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诸葛瑾军事能力那么差，孙权还多次派他伐魏？

以上答案皆非，

的答案只是评论诸葛瑾的个人素质，并未能解决为何孙权在明知诸葛瑾军事能力极差的情况下，仍屡次命其统兵出征的问题，且言辞之间，诸葛瑾俨然成了无所是非的好好先生，对其评价不免太过轻佻。武大杨德炳先生有一篇论文《诸葛瑾简论》，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转录于此：

诸葛瑾，琅邪阳都人，诸葛亮的胞兄，《三国志》卷五二有传。他在当时以德行著称，却官至大将军；与诸葛亮兄弟各事一主身份尴尬，却又在吴蜀交往中起到独特作用。他与孙权君臣关系密切却一贯小心谨慎，得以保全名行。本文即拟在这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名望与才干

黄龙元年(229年)后太子孙登留驻武昌，“爱人好善”，但“远近士人先后之宜，犹或缅焉，未之能详”，所以向步骘请教。步骘“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秉、潘溶、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斡十一人，甄别行状”。所谓“甄别行状”，即对这十一人的德行才能具体评述，可能还互相比较。据《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和《步骘传》，步骘与诸葛瑾一直交好，彼此非常了解。所以，步骘对诸葛瑾的评价分析，应当可信。可惜具体内容史书失载。

陆机著《辨亡论》上篇，反思吴国人才，标目则要细致得多。

前五类是：

师傅：张昭；

腹心(股肱)：周瑜、陆逊、鲁肃、吕蒙；

武将：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宣其力；

风雅：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

政事：顾雍、潘溶、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

陆机开列的“孙吴人物志”，虽未尽允当①，大致可以反映几类人才的作用。其中，诸葛瑾虽然排名第四等，在擅长政事的顾雍等人之前，不过是“以声名光国”，既非腹心和股肱，也非良将，又不在“器任干职”的政事之列。由此语境，不难看出陆机认为相比其他大臣，诸葛瑾等人无论军事还是政治，都无实在建树。陆机条列诸人，重在总结历史功绩，并非分析才干特长，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国志》卷五二传末，《吴书》作者之一的周昭著书详论顾劭、诸葛瑾、步骘、严唆、张承等五人，说古今士大夫倾家害国，常由四端：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务欲速则失德，无此四患者当世亦有，均不如诸葛瑾等五人突出。接下来还有更细致的分析：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使君体之矣。……若乃经国家，当军旅，于驰骛之际，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为过人。至其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邈然绝俗，实有所师。故粗论其事，以示后之君子。“

周昭此论，回顾五人各自的经历和行事，态度客观。字里行间极力称美其德行，所以不致借机贬抑。按诸葛瑾官至大将军，步骘位至骠骑将军、丞相，其余三人则位望较低。周昭概括说这五人都“未为过人”，显然针对的不是官位名望，而是指实际才能和对吴贡献，这才能包括治国之能、用兵之能和所作贡献。论及诸葛瑾对吴贡献，周昭与陆机的结论相似，不过多了对其才能的评断。只是“未为过人”说得比较含糊，其标准并不明确。

陈寿认同周昭的评论，所以详录这篇议论。周昭所说“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陈寿明确概括为“德度规检”，德度是指德行修养，规检是指规矩节制，也就是谨慎处世。周昭、陈寿均认为诸葛瑾是以这两点“见器当世”。

先说他的谨慎处世，《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

“生子不举”，未免太不尽情理。这一点深受后人诟病。或许《吴书》有夸张之嫌，但强调“笃慎”，正如周昭和陈寿之论。

周昭提到四个反面的衡量标准，争名势和务欲速好理解，即争名夺利，急功好利。急论议或指不分场合言语激烈，喜欢评论是非发表见解。重朋党当指交结同僚形成集团。如果理解不误，诸葛瑾四者皆无，正可看作是“笃慎”的具体表现。争名势和务欲速无须多说，我们来看其余两条。《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

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

可见诸葛瑾有所论说，从来都是委婉进谏，这方面与顾雍风格非常相似。

我们知道，赤壁之战前孙吴的政治中心基本上在吴郡吴县，正是大族聚居地，据《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建安中诸葛瑾曾与步骘、严唆“俱游吴中，并著声名，为当时英俊。”况且诸葛瑾赤乌四年(241年)去世，共事的江东人士一定不少。从现有的史料看，少见诸葛瑾与江东士人包括吴郡大族有密切交往。可见，诸葛瑾对此十分小心，不想染上朋党之嫌，以免孙权生疑。

