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对清政府最大的打击是哪方面的？

太平天国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最大的。对清朝真正造成根本动摇的不是白莲教之乱，也不是两次鸦片战争，而是太平天国运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和用人上，都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根基，甚至是提前挖空了清政府的内脏。

从军事布防上讲，清军的军事布防是以八旗兵和绿营兵相互配合和交叉的。八旗兵虽然装备待遇都高于绿营兵，但只有二十余万，分布在全国一千三百万面积和四亿人口的国度里，根本就是沧海一粟。绿营兵高达六十万，分布在全国各地。八旗兵绿营兵相互牵制，八旗兵多满人和旗人，统率也几乎都是满人和旗人，绿营兵以汉人为主，但不少提镇副将等高级将官都用满人或者旗人，所以满人和旗人掌握了军队的军权。八旗兵以京师的精锐八旗最强悍，其次是各地的驻防八旗，各地的驻防八旗集中部署于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可收监视之效。绿营兵以陕甘绿营最强悍。除此之外，清政府将东北隔离开来，以保持东北满人的纯洁性和勇武精神，每次作战都会从东北抽调精锐的索伦兵来入关参战。康熙时代平三藩之乱，八旗兵就已经大不如前，作战的主力一直是绿营兵，尤其是河西四汉将的绿营兵。雍正时代的作战，依然如故，年羹尧和岳钟琪带出来的川陕甘军队实际上是真正的主力。乾隆时代，比较重视满洲八旗的实力，一系列的战争也淬炼出来一批部队和名将，但终究是回光返照。平白莲教之乱，八旗兵早已不堪作战，绿营兵中号称精锐的陕甘绿营也走向了衰败，团练已经发展起来了。平张格尔之乱、两次鸦片战争和各地的暴乱又极大的消耗了清军的有生力量和财富，清军早已经不堪一击了。所以长毛事起之后，几乎一路势如破竹，八旗绿营无论怎样改制和训练，都已经是冢中死尸只待盖棺了，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生存，所以清政府不得不放权给汉族士绅，也不得不大量重用和启用汉族将帅。发匪和与之而来的捻匪和各地暴乱，已经基本上将清政府的军队驻防体制全部打烂，而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驻防八旗的崩溃

清军入关后，八旗官兵逐渐分为“八旗禁旅”和“八旗驻防”。八旗禁旅驻戍在京城，掌护卫京师，遇有战事，亦调集出兵。八旗驻防主要是指驻守于京师以外的 八旗官兵，是布防于交通要冲和战略重镇的八旗军事力量，其大体可分为畿辅、直省、边疆三类，据乾隆朝修《清朝会典》载，全国设立的八旗驻防地 97 处，其中畿辅驻防点25处，兵 8758 人；东三省驻防点 44 处，兵35360人，新疆驻防点 8 处，兵 15140 人；直省驻防点 20 处，兵为 45540 人。所用官兵几近八旗之半。

驻防八旗除畿辅、新疆、东北三大驻防区外，另有五条八旗驻防线，分别是：

由北京经绥远、宁夏至凉州（甘肃武威）的长城驻防线；

由德州经开封至西安的黄河驻防线；

由江宁（南京）经荆州至成都的长江驻防线；

由北京至杭州的运河驻防线；

由杭州经福州至广州的东南沿海驻防线。

这些驻防线，再配合以各地绿营，构成了“清对全国的军事控制网”，是清王朝进行统治的骨干力量。八旗驻防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其职能相同，目的均为把守战略要地，威慑地方，镇压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以维护清朝统治。八旗作为清朝统治者的“世仆”，安插在全国各地的威慑力量，自然成为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主要对 象。

