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魏武侯要改变魏文侯联合三晋的方针,多次与赵、韩开战?

回答
魏武侯改变魏文侯联合三晋、共同抵御外敌的方针,转而多次与赵、韩开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当时的政治格局、权力斗争、地缘利益以及魏武侯个人的性格和战略考量。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

一、魏文侯的方针与历史背景

首先,理解魏文侯的方针很重要。魏文侯在位期间,采取了“事秦则君,事楚则臣,联合三晋,则可王”的国策。他成功地联合赵、韩、魏三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和楚国。这次联合极大地巩固了魏国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晋国衰落的趋势。三晋(魏、赵、韩)的联盟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然而,这种联盟并非牢不可破。首先,三晋内部仍然存在着地缘矛盾和利益冲突。其次,外部的强大压力(秦、楚)也时刻存在,使得三晋需要不断地调整策略。

二、魏武侯继位后的变化及其深层原因

魏武侯继承魏文侯的基业,但他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1. 魏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与膨胀的野心:

军事上的成功: 在魏文侯时期,特别是通过与秦国的战争,魏国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战斗力。魏武侯继承的是一个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这可能导致他产生更强的自信心和扩张野心。
地缘优势: 魏国地处中原腹地,军事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容易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
对王业的渴望: 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诸侯国都渴望实现统一或至少成为霸主。魏武侯可能认为,通过打破三晋联盟,他可以凭借魏国的实力,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追求更大的政治目标,甚至觊觎周天子的地位。

2. 对三晋联盟内部矛盾的判断与利用:

赵、韩实力虽强,但各有隐忧: 赵国在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大增,但内部也存在派系斗争。韩国虽然也有改革,但其地理位置相对弱势,需要依赖盟友。
魏武侯可能认为联盟束缚了魏国的发展: 如果魏国长期受制于联盟的约束,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潜力。他可能认为,与盟友开战,即便消耗了对方,也能削弱对方的军事力量,为魏国日后的扩张铺平道路。
“挟二国以令诸侯”的战略: 魏武侯可能希望通过战争,先削弱赵国或韩国,使其在三晋联盟中地位下降,从而在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现“挟二国以令诸侯”的局面,而不是平等的联合。

3. 权力斗争与政治考量:

巩固国内权力: 战事可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也可以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与盟友开战,如果取得胜利,可以树立威信,压制国内潜在的反对势力。
清除潜在竞争对手: 赵、韩两国是魏国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统一战争即将到来之际,消灭或削弱他们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问题(可能影响,但非主要原因): 虽然史书对魏武侯继位过程的细节记载不多,但任何权力继承都可能伴随着内部的政治博弈。与外敌开战,或者与盟友交恶,都可能与国内的政治派别有关联。

4. 战略方向的调整:

对秦国的战略判断: 魏文侯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抗秦国。但魏武侯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力迅速增强,成为更具威胁性的对手。魏武侯可能认为,在与秦国决战之前,先解决国内(三晋)的后顾之忧,或者削弱强大的邻国,是更明智的选择。
“蚕食”策略的演变: 魏国在文侯时期就推行“蚕食”秦国的策略。到武侯时期,这种策略可能演变为“蚕食”盟友,以期获得更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
地缘争夺的必然性: 晋国分裂后,三晋的国界犬牙交错,互相接壤,地缘上的摩擦和争夺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魏国与赵国、韩国都存在着领土上的争夺。

三、具体的战争与后果

魏武侯与赵、韩的战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赵国争夺曲沃: 魏国曾多次与赵国争夺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这是赵国重要的战略要地。
与韩国争夺土地: 魏国也与韩国在边境地区发生过军事冲突。

这些战争虽然消耗了赵、韩的实力,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直接导致了三晋联盟的瓦解。这使得:

三晋实力分散: 原本强大的三晋联盟,因为内耗而实力大减,无法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对抗秦国。
为秦国崛起创造机会: 三晋的内乱和实力削弱,为秦国通过“远交近攻”、“疲秦促晋”等策略,逐步吞并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长远来看不利于魏国: 魏武侯的策略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巩固了魏国的相对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却削弱了整个中原地区的实力,最终导致了魏国自身的灭亡。

