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外不断加码的科技施压，中国企业如何在竞争中实现科技自立？

谢邀。

要科技自立，先要实现企业自立。

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企业长期在结构上是难以自立的，而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中国所拥有的优势主要是优质的劳动力、稳定友好的营商环境，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设施。我们是靠这些条件来换取外部投资，可想而知，第一波成型的必然是“三来一补”这类加工制造业，主要面向海外企业客户。

劳动密集型的组装，自然不会有高溢价。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型企业，利润知占4%左右

面向海外企业而非直接卖给海外消费者，导致中国品牌难以走出去。

低利润和低认知，使得中国品牌普遍在全球价值链里的处于下风，还要背上“廉价劣质”的标签。

随着多年的艰辛积累，中国部分企业出现了有产业链升级的迹象。

我们原本的策略就是“逐级攀升”、“以市场换技术”，最终形成一个独立的全面工业化体系。典型的就是机电类产品，2021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3.79万亿元，增长36.3%，占出口总值的59.9%。00年时出口将将1000亿美刀（《世界机电经贸信息》2001年3月期），去年是1.54万亿美刀（《海关统计快讯》），总体国产化率已经相当高了。

剩下那些国产化率低的，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很熟悉的半导体、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核心产业突围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国内一直在提“双引擎”、“内外双循环”，强调内需市场的重要性，因为要“深刻认知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十四五第一章“发展环境”）。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概还在30%左右。以浙江为例，去年进出口总额3.38万亿，GDP 6.46万亿，外贸依存度还有52%[1]，东南沿海大体类似。

如果不能给成长于外贸大环境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坚实的内需市场，那么在关税制裁黑名单的反复震荡下，中国企业的发展会伴随着严重的消耗：

资本是厌恶风险的。订单和报价总是波动的话，工人工厂设备都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技术的积累与市场应用更会被严重拖累。

面对这个风险，摆在中国企业面前，其实就两条大路：

一，像长江存储，国家亲自下场提供投资创造需求。

长江存储，从出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国企，紫光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总投资约1600亿人民币。

16年成立，2017年设计制造中国首批3D NAND闪存芯片；19年宣布量产64层TLC；去年4月宣布128层QLC与TLC两款产品研发成功，且拥有业界最高的IO速度、存储密度和单颗容量。

今年长江存储宣布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1%。

很多人对长江存储抱有怀疑，能理解。但是中国作为NAND闪存芯片的采购大国（全球37%），在长江存储之前我们就没有这个产品。

而闪存芯片是半导体行业的重要分支，约占26%的份额，也是3C类产品的核心元器件。如果这类产品的进口遭到制裁，如果我们还无法独立生产，那么中国电子类制造业恐怕要伤亡过半。

所以必须科技自立，国家主导投资，千亿规模地砸钱。

但长江存储对多数民营企业来说难以参考。

虽然民营也要实现科技自立，但技术紧迫度不够，离国家大规模投资太远，自身又不可能承担长期巨额亏损。

所以二，像方太那样，建立可持续循环的市场基础，在此之上逐步加大研发投入。

方太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民营企业缩影。虽然方太是做厨房电器的，但他的创始人茅理翔老先生的第一波创业，做的是电子打火枪，就是现在很多火锅店服务业用来点火的那玩意儿。

茅老先生80年代看到有人从日本带回来这东东，回头就仿了，一模一样。到90年代初时，他的电子打火枪产值已经有1.5亿元（94年北京城八区房价1200元一平米），巅峰时占全球市场的50%，人称“电子打火枪大王”。

中国第一波制造业巨头都是这么起来的。

但好景不长，因为没有技术门槛和品牌价值，到90年代中期时，全国有上千家同行，价格从1.2美刀一个，打到了0.3美刀，卷起来了。

这波巨头很多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岌岌可危。

1995年，茅理翔召回了当时想继续读书的儿子茅忠群（也就是现在的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放弃了点火枪，两人一起创办了方太集团，茅忠群决定转战吸油烟机。

茅忠群的判断是：

中国虽然当时已经有大量吸油烟机厂商，但普遍仿冒西方同类产品。而中餐和西餐的厨房油烟量完全不同，如果能针对中国人的厨房环境搞定制产品，会有差异化的机会。

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的缩影，抛弃单纯仿制，基于中国市场特征研发，产生差异化壁垒。

