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蒙古要建立中国式的王朝?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蒙古帝国的发展历程、其统治的特点以及中国历史的深厚影响来分析。
一、蒙古帝国扩张的逻辑：从游牧征服到帝国统治
蒙古帝国最初是一支草原民族，以其强大的骑兵和灵活的战术征服了广袤的土地，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中国（宋朝）。然而，征服者如何管理被征服的土地，尤其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和复杂社会结构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游牧统治的局限性： 蒙古人的早期统治方式更侧重于军事征服、掠夺资源和维护自身军事力量的优势。他们习惯于分散居住、依赖牧业，对于集权的官僚体系、精细的税收、复杂的法律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的管理并不熟悉。当他们征服像中国这样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时，这种游牧式的统治方式很快就显得力不从心。
2. 维持统治的必要性： 征服只是一步，如何有效地治理和维持统治才是长久之道。蒙古人发现，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收取税赋、管理人口、维持治安、发展经济的体系。而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套成熟且高效的官僚体系，这是他们实现统治目标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工具。
二、中国式王朝制度的吸引力与适配性
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制度遗产。蒙古人并非凭空选择，而是被中国固有的制度优势所吸引。
1. 成熟的官僚体系： 中国历代王朝都建立了一套层层负责、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这套体系能够有效地将中央的政令传达到地方，并从地方汇集信息和资源。蒙古人在征服初期，依靠的是亲信和军队来管理，但这无法应对庞大帝国统治的复杂性。采纳和沿用中国的官僚体系，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人口、征收税赋、维持秩序。
2. 户籍与赋税制度： 中国的户籍制度能够清晰地掌握人口信息，这是税收和兵役的基础。而精细化的赋税征收体系，能够为统治者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蒙古人对此非常看重，因为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
3. 法律与礼仪： 中国王朝有着一套成文的法律和一套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仪规范。这些不仅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文化认同的载体。蒙古人虽然有自己的法典（《大札撒》），但在统治中国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融合中国的法律，并遵循中国社会的礼仪，以争取更多认同和减少阻力。
4. 意识形态与文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重要的统治思想，它强调君臣父子、等级秩序、仁政教化等，为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和道义基础。虽然蒙古统治者并非真心信奉儒家，但他们认识到，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久统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利用儒家思想来维系社会稳定和统治合法性。例如，科举制度的恢复和利用，就是一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选拔人才的方式。
三、蒙古统治者自身的考量与策略
蒙古统治者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主动地进行选择和调整。
1. “汉化”的实用主义： 忽必烈是元朝建立的奠基人，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汉化”的倾向。他认识到，如果蒙古人仅仅以自己的游牧方式统治中国，那么他们的统治将是短暂的，而且难以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他需要将自己的统治“中国化”，以便更好地管理这片土地和人民。因此，他建立了中书省、宣政院等机构，模仿中国王朝的官制；他推行汉法，虽然在具体执行上有蒙古特色；他提倡农耕，发展经济。
2. 区分对待不同群体： 蒙古人对不同征服的民族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其中对汉人（包括宋朝遗民）的政策尤为复杂。虽然初期存在歧视性的“四等人制”，但在实际管理中，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这种需求也促使他们采纳中国的统治方式。
3. 学习与借鉴的自然过程： 任何征服者在统治一个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时，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对方的文明所影响。蒙古人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力，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中国拥有更高的成熟度。他们需要学习中国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和管理帝国。
