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连上 13 小时班请假遭拒后，员工破坏 360 万元机器给自己「放假」这一事件？

纯粹从法律问题来回答。

一、刑法角度来说：

员工的行为涉嫌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其实从全国范围来看，本案绝对不是首例了，因为工资太低，加班时间过长导致的职工毁坏机器的案例有不少。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地对于数额入罪的门槛规定不同，基本上应该是5000为主，部分地区略高。

本案从报道来看，损失肯定应该是达到这个数字的，具体犯罪金额以鉴定意见为准。一般来说考虑到一般鉴定意见都会比实际损失低一些再加上对于升格条件各地基本没有规定，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法定刑升格的。如果员工还有自首情节并愿意赔偿，量刑上可以考虑一年左右，再加上本案如果媒体报道属实，适用缓刑也有很大机会。从各地已经生效的判决来看，笔者这种推断的几率很大。（详细可以参考判决（2014）仙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2014）历城刑初字第226号刑事判决书）

但是，本案发生地在陕西，感谢 @长安执金吾 的提醒，陕西省高院有个文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有关条款数额、情节标准的意见》，是2012年12月22日陕西省高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其对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认定的是损失二万。个人觉得这个金额显然是过低了。如果按照这个文件，则本案员工的刑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如果有人晓得这个文件是否还在实践中运用，请在下面留言告知，谢谢。

二、劳动法角度来说：

1、加班从来都不是义务，职工有拒绝加班的权利：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需要与劳动者协商。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涉及公共利益等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不经协商，直接安排劳动者加班。

2、病假问题：法律虽然没有并且规定劳动者有请病假的权利。但是身体健康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其理所当然享有该权利。

所以，其实劳动者无论是拒绝加班，还是要请病假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只要单位以这些理由开除劳动者，都属于典型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要赔偿不少钱，而各地其实这些年都判决过不少这种案子。

3、后续结果：如果职工最终因破坏生产经营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则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解除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且无需进行任何经济补偿。

个人觉得部分私营企业对于职工权益的重视程度极低，劳动者如果要采取措施反抗，应该学习劳动合同法。

苏联劳动人民遭受残酷压榨生活日益贫困

(载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生活困苦。他们对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不满和反抗正日益加强。

在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后，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联的国民收入，包括用于积累和用于消费的部分，都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而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今天，苏联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加强法西斯统治，搞扩军备，供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扩大追加资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日苏联企业盈利的本质，同沙俄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是完全相同的。而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又远远超过了沙俄资本家。据统计，一九○八年，俄国工业部门的剥削率约为百分之百，而一九七三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百分之二百左右。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三月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工人必须“坚持不懈和紧张地劳动”。近年来，苏修为了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在工业部门中大搞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并推广所谓“谢基诺经验”等。

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内容，正象列宁当年揭露资本家为加紧剥削工人而推行的“科学制度”时所指出的：“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佣奴隶一点一滴的神经和筋肉的能力”。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介绍了一项“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苏修当局把工人在生产时手的动作拍摄成电影，找出“手的动作停歇的次数”，然后制定“工人手的动作图表”，使工人的手一秒钟也不休息地紧张地动作，从而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家杂志透露，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间在工业部门就实现了一百多万项“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使苏修当局“节约”了大量的“工资基金”。在用这些所谓“科学”办法榨取血汗的制度下，大量工人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工伤事故大大增加。

所谓“谢基诺经验”，就是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裁减工人、提高在职工人的劳动强度，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经验。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与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由于合并工种、扩大工作范围、推广兼职等等，苏修从一个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比过去提高了数倍，而给工人补加的工资却寥寥无几。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期透露，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一卢布可以收回来十六卢布六十戈比”。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苏联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后，接着还以居民税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又一层剥削。据苏修自己公布的材料，苏联居民税近十几年来不断增加。一九六○年居民税总额为五十六亿卢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即增加近两倍。《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透露，一九七三年，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纳的居民税竟相当于每个工人家庭工资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列宁指出：“失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就连苏联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居民就业已成为问题”。在库尔干州“涌现出了大量劳动后备”，这些人由于在本州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州外去”寻找职业。

