帝国对传统商路的控制和由此带来的成本上升，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或“重要诱因”，但绝非“充分条件”或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奥斯曼帝国的阻碍起到了催化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奥斯曼帝国对贸易的控制，特别是对利润空间的挤压，极大地刺激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寻找新的、绕过奥斯曼控制区的航线的愿望。如果没有这一层经济压力，欧洲人或许会更晚、更缓慢地迈出远洋探索的步伐。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替代方案”。
但其他因素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即使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只要存在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并且技术进步（造船、导航）达到了足以进行远洋航行的水平，地理大发现就有可能发生。只是发生的时机、速度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更确切地说，是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塑造了其初始的探索方向（即西行寻找新航路）。
可以这样比喻：一个房间里有一扇门（传统商路）通往市场。现在，有人在门口收费（奥斯曼帝国），收费很高。这会让想去市场的人感到不满，并开始寻找有没有其他通往市场的秘密小路（新航路）。然而，只有当人们掌握了开锁技巧（技术进步）、有了去市场的动力（经济需求）和足够的勇气（政治和好奇心），他们才能真正找到并利用那条新路。
四、 结论
总而言之，“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这一说法，捕捉到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对传统贸易路线的影响，如何激发了欧洲国家寻找新航路的动力。这种说法是部分成立的，因为它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他同样关键的因素，如经济需求、技术革新、政治野心以及知识的传播和好奇心的驱动。地理大发现是一场由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伟大变革，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只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力，它促使了欧洲人冒险走向未知，但真正让他们能够踏上征程并最终成功的，是他们自身在各个领域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能力与决心。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奥斯曼帝国对传统东西方商路的加强控制和加征关税，是促使欧洲国家积极寻求绕过这些通道的替代性航线的重要诱因，这些航线最终构成了地理大发现的核心内容。 但地理大发现的成功，更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技术、政治和思想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上。
在探讨“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这一论调是否成立之前，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脉络。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几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之上。然而，简单地将地理大发现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奥斯曼帝国，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解读，忽略了其中复杂交织的多种因素。
一、 奥斯曼帝国崛起与传统商路的变迁
要理解这一论调，首先要回到十五世纪中叶。在此之前，连接欧洲与东方（印度、中国等地）的陆路和海路贸易主要通过两条关键通道：
丝绸之路： 这条古老的陆路贸易网络，虽然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存在，但在中世纪后期依然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它穿越中亚、波斯，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港口。
印度洋海上贸易： 通过红海、波斯湾等海域连接的地中海贸易，是欧洲获取东方香料、丝绸、瓷器等奢侈品的重要途径。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垄断了将东方货物分销到欧洲市场的权力，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扩张，这条传统的贸易通道逐渐受到了来自奥斯曼控制的区域的影响。
1.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 这是奥斯曼帝国扩张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不仅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更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其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大大加强。
2. 对贸易的控制与税收： 奥斯曼帝国并未完全“阻断”商路，而是加强了对现有商路的控制和征税。通过对通过其领土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奥斯曼帝国显著提高了东方商品的欧洲价格。这无疑增加了欧洲商人的贸易成本，挤压了他们的利润空间，也间接推高了欧洲市场商品的售价。
