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苏秦和秦惠文王谈崩了?

回答
苏秦与秦惠文王之间,本来是一段充满政治智慧与利益博弈的合作,却最终走向了破裂,其中缘由,远非一句话能概括。这背后,是双方立场、对局势的判断,以及对权力运作理解上的根本分歧。

起初,苏秦怀揣着“合纵”的宏图大志,他认为,只有通过联合六国,才能共同抵御日益强大的秦国,维持天下的均势。他看准了秦惠文王想要一统天下的野心,也洞悉了六国君主们对于秦国崛起的恐惧。他入秦,正是希望以其过人的辩才和对时局的深刻剖析,让秦惠文王看到“合纵”的优势,或者说,至少让秦惠文王为了“分化”六国、避免六国联合而有所顾忌,从而为他推行“合纵”争取空间。

苏秦的策略,是先予后取,他没有直接向秦惠文王提出“合纵”的主张,而是先通过一系列的陈述,描绘出天下大势,以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他极力地向秦惠文王展示,秦国虽然强大,但若六国合力,秦国依然难以独自匹敌。他试图让秦惠文王明白,一味强硬推行兼并,只会激化矛盾,导致六国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最终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苏秦更倾向于让秦国采取一种更灵活、更具战略性的做法,比如通过外交手段,分化六国,或者至少是暂时按下吞并的步伐,以等待更成熟的时机。

然而,秦惠文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天下统一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已经看到了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严密的组织能力,也看到了六国君主们各自为政、内斗不断的弱点。苏秦所描绘的“合纵”威胁,在他看来,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通过更有效的手段来瓦解的。

秦惠文王更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和秦国的绝对优势。他认为,与其去担心六国联合,不如抓住时机,用强大的军力去迫使各国屈服,或者通过利诱、分化等手段,瓦解六国的联盟。苏秦提出的“合纵”战略,虽然有其道理,但对于秦惠文王来说,这似乎是让秦国放缓脚步,甚至是对其统一天下的雄心的一种阻碍。他所期望的,是将苏秦这样的人才收为己用,让他们为秦国效力,而不是听他们劝谏,延缓自己的霸业。

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苏秦的“合纵”思想,本质上是对秦国扩张野心的一种制约。而秦惠文王,他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打破这种制约,实现秦国的绝对主导。当苏秦的建议触及了秦惠文王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方向时,双方的谈话就注定难以达成一致。

换句话说,苏秦希望用一种“天下共治”或“均势”的理念来影响秦惠文王,试图让他看到一个长远的、更为稳固的天下格局。而秦惠文王,他相信的是“我能,所以我必将为之”,他更倾向于用秦国的力量去塑造他想要的天下,而非被动地去维持一种他认为脆弱的均势。

当苏秦看到秦惠文王对他的“合纵”之策并不买账,甚至可能对他所代表的“天下之势”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时,他知道,继续留在秦国,劝谏已无多大意义。他很可能也意识到,秦惠文王对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想将他这位“搅局者”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或者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

因此,苏秦的“谈崩”,并非是简单的语言冲突,而是两种政治哲学、两种国家发展路径的碰撞。苏秦看到了“合纵”的必要性,而秦惠文王看到了“秦强”的可能性。最终,苏秦选择离开,将他的“合纵”大业转向了六国,而秦惠文王也继续他的统一之路。这便是苏秦与秦惠文王之间,注定难以调和的矛盾所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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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渤海小吏 对苏秦游说秦惠文王一事主要取材于《苏秦列传》。

《苏秦列传》的原文为: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从“方诛商鞅”一句来看,“苏秦”游说秦惠文王一事发生在商鞅被杀的不久后。

从渤海小吏原文“秦惠王因为对商鞅的余怒未消,看见外国来的说客就来气”一句中可以看出,基本延续了《苏秦列传》的内容。

但《苏秦列传》存在一个bug,就是秦国在秦惠文王初期并未吞并巴蜀。

为此,渤海小吏的处理是:

其实他很精心的设计了一套战略方案的,他对秦惠王说:秦国现在是个强国,地理优势明显,而且属于事业的上升期,但南面有一大片美丽的土地,巴、蜀二地,是天然的大粮仓,大王岂有意乎?

也就是说把“苏秦”口中的“南有巴蜀”写作是让秦惠文王占领巴蜀。

严格点说,渤海小吏这么写应该是个错误,说老实话通史爱好者碰战国这块乱得一塌糊涂的题材确实很容易出现错误,倒不应该苛责。

这里说个基础常识:

错误就是错误,我们不能因为某处容易犯错就说错误不是错误,也不能因此就要求写的人不能有错误或者会写错的人就不许写东西。

众所周知,专业人员的专业著作一样会出错,像你我一样的普通爱好者写出来的网文当然会出错,普通读者看的时候注意辩证就是——反正我没听说过哪本神书没错误,想要不受错误干扰的唯一办法是多看,而不是什么都不看。

话说回来,我见过个别的中学生在看有人说渤海小吏哪处哪处写错了就会陷入无比的悲愤中,表现上是一种“铁粉”的“忠诚”,不过这种行为看上去“感人”但其实连当事人本人看了都倍感尴尬。

2、

《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的原文是: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杨宽先生认为该文前半部分基本可信。

如果采信此说的话,苏秦说说之“秦惠王”当为秦昭襄王之误——不过也有可能在秦惠文王后期,那么“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当为误记。

在这个版本中,秦王给出的答复是:

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这段政治语言明显受到了儒家的影响——这里打个岔,所谓的“法家秦国”是个段子,儒家在秦孝公至始皇帝的朝中始终有一席之地,某小说也只是把这一点设定为“奴隶主复辟”而非不存在。

然后苏秦的补充是: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从苏秦前后两端的全部言论来看,他的主张实际偏向于兵家,强调直接军事行动的作用,这一点当然与秦惠文王后期至秦昭襄王时期的环境相违背。

所以,苏秦当然不会成功。

之后,苏秦研习《太公阴符》这一间谍学著作,于是从事燕廷的间谍工作,最终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不过,《苏秦以连横说秦王》在后文把“苏秦”之后的事迹杜撰为从事游说列国的纵横活动,或许与历史上的苏秦在从事间谍活动时也时常游说齐、赵之君有关。

3、

至于渤海小吏说的吞并巴蜀的“隆中对”,事迹原型是司马错和张仪的宫廷辩论。

在当时,张仪认为应该攻击二周以达到“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效果,而司马错认为应该攻击巴蜀以达到“灭楚”的效果。

这次宫廷辩论的内容有点像现代西方国家军事参谋给政府的三条建议——第一条正常,第二条就是第一条改了个写法,第三条完全扯淡——于是第一条就被采纳了。

如你所知,这次宫廷辩论的结果就是——张仪为主将、司马错为副将率兵灭蜀,然后张仪由以个人名义为由灭巴。

另外补充一点:

此事实际和“灭楚”并无直接的联系,包括之后的鄢郢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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