在今天的苏联，由于企业领导人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形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工人在流动期间，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一九七三年报道，一九七二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即近六百五十万人。按每个职工每流动一次等于二十八天不工作计算，就相当于七十八万人全年没有工作。如果再把建筑业和其他部门职工流动数字加以统计，则情况更严重得多。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下，苏联劳动人民生活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苏修头目和报刊都不得不承认，苏联今天存在着相当大数量的“经济困难家庭”。所谓“经济困难家庭”，据苏联《社会主义劳动》杂志的解释，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塔斯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一条消息中透露，这种“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塔斯社所宣布的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据苏联报刊材料计算，在苏联城市里，这种“经济困难家庭”约占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大量“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比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得多。据苏修出版物透露的材料计算，苏联“集体农庄”中，使用畜力和进行手工劳动的大田劳动者，每月平均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都远远低于苏修自己宣布的“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仅这一部分人就占农庄庄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单纯靠优抚金生活的年老、残废和失去赡养的人中，也有几百万人所领的优抚金数额远远低于苏修自己规定的“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给收入低微的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困难。仅据苏联历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显然大大缩小的数字，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国营商店肉和禽类零售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九，动物油上涨百分之二十八，蔬菜上涨百分之二十三。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国营商店里，面粉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八，牛肉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洋白菜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六。还有许多商品变相涨价。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不得不承认：一些企业通过“改变产品样式”和在某些借口下，“把低价商品提高为高价商品”，影响了“低收入的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更多。一九六○年自由市场食品零售价格比国营零售价格高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七二年则高百分之六十三。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低。据《一九七三年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一书透露，苏联绝大多数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都比俄罗斯联邦低。其中，白俄罗斯低百分之十六，格鲁吉亚低百分之二十，摩尔达维亚低百分之二十一。在消费品供应、住房建融化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方面，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也同样受到歧视。据《一九七三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材料，一九七三年，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按人口平均零售商品流转额甚至还达不到俄罗斯联邦的百分之六十。每一万居民所拥有的医生数目，中亚各共和国比俄罗斯联邦要少三分之一。

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从阶级压迫的严酷的现实中日益感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并认清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面目。一位苏联工人说：“我们这里的领导人和普通人是两个阶级”。另一位苏联人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是今天苏联人民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

苏联工人和农民正以各种形式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榨进行反抗。近些年来，工人旷工和怠工遍及苏联全国各地。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一九七三年，仅在俄罗斯联邦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由于工人旷工和停工就损失了约五千万个工作日，相当于二十一万人全年不工作。摩尔达维亚农村建筑部许多承包建筑单位，一九七三年旷工的人数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六十六。近些年来，群众罢工、示威的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的深化和苏修对人民压迫的加强，人民的反抗斗争必将进一步发展。

没毛病，蓄意破坏360万元的生产设备，造成6万元修理费的直接损失，这还没算延误生产等一系列后续损失，该抓，该捕，该判。

对此，我们有清晰完备的适用法律。

我就是想知道，连上13小时班，身体不适还不能请假还被要求通宵加班，这个工人被蓄意破坏（说蓄意不过分吧）的生存设备——他的身体和他的精神——价值多少？修复得了吗？有没有人该抓？该捕？该判？

我们有没有渠道、途径、法律，或者随便什么东西，来处理这种情况呢？

补充一下：

评论里有人提到劳动仲裁，我也有个回答，把自己写的评论贴到上面来。

我指的是更真实有效的处理或者管理方式，法律、规定、传统最少在初衷上不是用来处罚，而是用来提前制止。我们不选择杀人，抢劫，不选择在知乎上对不同意见的人破口大骂，是因为我们预先知道这样不对，而且会受到惩罚。

工人破坏生产设备，他很清楚被查实就一定会被惩罚，但我猜测是极度的疲倦让他心存侥幸。所以，这种事很少发生，一发生就成为新闻。

那么反过来，打工者的“生存设备”被蓄意破坏，甚至是在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操作下发生的，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确实有很多理论上的惩罚，但他们为什么不怕呢？为什么无法形成自我约束呢？

我自己有过劳动仲裁的经历，用了半年时间，还是我占尽了道理的前提下。

如何看待？欧洲美国的工人运动历史和共产党宣言里写的清清楚楚。工人阶级的反抗。

————————————————————————

如果我是资本家，我要把这个人批判到底，批判到他灵魂深处每一根神经都是肮脏反动的。

可是我是一个打工仔，所以我认为他做的对。我希望今天有一个人破坏生产线，明天就会有一万万个人破坏生产线。

年轻那会儿，在国企上过一阵子班。

过年，开职代会，会间讨论的时候，工会主席就说了，要我们回去传达大会精神，干部职工的收入会大幅拉开，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要工人们配合。

