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有多少国民党军消极抗战?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中确实存在消极抗战的现象，这并非否定所有国民党将士的浴血奋战，而是在复杂的大背景下，某些部队和领导者未能完全履行抗日职责，甚至采取了保存实力、观望等待的策略。要量化这一数字非常困难，因为“消极抗战”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涉及动机、表现形式和程度的多种解读。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梳理这一现象：
一、 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考量与“保存实力”的困境
抗战进入后期，尤其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内部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担忧，特别是对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戒备，成为其战略思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保存实力”的论调应运而生，并对一些部队的作战积极性产生了影响。
对共产党力量的警惕： 国民党领导层深知，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理与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将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因此，一些高级将领和军阀势力，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和军队实力的考虑，倾向于避免在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中过度消耗兵力，而更愿意将有限的精锐力量保留下来，以备日后与共产党争夺话语权和地盘。
装备与训练的劣势： 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但其整体装备水平和训练程度与日军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一些战役中，国民党部队伤亡惨重，这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将领“保存实力”的心理。他们可能认为，即便投入更多兵力，也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会加速部队的消耗。
补给与后勤的压力：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给养和弹药的补给往往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队在接到作战任务时，可能会因为担忧后勤保障问题，而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避免过度深入敌后或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免被日军包围或孤立无援。
二、 “消极抗战”的具体表现形式
“消极抗战”并非指一概不作战，而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主力直接消耗”： 这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一些部队，特别是一些地方部队或军阀部队，在面对日军进攻时，可能选择固守阵地，但并不积极出击；或者在形势不利时，选择主动收缩战线，避免与日军进行过于惨烈的近距离搏杀。这并非完全不抵抗，但其主动性和牺牲精神打了折扣。
“不顾战局，优先保护地方利益”： 一些杂牌部队或地方实力派部队，在抗战期间，其忠诚度和作战目标可能更为复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更侧重于保护自己的地盘和人员，而非全心投入到抗日战场上，甚至在必要时会选择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
“观望等待，将主力用于内战准备”： 这种说法主要针对的是一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胜利临近的阶段，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将眼光投向国内政治的未来，将一部分精锐部队部署在关键战略地点，甚至在与日军接触时，采取相对缓和的态度，为战后内战的爆发做好准备。
“消极应付，敷衍上级命令”： 有些部队可能在接到作战命令后，行动迟缓，执行不力，甚至以各种理由推诿。这可能是出于对作战任务的实际困难（如缺乏补给、兵力不足）的考量，也可能确实是消极心态的体现。
三、 难以量化的具体数字
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代表“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军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如下：
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 “消极抗战”的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一个部队是“战略性收缩”还是“消极避战”，在特定情况下很难区分。
数据缺失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 当时的战场信息传递并不发达，很多作战细节和部队表现并未被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即便是公开的战报，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粉饰”成分。
个体与群体的差异： 国民党军队规模庞大，下辖各军种、各战区、各部队的性质、装备、训练以及将领的政治倾向都存在巨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同一支部队内部，士兵的战斗意志也可能因各种因素而异。
四、 相对于积极抗战的评价
需要强调的是，国民党军队中存在“消极抗战”的现象，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其在正面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独立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伤亡，阻止了日军占领中国的战略目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国民党将领和官兵在抗日战争中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血染沙场，成为了民族英雄。
因此，在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表现时，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既要承认其“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一面，更要肯定其在正面战场上承担的主要作战任务和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这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历史现象，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个体情况进行分析。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军中确实存在消极抗战的现象，这与国民党政权面临的内忧外患、战略考量以及军队本身的实力限制都有关。但由于概念界定的模糊和史料的限制，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整个抗战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要充分肯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和巨大贡献。
一、 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考量与“保存实力”的困境
