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没有正史的《清史》《民国史》?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历史书写中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是“正史”? 以及为什么《清史》和《民国史》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正史”存在差异。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溯一下“正史”的传统,然后看看清朝和民国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们自身的独特性如何影响了“正史”的产生。

什么是“正史”?

在中国古代,所谓“正史”,通常指的是由官方主持编修,以纪传体为基本体例,记录历代帝王、重要政治事件、官员事迹的史书。从《史记》开始,历代王朝都会在灭亡后,由新王朝负责编修前朝的历史。比如,汉朝灭亡后,魏国的陈寿写了《三国志》,但后来北宋的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将《三国志》纳入其中。唐朝灭亡后,后晋的官僚编修了《旧唐书》,之后宋朝又编修了《新唐书》。

“正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1. 官方权威性: 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由专门的史馆、史官负责编修。这赋予了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2. 纪传体体例: 这是最主要的特点。《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包括皇帝的“本纪”、大臣的“列传”、重要事件的“表”、“志”和“书”。这种体例便于系统地了解历史的脉络和人物的命运。
3. 历史连续性: 遵循“前朝修后朝”的原则,确保了中国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4. 政治倾向性: 尽管史官力图客观,但“正史”的编修者毕竟是胜利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当权者辩护、为新王朝合法性服务的色彩。这是一种“春秋笔法”的体现。
5. 资料的汇集与整理: “正史”汇集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奏折、诏令、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并加以整理、考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为什么《清史》和《民国史》的“正史”之路如此坎坷?

说《清史》和《民国史》没有“正史”,其实不完全准确,但它们的“正史”之路确实比之前朝要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没有完成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由“后朝”主导、明确无误的“正史”编修。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清朝本身的特殊性:

“前朝”不灭,“后朝”不立: 传统上,正史是由新王朝为前朝编修的。但是,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以“新王朝”的身份出现,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为清朝这个“前朝”进行官方、权威的“正史”编修。
国民政府对清朝的态度: 虽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继承了“中国”的主体,但其建立的目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清朝和满族统治者抱有复杂的感情。在建国初期,清朝的许多遗老遗少仍然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对旧朝的留恋和对新政权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仓促为清朝编修“正史”,既缺乏安定稳定的政治环境,也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处理这种敏感的历史遗产。
清朝自身史料的庞大与复杂: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统治时间较长、管理制度最为细致的朝代之一。留下的官方档案、奏折、邸报、地方志等史料极其庞杂,且很多涉及皇家内务、满汉关系、民族政策等敏感内容。要系统整理,非一朝一夕之功。

二、民国时期的历史连续性断裂与政治动荡:

革命与战争的年代: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到北洋军阀混战,再到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政权更迭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下,哪一个政权能站出来,以“后朝”的权威来为民国编修“正史”?
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民国时期的主要政权,包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它们的合法性都受到过挑战。而最终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其政治叙事更侧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迭”。
史料的来源与争议: 民国时期的史料,包括官方档案、报刊杂志、私人回忆录、地下文献等等,来源极其广泛,但同时也充斥着各种党派的宣传、个人恩怨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要从中筛选出可靠的史料,并以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去编修,难度非常大。
“现代史”的属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我们越近的历史,其“正史”的编修往往越困难,也越容易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民国史是近现代史,它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编修过程中,很容易掺杂进当代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考量。

三、编修的尝试与困境:

尽管如此,为清朝和民国编修“正史”的尝试从未停止。

《清史》的编修:
民国初年的尝试: 在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下令编修《清史》,但由于政局动荡,并未真正展开。后来,北洋政府也曾组织过清史馆,但同样困难重重,成果有限。
国民政府时期的努力: 在国民政府时期,也曾多次提出编修《清史》的计划,但由于经费、人才、政治环境等原因,一直未能完成。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这一计划彻底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的编修: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清史》的编修工作。1979年,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14年完成了《清史》的定稿和出版。然而,这部《清史》是新中国政府主导编修的,其体例和视角,虽然力求客观,但仍然带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观和评价体系。 它更多的是一部“研究性”或“学术性”的史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由“胜利者”为“失败者”编修的、带有特定政治功能的“正史”。其史观、体例、侧重点,与过去王朝“正史”的逻辑有所不同。