我当时也嘴快，就说了，这是啥工会？这是工贼会啊。

工会主席告诉我，没错，就是工贼会，所以你们这些来开会的职工代表，每个人才有2000块钱红包。

在座职工代表，无一不是点头称是，几天后，我就辞职不干了。

我没辞职之前，在国企，是专司电气设备测试检查的技术员。

当时公司花大价钱，在保定某国营厂订购了一台设备，老贵了。那家国营厂很牛，相关设备的国标都是他们厂制定的，可以说就是行业标尺。

后来设备要出厂时，我很激动地去参与监造，想看看到底是如何牛的一家公司。

那是一家老厂，有太多的熟练工，一半人在家待岗，另一半人在加班加点的赶工，超时加班是常态，有的时候，早上8点上班，得熬到晚上8点， 甚至凌晨才能下班。加班费之类的，只能表示呵呵。

你爱干不干，反正有的是人。

我在监造的时候，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工人受不了连续加班，于是刻意造假。

该设备出厂时要做一个试验，需要加强电压，连续运行几十个小时，时刻监测记录数据，全程离不开人。

我晚上9点多去他们车间，发现人影子都没一个，工人不在，设备断电，可第二天，他们居然给了我一份完整的试验记录。签字的人一应俱全。

我天人交战了很久，告诉他们，你们自己找个理由，补做一下试验，这件事我就当不知道。

结果他们担心我会去找他们领导，就自己去承认了，换来了开除。

=========================

那家保定的国营厂，至今为止还是老一套，一线工人工资少，待遇低，加班多，而且基本不给加班费。与其相反的是，一个普通干部的收入基本是工人的十倍左右。

巨额亏损，还咬着牙继续给干部发高工资，降工资先从底层降起。

他们干部对此的解释，居然是可以锻炼人，能磨练人的意志......我是想不通他们把国家法度放在哪？也想不通他们何来的底气？

之前公司的老师傅和我说过，以前在广东的血汗工厂里，不能要求加班加太多，不然不知道谁一杯水泼到生产线电机上面，大家直接休息了事。而且也不知道是谁泼的，所以大家达成一个平衡，不能过分压迫，不然都没有好果子吃。

这件事更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强力工会，组织大家反抗这种无意义的加班活动。

………………分割线…………………………

是哪位大佬给我点了赞，然后有了这么多评论？？

我这个答案只是随便吐槽下，中国现有的工会不是西方那种工会。大部分企业工会组织都是主要领导班子兼任的，俗称一套人马两套班子。这种工会是为了维护生产而组建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相背的，所以很多人说我不对云云，当然没错啊，因为他们观察到的是这样的。

真正的工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应当是一个战斗的工会，如果资本家敢逼迫工人加班加成狗，就应该组织罢工，谁（返工工人）敢复工就打爆狗头，谁（资本家）敢随便开除起事工人，就罢工给他看。最关键是靠这样的活动让工人阶级真正团结在一起，逼迫资本家不敢那么放肆剥削工人。

这种从战斗中成长出来的工会，这才是真正的强力工会才能和资本家对抗，知道如何战斗的人不会害怕虚无的讹诈。这才是我所希望有的工会，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这样觉醒的时候，我想，共产主义应该已经实现了吧。

ps：有个蛮搞笑的事情，广东有个厂因为劳资问题导致了罢工。整个开发区其他工人纷纷相应罢工，也跟着罢工了。开发区管委会为了恢复生产，决定谈判调节。结果发现……他喵的没有可以对话的代表人，因为这种罢工是自发的，没有组织者，也没有工会可以协调。

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一直提倡强力工会，是因为我当初也是被逼着加班，完全没有人替我说话，只能辞职了事。愿无产阶级早日觉醒……

再次分割………………

这里刚好挂两个有工贼倾向的人，当然他们可能本来就是资本家。（更大可能性是所谓小布尔乔亚，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

我也不怕丢人，来浅薄的理论知识来反驳这两个人。

1、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来和资本家进行对抗，根本是靠阻止资本的增值来逼迫资本家就范。如果这时候有工贼暗搓搓跑去复工，这时候，罢工做的下去？这时候要保持大部分人的利益，自然要限制少部分人想工作的权益。你说为啥不打爆资本家狗头，朋友，这叫起义，是要和资本家的军队直接对抗的。推翻资产阶级打倒资本家是无产阶级最终的使命，但是现在资本家还是提高生产力，说明现阶段资本家还能多活一秒。

2、加加这位同志，张口就是公交系统年薪十万美金。那么我问你，管理层平均年薪多少，中层年薪多少，基层年薪多少，不能泛泛以整体平均工资繁衍了事。你说工人要求提高待遇，导致整体出行困难，这更好说明了，公交工人被剥削的程度愈发沉重，不然吃饱了没事做闹事玩吗。罢工工人可是没有工资的，只能靠工会补贴基本生活费维持生活。而且法国是一个有着罢工传统的国家，各个行业工会有着广泛的共同命运，特别是声援性罢工，真正做到了命运共同体。最后他提到了，提高无产阶级福利会毁掉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小朋友，资产阶级老早联合起来了，剥削不动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我转移资产去剥削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还没有觉醒。是无产阶级毁了制造业吗，是资本家毁了制造业。最正确的做法是，把工会一同建立到资本家转移资产的地方，全球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让资产阶级无路可跑，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当然你说我没去过国外我承认，反问你一句，你去了国外就搞清楚国外这些组织的运行模式，组织结构？连工会是干嘛的都搞不清楚就乱喷一气，还是需要学习新姿势的。