至于诸葛瑾的“德度”，也就是《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所称的“弘雅”，也有事实证明。据《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诸葛瑾多次为人求情开解，如作书“泛论物理”，巧妙化解孙权对开国元老朱治的怨恨；动之以情，使盛怒之下的孙权开释流寓人士殷模；对于孙权恼怒非常流放岭南的开国功臣和会稽大族虞翻，“惟瑾屡为之说”，一个”惟”字，一个“屡”字，足见诸葛瑾的胸怀和勇气；周瑜之子周胤因罪被废徙庐陵‘，赤乌二年(239年)诸葛瑾也与步骘为之上疏，请求念及周瑜的功劳，“乞匀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后朱然、全琮也为之上表，孙权许之，后来周胤病逝未果。

鉴于孙权“杀生赏罚，不任下人”，诸葛瑾为他人“解释”，即便偶一为之，也属不易，更何况是多次为之(或许还不止这四例)。当事人身份各异，既有功臣元老，也有下层官员，既有现任官员，也有获罪之人，并无畛域之见和利害之虑，所以更属难得。孙权本人也称诸葛瑾有“颜氏之德，使人加亲”；虞翻虽然未能获救，但他对诸葛瑾感激非常，比之为“祈老”，称扬“诸葛敦伦，则天活物’’。

但是，诸葛瑾是否仅止于“德度规检”呢?《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注引《吴书》称“(诸葛)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是说诸葛瑾才略不如诸葛亮，但并未断定诸葛瑾全无才略。周昭说诸葛瑾“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可见诸葛瑾既有修养又有见识，绝非无所是非的好好先生。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去世，避难江东的诸葛瑾幸遇孙权姊婿弘咨，后者“见而异之”，向孙权推荐，于是诸葛瑾“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卷五二<诸葛瑾恸，后为孙权长史。长史一职统理众务，职务繁忙，说明诸葛瑾在政治上是有管理才能的。

本传还记载他“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黄武五年(226年)冬陆逊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赤乌四年(241年)孙登临终上疏，评论当朝大臣，也说“诸葛瑾……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可见诸葛瑾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方面也有自己通达的见解。

据此推测，即便不如诸葛亮那样出色，诸葛瑾可能也长于理政治国。只是他从长史转为中司马，后一直担任军职，即便后来孙吴开国，规模大定，他也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并无机会施展。他起的作用主要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但在军事方面又乏善可陈，周昭评价诸葛瑾等五人“未为过人”，就诸葛瑾而言，恐怕也主要指这方面。所以，他在当世人心目中只以“德度规检”见称。陆机只许他以“风雅”，亦不无道理。

二、名不副实的大将军

诸葛瑾什么时候从长史转为主管军事的中司马，《三国志》不详。《资治通鉴》卷六七，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月条载“及备已得益州，权令中司马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则建安二十年时诸葛瑾仍在中司马任上。中司马，胡三省认为“当然时权署置诸将有别部司马；则中司马者，盖中军司马也。瑾自长史转中司马，位任盖不轻矣。”其职责当是辅助孙权处理军政。

据本传，诸葛瑾参与袭取荆州之役，后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大概自此始他不再担任中司马，开始亲统兵马专任方面。黄龙元年(229年)升任大将军，职位仅在上大将军陆逊之下。

那么，诸葛瑾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如何呢?是否亦仅次于陆逊而在当时诸将之上呢?事实并非如此。不管诸葛瑾任中司马任时是否有参谋之才，至少他在实战方面表现不佳。

除偷袭荆州一役外，关系孙吴立国的几次重大战役如江夏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石亭之战，诸葛瑾均未参与。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从讨关羽，封宣城侯”，史籍一笔带过，未见具体表现。

黄武元年(222年)九月，魏军三路南进，其中曹真、夏侯尚、张邰、徐晃围攻南郡朱然，黄武二年(223年)，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三月方才退兵。魏军南下时孙权派左将军诸葛瑾、潘璋、杨粲前往救援解围②。围久不解，“时然城中兵肿病，堪战者才五千人”，朱然仍然沉着应战，还及时发现江陵令姚泰叛变，果断处治。诸葛瑾所率援兵情形，散见于相关各传。《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注引《吴录》：

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又《三国志》卷五五《潘璋传》：

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璋日：“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适毕，伺水长当下，尚便引退。

