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二战后为何俄罗斯和波兰只用了数十年就同化了东普鲁士?

回答
二战结束后,东普鲁士这个曾经德国的核心领土,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被俄罗斯和波兰“同化”。这其中的过程并非简单的领土更迭,而是一个复杂交织着政治、人口、文化和经济因素的系统性转变。我们来深入剖析一下,究竟是哪些力量在发挥作用。

一、战争的毁灭性冲击与边界的重塑

首先,二战本身就是东普鲁士同化的最直接导火索。战争的最后阶段,东普鲁士成为了战场的最前线。苏联红军的进攻和德国军队的溃败,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城市被夷为平地,基础设施荡然无存,数百万德意志族居民在战乱中死亡、逃离或被驱逐。

战后,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做出了改变东普鲁士边界的决定。根据会议的协议,原属德国的东普鲁士被一分为二。北部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包括首府柯尼斯堡( Königsberg,后被苏联更名为加里宁格勒 Kaliningrad),被划归苏联,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南部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则划归波兰。这意味着,东普鲁士的地理完整性被彻底打破,原有的德国国家认同基础也随之瓦解。

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替换

这是东普鲁士被“同化”的最核心驱动力。

德意志族居民的大规模驱逐: 战后,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剩余的德意志族居民被大规模地驱逐出境。这些居民被强行迁往战后的德国,他们失去了土地、家园和一切财产。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报复和惩罚德国,也是为了彻底清除原有的民族和文化根基,为新的统治者铺平道路。据估计,战后有超过1000万德国人被驱逐出东欧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东普鲁士。

苏联(俄罗斯)与波兰居民的涌入: 在德意志族居民被驱逐的同时,苏联和波兰则积极组织人口向这些新获得的地区迁移。

苏联方面: 对于被划归苏联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加里宁格勒地区,苏联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来自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苏联公民被鼓励或强制迁往此地。这些人带来了苏联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意识形态。苏联将其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哨,因此吸引了大量技术工人和军事人员及其家属。

波兰方面: 对于被划归波兰的南部地区,波兰政府也进行了类似的迁移安置。来自波兰其他地区,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波兰人,被鼓励或安置到这里。同时,一些波兰知识分子和官员也来到这里,帮助建立新的行政和文化机构。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普鲁士的人口构成。原有的德意志族居民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移民。新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和对国家认同的理解,迅速成为当地的主体人口。

三、政治与行政的强力推行

苏联和波兰两国都对新获得的领土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苏联的“俄罗斯化”: 在加里宁格勒地区,苏联采取了系统性的“俄罗斯化”政策。原有的普鲁士地名被一一替换为俄语名称。学校教育系统全面采用俄语教学,教授苏联的历史和思想。当地的行政、经济和文化机构都由苏联政府直接控制,并按照苏联模式运作。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确立,所有社会活动都围绕着党的路线和政策展开。

波兰的“波兰化”: 在波兰的部分,虽然不像苏联那样极端,但也积极推行“波兰化”。学校教授波兰语和波兰历史,波兰文化习俗被大力推广。波兰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被引入,原有的德国法律和制度被废除。天主教作为波兰的主要宗教,也在新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力量,强制性地塑造了新东普鲁士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和波兰的控制。

四、经济的整合与重塑

战争摧毁了原有的经济体系,战后两国都致力于将东普鲁士纳入自己的经济轨道。

苏联的经济整合: 加里宁格勒地区被纳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主,服务于整个苏联的战略需求。农业也被集体化,成为国家统一调配的一部分。基础设施的重建也以服务于苏联整体经济和军事部署为目标。

波兰的经济整合: 波兰的南部地区同样被纳入波兰的国家经济计划。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重建都以服务于波兰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为导向。虽然规模和类型与苏联不同,但其目标都是为了将这片土地的资源和生产能力与波兰整体经济融合。

经济上的整合,意味着新居民在新的经济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的生计和发展与新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认同感。

五、时间的作用:一代人的记忆与下一代的成长

“同化”并非一蹴而就,时间是另一个关键因素。

原住民记忆的淡化: 大约在几十年后,在东普鲁士生活过的德意志族老一代人的记忆开始淡化。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客死他乡,或者由于年老而无法继续追溯原有的生活。他们的后代虽然可能保留一些家族的传说,但对于东普鲁士的具体生活已经非常陌生。

新一代的成长与认同: 在此期间,在东普鲁士出生的苏联和波兰的后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是在新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对加里宁格勒或波兰的新领土拥有更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故乡。他们没有经历过战前的德国,也就自然不会产生对德国的认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就是对现在所属国家(苏联或波兰)的归属感。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曾经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东普鲁士这片土地上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苏联或波兰的主流文化。土地的名称、语言的使用、教育的内容、社会制度、生活习惯,无一不体现着新的国家印记。

