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在汉初刘邦一个县就有那么多人才,是中国人才太多,还是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汉初刘邦一个县就能涌现出众多人才,这背后反映了复杂的历史、社会和人才发展机制。简单地归结为“人才太多”或“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都有些片面。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分析:

一、 汉初刘邦县(沛县)人才济济的原因分析:

首先要明确,刘邦的故乡沛县并非中国所有县的平均水平,而是汉初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其人才汇聚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1. 时代的召唤与社会变革的背景:
秦末大乱: 秦朝的暴政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恰恰是人才辈出的温床。原来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旧的贵族和官僚体系瓦解,给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绝佳机会。
“王者之起”的时代机遇: “天下苦秦久矣”的情绪普遍存在,人们渴望推翻暴政,建立新的秩序。在这种“王者之起”的时代背景下,任何有才能的人都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刘邦作为起义的领导者,自然能够吸引到和他一样有理想、有能力的人。
平民化的社会流动: 秦朝虽然严酷,但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周以来的贵族世袭制度,为有能力者提供了一定的上升通道。汉初继承了这一趋势,更加强调“布衣卿相”的可能性。刘邦本身就是从底层起来的,他更倾向于任用那些有实际能力、不拘泥于出身的人。

2. 刘邦本人的领导魅力与用人策略:
知人善用,不拘一格: 这是刘邦最突出的优点之一。他能够识别出不同人才的特长,并将他们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比如萧何擅长后勤管理,张良擅长谋略,韩信擅长军事指挥,陈平擅长权谋。他并不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军事家或政治家,而是充分发挥各人的优势。
容人之量与权威性: 刘邦虽然出身草莽,但有着惊人的容人之量和坚定的权威。他能容忍手下犯错误(如韩信多次受到猜忌),也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让手下心服口服。这种领导风格能够吸引并留住人才。
提供舞台与共同愿景: 刘邦能够提供一个实现个人价值和宏图大业的舞台。他与追随者们共同经历艰苦卓绝的战争,分享胜利的果实,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愿景和归属感。这使得人才愿意追随他,为其效力。
早期聚集优势: 沛县是刘邦起家的地方,他在这里招募的第一批核心班底,如周勃、灌婴、樊哙等,都是当时当地的“能人”。这些人又可能引荐或吸引更多当地的有才之士。

3. 沛县作为刘邦起家之地的区域优势(非普遍性):
地理位置: 沛县在秦朝时属于泗水郡,地处中原地区,交通相对便利,人口也较多。这为人才的聚集提供了基础。
地方文化与民风: 有研究认为,泗水一带自古以来就民风彪悍,不乏有胆识、有魄力的人物。这种地方特色可能也与人才的涌现有关。
历史机遇: 恰好刘邦选择了沛县作为他起兵的地方,他个人对当地人才的了解和招募能力,使得这个县在那个特定时期成为了一个“人才高地”。

二、 关于“人才太多”与“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的辩证分析:

刘邦一个县就能涌现出那么多人才,并不是说中国整体上的人才数量就远超其他朝代,也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人才,而是反映了一种“人才的涌现机制”和“人才的释放通道”的问题。

1. “人才太多”论的理解:
并非绝对数量多,而是“有效涌现”多: 这里的“人才太多”并非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上人才特别高,而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沛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秦末汉初),因为上述的各种条件聚合,能够被刘邦有效发现、招募并给予发挥空间的“可用之才”数量相对集中。
人才的“有效性”被放大: 在大乱世中,很多原本可能默默无闻、埋没于地方的人才,因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其能力被迅速放大和展现出来。他们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其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2. “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论的另一种解读:
非普遍性窒息,而是“时势造英雄”: 并非所有地方的人才都缺乏发展空间。问题在于,在秦朝后期,虽然有社会流动,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广泛吸纳和利用人才的稳定、开放的政治体制。很多有才能的人可能受制于地方官员的压制、信息不通、缺乏机遇等原因,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汉初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汉初推翻秦朝,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个新政权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各方面人才来治理国家、恢复秩序、发展经济。刘邦及其继承者们更是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鼓励人才的加入。可以说,汉初的乱世结束,反而打开了更广阔的人才发展空间。
比较视角下的“空间缺乏”: 如果我们将汉初的“人才涌现”与秦朝的相对压抑相比,那确实会让人觉得秦朝的“发展空间”相对不足。但同时,也要看到,汉初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建立和巩固政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能够比秦朝更有效地聚集和利用人才。