3. 市场垄断与利润驱动： 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传统的东方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得他们原本垄断的利润受到威胁。当直接获取东方商品的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压缩时，他们自然会寻求新的、更直接的贸易路径，以绕开奥斯曼帝国的中间环节。
二、 地理大发现的真正驱动力：多重因素的汇聚
将地理大发现完全归因于奥斯曼帝国的“阻断”商路，是对历史的简化。事实上，地理大发现是一个 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但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
1. 经济动机：
对东方香料和奢侈品的需求： 欧洲社会对来自东方的香料（如胡椒、肉桂、丁香）、丝绸、瓷器等商品有着持续且巨大的需求。这些商品在当时的欧洲不仅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香料用于保存食物和调味），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摆脱中间商垄断的愿望： 如前所述，意大利城邦对东方贸易的垄断，以及奥斯曼帝国征收的高额关税，使得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希望能找到直接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和经济自主权。
2. 技术进步：
造船技术的革新： 十五世纪的欧洲，造船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更坚固、更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只，例如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风力，具有更强的载货能力和远航能力。
航海技术的进步： 罗盘、星盘、六分仪等导航工具的改进，以及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使得船只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定位和导航，增加了远洋航行的成功率。对风向和洋流的理解也日益深入。
3. 政治和宗教因素：
民族国家崛起与扩张野心：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开始寻求新的海外领土和资源，以增强国力，巩固王权。
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感： 一部分探险家和资助者，怀揣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感，希望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东方的新土地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探险活动的一个驱动力。
寻找传说中的东方基督教王国（如祭司王约翰国）： 在地理大发现初期，欧洲人也对寻找传说中东方存在的基督教王国抱有幻想，希望与之结盟以对抗伊斯兰势力。
4. 知识与好奇心：
地理知识的积累： 欧洲人通过古典著作、旅行者的记述（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积累了对东方世界的认识，激发了探索未知的热情和好奇心。
科学精神的萌芽：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精神得到鼓励，这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
三、 论调的成立程度：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是否成立？
我认为，奥斯曼帝国对传统商路的控制和由此带来的成本上升，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或“重要诱因”，但绝非“充分条件”或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奥斯曼帝国的阻碍起到了催化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奥斯曼帝国对贸易的控制，特别是对利润空间的挤压，极大地刺激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寻找新的、绕过奥斯曼控制区的航线的愿望。如果没有这一层经济压力，欧洲人或许会更晚、更缓慢地迈出远洋探索的步伐。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替代方案”。
但其他因素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即使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只要存在对东方商品的需求，并且技术进步（造船、导航）达到了足以进行远洋航行的水平，地理大发现就有可能发生。只是发生的时机、速度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更确切地说，是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塑造了其初始的探索方向（即西行寻找新航路）。
可以这样比喻：一个房间里有一扇门（传统商路）通往市场。现在，有人在门口收费（奥斯曼帝国），收费很高。这会让想去市场的人感到不满，并开始寻找有没有其他通往市场的秘密小路（新航路）。然而，只有当人们掌握了开锁技巧（技术进步）、有了去市场的动力（经济需求）和足够的勇气（政治和好奇心），他们才能真正找到并利用那条新路。
四、 结论