综上所述,东普鲁士在战后几十年内被俄罗斯(苏联)和波兰“同化”,是一个由战争造成的边界重塑、大规模人口迁移与替换、强力的政治与行政推行、经济的整合,以及时间作用下的代际更替共同促成的复杂过程。这是一种彻底的社会和文化重塑,将一片历史悠久的德意志土地,转变为属于新的国家的一部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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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想过台湾统一的“东普鲁士”模式,唯一就是输入地到底是四国比较好,还是萨哈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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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同意现有高赞的说法。"留地不留人"的确是最快速的同化方法,但是会导致当地人出现“历史断代”和身份认知的问题。在苏联处于扩张时期时这也许不是问题,但当俄罗斯处于衰退时期时,这些都可能被无限放大,从而变成问题。

具体到加里宁格勒这座城市,这个问题可以细化为“战后加里宁格勒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历史与战前柯尼斯堡普鲁士统治者的历史”之间的矛盾与“本地俄罗斯人维持俄罗斯认同与融入欧洲一体化”两个冲突。

以下部分节选自加里宁格勒大学(注:现为伊曼纽尔·康德-波罗的海联邦大学)Valery Galtsov教授于1996年发布的文章“The Problems of People's Identification in the Kaliningrad Region”,虽然年限已经较早,但对题主的问题仍有启发意义。(注:两个标题均为方便讨论而添加,原文没有分章节)

德国人的撤退与苏联人的挺进

二战对东普鲁士的人民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不再拥有故乡。据1945年苏联红军的不完全统计,柯尼斯堡城中尚有十三万德国人。1947年,斯大林签署《关于将德国人从俄罗斯联邦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驱逐到德国苏联占领区》秘密决议,在随后4年里,约10万德国人被迫离开柯尼斯堡。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建设。第一波移民(约有五万人)大多为工程师和工人,由苏联从全国各地(二十个俄罗斯地区、七个白俄地区以及马里(注:不是非洲的那个马里)、摩尔多瓦、楚瓦什三个自治共和国)征集,同时赋予他们一系列优待(比如免除牛奶外的农产品义务交付、所得税和在之前居住地欠下的债务)。因为主要的征集地都是受战争摧毁严重的地区,当地人除了移民也没有其他出路,所以相应号召的人非常多。之后的几年里,前往东普鲁士的移民不断增多,到1951年时,该地区已经人口达到了40万人。这一批人便是加里宁格勒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平均年龄只有30岁。相应的,五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七十年代)是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的高峰。六十年代后,苏联停止了对当地的大规模移民,当地的人口随着回归正常增长。七十年代后,当地人口陷入老龄化。到九十年代时,该地区已经有80万人口,其中40万人生活在加里宁格勒市。因此与俄罗斯其他地区不同,高人口密度和高城镇化是加里宁格勒地区最显著的特征。同时因为国企体制的残留和驻军的影响(波罗的海舰队驻地),加里宁格勒有4~15万军人。这些数字可以说明军队对加里宁格勒经济和人民性格的影响力。

新的社会形态是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否定形成的。1947-1951年期间对德国人的驱逐导致了柯尼斯堡人口结构和民族成分的突变,在本地区繁荣了一个世纪的德意志文化完全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苏联移民,他们中既有从二战中幸存的普通人民,也有冒险者、罪犯与囚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满了胜利的骄傲,同时又对濒死挣扎的敌人怀有一丝怜悯。这时期“反德”是苏联宣传的主旋律,当这些新移民踏上柯尼斯堡的土地时,他们认为自己是进入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巢穴”,而这里曾经是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1]。同时随着冷战开始,苏联当局掀起了反对“世界主义”和“媚西主义”("cosmopolitanism" and "obsequiousness before West")的运动。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对普鲁士风格的老城进行重建有很大的风险,当地政府便决定拆除柯尼斯堡城内被战火摧毁的废墟,只保留了一些保存较好的部分。因此,这座城市14~16世纪的建筑成就毁于一旦,只有一些20世纪的建筑保留了下来,这其中包括康德墓。同时,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席勒纪念碑,哥白尼大街的名字得以保留,但是他的雕像却被拆除了,同时旧城堡(注:应是柯尼斯堡宫)也被认为是恶毒的“条顿精神”的体现。就这样,在“反德意志”、“冷战”和“反世界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柯尼斯堡旧时期的文物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此外,人们也认为德语旧地名应被俄罗斯化,所以德语的Droozden、Domnau和Vershen变成了俄语的Drozdovo、Domnovo和Vershini,只有少数街道名称保持不变。新的地名主要有几种来源:1. 本地环境特点,比如Berezovka(桦树)、Zelyoniy Bor(绿林);2.移民者的故乡,比如Muromskoye, Saranskoye, Mordovskoye;3. 俄罗斯和苏联英雄,尤其是二战和东普鲁士行动的参与者,比如Chernyachovsk, Gusev, Bagrationovsk;4.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名人、科学家等,比如Mayakovskoye, Mendeleevo等。