太平军历来宣传满族官兵是“妖孽”，倡言排满兴汉。在太平军所过之处，凡有八旗驻防营者，几乎均遭兵燹，有的甚至“阖营殉难”。其中被太平军袭击攻占而遭破坏的有多处。其他旗营虽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或因处于作战地区而受影响，或由于频年征调，许多精壮成为炮灰。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清政府构筑的驻防体系基本土崩瓦解。据刘坤一、张之洞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楚会奏第二折说：“自咸丰军兴以来，江宁、杭州、镇江、乍浦、沧州等处驻防，受祸甚巨。”这些驻防旗营均因处于作战地区而被攻克，损失极为惨重。江宁为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又是六朝古都，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非同一般。顺治二年（1645 年）设驻防于此，为直省最初的驻防点之一。江宁旗营于咸丰三年被太平军攻破。驻防人口共计 3 万余，仅存男妇老弱 600 余名。同治三年（1864 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奏云：“昔岁贼陷江宁，旗营三万余人，几同一烬，被害之惨，甚于京口，殉节之烈，甲于天下”。直至同治三年，“十余年来，陆 续增添，见存不过八百余人”，统治者虽有复额之心，但无奈“旗营兵丁见无屋宇楼止，其情形倍极困苦”，且重建又“筹款实难”，只好“俟修盖营房规模粗定” 再行酌办。杭州为调遣饷糈之重镇，也是清最早设立驻防点的省份之一。杭州旗营于顺治五年议设，驻防官兵共 3900 余人。太平军在咸丰十年和十一年两次攻占杭州。第二次攻占杭州后，满营亦破，驻防精锐略尽，“满人纵火自焚死者万计”，将军瑞昌亦自焚而死。太平军入城后 “满营中无论大小男女杀之俱尽”，阖营官兵、眷属生者寥寥可数。战后，收集男女殉难尸骸数千余，“分葬两处，共二百三十五堆”。有诗云：“新垒屯千幛，荒 营散八旗。惟余桥下水，照影倍依依。”可见杭州驻防八旗伤亡之惨烈。同治三年，“省城克复由军营咨送归伍，九月造册收集仅四十六员名”。后收集乍浦驻防官兵261员名，又陆续从福州、荆州、德州、青州等处奏调驻防官兵，直到光绪年间才恢复旧观。京口八旗原有男妇老幼共 9000 余口；道光二十二年、咸丰三年两次军兴后，余有男妇老幼 6000 余口。到同治三年，京口旗兵才陆续挑补足额，“而应领俸饷五成尚不能全支，额设房屋焚毁无存，露宿风餐，尤甚矜悯。”乍浦旗营于咸丰十一年三月，被太平军 攻克，“阖营殉烈”。“克复后，召集奉差，奉调离营，得免于难者，仅存官兵四十六员兵，均奉归杭州营补用、升擢，乍浦营未经拔设。”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林凤样、李开芳率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占沧州，除精壮损失巨大外，妇女、幼丁亦有 2318 人殉难，其中驻防旗民妇女死者 1837 人，全营覆没。事后，“城守尉福海，查有受伤未亡甲兵八十八名，养育兵、匠役五名，闲散二百十一名，以补阵亡，兵额不敷，四年四月，奏请由京旗派拨甲兵二百二十三名，仍复旧额。”此外，还有一些驻防旗营因处于作战地区而受到很大影响。这些旗营虽未被太平军攻占，但或因出兵作战而损失惨重，或因战争饷道被 阻，无饷无粮亦饿死成百甚至上千的驻防旗人，使其驻防实力受到削弱，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荆州、广州、成都、德州、青州、西安、宁夏等驻防即是如此。如 荆州驻防八旗，咸丰年间损失官兵 14％左右，同治光年间为回复被太平军摧毁的江宁、杭州驻防，又陆续分拨满、蒙官兵共 1198名；广州驻防损失旗兵 328 名；宁夏旗营在 19 世纪中叶的回民起义中除部分官弁和马甲战死外，由于饷需不继，每月饿毙者 200 余名之多，兵燹后，“兵丁缺额甚多，房屋坍塌，马匹倒毙”，军械遗失，库储亏短；“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战祸延长数载，省城被围，交通阻隔。西安驻防 旗人长期无粮无饷，生活陷于绝境，靠拆房屋卖材料勉强度日，死亡甚众”，又因先后受回民、捻军等起义军的冲击，阵亡亦为数不少；凉州、庄浪两旗营，在同光年间的回民起义中，旗民战死、饿死大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长城驻防线、黄河驻防线、长江驻防线、运河驻防线、东南沿海驻防线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长江驻防线、运河驻防线、东南沿海驻防线破坏最为严重，大部分旗营被摧毁，其余的也严重削弱，无一幸免。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后，这 些地区的驻防就基本陷于瘫痪了。即使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后，有些驻防也是经历十几年的时间才得以复额。要想恢复这些被毁驻防，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旗丁来 补缺，还要有大量的财力来修葺或重建满城建筑。由于财力、人力的缺乏，清政府想要恢复兵乱前的建制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长城驻防线中的热河、察哈尔、绥远驻防是专为防范蒙古而设。蒙古虽是清朝统治者最亲密、可靠的盟友，并且有盟旗制度加以控制，但还是不足以让统治者完全放心。于是清政府又在蒙古地区的东部和南部驻扎了重兵，对其进行军事控制。当然，由于与蒙古的特殊关系，这些驻防都较为隐秘，热河、察哈尔、绥远驻防就是设在南线的一道屏障。太平天国运动中，这三处驻防虽未遭受合营殉难的惨祸，但频年的征调，使得大量精壮战死沙场，其驻防实力大为削弱，对蒙古的军事控制也就名存实亡了。沧州驻防是唯一被毁的畿辅驻防。畿辅驻防，顾名思义，即位于京畿地区，为拱卫京师而设。其驻防体系在康熙时即已基本形成。清统治者历来视京师为根本命脉所在，八旗劲旅半数驻于京城，畿辅驻防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除毁坏最为严重的沧州驻防外，大多畿辅驻防远离作战区域，未曾被攻克，但却成为清政府频繁征调的对象，其损失自不待言，以致后来形成了近京空虚的局面，当然也就更无力达到防卫蒙古这个隐而不宣的目的了。连统治者的心脏地区都受到如此冲击，其驻防体系 被太平天国运动打乱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边疆驻防体系被打乱清八旗驻防体系中两个重要的驻防区域是西北和东北地区。在这次席卷全 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这两处损失也极为惨重，有的旗营所受的打击不亚于东南地区的驻防旗营。