《民国史》的编修:
“后朝”的缺失: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意义上的“后朝”来为民国时期编修“正史”。
研究与著作众多,但非“正史”: 几十年来,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著作非常多,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进行了探讨。我们看到了许多关于民国史的权威性著作,比如《中华民国史》、《民国史论》等等,但它们往往是由学者个人或研究机构完成的,不具备官方“正史”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两岸的视角差异: 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对民国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例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也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立场,两岸对民国史的某些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存在差异。

总结来说:

《清史》和《民国史》之所以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由“后朝”官方主持、以纪传体为主要体例、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正史”,主要是因为:

1. 清朝末年及之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转型,不再是简单的王朝更迭。 封建王朝的终结,使得“前朝修后朝”的传统无法延续。
2. 现代国家的主权合法性和历史解释权,不再由单一的“胜利者”垄断。 政治动荡、意识形态斗争,使得对近现代史的统一、权威叙事的形成变得异常困难。
3. “正史”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更看重史料的真实性、研究的客观性,而非简单的官方定论。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史》,虽然由官方组织编修完成,但它更像是一部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学术性历史巨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史”。而《民国史》,则是一个开放性的、仍在不断书写和争论中的历史范畴,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尚未出现一部能够被广泛认可为“正史”的官方权威著作。

这并不是说它们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的研究和编纂,是理解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关键。只是它们与我们熟悉的“正史”在形式、功能和产生逻辑上,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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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不是小事,清朝修《明史》用了三代皇帝,百年时间,所以《明史》成书质量非常高,官修《清史》同样不能很快见到,民国史还不知道,估计因为两岸关系,近期内成书的概率不大,对于各个历史事件的认知,还需要时间沉淀,但是我《清史》的大致史观差不多已经形成,我国其实正在修《清史》,人民大学清史所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有幸听过清史所的老教授的几堂课,所以对这事儿略有耳闻。
1. 项目立项是在2001年左右,当时决策者主要是四个常委,最高江,调拨经费的朱,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和继续在任的胡。领导层问清史所所长,要几年修好,所长说15年,四位领导说,修好了我们都不在位了,要缩短,最后定12年,当年国务院调拨2亿专项经费投入新修《清史》。
2. 对于各种疑案进行了很详细的考证,教授提到,中途汇报进度,讨论到清初疑案“太后下嫁”,所长说根据当下证据,孝庄太后没有下嫁,江指出,太后嫁了绝对嫁了,他从小知道的就是嫁了,所长指出,这可能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扬州进行的屠杀,所导致的扬州人民仇恨所致。
3. 项目投入经费陆续增加,现在已经追加到12亿+,全国调配巨大资源进行配合,台湾地区也通力合作,比如康熙起居注,我们这边只有前52年的,后面的写不了,台湾方面提供了53年到61年的起居注。总成稿字数大概在3000万字左右,平均每个字投入36元。
4. 全书经过仔细考虑,决定使用简练白话文,同时配有大量珍贵插图,会推出多媒体版本。大概在2015年后会付梓。

-------19年补充-------

5. 答主13年毕业,12年听的课,后续进度无法了解了,当时老教授说三年付梓,我就写了15年。中间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耽搁了,只要没人催稿,这种史书耽误几年很正常,毕竟大部分读者不是我们这代人,而是后面千秋万代的读书人,现在这种好条件,校对几十上百遍都不过分,烦请耐心等待。

6. 当时所长是戴逸先生,先生1926年生人,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呼编写清史,我纯臆测,我想先生应该也会很希望在百岁之前看到他毕生心血付梓。中央四台有个节目,国家记忆,讲戴逸先生做的这些工作,里面记载和我从老教授那里听到的基本一致,但更细致。

7. 戴逸先生著作等身,等不及清史的同学可以读一读他的著作,里面的文字字斟句酌,考证详细,又不显枯燥,颇有海外汉学家的气质,又比其多了对中国历史的通透理解。

8. 有部分已经出版成《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读本》,可以提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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