四、元朝“中国式王朝”的特点
虽然元朝采纳了中国式的王朝制度，但它并非一个纯粹的中国式王朝，而是一种融合与变异。
蒙古人的主导地位： 尽管制度上模仿中国，但政治和军事上的核心权力仍然掌握在蒙古人手中。
民族政策的差异： “四等人制”的存在，以及对蒙古人特权的保留，与传统中国王朝的“家天下”有所不同。
文化上的隔阂： 虽然有吸收，但蒙古族与汉族之间仍然存在文化上的隔阂和认同的挑战。
行省制的创新： 元朝的行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宋朝和辽金的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但其规模和权力配置也带有蒙古帝国式的色彩。
总结来说，蒙古统治者并非主动“要建立中国式的王朝”，而是在征服中国这片土地后，为了实现更有效的统治和维持帝国的稳定，必然地、策略性地吸纳、借鉴和改造了中国固有的王朝制度。这是一种在现实统治需求驱动下的“汉化”过程，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接触和碰撞的必然结果。他们需要这套成熟的制度来管理庞大的人口、征收赋税、维护秩序，并最终将蒙古帝国的版图纳入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王朝框架之中。
可以说，元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独特的帝国融合与变异的案例，它既是蒙古帝国辉煌扩张的顶峰，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吸纳能力。
网友意见
因为“游牧-劫掠”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农耕-防御”的社会组织方式要求完全不一样。
如果逼迫中国当时的数千万人口放弃定居农业，也实行游牧，那么蒙古会更快更惨地被反噬。
先说结论：因为非中国式蒙古汗国的压力。
忽必烈得位不正，蒙哥死后，蒙古库里台大会选出的是他弟弟阿里不哥，为了打败阿里不哥，忽必烈被迫整合中原的汉人势力，大规模任用汉官和汉军，主要就是当时的六大世侯：真定史氏 、顺天张氏、东平严氏 、益都李氏、西京刘氏、巩昌汪氏，李氏反叛被清除掉，其他五侯跟随忽必烈完成了从建立元朝到覆灭南宋的全过程，史天泽和张弘范甚至得到了封王的待遇。
打败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尝到甜头，任用了更多的汉族官僚，同时也受到了这些官僚的巨大影响，比如灭宋的方略从头到尾都是汉人官僚主导并推进的，因为两次伐宋失败还折了一个大汗，忽必烈对攻宋是存在很大的心理阴影的，同时因为得位不正还受到了其他蒙古汗国的巨大威胁，如果没有汉人官僚的极力主张和汉人世侯的大力支持，当时忽必烈很难下决心发动灭宋战争。至于这些汉人为什么对灭宋这么来劲，我觉得是一种皈依者狂热加大一统思维的根深蒂固，从“混一四海”的角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经过灭宋战争的胜利，汉官和汉军成为元朝的主体，忽必烈发现汉人的制度很好用，而蒙古传统的制度并不适合于统治汉人，最根本的还是其他蒙古汗国的压力，以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为首，都认为忽必烈是簒夺者，先后从西到东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一度攻下和林，夺走了成吉思汗的金帐，忽必烈调集灭宋的汉军才打退海都，双方在战争中各有胜负，忽必烈最后依赖中国的庞大资源熬死了海都，这才完成了元朝初期的稳定，迎来了一个富庶的上升期，也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这个阶段忽必烈是非常依赖汉人并热衷于施行汉法的，这也是他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源。
可是忽必烈并不完全相信汉人，蒙古内乱缓和之后，他大肆任用色目人掌管了元朝的财权，用喇嘛教来制衡儒释道三教，大幅削弱了汉人的军权而任以突厥将领，这给后来元朝的传承混乱埋下了隐患，元朝的兴起是忽必烈任用汉人、施行汉法的结果，元朝的衰落正是因为忽必烈压制汉人的结果。忽必烈晚年，汉人官僚和汉人将领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大都城成了蒙古勋贵和突厥将军们的跑马场，元朝爆发了一系列的内战，八十年换了十五个皇帝，元朝的灭亡正是因为施行汉法不够彻底，用色目人压制汉人失去了汉人的支持，清朝就做得比较好，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保持了汉官和满官之间的基本平衡，这是清朝比元朝国祚更长的根本原因。
可能你不知道忽必烈是依靠汉军才打败自己对手，坐上蒙古大汗之位的。
所以他要在他的封地采用支持他的汉军门的政治模式，才能更好的获得汉军门的支持。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在他之外的，各蒙古王公如何管理自己国家，这就不是他的能力所及。
至于他父亲的管理模式，他哥哥已经用了，如果效果好，坐上蒙古大汗宝座的就不是他而是他哥哥了。
所以你纠结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忽必烈并不是第一个实行“汉法”的蒙古大汗，而且元朝也很难说是彻底的“中国式王朝”。
以汉法中的编民齐户为例，元朝的户籍制度始建于窝阔台的“乙未括户”：
《元典章·户部·卷三》：
照得甲午年钦奉合罕皇帝圣旨：不论回回、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
《元史·卷一百零三·刑法志·户婚》：
