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献忠趁火打劫很少有人骂，但是南明仅仅提出联虏平寇的口号就被人骂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和人们情感的微妙之处。张献忠的“趁火打劫”和南明的“联虏平寇”，看似都在利用时局，但为何一个少被指责，一个却招致骂名？这背后其实藏着几个关键点，我试着跟你掰扯掰扯。
首先，我们得明白“趁火打劫”和“联虏平寇”的性质和语境有什么不同。
张献忠的“趁火打劫”：
本质： 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他的“趁火打劫”更多的是指他在明朝末年混乱时期，利用地方官府力量衰弱、百姓无力反抗的时机，进行掠夺、扩张势力。这种行为，从一个“反叛者”的角度看，是巩固自身力量、获取资源的手段。
评价的视角：
从农民起义的角度： 在那个时代，官逼民反是常态。百姓被压榨得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张献忠这类起义军，虽然手段激进，但在很多底层民众看来，他们是对抗腐败政权的代表。他们“打劫”的很多时候，是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僚地主，或者是由这些官僚地主控制的财富。这种行为，在特定群体中，可能不被视为单纯的“打劫”，而是“劫富济贫”的变形，或者是“夺回”本就属于人民的财富。
从历史叙事的“弱者”视角： 历史的记录者很多时候是胜利者，但也有很多是同情失败者的。张献忠最终被清朝所灭，他的故事往往被描绘成一个悲壮的抗争史。在这样的叙事下，他的一些极端行为，虽然令人发指，但会被放在“时代所迫”、“乱世之中”的语境下被理解，甚至会被淡化或者带有某种江湖义气的色彩。
“趁火打劫”的定义模糊性： “趁火打劫”在字面上是负面的，但如果“火”是统治者的压迫，“打劫”的对象是搜刮者，那么这种行为的道德判断就会变得复杂。尤其是在明末那个已经烂到根子的社会，官府本身就已经“打劫”了百姓几百年。
南明的“联虏平寇”：
本质： 南明政权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满洲（清朝）势力崛起后，明朝宗室建立的残余政权。他们面临的“寇”有很多，但最核心的两个威胁，一个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一个是入关的清军。
“联虏平寇”的指向： 这个口号通常被理解为，与清军（“虏”）联合起来，去消灭李自成等农民军（“寇”）。
评价的视角：
“虏”的含义： 在当时，“虏”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侮辱性，特指满洲人。将满洲人称为“虏”，意味着南明政权在道义上是站在反满的立场上的。
“联虏”的背叛： 然而，“联虏”意味着南明政权要主动与被自己视为“民族敌人”的清朝合作。这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尤其是汉族王朝，是极大的政治不正确。这意味着为了生存，不惜与“外族”为伍，甚至将曾经的“同胞”（即便他们是农民起义军）视为敌人。
“平寇”的道义： 农民起义军虽然有其过激行为，但在很多明朝官员和士大夫眼中，他们是“叛逆”，是国家内部的动乱。然而，与“外族”联合来镇压“内乱”，在政治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相当于卖国求荣，将民族存亡置于政治权谋之下。
南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南明政权本身就是从一个即将灭亡的王朝延续出来的，其统治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联虏平寇”这样充满矛盾和自我颠覆的口号，无疑是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它暴露了南明政权不仅无力自行解决内部危机，更缺乏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政治道义和民族气节。
历史的“主流”叙事： 历史最终由清朝来书写。清朝将自己描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正统”，而将南明政权描绘成软弱无能、丧失民心、出卖民族利益的“伪政权”。在这种宏大叙事下，“联虏平寇”自然就成为了一个被重点批判的罪状。
为什么张献忠的“趁火打劫”少有人骂，而南明的“联虏平寇”却被骂？
1. 道德和情感的对比：
张献忠： 尽管其行为有暴力和掠夺，但很多时候是针对官僚地主，被视为反抗压迫的一种激进形式。他的“打劫”的对象，在很多人看来，是“活该”被劫的。即便有屠杀平民的恶行，这些行为也往往被放在“乱世”、“被围剿”、“失去理智”的语境中，而没有触及根本性的“卖国”或“民族背叛”的道德底线。