三、 总结与引申:

汉初刘邦县人才济济,绝非是中国人才“太多”,也并非是全国各地人才普遍“没有发展空间”。其根本原因在于:

历史的剧烈变动提供了“催化剂”: 秦末大乱打破了旧秩序,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刘邦的卓越领导力是“聚才核”: 他的知人善用、容人之量和共同愿景,吸引并留住了人才。
沛县作为“起点”的特殊性: 它是刘邦起家之地,有其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基础。

因此,更准确地说,汉初刘邦县之所以能涌现出那么多人才,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由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为大量被压抑或等待机会的人才,创造了一个集中爆发并得到充分利用的“窗口”和“平台”。

这其中也蕴含着对人才发展普遍规律的启示:

盛世固然稳定,但乱世更能催生英雄: 剧烈的社会变革往往能激活沉睡的优秀人才。
领导者的胸怀和智慧是人才发展的关键: 一个好的领导者能够发现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从而成就一番伟业。
开放和包容的体制是人才施展才能的基础: 当社会制度能够为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人提供公平的竞争和发展机会时,人才的潜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才太多”或“没有空间”。而是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领导者作为下,人才的“涌现”和“释放”机制会产生显著差异。 汉初刘邦县的例子,更多地说明了“时势”与“英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才价值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命运的重要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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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人才结构缺乏充分的认识。

这导致很多人才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各地能够构成较为完整的经济单位的区域范围,大体上是一个县的范围。这个特点经过建国以后一段时期内以全面战争为假想前提的国防纵深建设进一步强化,各地都有所谓“五小工业”,经济自持能力很强。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对工业的要求相对也较低,虽然没有什么“五小工业”,大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县域经济也算是相对完整的。再扩大一点,到了一个郡,经济的完整性就更强了。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一个县,至多一个郡,就可以构成一个能够保证人才生长的完整环境了。

如果再将范围限定到经济水准相似的县,那就更不用说了。人才实力也是相当的。

人才之间的竞争,则又和我们想象中有很大不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人才差异,是天壤之别。但是实际上优秀人才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99.9和99.8基本没什么区别,如果评价人才的人自己也只不过是99.7,那么以他的评价误差,很可能理解不了99.9和99.8的区别,全都视同100。然后分配工作时哪个都行,赶上谁在就用了谁。随着对工作的熟悉,其中一个真的成了这项工作的100。那么这两个人才的竞争就已经分出胜负了。人才竞争其实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差不了太多。所以很多人很重视平台,很多人很重视内斗。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很多人有着一种“出门没捡钱就赔了,上班没踩人就是被人踩了”的反社会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已经有了“国学大师”的情况下,还要“人生导师”。“国学大师”教导人们学的那种所谓谦退之风,往往是为了利于管理——利于别人管理你。其结果就是孔乙己。这样的人才太废了,处处都只能认老二,没法用起来办事。“人生导师”则会拼命讲“身段要软手段要硬”,努力给“国学大师”填坑。目的则是在利于管理的情况下更好地进行剥削。这样至少会像阿Q一样,有点主动找死的精神。就好像网上有个视频里拍的,走亲戚的时候带了俩大鹅。一只鹅背上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的都是炖料。俩大鹅不知道,还跑得欢实得不得了。跟养殖场里等死的大鹅一比较,这就看出二者的区别来了。“国学大师”把人教得太废了,一味只知道“引颈受戮”。“人生导师”则是高明一些,能够做到“主菜自带调料”。

同等级别的人才固然会因为机会而产生巨大发展差异。不同等级的人才也会如此。天天下蛋的老母鸡,主人不舍得杀了吃。但是正好来了个新人,杀鸡的时候看见就它不跑,就杀来吃了。等知道这只鸡与众不同,那也晚了,都在锅里了。社会上大部分工作,都不需要特别优秀的人才来做,而是适应社会大部分人的水准,相对中等难度的。这也就导致他们没有区分度,不能够让最优秀的人才展现出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县里都有优秀的人才,但是他们能够出头的可能其实是很低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州、郡两级展开竞争的时候,都是从没有足够区分度的社会环境中抽选人才。那么在平时条件下,州郡抽选的人才就会更加接近社会平均水平,而不会向顶尖水平严重偏离。