在西北，新疆地区是八旗驻防的重点，新疆伊犁等地驻防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二十七年设伊犁将军总统新疆南北两路。其后陆续从西北和东北抽调满洲八旗和少数民族旗营添扎。除驻伊犁地区惠远、惠宁等城外，并分驻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吐鲁番和南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哈、叶尔羌、乌什、阿克苏等地，北路的塔尔巴哈台也归伊犁拔满兵驻扎。自同治三年后，在新疆回维民族起事和阿古柏势力入侵的战争中，各城先后失守，驻防满兵“迁徙流离，所余仅一百五十人”。古城被攻占后，“全城满人绝大多数被杀，只逃出八 家”。光绪初年，清廷收复新疆，补授古城领队大臣胜安前往就任，“古城满营久已鞠为茂草，该处旗丁总数不过十数人”，（胜安）“无队可领，无营属可居，进 退维谷，殊形狼狈”，只好“怅然逾天山北去”。乌鲁木齐满营“仅有满族一个姓徐的统领带了一二百人逃往乌鲁木齐南山中，其余全部被杀”。乌鲁木齐克复之 初，“其时满城倾圮，瓦砾荒凉，未见旗丁一人”，等到刘锦棠进克南路，“各城始将旗丁之被裹胁者陆续拨出，咨送乌鲁木齐安插，然为数亦复无多”。吐鲁番满 城被攻破后，“青、壮、老年人全部被杀，只要部分十三岁以下的小孩，被维吾尔族人民用箩筐救走”。伊犁是新疆驻防兵数最多的军事、政治中心，伊犁满城， “在同治十年被攻破，一部分小孩被维吾尔族人民救出当儿子，其他逃出来的也很少”，人口散失极为严重，驻防各军营制荡然。只有巴里坤，“由于地理条件等原因，满城没有被攻破”，但是“由于长期战争，与内地交通隔绝，全城人以树皮、野菜、老鼠维持生活，人饿死、病死了很多”。面对此种情景，清政府只好依索伦、锡伯等兵建立伊犁新、旧两满营和塔尔巴哈台驻防旗营，并于古城设城守尉，将各城所遗旗兵归营统之。新疆驻防的设立是清统治者对此地区少数民全面控制的 重要手段。经过兵燹（xiǎn）后的新疆满营仅剩下了伊犁、古城和塔尔巴哈台，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军事控制的大权也不再是满洲贵族独揽，军事控制的实施亦不得不假手汉兵，清王朝的以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为首脑，以满、蒙八旗兵实行军事临驭的仅次于东三省的特别行政区的新疆战略布局，至此宣告瓦解。当然，这一失败，促使新疆早建行省，对西北边疆的开发与防务，是有裨益的，虽然其中蕴含着八旗制度衰亡的沉痛的血和泪。新疆地处西北边疆，与俄国接壤，其驻防的设立对边疆的 稳定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即如左宗棠所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 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回民起义和阿古柏的入侵，新疆驻防遭受沉重打击，使得这一地区边防空虚，并给俄、争夺新疆提供了可乘之机。清政府的西北边疆驻防再也无力起到防范外国侵略的作用了。