总而言之，“土耳其阻断商路促成地理大发现”这一说法，捕捉到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对传统贸易路线的影响，如何激发了欧洲国家寻找新航路的动力。这种说法是部分成立的，因为它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他同样关键的因素，如经济需求、技术革新、政治野心以及知识的传播和好奇心的驱动。地理大发现是一场由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伟大变革，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只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推力，它促使了欧洲人冒险走向未知，但真正让他们能够踏上征程并最终成功的，是他们自身在各个领域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能力与决心。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奥斯曼帝国对传统东西方商路的加强控制和加征关税，是促使欧洲国家积极寻求绕过这些通道的替代性航线的重要诱因，这些航线最终构成了地理大发现的核心内容。 但地理大发现的成功，更是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技术、政治和思想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上。
网友意见
自14世纪开始，安纳托利亚成为欧亚大陆的主要贸易通道，而布尔萨（Bursa）逐渐取代大不里士成为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东方商品销往欧洲的集散地。伊朗的生丝、埃及的糖、印度的香料以及弗兰德尔和佛罗伦萨的毛纺织品，是布尔萨市场的主要商品。
13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成为欧洲最早的丝绸生产中心，所产的丝绸销往罗马、布鲁日、伦敦和香槟的市场。14世纪，波伦那、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相继建立丝绸加工业，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则是欧洲主要的生丝来源。
伊朗商人将生丝自大不里士经安卡拉运抵布尔萨，继而由热那亚人转运到欧洲。15世纪的一位欧洲旅行家曾经在大马士革跟随一支穆斯林商队前往布尔萨，3 000峰骆驼运载着来自东方的香料及其他货物，而货物的买家则是热那亚商人和佛罗伦萨商人。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成为连接东欧诸地与印度洋世界的贸易纽带，来自南方的香料、糖和各种织物与来自北方的毛皮和奴隶成为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内容。
奥斯曼帝国征服马木路克王朝以后，派遣海军赶走葡萄牙人，占据也门和亚丁港，控制自埃及经红海水域至印度洋的贸易通道，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叙利亚的阿勒颇、也门的亚丁以及伊拉克的巴士拉成为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贸易中心。阿勒颇（Aleppo）是黎凡特地区最重要的生丝和丝织品集散地。伊朗和叙利亚的生丝及丝织品运抵阿勒颇，继而由威尼斯商人销往欧洲，1600年的交易量达到140吨，价值150万金币。1599—1602年，阿勒颇的关税年收入达到30万金币，而整个叙利亚每年上缴苏丹的全部关税收入为46万金币。1605年，从阿勒颇出口威尼斯的货物价值150万金币，出口法的货物为80万金币，出口英国的货物为30万金币，出口荷兰的货物为15万金币。17世纪，伊兹密尔（İzmir）成为布尔萨和阿勒颇在东西方贸易领域的竞争对手。每年有5—6支亚美尼亚商队贩运伊朗的生丝和丝织品，经大不里士—埃里温—安卡拉—伊兹密尔的商路销往欧洲。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第五章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与经济：第六节商业与商人
首先，在地理大发现的时候，还不存在一个叫土耳其的国家。土耳其人只不过是欧洲基督教世界对奥斯曼帝国土语穆斯林的叫法，有的时候其他族群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也会被混淆其中。
其次，在迪亚士和哥伦布、达伽马的年代，奥斯曼帝国并没有统一中东的主要商路所在地，因此子虚乌有的“奥斯曼垄断商路”，也谈不上和他们去做航海王有太大关系。黎凡特海岸、两河流域和埃及仍然在衰弱的马穆鲁克王朝手里。而当16世纪奥斯曼终于统一了中东西部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在新航路沿线有了相当的据点甚至殖民地。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两牙和奥斯曼都爆发了相当的海洋冲突。
然后，奥斯曼是在利用商路，而非阻断。从哈全安教授的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地理大发现开幕几十上百年后，旧航路依旧相当繁荣。我甚至有这样的猜测：统一而强大的奥斯曼，比混战的小亚细亚诸国更有利于商贸的发展。从史实来看，君士坦丁堡也在16世纪末年发展到了80万人口（其中非穆斯林大约占40%）的规模。
最后，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奥斯曼帝国等中东势力，与意大利各邦共同把持流油的地中海旧航路贸易；以西葡两国为代表的欧洲新兴势力必须寻找新的航路，才能在这场财富盛宴中分一杯羹。
至于君士坦丁堡换了主人？一座不到五万人的城市而已，商业特权本来就归意大利人，对于整场贸易格局哪来那么大意义啊。
“让别的国家分割商路和金银，而我们伊比利亚满足于荒凉大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流淌奶与蜜的土地！”
不成立，奥斯曼从来没有在和平时期阻断过商路，而地理大发现时代，奥斯曼连小亚细亚都没有统一，拿什么封锁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地峡。
奥斯曼对埃及、北非的压榨和低效统治滋生了非常多的腐败和混乱，并且造成了当地整体的衰退，因为人口的缺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贸易中心自然衰弱。
加之和葡萄牙长期的战争封锁和巴巴里海盗的肆虐（直到19世纪的美国商船依然在地中海被抢劫）地中海更不安全，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日子也越发不好过。
威尼斯共和国在第四次威土战争如此大的胜利中，也被迫赔偿奥斯曼三十万杜卡特，来祈求活命的商路和贸易城市。
可见此时在奥斯曼的统治下，威尼斯依然能够得到足够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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