总结来说,魏武侯改变魏文侯联合三晋方针,多次与赵、韩开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魏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膨胀的野心。
对三晋联盟内部矛盾的判断和利用。
权力斗争和政治考量的驱动。
战略方向的调整和地缘争夺的必然性。

他的决策,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些利益,但从长远历史进程来看,却是损害了整体利益,加速了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瓦解,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典型的战略失误,也是战国时代复杂政治博弈的缩影。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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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作为晋国最后一位事实上的正卿,与其说“联合”三晋,不如说是在“统治”三晋。而三晋联盟垮台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韩、赵、魏各自真正走向独立发展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不是魏武侯的政治倾向所能决定的(尽管魏武侯肯定也是有责任的)。

*因为看过的战国史料并不多,难免有错漏,欢迎讨论指正。

一、魏氏在三晋中的统治地位

——1——

因为《史记·魏世家》年系时间错位比较严重,我们暂且采信《竹书纪年·魏纪》的记载:

(魏文侯)五十年卒。——《竹书纪年·魏纪》
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竹书纪年·魏纪》

即魏武侯魏击于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70年在位。《史记》等其他文献中在这一时期记录的魏国事迹,均认为是发生于武侯时期。

——2——

我们先梳理一下魏击即位前后,三晋同盟联合作战的重要战绩。

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清华简·系年》

公元前404年,作为战国开端的三晋伐齐战争中,韩、赵都是主君挂帅,而魏国是储君魏击挂帅。这仅是因为魏文侯年事已高,不便亲征吗?然而竹书纪年还写道:

(晋)烈公十二年, 王(周天子)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竹书纪年·晋纪》

翟员很可能就是翟角,是魏氏之臣,竟然能够与韩、赵两家主君并列,共同受领王命出征。即使这可能有魏国史官自说自话的嫌疑,但也已经很匪夷所思了。

齐与越成,以建阳、巨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与齐侯贷、鲁公衍盟于鲁稷门之外,越公入飨于鲁,鲁侯御、齐侯参乘以入。晋魏文侯斯从晋师,晋师大败齐师,齐师北。——《清华简·系年》

齐国先以割地投降为代价,与越国讲和,然后集中力量对付三晋。三晋联军应该还是在齐长城下(平阴)吃了点苦头,魏文侯魏斯作为大领导,才亲自来了前线。

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吕氏春秋》

战胜之后,周天子独赐魏文侯以“上闻”的爵位。

从三晋伐齐的相关记载来看,虽然此时魏文侯是魏氏家主,但也是晋国正卿,俨然已是三晋共同的主宰。魏氏与韩、赵的关系几乎很难说是“盟友”,更像是宗主关系。

——3——

魏氏的政治地位高于韩、赵,还很可能是由于魏氏早已称侯

(晋敬公)六年,魏文侯初立。——《竹书纪年·魏纪》
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竹书纪年·魏纪》
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史记·魏世家》

对《竹书纪年》的引用,关于魏文侯魏斯“初立”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即晋敬公六年(公元前446年)和晋敬公十八年(公元前434年),一般认为引用《竹书纪年》中“六年”是正确的说法,“十八年”是“六年”竖写之讹。而《史记》却又记为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

关于魏文侯在位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赵)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史记·赵世家》

即《竹书纪年》认为魏斯卒于公元前396年,在位50年,则魏斯元年在公元前445年(公元前446年为“初立”);而《史记》认为魏斯卒于公元前387年,在位38年,魏斯元年在公元前424年。

但如果按照晋敬公十八年(公元前434年)魏文侯初立这个错误观点,得公元前433年为魏文侯元年,到公元前396年正好是在位38年,同《史记》。这一点恐怕并不是巧合。

也即,魏斯称号变化的时间顺序依次应是:公元前446年即位为魏子,次年改元;公元前424年(即魏子斯二十二年,任晋正卿的次年)自称魏侯,当年改元;公元前403年(即魏文侯斯二十二年),其魏侯身份获得周王承认。司马迁可能是把后两件事混为一谈,因而误认为魏斯即位是公元前424年,而魏文侯在位时间上又采信了38年的说法,于是魏文侯卒、魏武侯立就被推迟到了公元前387年。