第一代迁入加里宁格勒的居民认同社会主义文化准则,他们认为自己所投身的东普鲁士是一个充满了“有害资本主义文化”的环境,距离“咄咄逼人的北约”和资本主义国家非常近,可能会对后代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避免先前文化残余(即普鲁士文化遗留)的影响”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于是在最初的二十年间(1950~1970年),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自我定位问题”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社会和新经济结构”上,多数移民依然遵循祖籍地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为代表的斯拉夫文化,以及立陶宛文化、伏尔加和乌拉尔文化)。

后来,这些第一代移民带来的祖籍地传统随着他们的老去而消退。他们的后人虽然仍认为自己是“(苏联)统一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缺乏对加里宁格勒这片“新故土”二战前历史的共同记忆,从而导致了公众意识的混乱。对这一问题的“矫正”开始于60年代,当时,加里宁格勒的部分(自由派)人士组织了一场反对“拆除柯尼斯堡国王城堡废墟”的运动,虽然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柯尼斯堡的国王城堡废墟被宣布为是“红色普鲁士灵魂的象征”,但这场运动标志着加里宁格勒人开始保卫自己从历史过往中寻找文化价值的权利。

加里宁格勒人民的公众意识中还包含一个特质,即他们对新家园的感知充满矛盾: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认为自己是这一地区的创造者,但其中又结合了隐蔽不安的不确定感,如同他们只是暂住在这里。即使后来1970年的《苏德条约》对现存边界进行了确认,这样的感觉依然广泛存在于民间。一方面,加里宁格勒的公众意识中有一种对本地残存德意志文明的尊重甚至钦佩。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苏联文化优于西方。

我们知道,人们对本国形象和人民形象的认知是通过教育完成的。在加里宁格勒,青年一代(他们大多是俄罗斯人)却在教育中发现了自己的故乡与俄罗斯其他地方的不同,并感到自己所处的地方与俄罗斯古老的历史无关。即便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基于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和文化,他们仍受到来自普鲁士的“先前文化”的影响。加里宁格勒人从小就知道“俄罗斯本土”与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不同的,因此两地人民之间也出现了心理距离(比如加里宁格勒人会说“去俄罗斯”)。

维持俄罗斯认同与融入德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

加里宁格勒人的公众意识认为他们应该变得更欧洲——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而当地人还有一个著名的特点,那就是“爱国爱军”,本地政府和居民都以热衷于本国军事史出名。当地每年有四个纪念日:胜利日(五月九日)、柯尼斯堡解放日(四月九日)、海军日(六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渔人日(七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在当地登记的182座纪念碑中,有159座是表彰苏联士兵的,这在东普鲁士这样“被鲜血浇灌”的土地显得尤其普遍。

加里宁格勒人自我定位的新周期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此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政策,当地开始向所有外国人开放,所有禁令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解除。关于本地区历史的信息在全社会广泛传播(之前加里宁格勒的高校并不被允许进行二战前本地区的研究),并带来了新的思潮。但随后苏联便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加里宁格勒变成了一个孤岛。它与母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但同时与外国的关系变得简单。因此,它很快迎来了波兰和立陶宛的代表处。

直到几年前(注:九十年代初),加里宁格勒人的自我定位还取决于地区环境因素和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包括苏联文化和历史),现在,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到波兰和德国留学,古老的加里宁格勒房屋也可以迎接自己原来的(德国)主人。考虑到这些新因素带来的影响,加里宁格勒人觉得自己有义务理解他们所拥有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对被从这里驱逐的德国人负有责任。这样的想法在当地知识分子界(比如康德学会)非常流行,于是他们参加了重建柯尼斯堡大教堂的运动,同时呼吁重建相关的建筑、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从而展现该地二战前的历史。当下正值苏联瓦解、各加盟共和国陷入战争的时期,战争制造了大量流民,同时俄联邦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势力,所有这些政治进程都会加剧加里宁格勒人的不安感,他们担心失去自己的家园,于是开始推行保守主义政策,这其中以经历了二战的老年人居多,他们普遍怀念苏联。但该地区贫困、高失业和犯罪的现实让“莫斯科没有忘记我们”这样的口号无法派上用场。

虽然加里宁格勒没有人会反对与欧洲进行融合,但他们惧怕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扩张,他们相信,只有军事存在才能保证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存在。这是现实。加里宁格勒必需在维持俄罗斯认同与成为欧洲世界的一员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

完整版文章请参考:

Galtsov, Valery. “The Problems of People's Identification in the Kaliningrad Region.”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n European Cultures, vol. 5, no. 2, 1996, pp. 83–95. JSTOR, jstor.org/stable/432348. Accessed 15 Feb. 2021.

参考

  1. ^这要追溯到十二、十三世纪时的“德意志东扩运动”,在这之前,东普鲁士地区是斯拉夫人的土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stsied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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