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初刘邦一个县就有那么多人才，是中国人才太多，还是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

很多人对人才结构缺乏充分的认识。

这导致很多人才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各地能够构成较为完整的经济单位的区域范围，大体上是一个县的范围。这个特点经过建国以后一段时期内以全面战争为假想前提的国防纵深建设进一步强化，各地都有所谓“五小工业”，经济自持能力很强。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对工业的要求相对也较低，虽然没有什么“五小工业”，大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县域经济也算是相对完整的。再扩大一点，到了一个郡，经济的完整性就更强了。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一个县，至多一个郡，就可以构成一个能够保证人才生长的完整环境了。

如果再将范围限定到经济水准相似的县，那就更不用说了。人才实力也是相当的。

人才之间的竞争，则又和我们想象中有很大不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人才差异，是天壤之别。但是实际上优秀人才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99.9和99.8基本没什么区别，如果评价人才的人自己也只不过是99.7，那么以他的评价误差，很可能理解不了99.9和99.8的区别，全都视同100。然后分配工作时哪个都行，赶上谁在就用了谁。随着对工作的熟悉，其中一个真的成了这项工作的100。那么这两个人才的竞争就已经分出胜负了。人才竞争其实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差不了太多。所以很多人很重视平台，很多人很重视内斗。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很多人有着一种“出门没捡钱就赔了，上班没踩人就是被人踩了”的反社会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已经有了“国学大师”的情况下，还要“人生导师”。“国学大师”教导人们学的那种所谓谦退之风，往往是为了利于管理——利于别人管理你。其结果就是孔乙己。这样的人才太废了，处处都只能认老二，没法用起来办事。“人生导师”则会拼命讲“身段要软手段要硬”，努力给“国学大师”填坑。目的则是在利于管理的情况下更好地进行剥削。这样至少会像阿Q一样，有点主动找死的精神。就好像网上有个视频里拍的，走亲戚的时候带了俩大鹅。一只鹅背上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的都是炖料。俩大鹅不知道，还跑得欢实得不得了。跟养殖场里等死的大鹅一比较，这就看出二者的区别来了。“国学大师”把人教得太废了，一味只知道“引颈受戮”。“人生导师”则是高明一些，能够做到“主菜自带调料”。

同等级别的人才固然会因为机会而产生巨大发展差异。不同等级的人才也会如此。天天下蛋的老母鸡，主人不舍得杀了吃。但是正好来了个新人，杀鸡的时候看见就它不跑，就杀来吃了。等知道这只鸡与众不同，那也晚了，都在锅里了。社会上大部分工作，都不需要特别优秀的人才来做，而是适应社会大部分人的水准，相对中等难度的。这也就导致他们没有区分度，不能够让最优秀的人才展现出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县里都有优秀的人才，但是他们能够出头的可能其实是很低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州、郡两级展开竞争的时候，都是从没有足够区分度的社会环境中抽选人才。那么在平时条件下，州郡抽选的人才就会更加接近社会平均水平，而不会向顶尖水平严重偏离。

到了乱世就不同了。只有最好的才能赢。于是这个时候州郡一级的竞争，就要看初始阶段选拔人才时是否选到了最好的人才。同时也要看州郡本身的其他基础条件是否更合适。选拔条件发生了剧烈变化，任务的区分度要猛烈提高。一县之内的优秀人才终于获得了超越其他人的表现机会，也就迅速展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本身又培养了人才。

一个县的人才因为各种原因对另一个县取得了优势，那么很可能就在随后的斗争中对其他更多的县占有优势。这个优势不断扩大，最后就足以形成碾压性的优势。而且他们的团队内部，也会在不断学习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分化。原本一团混沌的团队逐渐拉伸成金字塔。优秀的人才越来越凸显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同时也就彰显出了高层优秀人才的缺憾，最终需要外来优秀人才填补空缺。

但是在他们这个团队被选拔出来之前，他们和其他县人才团队的水平其实是相当的。

这是在古代情况下。在现代，特别是现在，这个形势有那么一点点区别。最主要的因素是信息化水平。现代网络技术极大提升了通讯能力，导致各地人才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具备了优中选优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不必等到乱世，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人才排名分析。当然，网络平台是有局限性的，未必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评价体系。这也就是个参考。而且需要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说可以看游戏里的各种排名和分析，然后按照自己的技术特点，分析某些方面的基础实力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综合成绩位于前20%以及10%，肯定是很优秀的。但这并不能判断出在其他方面的水准。网络上那些不太准的智商测试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尽管他们不准，但是一百二和八九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据说姚明的智商是一百二，而美国篮球运动员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刚过八十。智商测试还是多少有点准头的，那么这个差距已经足够姚明玩死他们了。