从“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的记载来看,当时赵、韩仍称子。故而赵、韩也改称侯应就是在公元前403年前后。这也可以解释赵烈侯、赵“武公”在位时间的矛盾。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史记·赵世家》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也就是说,《史记》认为赵烈侯在位九年(公元前400年)就死了,他的弟弟即位为“武公”,“武公”在位十三年后(公元前387年)死了,赵烈侯之子赵章再即位为赵敬侯。而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则称赵烈侯始终在位,一直到魏文侯死、魏武侯即位他都还活着。

如果把公元前403年重新作为赵烈侯封侯的元年,并采信史记中“九年,烈侯卒”的说法,那么赵烈侯卒于公元前395年,正好是魏武侯元年、赵烈侯即位后的十四年。逻辑可通,则我们暂时接受:魏氏在公元前424年已自称侯,赵氏在公元前403年或稍前方自称侯,而魏、赵之侯位均在公元前403年得到周天子正式册封。

换句话说,与通常的印象不同,三晋封侯一事,对“三晋同盟”起的作用更可能是消极而非积极的,是周室从名义上把几乎沦为魏国附庸的另外两家给一手扶起来了(可惜的是,以后的岁月里这两家还将不止一次地重新沦为魏国附庸)。同样的道理,已经只剩绛城的晋君,也跟只剩洛邑的周天子一样,很积极地要沾三晋伐齐大胜的光。

晋公献齐俘馘(左耳)于周王,遂以齐侯贷、鲁侯显、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朝周王于周。——《清华简·系年》
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于天子。——《羌钟铭文》

同一件事,在周天子和晋君的想象中,是他们在向臣属发号施令、行赏施罚;韩国人也乐得承认这一点。而自称“晋人”的魏国人则拒绝记录他们的主君魏文侯是被别人“命令”出兵伐齐的,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诏命。

——结论——

魏文侯能统合三晋、一匡诸侯,靠的恐怕也不是周天子的慷慨、晋君的屈服和韩、赵的配合,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他本人和他治下的变法后魏国的确足够强势,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对另外两家形成威压之态。

二、赵国在三晋框架内的崛起

——1——

其实,赵氏、魏氏、韩氏(以及知氏)的崛起都出自晋国的内部斗争,历史上不断联合、兼并、反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一秒称兄道弟后一秒就互相上眼药,或者反之,本就是司空见惯的。就以魏、赵之间的关系为例。

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即后来的大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余)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左传》(公元前514年)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遂如故知。——《左传》

根据《左传》中的描述,可以认为魏献子在瓜分祁氏、羊舌氏土地时,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四人是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四卿的代表接受封地的,而其余的六人虽非魏氏,但皆由魏氏举荐,其封地基本可以视为魏邑。

诚然,魏献子此举在当时已经被孔夫子视为“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赵氏老巢晋阳已经被魏氏势力包围,孟在晋阳之北,梗阳在西,平陵、祁在南。从竹书纪年的记录看,晋阳以东的榆次、阳邑也是魏邑。只有涂水是知氏盘踞。

(魏)与邯郸榆次、阳邑。——《竹书纪年·魏纪》(公元前361年)

韩固所封的马首也在太原地区,而赵朝被封到了五百里之遥的平阳(即今临汾,后来成为韩氏都城)。此后赵氏应该进行过或文或武的反扑,但成效可能不大。以至于公元前453年,知氏联合韩、魏共同反赵时,赵氏在太原地区仅余晋阳一座孤城,岌岌可危。

而距离晋阳最近的、有实力的赵氏城邑,已是两百里开外的蔺、皋狼,开战前早就成了反赵联盟的针对目标。

(知伯)又使人至赵,请蔺、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予。——《战国策·赵策》

最终韩、魏选择在赵氏蒙受巨大损失后反水,共同灭亡知氏。但即便如此,到三家分晋时赵氏依旧强大,令人生畏。

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史记·赵世家》

由此,更可见魏文侯魏斯所谓的“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重点不在于他与赵国的关系如何亲密,而是他在位时期扭转了魏、赵之间的力量对比,以至于魏为“兄”,赵为“弟”,魏国可以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同赵国说话,从而成为韩、赵不得不依仗的三晋宗主。

后来赵献子从晋阳迁都中牟,这件事也很蹊跷,详见另一篇回答:战国时期,赵国为何把都城从晋阳迁往邯郸?有什么好处?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而复迎立献侯。——《史记·赵世家》