南明： “联虏平寇”直接触及了民族气节和国家尊严。将满洲人视为“虏”，却又要与“虏”合作，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它暴露的是统治者在权力面前的丧失原则，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投降”和“出卖”。这种行为，在后世的民族主义观念下，尤其不能容忍。
2. 叙事角度的不同：
张献忠： 他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个“农民起义”的悲歌，即使有血腥，也是“内部矛盾”的体现。
南明： 他们的故事，尤其是在清朝的视角下，是一个“王朝覆灭”的警示录，其中“联虏平寇”是他们“自取灭亡”的重要原因。这个口号本身就充满了自我否定和妥协，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不堪。
3. “寇”的定义和所指：
张献忠： 他本身就是“寇”。他“趁火打劫”的对象，是明朝的秩序和财富。
南明： 他们要“联虏平寇”。这里的“寇”是指李自成等农民军。而“虏”是指清朝。他们是为了对抗“另一拨寇”（农民军），而选择了与“外族”（清朝）合作。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面对强大的外族入侵时，常常会走向自我毁灭。
4. 行为的“性质”：
张献忠： 他的行为更像是在旧秩序崩溃后的“浑水摸鱼”，虽然残酷，但仍然在“内部”的权力争夺和生存斗争范围内。
南明： “联虏平寇”是一种“外部力量介入，解决内部矛盾”的策略，而且这个“外部力量”本身就是比农民军更强大的，并且最终吞噬了整个中华。这种策略，无论出发点如何，其结果都是让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落入外族手中，因此被视为愚蠢和卖国的行为。
简单来说，张献忠的“趁火打劫”是在一个已然崩坏的旧世界里，为了生存和扩张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虽然有罪恶，但更多的是“乱世之罪”；而南明的“联虏平寇”则是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涉及民族存亡的“政治错误”和“道义背叛”，这是其被后世（尤其是汉族主导的历史观）所不能容忍的。一个是在混乱中挣扎的“盗贼”，一个是在亡国之际选择了“出卖”的“统治者”，这其中的道德评价和情感倾向自然会有天壤之别。
首先，我们得明白“趁火打劫”和“联虏平寇”的性质和语境有什么不同。
张献忠的“趁火打劫”：
本质： 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他的“趁火打劫”更多的是指他在明朝末年混乱时期，利用地方官府力量衰弱、百姓无力反抗的时机，进行掠夺、扩张势力。这种行为，从一个“反叛者”的角度看，是巩固自身力量、获取资源的手段。
评价的视角：
从农民起义的角度： 在那个时代，官逼民反是常态。百姓被压榨得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张献忠这类起义军，虽然手段激进，但在很多底层民众看来，他们是对抗腐败政权的代表。他们“打劫”的很多时候，是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僚地主，或者是由这些官僚地主控制的财富。这种行为，在特定群体中，可能不被视为单纯的“打劫”，而是“劫富济贫”的变形，或者是“夺回”本就属于人民的财富。
从历史叙事的“弱者”视角： 历史的记录者很多时候是胜利者，但也有很多是同情失败者的。张献忠最终被清朝所灭，他的故事往往被描绘成一个悲壮的抗争史。在这样的叙事下，他的一些极端行为，虽然令人发指，但会被放在“时代所迫”、“乱世之中”的语境下被理解，甚至会被淡化或者带有某种江湖义气的色彩。
“趁火打劫”的定义模糊性： “趁火打劫”在字面上是负面的，但如果“火”是统治者的压迫，“打劫”的对象是搜刮者，那么这种行为的道德判断就会变得复杂。尤其是在明末那个已经烂到根子的社会，官府本身就已经“打劫”了百姓几百年。
南明的“联虏平寇”：
本质： 南明政权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满洲（清朝）势力崛起后，明朝宗室建立的残余政权。他们面临的“寇”有很多，但最核心的两个威胁，一个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一个是入关的清军。
“联虏平寇”的指向： 这个口号通常被理解为，与清军（“虏”）联合起来，去消灭李自成等农民军（“寇”）。
评价的视角：
“虏”的含义： 在当时，“虏”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侮辱性，特指满洲人。将满洲人称为“虏”，意味着南明政权在道义上是站在反满的立场上的。
“联虏”的背叛： 然而，“联虏”意味着南明政权要主动与被自己视为“民族敌人”的清朝合作。这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尤其是汉族王朝，是极大的政治不正确。这意味着为了生存，不惜与“外族”为伍，甚至将曾经的“同胞”（即便他们是农民起义军）视为敌人。