按：此次其他两路魏军，分别由吕范和朱桓应敌。相比起来，诸葛瑾不比吕、朱二人直面魏军强攻，他只是援兵，如果打得好，还可以和朱然互相呼应。即便如此，他因为“无应卒倚伏之术”，面对魏军“日渡不绝”而“计无所出”，倒是潘璋表现得沉稳多谋，行动果断。假使魏军不退，潘璋的计划总会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比起诸葛瑾的计无所出要强得多。

因为主帅诸葛瑾的原因，此役“兵久不解”，孙权“有以望之”。所谓“全师保境”，实在有些侥幸。潘璋在黄龙元年(229年)得以进位右将军，江陵解围时的上佳表现该是重要原因，因为在这段时期他并无其他军功。

黄武五年(226年)五月，即魏黄初七年魏文帝曹丕去世，明帝曹教即位。八月，孙权攻江夏郡，诸葛瑾、张霸等进攻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先败孙权，后败诸葛瑾，并斩张霸。

嘉禾三年(234年)五月，吴兵三路北进。陆逊、诸葛瑾等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阴，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未至寿春，孙权退还，孙韶也退军。《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

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抄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日：“伯言多智略，其3_3有心。”自来见逊，逊日：“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戚，得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

吴军两路退军，陆逊、诸葛瑾情势危急：势孤，水干，加上军情泄露。陆逊表现得极其冷静，军队镇静如常，借以迷惑敌人。诸葛瑾致信后他并未回音，可能是怕韩扁事件重演，所以才向诸葛瑾面授机宜。先是虚张声势，吸引敌军还城自保，然后伺机撤退。而诸葛瑾则慌乱无谋，完全依赖陆逊。

赤乌四年(241年)，即魏正始二年吴军再次多路进攻。四月，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步骘取祖中。这两路其实是互相配合。六月，军还。闰月，诸葛瑾去世。没有记载具体过程。据《三国志》卷四《齐王纪》注引干宝《晋纪》，朱然围攻樊城，打的是攻坚战，带有掩护诸葛瑾行动的意味。这让司马懿深感不安，所以要亲自带兵前来。此次诸葛瑾等在桓中并无收获，后随朱然一起退军。

以上是对外战役。对内平定山越，也没有诸葛瑾的参与。综上所述，诸葛瑾多次参与实战，实无建树。既看不出如何果敢英勇，也不见如何运筹帷幄。不用说与四任军事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相比，翻检《三国志》卷五五、卷五六所列诸将，无论是追随孙坚、孙策的旧将程普、黄盖等人，还是新为孙权任用的甘宁、朱然、朱桓等人，都在战争中可圈可点，不少还很有谋略，诸葛瑾似乎都比不上。

那么，孙权对诸葛瑾的军事才能是否了解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孙权虽然器重并信任诸葛瑾，但并没有用他为上游统帅，也没有在重大战役中用为都督。以孙权识人之明，说明诸葛瑾绝非帅才。

其次，黄武元年(222年)之前他并无突出战绩，黄武元年的表现又令孙权失望，黄武五年(226年)攻襄阳失败，自此，诸葛瑾没有单独承担攻坚任务，常与名将如陆逊、朱然一起行动。这说明，孙权看出他没有独当方面的能力，并不指望他能取得突破，反而苦心安排指挥人选以免再现败局。所以，笔者以为，孙权对诸葛瑾的军事才能是清楚的。

从建安末年起，诸葛瑾尽管战绩不佳，军职和爵位却不断上升，远远超出那些功勋卓著的名将。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

黄武元年(222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

黄龙元年(229年)，拜大将军、领豫州牧。军职仅次于上大将军陆逊，而且与陆逊分任左右都护。在都护一职上两人还是对等的。

自此至赤乌四年(241年)年六十八去世。用兵无法，却长期亲临战阵；军功不显，职位却不断超擢。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相似的例子。

吕范是汝南细阳(治今安徽阜阳县西北)人，《三国志》卷五六有传。细检本传，军功也并不突出。孙策时期吕范虽转战江东，多是与孙策等人一起行动，只有攻下邳太守陈璃于海西，确系首功。与诸葛瑾相似，孙权统事后他也很少参与重大战役(赤壁之战外)，而是常任留守，很少驰骋疆场。

上文所说黄武元年(222年)秋九月，曹魏三路进攻，其中一路由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吕范督五军应敌，统领部队当不在少数。结果如何呢?同年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此役，吴军将领或救援落水士兵，或稳住阵脚转入相持，或在局部组织出击，均有不错表现。惟独不见作为统帅的吕范有何部署或布置，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指挥才能和应变能力。

