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否希望消费者浪费粮食？而消费者节约粮食是否有利于农民？

这真是一个有点绕、但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把农民和消费者这两个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

首先，农民希望消费者浪费粮食吗？

从最直接、最朴素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个农民希望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被糟蹋。咱们想想看，种地是个多不容易的事儿？从翻土、播种、施肥、除草、打药，到日夜操劳地看着它生长，再到收割、晾晒、储存，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农民的汗水、心血，还有对风调雨顺的祈盼。

农民的收益，说到底还是来自粮食的销售。如果消费者大量浪费，那意味着他们买的粮食比实际需要的要多，或者对食物不珍惜。理论上，这似乎能带来更大的销量，似乎对农民有利？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其中的复杂性：

“供需关系”的微妙影响：粮食市场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如果消费者浪费严重，导致市场需求相对疲软（虽然总购买量看起来大，但实际被消费的部分少），这可能会在长期内影响粮食的价格。试想一下，如果社会整体对粮食的需求下降，即使农民产量再高，价格也可能被压低，这反而不利于农民的收益。反之，如果消费者珍惜粮食，吃多少买多少，合理消费，这有助于维持一个更健康的供需平衡，让粮食的价格更加稳定，甚至有所回升，这才是农民真正乐见的。
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即使消费者浪费了，农民的粮食还是得经历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链条。中间的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浪费是普遍现象，那意味着社会整体的流通量可能被“虚高”的需求所驱动，但最终的有效消费却不高。这反而可能导致库存积压，增加农民的仓储成本，或者在某些地区造成局部性供过于求，对价格造成压力。
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投入：农业生产有其固有的周期性和高投入性。农民在播种前就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租赁农机，雇佣劳动力。他们是基于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测来进行生产的。如果消费者大量浪费，意味着他们的预测可能会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最终还是会传导到农民身上。如果大量粮食最终被浪费，农民的投入就打了水漂，他们的收益自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情绪和尊严：更何况，农民不仅仅是生产者，他们也是人。看着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被丢弃、被浪费，谁心里会好受？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一种对劳动的蔑视，对辛勤付出的不尊重。很多农民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的劳动能被社会认可和珍惜，而粮食的浪费恰恰是对这种认可的反面。
品牌形象和可持续发展：对于一些追求品牌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农民或农业企业来说，消费者对粮食的珍惜程度，也是他们品牌形象的一部分。一个浪费严重的市场，可能意味着他们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去教育消费者，或者调整生产策略。一个消费者尊重食物的社会，对他们的长期发展是有益的。

所以，尽管在某些短期、局部的情况下，浪费可能似乎“消化”了产量，但从长远来看，农民是绝对不希望消费者浪费粮食的。他们希望的是粮食能被物尽其用，能以合理的价格被销售出去，能支持他们持续地生产。

那么，消费者节约粮食是否有利于农民？

毫无疑问，消费者节约粮食，从根本上说，是绝对有利于农民的。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个道理：

更稳定的市场和更高的收益：当消费者珍惜粮食，按需购买，按需食用时，市场需求就会变得更加真实和稳定。这意味着农民的粮食能更容易地销售出去，并且有更高的可能性获得更好的价格。稳定且合理的价格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如果大家都理性消费，对粮食的“刚需”就会支撑起一个更健康的粮食价格体系，农民就能从中获得更公平的回报。
降低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消费者节约，意味着社会整体的粮食需求会更趋于实际产量。农民在进行下一轮生产时，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从而更有效地规划种植面积、投入生产资料，降低因市场波动而产生的风险。比如，如果大家都精打细算，不会过度囤积和浪费，农民在计划播种时就能更自信，减少“丰产不丰收”的尴尬。
促进农业的良性循环和升级：当农民的收益得到保障，他们才有更多的资金和意愿去投入到农业的改进和升级上。比如，购买更好的种子、更先进的农机、采用更环保的耕作技术，或者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消费者节约粮食，其实是在为农民创造一个能够进行良性投资和升级的土壤。一个注重节约的社会，也是一个更懂得珍惜资源、重视生产环节的社会。
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尊重感：当消费者珍惜每一粒粮食，也就间接提升了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受到的尊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付出的劳动没有被随意丢弃，而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珍惜。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对于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农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减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虽然这是从宏观层面讲，但粮食生产是一个资源密集型的过程，需要水、土地、能源等。消费者节约粮食，就意味着社会整体对这些资源的消耗会减少。这实际上也是在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从长远来看，是对农民利益的根本性保护。
鼓励高品质的生产：如果市场普遍存在浪费，那么生产者可能会倾向于生产“够用就好”的产品，甚至是为了迎合某些不理性的购买习惯而生产。但如果消费者开始注重品质、珍惜食物，他们会更愿意为真正优质、美味的农产品买单，这会激励农民去追求更高的生产标准和品质，从而提升整个农业的价值链。

举个例子：

想象一下，一个村子里的农民辛苦种了一年的水稻。如果市场上因为消费者普遍浪费，导致稻谷价格不高，收购商不愿意多收，那他们可能就得眼睁睁看着一部分稻谷发霉、虫蛀，最后不得不低价处理甚至丢弃。这对农民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但如果这个村子所在的地区，消费者都非常珍惜粮食，吃饭不剩菜，购买适量，那收购商就会更积极地收购，价格也可能更高。农民们就能卖出更多的粮食，获得更好的收入，他们就有钱去购买更好的种子、肥料，或者为下一季的丰收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总结一下，农民不希望消费者浪费粮食，因为浪费意味着对他们劳动的不尊重，也可能带来市场价格的扭曲和生产风险的增加。而消费者节约粮食，则是对农民劳动价值的肯定，能带来更稳定、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支持农业的良性发展和农民的收益保障。这是一种共赢，也是一种对农业生产者最基本的尊重。