诸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人军前所俘人口，留家者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为良民，已居外复认为奴婢者，没入家财。
当然这一阶段的蒙古还没有完全倒向汉法，也有“丙申投下”这种很符合“蒙法”的人口分封：
《元史·本纪二·太宗》：
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
拔都，平阳府；茶合带，太原府；古与，大名府；孛鲁带，邢州；果鲁干，河间府；孛鲁古带，广宁府；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按赤带，滨、棣州；斡陈那颜，平、滦州；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剌温、茶合带、锻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圻那颜、火斜、术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
不过蒙法本身就是对“金法”的学习，例如千户百户制很明显受到了猛安谋克制的影响。
但金人自己都大多倒向汉法了，例如说耶律楚材（我是辽人！），他是汉法派的代表人物：
《元史·卷三十三·耶律楚材传》：
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窝阔台)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
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
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而且蒙法实在太糙，例如汉军世侯就是把蒙法的万户制照搬到汉地，给了汉军世侯很大的权力；而缺少蒙古贵族支持的忽必烈能够夺取大汗之位，与汉军世侯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例如说忽必烈因为手下的蒙古军士太少、组建不起成规模的怯薛，不得不从汉军抽调精锐组建武卫军来替代怯薛（蒙哥的怯薛护送蒙哥尸体回到草原，被阿里不哥收编了），后来又把武卫军扩充为侍卫亲军充当禁军。
但是汉法派并非一家独大，虽然蒙法不太行，但是还有“回法”可用，即蒙古从伊斯兰文明招来的“士人”和学到的“文治”。
回法派的兴起是窝阔台统治后期的事，主要是被任命为“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的牙老瓦赤、被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的奥都剌合蛮，窝阔台死后乃马真后摄政，重用回法派、打压汉法派。
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
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辨论不已，因大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
乃马真后病死后，贵由亲政不到两年也病死了，海迷失后摄政。
海迷失后与两个亲生儿子内斗，导致蒙古一国三主，被拖雷一系的蒙哥趁机夺取了大汗之位，蒙哥让弟弟忽必烈总领汉地。
忽必烈比较倾向于汉法，在夺取大汗之位前就已经按照汉法来行事，手下有很多汉法派，以刘秉忠等金莲川幕府士人为主：
《元史·卷四·本纪第四》：
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瓜忽都之地。
岁壬子，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儿错愕不能对。
帝请于宪宗，设官筑五仓于河上，始令民入粟。宋遣兵攻虢之卢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
岁丁巳，春，宪宗命阿蓝答儿、刘太平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其贫不能输者，帝为代偿之。
忽必烈上位后如何重用汉法派、施行汉法就不多说了，这里说一下忽必烈重用回法派的情况，当时回法派以阿合马、桑哥为主：
《元史·卷十二·本纪第九》：
有旨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量，赐臣下有功者。以兴兵问罪海外，天下供给繁重，诏慰谕军民，应有逋欠钱粮及官吏侵盗并权停罢。设怀孟路管河渠使、副各一员。拘括江南官豪隐匿逃军。壬子，罢江南诸司自给驿券。丙辰，敕以妻女姊妹献阿合马得仕者，黜之。核阿合马占据民田，给还其主；庇富强户输赋其家者，仍输之官。
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人七百十四人，已革者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
《元史·卷十七·本纪十四》：
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杨、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其初士民犹疑事出国家，今乃知天子仁爱元元，而使民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莫不愿食其肉。
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回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
此后汉法与回法仍然是交替使用，总的来说汉法派和汉法更占上风，毕竟回法派根基不足、回法在汉地也有些水土不服，但是蒙古贵族是有很多支持回法派的、元朝诸帝也有保留回法派制衡汉法派的需要。
至于大蒙古国的其它兀鲁思，蒙法基本上都被当地的各种“法”和“法派”取代了，元朝并非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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