也就是说，建安五年以前吕范虽有军功，并不突出；建安五年孙权统事后几乎没有军功②。但是，建安五年后吕范的职位同样上升很快。荆州之役和夷陵之役虽然都没有参与，定都武昌后却升为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杨太守。黄武元年都督五军抵御曹休，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侯。此役“死者数千”，还军后他却拜为扬州牧。黄武七年(228年)陆逊等人在石亭大破魏军，此役后孙权才决定称帝。吕范并未参与，却迁大司马。不过印绶未下因病去世。

吕范资历极深，是孙吴开国元勋。早在避乱寿春时就追随孙策，极其忠诚。《三国志》卷五六本传记载，取江东之前“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以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后自愿领都督，为孙策“委以众事”，整肃纲纪，“由是军中肃睦，威禁大行”，可说是孙策的心腹重臣。孙权统事后“以范忠诚，厚见信任”。职位不断升迁，即使生活奢靡，“僭拟王者”，因为“勤事奉法”，孙权也～晚其忠，不怪其侈”，还亲自为他辩解，以塞众口‘。本传记载：

黄武七年，范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痰卒。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及还都建业，权过范墓呼日：“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这个细节非常生动，足见孙权对吕范的信任和依赖，绝非他人可比。

综合吕范的军功、职位和孙权对他的信任这几个方面，笔者臆测，孙权用他为大司马，绝不是按功录用，而是倚为心腹，统御诸将。

比较诸葛瑾、吕范，确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军事才能都算不上突出；名位却超过同时的诸多名将——诸葛瑾做到大将军，吕范做到大司马。又较少参与关键战役，即便参与但并非独当一面的指挥者；最后一点是二人都受到孙权信任(诸葛瑾与孙权的关系见下文)，当然以以吕范最受优宠。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笔者以为，孙吴一代武将重而文臣轻。政事方面即便设置丞相，孙权也是万机独断，不假旁人。而鉴于长江防线之重，不能不知人善任，委以方面之寄。如此一来又深恐军权旁落，将骄难制。所以一方面在重大战役中慎重择将，人尽其才，一方面在平时又用亲信将领分布前线，参差错落，互相牵制，分其军权，最终达到御将和集权的目的。后一方面在长江防线稳固以后，更是如此。

三、孙权外交战略的一枚棋子

建安十三年(208年)鲁肃在当阳长坂与刘备相会，主张孙刘联盟破曹，并对诸葛亮说自己是诸葛瑾的好友。从此开始，诸葛瑾的特殊身份在孙刘交往中凸显出来，并发挥微妙作用。

据《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赤壁之战前刘备派遣诸葛亮出使东吴，孙权让诸葛瑾留下诸葛亮，共保江东，诸葛瑾对答说其弟诸葛亮绝无二心，正如自己不会改事刘备一样。以此显示自己与兄弟在大原则上已经分道扬镳，绝不会因私害公。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在公开正式的外交场合，诸葛瑾不得不公事公办以避嫌疑。

论公，有孙刘联盟的需要和背景；论私，有兄弟情谊与家族利益为纽带，诸葛瑾兄弟二人因此常有书信联系。

虽然孙刘联盟几经考验和调整，决定性的因素是双方的根本利益。诸葛瑾兄弟跨越国界的兄弟情谊和家族利益，及其对国家交往的影响，当然不能过高估计。但是，只要诸葛瑾兄弟二人在世，人际的因素总免不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孙权也正是看到了这种关系，于是尽量利用来为江东服务。

赤壁之战前后，孙刘联盟非常密切，此时诸葛瑾兄弟二人的关系正好成为强化联盟的有利因素，兄弟情谊和国家利益刚好是互相促进的，这自然是皆大欢喜。

赤壁战后不久，孙刘联盟出现裂痕，此后分分合合。孙权巧妙利用诸葛瑾来办理交涉。这既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不致关系紧张，联盟破裂；又可以使刘备顾及诸葛亮兄弟作出一些让步。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至少也能置刘备和诸葛亮于尴尬境地，将联盟破裂归罪于刘备，反正对江东来说算不上损失。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诸葛瑾来回奔走，所领使命往往非常矛盾。

《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记载，建安二十年(215年)，“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所谓“借荆州”之非，学人多有辩别，无庸赘言。那么讨还荆州当然是孙吴一方的强辞夺理，这项使命实在难堪。刘备不许，孙权强夺南三郡，后因曹操入汉中，刘备主动求和，于是“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这才有了中分荆州，暂归于好。一硬一软，都少不了诸葛瑾的特殊作用。