东北地区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而且又处于边疆，被清统治者视为“根本之地”，设有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作为大后方，东北驻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是备有一支随时可供调遣的军事力量。乾隆时代的多次大规模作战，几乎都会从东北抽调上千精锐的擅长骑射的索伦兵入关参战，也的确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东北驻防八旗虽未处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正面战场， 但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征调。咸丰三年至六年间，盛京驻防八旗先后被征调入关者每年约 13000 左右。咸丰二年至同治十年间，吉林驻防八旗“无役不从，朝征夕发”，被征调离境者约占官兵总数的 39%左右。黑龙江驻防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前后征调数十次达上万人。即便是俄兵入侵黑龙江，边疆已自顾不暇之际，仍抽调大量军队赴各地镇压太平天国运 动。吉林全省额兵当时不过 10150 名，由于陆续征调，始则以精壮兵丁出征，继则只能以西丹、闲散、余丁拔补，最后造成了“无可挑派”的窘境。“江省旗户，自军兴出征，颇近虚耗，而各旗该管 官，利于支饷，即未及成丁，亦预报补，以故同治末年，额兵只余七千，修足一万四千原额。殆后两起练军，兵数日增，西丹余丁，一并备挑，而十三四岁童子，亦 来应名。当穆大臣初成齐营，已属勉强凑合，逐年调换，各城几难应手，于是减至岁换额数八成，童子犹居十分之三。”“老者物故，弱者未壮”，可以说，连年的征调已经使东北驻防元气大伤，“劲旅”之号已名存实亡。在东北各地人民起义过程中，东北部分地区的驻防八旗直接遭受了打击。这次东北人民起义活动范围广、 坚持时间长、影响很大。“较广西发逆初起时，多而且悍”，“本省兵不独不敢剿，即剿亦必败，官军望而丧胆，畏之如虎狼然。”马傻子起义，就曾攻克伯都讷、 双城堡、阿勒楚喀、拉林、五常等地，吉林将军景纶、盛京将军玉明等一批八旗官员因此革职。光绪初年的孔广才起义，起义军扑三姓，攻宁古塔，焚大小木兰达， 陷巴彦苏苏，袭呼兰城，亦给予这些地区的八旗驻防沉重的打击。连年的征调，加之东北人民起义的直接打击，东北驻防八旗被严重削弱。除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中，受到的削弱，东北驻防自身的军制改革也使旗营名存实亡。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勇营兴起，制兵军事地位逐渐丧失，清廷决定改部分制兵为练军，以代替勇营。其中东三省举办练军规模较大。练军非但未能取代勇营，反而因为大量八旗兵丁被抽调，编入练军，而更加削弱了旗营的实力。由于练军改造未能成功，光绪年间又兴起防军，至此东北驻防徒有虚名。东北驻防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拥有许多其它驻防不具备的特点，于是东北驻防的瓦解也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清政府为了控制东北疆土，曾设立了若干卡伦（即哨所），驻军防守，其中有些卡伦主要是为了防御俄国而设。太平天国运动中，东北驻防的极度削弱，这些卡伦无力肩负国防任务，造成边境空虚的局面，给俄国侵占我领土提供了可乘之机。从咸丰八年至十年，俄国便利用军事、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其次，清政府出于保持旗人淳朴尚武习俗、维护当地旗人生计，垄断东北自然资源等目的，对东北进行了封禁，严禁内地汉、蒙人等进入。为此 还专门设置了边墙——“柳条边”。随便进入者要治以重罪。封禁政策始于康熙朝后期，到乾隆时更为严格，是用行政命令将东北封禁起来，而东北各地的驻防八旗 即是实行封禁政策的军事保障。如果失去这种保障，封禁也就无法严格的执行下去。太平天国运动对东北驻防的打击，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在生计的驱使 下，同时严规厉法又无法得到实施和保障，人们纷纷涌向东北，封禁政策瓦解了。最后，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了对东北的封禁，虽然其中财政因素占了很大成分，但军事控制力的丧失绝对是一个大而隐秘的原因。开禁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和边防都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冲击着东北地区落后的政治军事制度，于是八旗驻防制度在这种大的潮流之下，进一步走向衰亡了。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的打击，各地驻防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有些旗营合营殉难；有些旗营处于作战区，损失惨重；有些旗营因大量征调，精锐殆尽。有的旗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拨补足额；部分旗营不能复额，清廷不得不将其撤除，改变了旧有的八旗驻防布局，如新疆驻防仅保留三处。 驻防体系的打乱，宣告了清政府在全国布置的军事控制网的失败。此后，清政府再也无法利用这张控制网来武力镇压和威慑地方，满洲贵族的民族统治变得苍白无力。其无法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失去了担负抵御外侮能力，只好依靠汉族地主武装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末代王朝。可以说，八旗的衰落是满洲贵族统治衰落的一个具 体表现，同时，它们的衰落又是同一过程，互为动因。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一些驻防旗营在战中被毁，一些旗人无家可归，散居于民城，“如江宁、京口各驻防旗人，皆以粤逆之乱原来城池倾圮，悉与民户错居，且有通婚姻者”。这客观上冲破了统治者对旗人的禁锢，有利于民族融合。