网友意见

“糟蹋粮食对不起农民”，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

情感上，农民当然不喜欢看人糟蹋劳动成果；但在理性层面说，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消费者”按照市场价买粮食，农民希望他们多买——而一代人之前的社会恰好和这个设定相反。如果商品粮的消费者并未支付粮食的全价，如果农民卖粮食是一种负担，农民当然在理性上也希望少卖粮食，也希望城市消费者节约粮食。

具体来说，当年城市的“商品粮”供应包含三部分：公粮、征购粮、超购粮，前两者都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

所谓公粮，就是后来的农业税，古代的田赋，所谓“皇粮国税”是也，国家按照固定比例从农民的粮食分成，从东周一直收到2006年。不过解放战争期间大致有个约定，就是新政权到了和平时期增产不增税，基本按照50年代初的亩产收公粮。1952年，全国平均亩产200斤，总产量3260亿斤，收了388亿斤，平均税率是12%。到了1976年，总产量5720亿斤，农业税还是300亿斤上下，税率已经掉到了个位数，对于县级开始普及化肥厂的中国农村来说不算重。

但另一方面说，交了农业税之后，农民还得出售“征购粮”。这部分粮食国家虽然付钱，但明显不是农民期望的价格，所以也要强行派指标。一般来说，征购粮要比公粮多几倍。70年代末的征购粮基数是700多亿斤，和公粮合计1000亿斤上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商品粮”的主体。国家通过公社-生产队来收取这部分粮食，只为其中的2/3付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

当然了，农民交了农业税，再“卖”了征购粮，留下口粮，最后如果还有余粮，依然可以“议价”卖给国家。所谓议价，就是在征购指标外，你不愿卖国家就得加价（超购），就得发奖品，这基本就是公允价了（评价当时的中国GDP记得用这个价格去估算农业）。后来余粮还可以私下到市场上卖，国家虽然原则上统购统销，但大多数时候对这部分粮食睁只眼闭只眼放过。

在另一面，城市居民买粮的价格不仅不是议价粮水平，甚至还低于征购价。只要你有粮票和粮食本，购买数量不超过配额，一两毛钱就能买一斤米面（不是未脱壳的粮食），而农村征购价格也就这么多。考虑到粮食加工存储运输的损耗，国家还要再贴一笔钱来供应城市居民。具体数据看下面：

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等的报告

1979年国家决算总支出为1273.9亿元，扣除原来预算中没有列入的利用国外借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拨款等70.9亿元，国内财政支出为1203亿元，完成预算的107.4%。

可以看到，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要用来补贴城市居民吃饭。其中一部分财政也是农业税构成的。

到了1985年，粮食统购取消，农民卖粮食不再低于市场价；90年代初，国家不再发放含有粮油补贴的粮票；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农民终于不对降低市场粮价有额外的责任了，可以完全市场化出售粮食，即农业土地的地租（不改变用地性质前提下）和农民自己的劳动力完全归自己，基本免税。到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希望消费者多消耗粮食，90年代之前消费者消耗的越多，农民反而亏的越多。80年代末，农民经常用鸡蛋进城换粮票，就是反过来赚一部分粮油补贴。我1998年到上海读书，同时转移的粮油关系还给我每月带来十几块钱的收入，算是粮食逆价销售时代的尾声。

往深了说，农业税是自古以来政府工作人员的口粮和办公经费，征购粮食算是政府要从土改“红利”中拿走的部分——少于过去地主拿走的地租，但毕竟来自农民。在农民吃不饱的情况下，有一定强迫性。可以说这就是国家搞革命，搞土改，搞公社化的根本原因——把中国农业剩余收集起来搞建设，不要被几百万地主分散换成外国消费品，永久地把国家锁死在农业时代。

陈锡文谈“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四件大事”

实际上，现实比我讲的还要严峻，我们的土地少，土改以后也没多少地，分给农民土地，农民积极性高了。有的专家做了分析，农民分到土地之后，省下了向地主应该缴纳的每年700斤粮食，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要研究，过去佃农向地主交租，是因为佃农没有地，所以不存在税赋问题。把租交给地主，地主有地，地主要交税，现在农民都有地了，当然也要承担税赋。所以实际上，土改之后，农民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多留几百斤粮了，其中一部分要交税。这么多农民这么多年来没有吃过饱饭，当粮食富余了，都想多吃一口。这就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农村粮食的归集方式改变了，过去一半以上的土地是由佃农在种，这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地主家成了农村粮食的重要集散地，他把粮食通过粮仓出售，后来没有地主了，粮食归集方式也就改变了。所以粮商不知道跟谁买粮食，一家一户的买卖非常困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遇到的巨大困难是，城里边的粮食供应极度困难。于是才有了必须要搞统购统销的办法。陈云在会上实事求是地讲，实行统购统销好比挑了一副担，前面是黑色炸药，后边是黄色炸药，碰到哪儿都要炸，得罪农民，农民不满意，搞不好农民积极性下去了，粮食产量就会下去，大家就不好过了。所以当时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确实是得罪农民的，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那时候国家要拼命宣传节约（商品）粮，要控制城市人口。保障绝大多数（有粮票指标）非农业人口都有助于整体产业升级或者保卫国家，同时不允许城市中学生在毕业后无条件获取粮油补贴（要下乡和农村中学生竞争非农业工作机会）。你要是问那时候的农民对城市人口浪费粮食怎么看？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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