虽然中牟的位置有争议,但基本肯定是在赵魏边境。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赵献子逃出封地后,不是赶往都城晋阳,反而南下跑到了中牟,几乎明摆着是去投奔魏国。然后赵国北部地区乱了一阵,赵献子干脆就在中牟建立了新都。

而赵献子死后,赵烈子刚刚即位,魏军就借助赵利的提议,公然穿越赵境,灭掉了中山,魏文侯把太子魏击、帝师李悝、挂壁吴起、名将乐羊全派了过去。赵烈子直接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2——

赵敬侯在位初期,发生了“武公子朔”[1]之乱、魏攻邯郸一事,通常我们会把它作为两国反目的标志。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史记·赵世家》
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史记·魏世家》
袭邯郸,败焉。——《史记·魏年表》

敬侯元年究竟是哪一年,与赵烈侯的在位时间有关,而《史记》与《竹书纪年》在此处是有冲突的,前面段落已有介绍。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史记·赵世家》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竹书纪年·魏纪》

如果不进行上一节的分析,而认为两者所述均成立,那就说明赵“武公”即位后没有改元,仍然以烈侯的名义统治,这种操作无非是拿烈侯的名号来压制太子赵章。然而也正因如此,“武公”死后,赵国统治集团顺理成章地推举烈侯的儿子赵章,而不是武侯的儿子赵朔。

《史记·赵世家》的内容应该是出自赵国史书,而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支持“赵烈侯之十四年”的说法,压根不提有“武公”中途夺位一事,这足以说明当时魏国的态度。假如接下来即位的不是赵章而是赵朔,可能赵国和魏国的史书里面就都不会记录此事了,赵朔会被当成是赵烈侯一系名正言顺地传承下去。

但根据上一节分析,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怀疑司马迁是把赵烈子即位与正式称侯两件事混淆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赵烈侯的“九年卒”其实并非死于公元前400年(赵烈子九年),而是可能死于公元前395年(赵烈侯九年,赵烈子十四年,魏武侯元年)前后。

司马迁所记“武公十三年卒”应有误,但此“十三年”也应有所本。

赵敬侯的在位时间也需要讨论,因为赵敬侯卒于公元前374年,那么在位也是十三年,跟《韩非子》中“享国数十年”的记载不合(尽管《韩非子》可靠性略存疑)。“数十年”则最短也应有二十年。

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韩非子·说疑》

如果我们认可《史记》中“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的记载,即“魏文侯卒”和“赵敬侯立”都发生在公元前396年,随后接连发生了“武公立”及“子朔”之乱。先是“武公”企图控制局面,太子赵章则倚赖其他贵族支持,反攻“武公”,“武公”可能死于当年(即赵烈子十三年),也可能死于公元前391年(即赵烈侯十三年),于是有了“武公十三年卒”的讲法。至于“武公”的死因,以及赵烈侯的原意究竟是传位给“武公”还是传位给太子,就难以推断了。

个人倾向于“武公”可能是真正的接班人,“武公”在位一年死后,赵敬侯才即位改元。但由于随后发生了“子朔”之乱,赵敬侯连带着不再承认“武公”统治的合法性,因而提前了自己的元年。这可能是很多史料在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时期对赵国史事的记载普遍有一年之差的原因之一[2]

根据《清华简》,魏武侯元年(公元前395年)还发生了魏、韩对楚的联合军事行动,是没有叫上赵国的,可能与赵国发生内战有关。

厌(历)年,韩取、魏击率师回(围)武阳,以复郜之师。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与晋师战于武阳之城下,楚师大败。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与右尹昭之竢死焉。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陈人焉反而入王子定于陈。楚邦以多亡城。楚师将救武阳,王命平夜悼武君李(使)人于齐陈淏求师。陈疾目率车千乘,以从楚师于武阳。甲戌,晋楚以战。丙子,齐师至喦,遂还。——《清华简·系年》

按张驰《系年与六国年表对读》中的观点,此役与《史记》中“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和”是记载的同一件事[3],也就是说,大梁、榆关之战的范围波及很广:楚国趁魏文侯、赵烈侯相继亡故之机,在郑国大肆筑城,以备北侵(即“鲁阳公后城郑之岁”);此时赵国陷入混乱,但新立不久的魏武侯迅速反应,拉上韩国一起果断反击,把楚国打得“犬逸而还”,并吓退了来援的齐军,甚至令楚国的老盟友秦国都蠢蠢欲动,令楚国不得不“厚赂”安抚。