再说财政上，清政府的财政中央集权也走向了瓦解。在太平军事起之前，清政府严格的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地方的收入除留下一部分必要开支外，余下的必须全部按时上缴户部。一般而言各省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最少七十以上都要解送户部，各省能留下的最多只有三成。因为这样的集权，所以清政府的国库存银在康雍乾时代是逐步的增加，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候达到了创纪录的81824044两，即便随后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000-7000万两的高水平标准上。高额的国库存银使得中央有实力应对各种兵乱和灾难。白莲教八年的祸乱使得清政府的财政能力大幅度的下降和透支，白莲教和苗疆回乱虽然没有波及到两江和闽浙财富重地，但已经极为逼近这些地区，给清政府造成了重大打击。嘉庆元年（1796）国库存银尚有56584724两，可白莲教之乱（嘉庆九年1804平定）后的嘉庆十年国库只有24551905两存银。道光年间为了平张格尔之乱，光靠户部收入和国库存银已经难以平定了，就得依靠大量捐输（卖官）来维持了。但是这种方法是饮鸩止渴的，一次两次救济可以，但最后却几乎走向了常态化。咸丰元年（1851）国库存银只剩下了1696895两了，发匪事起之后，为了平乱，咸丰不惜融化掉宫里的金银容器，以表示决心，但也反应了财政的虚弱。面对盗贼四起的局面，而且战乱波及到了东南财富重地，清政府光靠自身中央的实力，已经无法平定了，所以只能是放权给地方了。战乱波及到了江浙财富重地，清政府不得不允许地方大办团练，自筹军需。地方大办团练自筹军需，主要是依靠截留京饷和税收，另外就是开征厘金。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的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各地反叛相继平定后，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是千疮百孔，而且中央财政集权也难以恢复了。清政府之后的收入主要集中于田赋和关税方面，而只有关税是中央直辖的收入，地方的财政，已经不可能再如康乾时代那样大批解送户部，只能是给一个固定的数额，让各省按这个数额来解送，但即使对这个数额，各省也是能拖就拖，实在没办法才解送。