到了乱世就不同了。只有最好的才能赢。于是这个时候州郡一级的竞争,就要看初始阶段选拔人才时是否选到了最好的人才。同时也要看州郡本身的其他基础条件是否更合适。选拔条件发生了剧烈变化,任务的区分度要猛烈提高。一县之内的优秀人才终于获得了超越其他人的表现机会,也就迅速展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本身又培养了人才。

一个县的人才因为各种原因对另一个县取得了优势,那么很可能就在随后的斗争中对其他更多的县占有优势。这个优势不断扩大,最后就足以形成碾压性的优势。而且他们的团队内部,也会在不断学习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分化。原本一团混沌的团队逐渐拉伸成金字塔。优秀的人才越来越凸显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同时也就彰显出了高层优秀人才的缺憾,最终需要外来优秀人才填补空缺。

但是在他们这个团队被选拔出来之前,他们和其他县人才团队的水平其实是相当的。

这是在古代情况下。在现代,特别是现在,这个形势有那么一点点区别。最主要的因素是信息化水平。现代网络技术极大提升了通讯能力,导致各地人才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具备了优中选优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不必等到乱世,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人才排名分析。当然,网络平台是有局限性的,未必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评价体系。这也就是个参考。而且需要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说可以看游戏里的各种排名和分析,然后按照自己的技术特点,分析某些方面的基础实力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综合成绩位于前20%以及10%,肯定是很优秀的。但这并不能判断出在其他方面的水准。网络上那些不太准的智商测试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尽管他们不准,但是一百二和八九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据说姚明的智商是一百二,而美国篮球运动员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刚过八十。智商测试还是多少有点准头的,那么这个差距已经足够姚明玩死他们了。

从人才角度说,我们经常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倒也是很准确的。比如说足球运动。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公开竞争的体育运动。而且这是个多人竞争的团队运动,团队规模远大于篮球。那么组织难度就高出了篮球几个数量级。一个人做事,组织难度巨低。两个人做事,协调难度就高很多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离婚。但是婚姻还是比较简单的组织工作。毕竟,几乎人人都可以结婚。篮球队的难度就高很多了。成立了球队干不下去早早散伙的数都数不清。但是篮球队还好些,大不了三个人去打野球。碰上几个熟悉的还可以经常打几次。足球就不好说了。人员变动大得多,而且队伍特别不好带。随着人员的增加分工的细化,组织难度系数呈指数上升的趋势。中国足球的颓废就是组织难度过大、社会发展水平不够的典型体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体育项目中,中国足球差不多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垫底项目。然而在当年组织程度极高的情况下,中国足球其实组织得还不错。1982年世界杯一共有24支球队参赛,中国队在预选赛中遭遇了明显的陷阱:中国队踢完全部的比赛以后,其他球队看着中国队的比分再踢。结局就是中国队踢完比赛在家里等着过春节,沙特队放水输给新西兰五个球,然后中国队又重新集合去踢新西兰。于是技术流的中国队在身体明显占优的新西兰面前吃了大亏,领先被逆转,1:2被淘汰。除了女足,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队踢个球有机会进世界杯前24名?而这就是曾经国足的水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以后中国队的发展趋势,你划个小孩尿尿的曲线就知道了。嗯,有的时候还会溅起来一点。最高峰也就是世界杯扩军成36支球队以后去垫底。“国足堕落”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经济水平还不够高,导致我们还没有能力支撑起足球这样一个高度组织性的运动。有人会说南美非洲的足球水平也很高。这属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问题。这些地区的底层平民的炮灰程度极高,人命不值钱,在大量青少年夭折的前提下,竞技体育在缺乏医疗保障体系与社会治安体系支撑的情况下高度发达。在我国,就算是穷人家的孩子,也看得十分宝贵,不会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像拉美非洲国家一样,走高损耗、高产出的路子,而只能去提升组织能力。有人说中国足球的球员数量太少,青少年球员太少,认为这是中国足球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球员数量太少,是直接原因,并不是真正原因。球员数量少的根源,是中国足球的组织程度不够。从早期的球员挂牌制度(球员自己没有什么自主权,而是像娼妓被青楼挂牌子一样任人选择。想转会?做梦,这是你说了算的事情吗?),到稀里糊涂的球队医疗支撑体系,到莫名其妙的球探体系(国家队几乎每个新来的外籍主教练都只能拿到一塌糊涂的球员数据,必须亲自到各个赛场去看球。然后他们会挑出来一批之前谁都不知道的球员,说不准就红了……),到走马灯式的俱乐部更名乃至搬迁现象(现在足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还一堆人叽叽歪歪),乃至足协与俱乐部之间纷繁复杂的上下关系,整个组织体系都是乱七八糟的。中国足球属于拉美非洲“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走不了,西欧国家“污染完搞环保”的路子同样也没法走,结果上手就要走“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的路子,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完全靠自然发展,我们的社会在前些年是撑不起来这个运动的。其实前些年取得的成绩,已经算是我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强化过中国足球以后的结果了。从2001年入关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几近停滞,人均收入跨越式提升,国内消费市场急剧扩大。在这个背景条件下,2010年以后,特别是2020年以后,我们学习欧洲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方式,开始完善足球行业体系,去搞“清洁能源环保产业”,还是有很大成功希望的。如果经济发展趋势继续向好,那么过上几年、十几年,足够形成一个完善的足球市场了。