可以看到,魏武侯即位之初,应该还是认真在执行魏文侯时期挟三晋以攻齐楚的大政方针的

“武公”死后,“武公”的儿子“朔””“奔魏”,这个“奔魏”可能是指人跑到了魏国,也可能是指连带着中牟城或附近城邑投靠了魏国,至少是中牟遭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于是赵敬侯决定迁都邯郸。在此期间,魏国支持公子“朔”,出兵袭击邯郸,没能取胜。

在魏武侯元年(公元前395年),赵国可能内战正酣,魏国史官难以采用两者任一的纪年,也可能是“武公”沿用烈侯纪年,故而《竹书纪年》仍称之“赵烈侯之十四年”。

因为《史记》中提到上一年魏文侯卒,所以大家理解为魏武侯一上台就推翻了魏文侯睦邻友好、亲韩联赵的既定国策,意图干涉赵国内政,导致与赵国开战,宣告了三晋联盟的破产和魏国霸权的衰落。

然而综合来看,由于赵国内部存在庞大的亲魏集团,在发生内乱时,有一派势力投奔魏国并不是特例。赵襄子死后一派(桓子)奔代,另一派(献子)奔中牟,实为奔魏;赵献子死后,赵烈子之臣赵利建议借道给魏军,使魏全收中山之地,进而形成对赵国的南北钳制;赵烈侯死后,又有一派(敬侯)奔邯郸,一派(武公子朝)奔魏。魏武侯插手赵国内乱的举动非但谈不上出格,恰恰相反,是为了继续牢牢掌控赵国的必然举措

从后续的史料记载来看,赵、魏关系也确实没有当即破裂。

(赵)败齐于灵丘。——《史记·赵世家》
(赵)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史记·赵世家》
(魏)伐秦,(秦)败我武下。——《史记·魏世家》
(魏)城安邑、王垣。——《史记·魏世家》
(韩)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史记·韩世家》

无论赵敬侯元年是公元前395年还是公元前386年,从《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的记载看,此后赵国仍然在东线对付齐国,魏国也仍然在西线对付秦国,而韩国则在中原大挥王八拳,把郑、宋等国揍得痛不欲生。三晋同盟并没有任何衰落的迹象

——3——

魏武侯投资于“武公”或“子朔”,固然属于常规操作。然而,他还是玩脱了,因为魏国支持的派系既没能压倒赵敬侯,也没能迫使赵敬侯更加依赖于魏国,反而是败得干脆利落。赵敬侯北迁邯郸,意在拉开与魏国之间的距离。

魏国需要对赵国的这一独立企图进行打击,将其拽回为魏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原有轨道。

换句话说,魏武侯的问题不在于与他想要与赵国“开战”,而是他在位时,魏、赵之间控制/反控制的战线已经由赵国朝堂之上转移到了赵魏边境。于是赵国长期以来的内战,变质走向了魏、赵两国之间的战争。

只不过,此时魏国的实力相对赵国已经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了,魏武侯没能打赢这场战争。这可能要归功于赵烈侯时期韬光养晦,以公仲连为相所执行的变法,赵国的君主集权和国力都得到了加强,并在敬侯时期得以持续和显露。于是,敬侯时期的赵国终于能对魏国大声说“不”,尽管在魏国眼里这可能不是一个叛变的盟友,而是一个造反的下级。

战争没有直接改变魏、赵对外战争中的同盟关系,但它改变了魏、赵在三晋框架内的主从关系,从而为两国反目准备了条件。

赵敬侯在事实上脱离对魏(晋)的从属关系,而其父赵烈侯则走出第一步,从形式上脱离对魏(晋)的从属关系。前面提及,“魏文侯卒”和“赵敬侯立”(即赵烈侯卒)都发生在公元前396年),那么由“九年,烈侯卒”的记载,可推赵烈侯称侯应是在公元前404年,也就是三晋正式封侯的前一年。

公元前404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三晋伐齐的那一年,晋君大会诸侯,晋三家与越国共同伐齐,宋国叛楚归晋,“声王围宋十月”应该也发生在这一年。