在边疆问题上，清政府在太平军等各地起事之前，全国的政治行政治理上，分三种。一种是内地的行省督抚制；二是驻防将军体制，包括黑吉辽新疆和乌里雅苏台；三是其它体制，如西藏的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明显可以看出，驻防将军和办事大臣的地方都在边疆地区。而这些地方的大员都是满蒙亲贵，为汉人甚至是汉军八旗也无法染指的禁区。清政府在边疆实行这样特殊的制度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但也是为了抑制汉人集团。明面上的理由说是满蒙骑射突出，可用武边疆，实际是是为了保住大后方和满蒙根据地，地缘上还可区居高临下之势。边疆体制的关键依靠就是满蒙联盟，满蒙的优先权，而这必须是建立在中央有实力和满蒙有人才的前提下。而太平军事起之后，随之而来的各地战火燃遍全国，太平军之势力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到西北西南和东北边疆，但为了平乱，西北西南和东北边疆都有军马和粮饷输出，这样会严重削弱原有地区的实力。此外各地的防务空虚，边疆地带也有大小不一的战事，这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政府满蒙集团对边疆原有的统治。平定各地战乱后，边疆安全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外国人的入侵严重威胁，而内部时不时仍有小乱。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疆各地都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状态来运行，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边疆各地再也不能成为满蒙亲贵的净土与乐园，开放汉人进入是势所必行的。左宗棠能够出征新疆，就已经是破天荒了。以往历次出征新疆的统帅集团中虽有汉人成员，但最多只能做二把手，而左宗棠以汉人身份挂帅出征，而且所部几乎多是汉族，这不仅标志着汉族势力开始进入西北满蒙贵族的禁区，也意味着边疆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新疆逐步改设行省，虽然新疆还有将军辖区，但大势已去。之后的新疆历任巡抚，除联奎外全部是汉族人员。与西北一样，东北在平乱之后也进行了开放，虽暂未改行省，实际治理上却已经接近行省体制，日俄战争后最终改建为行省。西藏方面，在19世纪末也开始进行局部的改革，20世纪初实际已经按行省制度进行了管理。