从人才角度说，我们经常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倒也是很准确的。比如说足球运动。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公开竞争的体育运动。而且这是个多人竞争的团队运动，团队规模远大于篮球。那么组织难度就高出了篮球几个数量级。一个人做事，组织难度巨低。两个人做事，协调难度就高很多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离婚。但是婚姻还是比较简单的组织工作。毕竟，几乎人人都可以结婚。篮球队的难度就高很多了。成立了球队干不下去早早散伙的数都数不清。但是篮球队还好些，大不了三个人去打野球。碰上几个熟悉的还可以经常打几次。足球就不好说了。人员变动大得多，而且队伍特别不好带。随着人员的增加分工的细化，组织难度系数呈指数上升的趋势。中国足球的颓废就是组织难度过大、社会发展水平不够的典型体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体育项目中，中国足球差不多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垫底项目。然而在当年组织程度极高的情况下，中国足球其实组织得还不错。1982年世界杯一共有24支球队参赛，中国队在预选赛中遭遇了明显的陷阱：中国队踢完全部的比赛以后，其他球队看着中国队的比分再踢。结局就是中国队踢完比赛在家里等着过春节，沙特队放水输给新西兰五个球，然后中国队又重新集合去踢新西兰。于是技术流的中国队在身体明显占优的新西兰面前吃了大亏，领先被逆转，1：2被淘汰。除了女足，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队踢个球有机会进世界杯前24名？而这就是曾经国足的水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以后中国队的发展趋势，你划个小孩尿尿的曲线就知道了。嗯，有的时候还会溅起来一点。最高峰也就是世界杯扩军成36支球队以后去垫底。“国足堕落”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经济水平还不够高，导致我们还没有能力支撑起足球这样一个高度组织性的运动。有人会说南美非洲的足球水平也很高。这属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问题。这些地区的底层平民的炮灰程度极高，人命不值钱，在大量青少年夭折的前提下，竞技体育在缺乏医疗保障体系与社会治安体系支撑的情况下高度发达。在我国，就算是穷人家的孩子，也看得十分宝贵，不会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像拉美非洲国家一样，走高损耗、高产出的路子，而只能去提升组织能力。有人说中国足球的球员数量太少，青少年球员太少，认为这是中国足球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球员数量太少，是直接原因，并不是真正原因。球员数量少的根源，是中国足球的组织程度不够。从早期的球员挂牌制度（球员自己没有什么自主权，而是像娼妓被青楼挂牌子一样任人选择。想转会？做梦，这是你说了算的事情吗？），到稀里糊涂的球队医疗支撑体系，到莫名其妙的球探体系（国家队几乎每个新来的外籍主教练都只能拿到一塌糊涂的球员数据，必须亲自到各个赛场去看球。然后他们会挑出来一批之前谁都不知道的球员，说不准就红了……），到走马灯式的俱乐部更名乃至搬迁现象（现在足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还一堆人叽叽歪歪），乃至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纷繁复杂的上下关系，整个组织体系都是乱七八糟的。中国足球属于拉美非洲“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走不了，西欧国家“污染完搞环保”的路子同样也没法走，结果上手就要走“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的路子，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完全靠自然发展，我们的社会在前些年是撑不起来这个运动的。其实前些年取得的成绩，已经算是我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强化过中国足球以后的结果了。从2001年入关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几近停滞，人均收入跨越式提升，国内消费市场急剧扩大。在这个背景条件下，2010年以后，特别是2020年以后，我们学习欧洲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方式，开始完善足球行业体系，去搞“清洁能源环保产业”，还是有很大成功希望的。如果经济发展趋势继续向好，那么过上几年、十几年，足够形成一个完善的足球市场了。

人才团队不同于单一人才，是要有社会基础支撑的。比如说战国时代，三晋人才外流现象很突出。这就展现出了三晋地带人才爆发的现象，说明这一区域的人才基础本来就比其他地区雄厚。这可能和魏文侯邀请子夏等建立西河学派、对三晋贵族子弟进行集中教育有一定关系。同时，临近三晋的、刘邦所在的泗水等地，在当时也是人才聚集地。荀子就长期这一带居住。可以说，刘邦团队所在整个区域，教育水平在当时都是偏高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

就问题所关心的两个点来说，中国人才多是主要因素，其他地方基础较差、缺乏发展空间也是一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并不互相排斥。战国时代，各国都涌现出了大批人才，就充分说明了各地人才的密集性，以及发展空间的重要性。当然了，要说中国人才是多是少，还要和其他国家对比。这就不好说了。毕竟这个比较范围太大了。简略说的话，以当时的宏观形势分析当时的宏观人才情况，以当时中国整体实力所达到的水平来说，中国的人才应当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