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鼬。韩虔、赵籍、魏击率师与越公翳伐齐。——《清华简·系年》
(楚)声王围宋十月。——《吕氏春秋》

三晋伐齐,正是由公元前405年齐廪丘叛归赵、赵救廪丘引发的。

田会自廪丘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竹书纪年·晋纪》
齐攻赵,围廪丘,赵使孔青师五万击之,克齐军,获尸三万。——《孔丛子·顺势》
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吕氏春秋》

赵国首先介入齐国内乱,并且下死力攻齐,大败齐军,获齐军尸体三万,筑成两座京观,还大张旗鼓地将尸体扔回齐国,致使齐国军民大恐,为接下来三晋联合攻入齐长城铺平了道路。

赵烈侯此举是否就有为接下来自称诸侯造势的意图呢?犹未可知。但可以推测,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三晋为侯一事,魏文侯并没有多少实际获益,那么很大可能是由赵烈侯出的点子。

——4——

对于赵烈侯,史记中有他声色犬马,想要提拔赏赐“歌者”的记述:

烈侯好音,欲赐歌者田,徐越侍以仁义,乃止。——《史记·赵年表》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史记·赵世家》

其子赵敬侯应自公元前395年改元年,至公元前374年卒,在位22年,也就符合《韩非子》中“享国数十年”的说法。《韩非子》还记载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然而能够“明于所以任臣”,因而能够“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

可见赵敬侯应该是个心狠手辣、予取予求的独裁者形象,与烈侯一脉相承。而韩非子拿来与其对照的,是洁身自好、布衣躬耕、为求国富民强而不惜退位让贤的燕王哙,结果却落了个“身死国亡”的结局,真是令人叹惋。

再上溯到赵襄子:

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二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惧,谓优莫曰:“然则亡乎?”优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纣二日耳,不亡何待?”优莫曰:“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刺奢》

战国时期的所谓强君明主,可能大抵也就是”桀纣并世”这个水平了。赵国正是在这样的“强君明主”手中蒸蒸日上,所以说,粉谁,也不要去粉战国时期的那些君主。

到了赵敬侯执政后期,赵氏国力复振,悍然向中原大肆扩张,侵入魏国的势力范围,诸侯震恐,导致赵国陷入齐、魏为首的包围网之中。《战国策》中策士在举例证明”临天下诸侯,故天下乐伐之“的道理时,第一个就举的赵敬侯的例子。

赵强何若?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厌案万乘之国二,由千乘之宋也。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战国策·秦策》

赵国遭到齐、魏、卫围攻,一度被打得非常惨,但楚国此时出手搅局,使魏武侯的最后一搏终于还是功亏一篑。

——结论——

赵敬侯执政早期尝试脱离魏国控制,执政后期在扩张方向上与魏国发生冲突,是赵国经过变法后国力逐渐缩小与魏国的差距所带来的结果。在这两个过程中,魏国的出发点并非准备抛弃三晋同盟,而是试图趁魏国国力仍然占优的窗口期,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三晋同盟,令赵国服从魏国的战略目标。但由于魏国极易四面受敌的地缘环境劣势,魏武侯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

三、魏国与韩国的关系

(未完待续)

四、田齐通过魏氏获得封侯(“齐魏互侯”)

强国与弱国真正发生军事冲突,往往是强国军事力量相对衰落的表现,正如魏武侯时期的魏国。同样地,当魏惠王开始沉迷于玩弄阴谋权术的时候,恰恰也说明魏国外交环境的优势也已不复存在。为了搞清楚这一切的开端,我们还是返回去看三晋伐齐之战。

齐与晋成,齐侯盟于晋军。晋三子之大夫入齐,盟陈和陈淏于溋门之外,曰:“毋修长城,毋伐廪丘。”——《清华简·系年》

首先,如前所述,魏文侯本来应该没有在“晋军”之中,或至少不准备亲自领兵直入齐境。如果晋师就此攻入了齐长城,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大概仍会是“齐侯盟于晋军”,所谓“晋军”将由魏击、翟角、韩虔、赵籍等一干“晋国”重臣组成,作为晋烈公及其执政魏斯的代表,来接受齐康公及其执政田氏兄弟的投降。