在用人的官僚体系上，清政府虽然一直强调满汉一家，但实际上满人旗人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边疆大员如上而言，汉人是无法染指的。而在督抚方面，乾隆年间各地巡抚大概还是满汉对半开，但总督基本都是满人的，汉人偶尔能署理（代理）或者干个几年。而在事关边防要地的总督方面，尤其是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等职位上，都定义为满洲缺，以满人旗人为第一优先。汉人能够出任陕甘和四川总督职位的极为罕见，一般是特殊情况下署理或者只能干个两三年最多。而在内阁军机处方面，领班军机大臣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汉人只有刘统勋、于敏中和曹振镛三个人。首席大学士基本也是满人掌握，六部尚书虽说满汉尚书各一人，但实权在满尚书手里。各地的布政使和按察使虽然品级低于督抚，但却只属于中央的户部和刑部，总督巡抚也得礼让三分。对外用兵方面，每次出兵作战，都是以满人或旗人为前敌最高统帅，挂将军印和关防，汉人只能做二三把手的参赞大臣。平张格尔之乱的大功臣杨遇春虽然是陕甘总督，而且能力比长龄要强，但因为是汉人，只能是屈居长龄之下做参赞大臣。鸦片战争时的广州之战，道光明知杨芳是百战名将，但祖宗体制，杨芳还得是任参赞大臣，位居皇亲国戚奕山之下。当然杨芳也不可能打赢，但好歹损失会少一些。发匪事起，咸丰派领军机大臣的蒙古亲贵赛尚阿亲自出征，并挂遏必隆刀，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兵败如山倒的局势，谁也挽救不了了。江南大营首任统帅向荣虽然是钦差大臣，但他始终无法有效的约束身为属下却是满族旗人的江南提督和春等人。太平军事起之后，官军是一败涂地，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办团练，最初开始办团练的如吕贤基、张亮基等人都已经年老体弱了，难成大事，但他们都对曾国藩青睐有加。曾国藩也就开始以侍郎的身份在乡办团练，创建了湘军。曾国藩创立湘军后也曾有过溃败，但整体战斗力远强于八旗和绿营兵，为了避免曾国藩的崛起，咸丰和清政府对曾国藩极不放心，曾国藩即便立有大功，也不让其掌握地方实权。虽然咸丰曾让他署理湖北巡抚，但转眼就命令撤销，而且顺水推舟让他回家尽孝，如不是局势的更加险恶和官军的无能，曾国藩可能也就没后面的事儿了。1860年二月，太平军进攻苏常一带，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上海，五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标志着咸丰希望的由湘军出力官军收工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和春和张国梁部兵败如山倒，而且双双战死，清政府最后的一支平乱主力也彻底失败，剿匪事宜只能全靠湘军和后来李鸿章的淮军了。同年四月，咸丰命曾国藩赶赴江苏，并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6月，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7月，命皖南军务归曾国藩督办。曾国藩荣膺两江，也标志着湘军的正式崛起和汉族地主官僚的成势。在曾国藩出任两江后，湘军和左宗棠已经后来李鸿章所部淮军一路势如破竹，三年的时间就铲平发匪之乱。同治四年（1865）僧格林沁剿捻战死，也标志着清政府的亲贵军队和将领的最后凋零，汉族集团更是全面掌握兵权。曾国藩、李鸿章三年之后剿平捻军。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虽然地方督抚也有汉人者，但地方督抚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大权掌握在中央朝廷。当时，“凡有大寇患,兴大兵役,必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著,呼应素灵,吏部助之用人,户部为拨巨饷,萃天下全力以经营之,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在发匪事前，清政府中央握有全国的军政大权，虽然各地督抚也有兵权，但谨小慎微，无有敢越格者。国家每有大乱，调集全国精锐户部助以巨款，朝廷派出名将统率，事后即归。可以说将帅对军队有影响威望，但军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发匪之后，由于各地和中央无力应对到处的作乱，团练大起，地方大员获得了就地筹饷募兵练兵之权，这样军阀格局的土壤就开始形成了。所以后人评价说曾国藩中国近代军阀的开创者，是很有道理的。平发捻和收新疆之后的全国局势，已经全是湘淮和汉人的地盘了。仅就淮系集团而言，任疆吏枢臣者20余人，任提督的达55人，记名提督更有105人之多，至于总兵一级的更多。湘军集团长期占据两江甚至闽浙，淮军集团长期占有直隶和北方沿海地带，淮系后裔的北洋集团甚至进入了清政府的老家东北。陕甘新疆也长期为湘军和汉人控制，湖广长期为张之洞控制，两广、四川也是汉人的地盘。清政府后来虽然在最后十年极力启用满蒙亲贵，但地方湘淮集团和汉人士绅集团势力已成，没有他们的配合，满蒙亲贵在地方根本不可能成功。