最后 @JoJo王颀 求无产阶级理论大佬稍微评价一下

贴个曾震惊整个机械行业的事件。

因老板不按时发工资，驾驶员收入不稳定，家里经济紧张，老婆要离婚。这位从业多年的老师傅，绝望的驾驶一台卡特336，砸毁了老板两台总价值三百多万的99成新日立挖掘机，事后自捅四刀自杀，万幸的是及时抢救过来了。

我想说的是，中国百姓是最勤劳刻苦的人，国家落后西方几十年。我们能负重前行，几年走完他们几十年的路；几年完成他们几十年的工作量；几年吃完他们几十年的苦，但最基本的权益也需要被保证！

这算什么事？最基本的按时给工资都落实不到位！连续工作13个小时，身体不舒服居然请假不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责任感何在？！希望法律完善和普及的脚步能跟上我们负重前行的脚步。

也别矫枉过正，我们几个朋友就一直在致力于担保预付工资。有过两不要脸的司机预付工资跑路。一个虽然糟心，但及时发现没造成损失（这人去新疆跟机械老板有纠纷被打了）；一个没经手，老板损失几千块。说来说去都是实在人吃亏，让人无语凝噎。

很多人都在说最后何必自杀，自杀大概是绝望和对所做所为负责吧，博士生尚有被导师压迫自杀的，他自杀前却是勇敢的反抗过。有仇不报非君子，愿各位都能恩仇得报，前提是把握好度。

一些跳楼的高校博士，为何不退学？

又粗大事了

4月3日早上：重庆一挖机司机开挖机砸烂5台挖机、一台车、2个集装箱住房，造成数百万巨额损失！

据网友爆料：因疑似被挖机老板拖欠工资，讨要工资时和老板吵架又被殴打，再加上和女朋友吵架压力大，一时情绪崩溃，才做出如此冲动之举。（具体原因以警方通报为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8fArXTtKP_0hhP240TnHg

榨干劳动者的理智的人，终将被劳动者吞没。

“最初的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做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毁坏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工人的地位……”

——《共产党宣言》

这不是历史教科书上出现过18世纪英国工厂里发生过的事情么 历史重演而已 对工人剥削的太狠的结果后面几年发生了什么教科书里也有记载 就看那些资本家们做不做得到以史为鉴了

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

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

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

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这时候就应该看看恩格斯怎么说的，以下内容来自《英国工人阶级概况》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注：卡莱尔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London，1843）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121]。——恩格斯原注］。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　ye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122]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阔佬被传到，或者更正确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因为打搅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诉讼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结果是罚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总是先被扣押起来，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一切辩护只得到一个轻蔑的回答：“呵，我们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罚款，可是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游民（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的）送进监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1辨士1英里，约合5银格罗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原告的证词——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1601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1833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注：“济贫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资料的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Extracts　from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Poor－Law－Commissioners》．Pub－lished　by　Authority．London，1833）。——恩格斯原注］。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注：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古希腊的强盗，他把俘虏绑在铁床上，身体比床长的，把足切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长。——译者注］，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1834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

　　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调查。他查明，有4个流浪汉（trampers——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注：见本卷第503页。——编者注］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常常多到7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羊痫疯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的习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爬满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伦敦的拜特纳－格林的习艺所里，所方不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习艺所的房子里去住，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锁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妻子释放出来时，所方便认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闭，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时间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场；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场，一到时间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顿的习艺所里，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月没有换了，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3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4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谁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in　corpore〔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1844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Poor－Law－Amendment－Bill〔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注：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党人，他们差不多就是宪章主义者，例如，下院议员埃士顿的亨得利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议会议员迪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们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merry　England》（“美好的英国”）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123]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

　　“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甚至连人口也没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简直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候，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顺顺当当地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国的竞争和中等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整个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下一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大概会对顺从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juste－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注释：

　　[1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页。——第564页。
　　[122]《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第566页。
　　[123]“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或宴会）”这一成语引自神话“一千零一夜”，在这个宴会上给饥饿者端来的是一个个的空菜盘。——第583页。

欢迎关注红色文献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