人才团队不同于单一人才,是要有社会基础支撑的。比如说战国时代,三晋人才外流现象很突出。这就展现出了三晋地带人才爆发的现象,说明这一区域的人才基础本来就比其他地区雄厚。这可能和魏文侯邀请子夏等建立西河学派、对三晋贵族子弟进行集中教育有一定关系。同时,临近三晋的、刘邦所在的泗水等地,在当时也是人才聚集地。荀子就长期这一带居住。可以说,刘邦团队所在整个区域,教育水平在当时都是偏高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

就问题所关心的两个点来说,中国人才多是主要因素,其他地方基础较差、缺乏发展空间也是一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并不互相排斥。战国时代,各国都涌现出了大批人才,就充分说明了各地人才的密集性,以及发展空间的重要性。当然了,要说中国人才是多是少,还要和其他国家对比。这就不好说了。毕竟这个比较范围太大了。简略说的话,以当时的宏观形势分析当时的宏观人才情况,以当时中国整体实力所达到的水平来说,中国的人才应当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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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真看史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问题可以用一个模式回答。

在东汉刘秀所在的南阳一地就有那么多人才,是中国人才太多还是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

在隋唐之初,为何关陇之地有那么多人才,是中国人才太多还是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

在元末明初,为何淮西一地有那么多人才,是中国人才太多还是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空间?

你还要我列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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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和现在的县不一样,当时的县下面是有邑的,例如刘邦是沛县丰邑人(现在的丰县),当时的县类似于现在的地级市。

沛县在当时也不是个普通的县,沛县是四川郡(又名泗水郡)的郡治,类似于现在的省会。

汉高帝把泗水郡划出去很多地,剩下的泗水郡改名叫沛郡,仍有37个县、200万人口,要知道汉初人口才1300万

一个省的省会,那肯定人才多啊,还有像吕泽、吕释之这样从外地搬过来的人才。


而且汉初三杰里,张良、韩信不是沛县的吧?所谓的汉初十八侯里,灌婴、郦商、张敖、傅宽、靳歙、柴武、虫达等等也不是沛县的啊,还有陈平、郦食其、张苍等非沛县出身的汉初功臣,怎么就叫“各地人才没有发展的空间”?

PS:其他人才也不是没有发展空间,只是跟着的人没能赢到最后罢了。


经评论区大佬指正,《汉书·地理志》上的那个人口数据是哀帝时期的,那时候汉朝人口应该在6000万左右。

不过仔细翻了翻《汉书·地理志》,发现沛郡的人口能顶两个凉州或交州刺史部、一个并州或朔方刺史部、半个青州或荆州或幽州或扬州刺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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