抗战进入后期，尤其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内部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担忧，特别是对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戒备，成为其战略思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保存实力”的论调应运而生，并对一些部队的作战积极性产生了影响。
对共产党力量的警惕： 国民党领导层深知，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理与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将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因此，一些高级将领和军阀势力，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和军队实力的考虑，倾向于避免在与日军的正面冲突中过度消耗兵力，而更愿意将有限的精锐力量保留下来，以备日后与共产党争夺话语权和地盘。
装备与训练的劣势： 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但其整体装备水平和训练程度与日军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一些战役中，国民党部队伤亡惨重，这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将领“保存实力”的心理。他们可能认为，即便投入更多兵力，也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会加速部队的消耗。
补给与后勤的压力：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给养和弹药的补给往往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队在接到作战任务时，可能会因为担忧后勤保障问题，而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避免过度深入敌后或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免被日军包围或孤立无援。
二、 “消极抗战”的具体表现形式
“消极抗战”并非指一概不作战，而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主力直接消耗”： 这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一些部队，特别是一些地方部队或军阀部队，在面对日军进攻时，可能选择固守阵地，但并不积极出击；或者在形势不利时，选择主动收缩战线，避免与日军进行过于惨烈的近距离搏杀。这并非完全不抵抗，但其主动性和牺牲精神打了折扣。
“不顾战局，优先保护地方利益”： 一些杂牌部队或地方实力派部队，在抗战期间，其忠诚度和作战目标可能更为复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更侧重于保护自己的地盘和人员，而非全心投入到抗日战场上，甚至在必要时会选择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
“观望等待，将主力用于内战准备”： 这种说法主要针对的是一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胜利临近的阶段，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将眼光投向国内政治的未来，将一部分精锐部队部署在关键战略地点，甚至在与日军接触时，采取相对缓和的态度，为战后内战的爆发做好准备。
“消极应付，敷衍上级命令”： 有些部队可能在接到作战命令后，行动迟缓，执行不力，甚至以各种理由推诿。这可能是出于对作战任务的实际困难（如缺乏补给、兵力不足）的考量，也可能确实是消极心态的体现。
三、 难以量化的具体数字
要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代表“消极抗战”的国民党军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如下：
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 “消极抗战”的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一个部队是“战略性收缩”还是“消极避战”，在特定情况下很难区分。
数据缺失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 当时的战场信息传递并不发达，很多作战细节和部队表现并未被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即便是公开的战报，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粉饰”成分。
个体与群体的差异： 国民党军队规模庞大，下辖各军种、各战区、各部队的性质、装备、训练以及将领的政治倾向都存在巨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同一支部队内部，士兵的战斗意志也可能因各种因素而异。
四、 相对于积极抗战的评价
需要强调的是，国民党军队中存在“消极抗战”的现象，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其在正面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独立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伤亡，阻止了日军占领中国的战略目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国民党将领和官兵在抗日战争中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血染沙场，成为了民族英雄。
因此，在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表现时，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既要承认其“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一面，更要肯定其在正面战场上承担的主要作战任务和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这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历史现象，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个体情况进行分析。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军中确实存在消极抗战的现象，这与国民党政权面临的内忧外患、战略考量以及军队本身的实力限制都有关。但由于概念界定的模糊和史料的限制，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对整个抗战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要充分肯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和巨大贡献。
网友意见
其实要分两个阶段：
珍珠港之后到豫湘桂惨败，这个阶段从上到下形成了系统性的消极抗战。结果最终在1944年被一波打穿。
豫湘桂惨败之后开始大整军，效果还是好不少，不过还没有特别发挥，在美苏打击之下日本已经投降了。
1944年6月17日，在豫中、湘北溃败之后，军事委员会早会上军令部次长刘斐情绪崩溃，对国军两年来系统性消极抗战、“各自为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早间因研讨一、八战区归并问题，为章慨辞，以为【自前岁战局稳定以来，参谋业务已失用处。盖当战事危急时期，吾人尚可着力；其后敌大部力量对美，我各将领各自为计，或努力其势力，或努力其地位，或努力其货财，无人顾及国家前途。吾人则仍着眼致力于作战，岂非南辕北辙。】
而 蒋公在1944年6月的日记【本月反省录】中也有类似反省：
每一念及过去三年之中，自德俄宣战，尤以太平洋开战后之两年，实为我国之黄金时代。乃不乘此良机整顿内政、改革军政与经济，而以顾虑多端、因循贻误，蹉跎复蹉跎，致陷今日险厄。诚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失此不图，后悔莫及”，皆余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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