我估计很多小胖友的爸妈都听过“吸力强劲，干净卫生”、“炒菜有方太，除油烟更要有方太”。方太那时候直接请了香港美食主持人方任利莎做代言人（时泪，00后是妥妥不认识了），就主打这个概念。

讲真，方太的产品不算便宜（我记得00年时一台抽油烟机就得1500左右），但卖得一直很好。2017年方太厨电年销售（不含税）收入过百亿。

靠着差异化才能合理地躲避价格战，并且有足够的空间投入研发。方太每年都会将销售收入的5%投入到研发中，同行的水平很多只有2%到3%。

这就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研发投入更大，产品竞争力更强，更受市场欢迎，更多的钱去支撑研发。

这是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的出路。

现在方太积累了现在方太积累了超4700件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近800件[2]，主导了IEC吸油烟机国际标准修订，走上了持续研发投入和科技的长期主义之路。

当研发的积累能足以主导行业标准的制定，说明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实现了最大化的科技自立。

以自有技术驱动、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独立循环迭代的标准主导型企业，这是中国第三代民营企业的目标。

谁都想做到技术自立，因为这个竞争壁垒最高，而且能最大程度顶住潜在威胁。

但对于没有国家倾斜的企业，必须要走过三个阶段才能顺利转型：

阶段一是制造经验，能做出来；

阶段二是集成经验，能做不一样的；

阶段三是研发经验，能做自己的。

每个阶段都要保证一定的市场成功才能走下去，以保证为研发提供稳定支持，而方太就是走完三阶段的一个代表。

从长期看，科技自立会成为所有中国企业的共同压力，且进入倒计时。

只要是回归产品本身，重视研发和质量，足以让这些企业进入市场循环，实现科技自立。

[1] 《刘亭：充分发挥浙江省优势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https:// economy.gmw.cn/2021-05/ 08/content_34829100.htm

[2] 一种油烟机的风机转速自适应调节装置的控制方法 专利号：ZL201210036642.8

1.

别说圆珠笔钢了，201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自媒体发文，说我国高铁上用的螺丝钉也是日本公司造的，借此来吹捧日本企业的技术。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科技施压存在吗？当然存在，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法律基础就是96年签订的《瓦森纳协议》。

就是因为这个协议，很多我们真正需要的尖端技术，都被西方国家的专利壁垒牢牢隔绝开了，我们想进口的很多工业母机，都被明文规定对华禁运了。

但是这种施压，可以体现在导弹科技，可以体现在核科技，至少也得体现在半导体领域，体现在顶级芯片和制造集成电路的必要工具光刻机。

至于什么圆珠笔钢，什么高铁螺母，这些都只是表象，绝大部分时候我们不自产，不是因为被卡脖子了，而是因为别人已经有了成熟的生产线，直接进口要比我们从无到有建一条生产线更划算。

像圆珠笔头那圈钢材之类的东西，在技术上其实是没什么门槛的，只看愿不愿意投钱在上面去研发和生产。

一个很直接的证据就是自从圆珠笔无法自产这个说法火了以后，有个国内不锈钢领域的巨头太钢就开始去研发这个技术。

结果到2016年，太钢就自主研发出了笔尖钢，让中国成为了继日本、瑞士之后，全世界唯三能自产笔尖钢的国家。

2017年，太钢牵头起草了我国第一部《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丝》行业标准，填补了我国在该类产品标准上的空白。

关键是太钢供货的价格便宜啊，之前日本卖给国内企业笔尖钢的价格是每吨12万元，太钢出货的价格是每吨9万元。

从此以后，不但中国企业用的都是太钢产的笔尖钢，还反向供应给全世界，和之前生产笔尖钢的日本企业抢市场，还顺便坑惨了本来在这个事件中毫无存在感的瑞士。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部分我们不能自产的东西，都是成本问题，只要愿意投钱，就不但能拿到主动权甚至反超，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会面临卡脖子问题呢？

因为卡脖子的本质，根本不是出在制造业不给力上，而是在制造业的更底部，我们在基础科学上的落后。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芯片，我们之所以会在顶级芯片的供应上受制于人，是因为制造业不给力，不知道怎么造芯片吗？