在军队主力和将帅方面，清政府平发捻之前的主力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明显下滑，之后的历次大战都是绿营兵冲锋在前。平白莲教之乱，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幅度衰退，团练武装已经开始兴起，不过还没有形成气候。发捻之乱开始，八旗兵和绿营兵基本上一触即溃，溃不成军。昔日精锐的陕甘绿营、东北索伦兵和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不是大败而回就是全军覆没。平心而论，清政府派出平发捻统帅如向荣、和春、张国梁还有僧格林沁虽然不是什么大将之材，也还是堪用将才，无奈所部早无战斗力可言。平发匪十四年的战争中，咸丰一直希望的是让湘军出力，让八旗绿营收功，无奈湘军是出力了，八旗绿营可却收不了功。最后咸丰只得彻底的重用湘军，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和权力，全权指挥东南战事。僧格林沁1865剿捻战死，更是标志着清政府最后可以依靠的一支亲贵武装也彻底消失。此后清政府虽然不断的想强化中央直辖的军队，如虎神营、神机营、武卫中军，直到清末的禁卫军，但最终都是失败，最多属于昙花一现。清政府最后几十年以来的军事支柱早已经不是政府军，而是湘淮系统为主的地方团练武装。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实力最强，地方上如张曜的嵩武军、宋庆、马玉昆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这些军队都不是国家的正规军，但战斗力强悍，而且兵归将有。清政府只能依靠这些军队统帅的控制和他们的忠心来调动，基层的军官任免和编制，兵部和军机处都干预不了。袁世凯的北洋军成立，是近代中国陆军的鼻祖，但也是湘淮军阀后裔的延续。袁世凯之才过于曾胡左李，却没有曾胡左李对清政府的感情和忠心。一支手握雄兵还对朝廷很不满，而朝廷却又轻易处置的人，最后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而在军队的将帅方面，清政府历次大军征讨，一把手皆为满蒙贵族，汉族人员只能最多做到二把手的参赞大臣。乾嘉道时代历次大规模的出征讨伐，统兵之人几乎都是满蒙亲贵，傅恒、明瑞、阿桂、福康安、和琳、额勒登保、勒保、明亮、长龄、奕山等。而自太平军事起之后，八旗满蒙已经无人可用，堪用者如僧格林沁、胜保、和春也是兵败如山倒，屡战屡败却无屡败屡战之意志了。而湘淮军和各地勇营团练，则一路可捷，即便偶有失利却士气不坠。同光时代的历次大规模出征，统兵大员者已经罕有满蒙八旗了。剿捻之统帅是曾国藩、李鸿章；出征新疆之主帅为左宗棠；中法战争的前线大员如潘鼎新、刘秉璋、刘铭传；甲午战争之统帅李鸿章、刘坤一，前线大将除依克唐阿外都是汉人；庚子之战的京津保卫战统帅除裕禄外，主将聂士成、宋庆、马玉昆都是汉人；辛亥阳夏之战统帅是袁世凯，主将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是汉人，由此可见，清末最后几十年里军队主力都是汉人武装，统帅也几乎全是汉人。满蒙贵族已经人才凋零了，再无可用之人了。

太平天国起义十四年，打破了清政府的军事布防格局，耗干了清政府的财力，撕开了满蒙亲贵把持军政大权的窗口，清政府各方面的实力都被削弱，再也无力振兴。皇权已经衰落了，而且皇帝也没有了实权。之所以后来还能维持五十年，一是靠汉族士绅集团的鼎力支持和拥护，二是最高统治者的权术平衡，二者缺一不可。随着汉族权贵在晚清最后几年不断的被打压，满洲亲贵再度崛起以及最高统治权威慈禧和光绪的去世，清政府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支柱，崩溃只是早晚的事儿了。其实自甲午战战败之后，清政府和慈禧太后利用汉族元老大臣李鸿章的失势已经有目的的开始强化中央集权和满蒙亲贵统治。不过因为庚子之乱，满蒙势力和保守派势力遭到重大挫折，慈禧太后仍然不得不重新依靠汉族集团和改良派。清末新政的十年间，慈禧和载沣一直都在强化中央集权和亲贵统治，不过老太后虽然私心和女人小心眼很重，但手段眼界一流，且有着很强的自信，能够巧妙的维持满汉平衡，从中渔利。可是她调出的载字辈的接班人却多是一群酒囊饭袋，虽然政策延续拉她的，但手段粗疏僵硬而且太过明显，完全不具备当国之才。张之洞临终前，有人曾对他说外面革命党排满风潮愈演愈烈怎么看，张之洞却说我看倒像是满人在排汉啊。张之洞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是同光宣三朝元老，临终慨叹如此，也可见他对局势的失望。清政府晚期加强中央集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无奈自太平军事起之后，各地方权重中央势微已成定局，而且不可能骤然改变，一变必大局败坏而无可挽回。果不其然，载字辈搞出的镇压国会请愿、铁路国有和皇族内阁等一系列的作死行为最后把清政府逼到了死路上，辛亥鼎革之际，各地督抚和汉族士绅再也不像五十年前太平军事起那样慷慨为国了，大多选择了冷眼旁观，最后清政府不得不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