“平寇”的道义： 农民起义军虽然有其过激行为，但在很多明朝官员和士大夫眼中，他们是“叛逆”，是国家内部的动乱。然而，与“外族”联合来镇压“内乱”，在政治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相当于卖国求荣，将民族存亡置于政治权谋之下。
南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南明政权本身就是从一个即将灭亡的王朝延续出来的，其统治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联虏平寇”这样充满矛盾和自我颠覆的口号，无疑是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它暴露了南明政权不仅无力自行解决内部危机，更缺乏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政治道义和民族气节。
历史的“主流”叙事： 历史最终由清朝来书写。清朝将自己描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正统”，而将南明政权描绘成软弱无能、丧失民心、出卖民族利益的“伪政权”。在这种宏大叙事下，“联虏平寇”自然就成为了一个被重点批判的罪状。
为什么张献忠的“趁火打劫”少有人骂，而南明的“联虏平寇”却被骂？
1. 道德和情感的对比：
张献忠： 尽管其行为有暴力和掠夺，但很多时候是针对官僚地主，被视为反抗压迫的一种激进形式。他的“打劫”的对象，在很多人看来，是“活该”被劫的。即便有屠杀平民的恶行，这些行为也往往被放在“乱世”、“被围剿”、“失去理智”的语境中，而没有触及根本性的“卖国”或“民族背叛”的道德底线。
南明： “联虏平寇”直接触及了民族气节和国家尊严。将满洲人视为“虏”，却又要与“虏”合作，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它暴露的是统治者在权力面前的丧失原则，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投降”和“出卖”。这种行为，在后世的民族主义观念下，尤其不能容忍。
2. 叙事角度的不同：
张献忠： 他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个“农民起义”的悲歌，即使有血腥，也是“内部矛盾”的体现。
南明： 他们的故事，尤其是在清朝的视角下，是一个“王朝覆灭”的警示录，其中“联虏平寇”是他们“自取灭亡”的重要原因。这个口号本身就充满了自我否定和妥协，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不堪。
3. “寇”的定义和所指：
张献忠： 他本身就是“寇”。他“趁火打劫”的对象，是明朝的秩序和财富。
南明： 他们要“联虏平寇”。这里的“寇”是指李自成等农民军。而“虏”是指清朝。他们是为了对抗“另一拨寇”（农民军），而选择了与“外族”（清朝）合作。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面对强大的外族入侵时，常常会走向自我毁灭。
4. 行为的“性质”：
张献忠： 他的行为更像是在旧秩序崩溃后的“浑水摸鱼”，虽然残酷，但仍然在“内部”的权力争夺和生存斗争范围内。
南明： “联虏平寇”是一种“外部力量介入，解决内部矛盾”的策略，而且这个“外部力量”本身就是比农民军更强大的，并且最终吞噬了整个中华。这种策略，无论出发点如何，其结果都是让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落入外族手中，因此被视为愚蠢和卖国的行为。
简单来说，张献忠的“趁火打劫”是在一个已然崩坏的旧世界里，为了生存和扩张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虽然有罪恶，但更多的是“乱世之罪”；而南明的“联虏平寇”则是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涉及民族存亡的“政治错误”和“道义背叛”，这是其被后世（尤其是汉族主导的历史观）所不能容忍的。一个是在混乱中挣扎的“盗贼”，一个是在亡国之际选择了“出卖”的“统治者”，这其中的道德评价和情感倾向自然会有天壤之别。
网友意见
张献忠趁火打劫的结果是打跑了马科和黎玉田，杀了一个明朝降官杜某，然后李定国领着三万人打汉中，被贺珍三千人撵回四川了。
南明杀害了徐淮节度使吕弼周、徐淮防御使武愫、淮安府尹巩克顺、陈州牧惠在公、临清牧刘师曾等一大批大顺官员，大力配合了清军攻打山东、河南的行动。
整个明末期间，所有军阀不管道德水平是高是低，都难免有为了利益和友军火并的时候。郑成功打郝尚久，黄斌卿打王之仁，郝摇旗打陈友龙，就算李定国、刘文秀、李过、高一功也杀过友军，李自成更是火并了罗汝才，但他们火并的时候可没勾结清军。
张献忠和李自成开战的时候，对清军一无所知，他打李自成和李自成火并罗汝才并没有什么分别。明朝和清朝打了二十六年，无数将士牺牲，而明朝朝廷将这一切全部抛诸脑后，勾引清军来杀自己的同胞，把整个华北的百姓拱手交给清军任其屠戮，这严重程度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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