根本不是，芯片的制造方案在我们制造业强大的反向翻译能力面前就是透明的，甚至我们自己设计芯片的能力也已经很完善了。

卡住生产环节的关键，是我们没有高精度的光刻机。

而为什么我们没有高精度光刻机呢，因为这玩意涉及到的是全球的供应链体系。

举个例子，荷兰的光刻机，是由德国提供的蔡司镜头设备，日本提供的特殊复合材料，瑞典提供的工业精密机床，美国提供的控制软件，而这些零件背后，全都是各国在基础物理上漫长时间的积累。

荷兰有高精度光刻机，中国没有，不是中国不如荷兰，而是中国需要以一国之力，去弥补甚至超越整个西方世界在基础物理和制造业上的长期领跑。

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已经从技术的应用，升级到了物理、化学、材料等基础领域的竞争。

这是文明之战。

2.

每一项基础领域的突破，在当前可能只是实验室里的一个新发现，除了荣誉，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基础突破在什么时候，就可以投入到实践中，转化成全新的商品，为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强的商业竞争力。

美国的苹果，日本的索尼，这些企业都诞生过划时代的产品，都是某种意义上伟大的公司，但永远不能忽视一个问题：

一家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是需要背后整个国家的科技底蕴做支撑的。

比起在高铁螺母能不能自己造这种事情上纠结，整体的科学领域发展，以及科学领先带动的技术领先，才是可持续的技术自立。

这种自立，不是为自立而自立，而是确实能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让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自立，并且自信。

举个例子，净水器里用的净水膜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制品，关系到千万计居民的饮用水过滤和水质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几代人的日积月累下，净水膜的质量好不好，更是与国民健康状况直接挂钩。

但是就和圆珠笔钢一样，以前的净水膜技术是被外企专利给垄断的，当时国内大部分主流净水机采用的膜材料，都是陶氏等外企的专利。

但是和圆珠笔钢不一样的是，我们的企业不是不想用国产的净水膜，而是国内真的没有成熟的技术，国内净水器的品牌虽多，在高端产品上用的却都是国外技术，市场同质化非常严重。

而且进口圆珠笔钢不贵，但是进口净水膜很贵，尤其是RO反渗透膜一类的高密度原材料，实力较弱的品牌只能直接从国外进口成品净水膜，利润大半被外企拿走；实力强的品牌想要引进技术自产吧，外国企业又把专利攥得死死的，每引入一条膜产线，国内企业需要投入差不多千万美元成本。

技术上不如人的后果，就是利润的大头都被外企瓜分，中国企业不得不给外企打工。

直到2012年，方太决定要解决这个困境，于是联合国内的相关研究者，前前后后用了八年，终于实现了可产业化的自有净水膜技术，在传统的超滤式（UF）、反渗透（RO）两大净水技术流派之外，中国企业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端净水膜技术。

当时方太在膜技术上突围的方向，是研发一种“既能去除重金属，又能保留有益矿物质”的净水膜。

方太当年曾经找过日本欧美的相关企业，询问研发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但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也无法做出这样的膜技术。

直到后来，方太在国内实验室的帮助下，发现了一种处于试验阶段的全新过滤技术，即运用医学生物蛋白色谱过滤方法，跨界运用于净水过滤膜上，具备选择性过滤的特点。

从2012年开始，方太就组建了50人研发团队，建成了近1600平米的中试研发工厂及2个专业净水实验室。

为了从实验室到实现稳定量产，方太逐一解决了重金属脱除率和有机物溶出、低温耐受性等问题，在持续八年的长期投入后，终于实现了去害存益的选择性过滤，并把这样的NSP选择性过滤技术，从实验室里应用到了生产线上。

3.

或许研发净水膜技术的胜利，在商业上只能说是一次小胜，更谈不上对中国反科技施压的大局有什么影响。

但是像方太这样，以企业的商业策略为驱动，从实现材料创新、基础创新，到把材料创新和基础创新转变为产品的竞争优势。

这样自主研发和投入商业的过程，对最终的科技自立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期待外国企业开恩的所谓捷径，其结果只能是授人以柄，仰人鼻息。

这条路过去走不通，未来更没有希望。

在核心领域的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勇气把钱花在自主技术研发上，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自立。

在这方面持续努力的，又不止于方太和净水膜技术。

将来必然还会有更多中国企业，成功将商业上的利益和科技自立结合在一起，把全球价值链的高位抓在手中。

新时代，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