但由于齐国在平阴的顽抗,魏文侯来到了前线督战,情景就变成了“晋三子之大夫入齐”,魏文侯、赵烈侯、韩景侯共同作为晋国臣子的身份出场。

战争的结果还是令人暖心的,不过这是不是魏文侯理想中最好的结果,就值得商榷了。

(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史记·周本纪》

从当时魏氏一家独大的情况看,三晋封侯最大的获益者应该是韩、赵。更尴尬的是,因为三晋大夫“盟”的对象是齐国大夫“陈和与陈淏”,在韩、赵、魏列为诸侯之后,“毋修长城,毋伐廪丘”就变成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盟约了。由此推测,去请周天子册封可能真未必是魏文侯一开始的想法。

田和(陈和)肯定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向魏文侯提出要求。

三年,(田齐)太公与魏文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史记》中田齐世家的时间线也比较乱,个人倾向认为这段记述中的“三年”应指齐康公三年,同时也是田齐太公(即田和)三年,即公元前402年,是三晋封侯的次年。田和去找魏文侯,是因为魏文侯上一年获得了“上闻”爵位,理论上可以直接跟周天子对话。而魏文侯能答应得这么痛快,估计也是认为这样处理对自己有利。

周天子有可能只是原则上的同意。田和还没有来得及入朝面圣,周威烈王就死了。吕齐康公也仍然好端端待在临淄城里。但是我们再读一遍这段描述,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没错,就是公元前334年的“齐魏相王”。

诸侯会徐州,相王也。——《史记·魏世家》
诸侯相王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魏为王。——《史记·秦本纪》

同一件事,秦国的记载很直白,就是齐、魏两个大佬在商业互吹。而齐、魏两者的官方记载却是“诸侯相王”,那么其中的“诸侯”,应该就是指泗上诸侯(大概率有宋国)。那么泗上诸侯、纵横策士眼中的“齐魏相王”是什么样子呢?

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战国策·齐策》
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战国策·秦策》

处境尴尬的周天子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致文武胙于秦惠王(*注:当时秦惠王还未称王)。——《史记·周本纪》
天子致文武胙。——《史记·秦年表》

结合上述史料,我们就可以完整勾勒出“齐魏相王”的全貌。齐、魏以互认王位和结盟为表象,实际是齐国接受魏国的乞降,并召集泗上诸侯见证中原霸权的易手。周天子则只能全程捏着鼻子,企图示好秦国来恶心齐、魏。

当然,也不排除魏国此举另有阴谋。不过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再返回来看公元前402年的“齐魏互侯”事件,很像“齐魏相王”的翻版——或者应该反过来说。

(齐)与晋、卫会浊泽。——《史记·齐年表》

这件事我倾向于也发生在公元前402年,即“太公与魏文侯会于浊泽”,其中“晋”自然是指魏国,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中的“诸侯”就是以卫国为代表的泗上诸侯。魏文侯要在“诸侯”面前再一次单独接受齐国的乞降,为此不惜把田齐升为诸侯;正如齐威王后来把魏国打到“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壤地两分,国家大危”,却还要承认魏国的王位一样。

公元前334年“齐魏相王”中,齐威王才是真正的那个“王”;而公元前402年“齐魏互侯”中,魏文侯才是真正的那个“侯”。此时,齐国的吕侯和陈侯、晋国的赵侯和韩侯,再加上鲁公、宋公、卫侯、郑伯乃至周天子,整个中原的君主都已经匍匐在了晋(魏)人的脚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熟悉的剧本了,齐威王荣登“万王之王”后很快就令齐国陷入了可怕的外交孤立。而魏文侯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个针对魏国及其领导之下的三晋的包围网也已经初见端倪

(未完待续)

参考

  1. ^ 由于前面出现过“赵朝”这一人名,所以此处取“朔”以免混淆。
  2. ^ 例如,赵敬侯的卒年,按《史记·赵世家》是在公元前375年,按《竹书纪年》是在公元前374年;赵、韩围魏罃按《史记·赵世家》是在公元前369年,按《史记·魏世家》是在公元前370年;秦攻魏少梁按《史记·赵世家》发生于公元前363年,按《史记·魏世家》发生于公元前362年。
  3. ^ 《史记》中大梁、榆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91年,有学者根据《清华简》的记载,认为史记对这段时间的史事记载均有四年之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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