刘备伐吴，孙权请和，诸葛瑾致书刘备，无疑出于孙权授意。《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

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裴松之认为诸葛瑾这封信为“奢阔之书”。因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剪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除了说刘备为关羽报仇不能成立外，裴松之所论有理。陈寿收录这封书信，正见诸葛瑾的无奈和孙权的诡辞，倒不是什么“辞章之费”。

吴蜀联盟恢复后，诸葛亮主政，诸葛瑾兄弟关系又成为两国交往的润滑剂。如孙权曾请蜀使还告丞相诸葛亮，送来好马与诸葛恪，致信陆逊，请求代为陈述，不要让诸葛恪担任节度，孙权遂让诸葛恪领兵‘。兄弟二人通信不断，除了家事之外，也多涉两国共同利益。如诸葛亮北伐时经常致信诸葛瑾，也就是向孙吴通报情况。《水经注》卷二七《沔水上》，卷一七《渭水上》就录有三封这样的信件。

显然，由于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重要地位，孙权也就看出诸葛瑾的特殊利用价值。于是就把诸葛瑾作为一枚随时协调孙刘联盟的棋子。只要有诸葛亮在，诸葛瑾的特殊身份就有一定的用处。

正因为诸葛瑾的特殊身份，所以特殊时期难免受人疑忌。如刘备大军压境他致信为江东辩护，江东却有人怀疑他“别遣亲人与备相闻”。幸好孙权深信不疑，还亲自为他解释，以平息此事。

四、君臣之间：信任与欣赏

综合种种记载来看，孙权与诸葛瑾之间的君臣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温峤尝谓鲲子尚日：“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

看来，诸葛瑾也曾评价孙权“神鉴沈深”，可见非常推崇和欣赏孙权，这也可能是诸葛瑾忠心不二的原因之一。而孙权则对诸葛瑾比较信任，这种信任的基础不外乎诸葛瑾的德行、胸怀和小心谨慎。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上文所述诸葛瑾被诬陷通敌，孙权为他解释时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据此，诸葛瑾似乎曾向他发过誓言，可能还是一种比较正式的政治宣誓。这或许是诸葛瑾蒙受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陆机《辨亡论》下篇提及孙权“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详情已不可知。按但君主的私人生活和情感领域，向来不喜欢臣属置议；臣属亦不愿因此触犯君主的尊严和脸面。诸葛瑾敢于进谏，也可见君臣关系的亲密。

诸葛瑾不仅与孙权私人关系甚好，而且与孙氏宗室也有交往。比如孙权堂兄弟孙皎，“善于交结，与诸葛瑾至厚”。后来他任都护，与所部甘宁发生争执，孙权致书训诫，信中说“今故烦诸葛子瑜重宣吾意。”孙权侄孙松曾结交诸葛亮，并赠送礼物，去世时诸葛亮特别致信诸葛瑾表示悼念，看来二人交往，也必经过诸葛瑾介绍。

能够结交宗室而不引起孙权的疑忌，还能受命协调孙权与其宗室的关系，这也是诸葛瑾与孙权关系密切的例证。

魏明帝即位前后，陆逊上表认为魏明帝实行德政，比起曹操更难对付。孙权致信诸葛瑾长篇辩驳，认为大谬不然，最后说“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能与之私下讨论另一位重臣的是非对错，这本身也是对诸葛瑾极大的信任。

本文开篇即谈到，诸葛瑾一向“笃慎”、“规检”，虽蒙信任，依然行事谨慎，这就是诸葛瑾能“升降当世，保全名行”的原因所在。可能正因为深受孙权信任，加之自身的“德度规检”，诸葛瑾才得以屡次为他人解释求情，得以官至大将军，孙权才会向他“大事咨访”。

诸葛瑾可能在治国理政上有其长处，但少有发挥余地，一生虽戎马倥偬，位至大将军，却并无建树，这似乎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角色错位，却隐约可以看出孙权的御将之术。至于诸葛瑾本人，最终不过“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以风雅声名光国，而于事功无补。其特殊身份为善用机会的孙权看中，为孙权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充当一枚棋子，处境不无尴尬，这又是一重不得已。这二者都可见孙权用人的老谋深算。所幸深蒙孙权信任，诸葛瑾又小心谨慎，所以一生无虞。但是诸葛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最终殃及全家；诸葛融又不学无术，无所作为，说明诸葛瑾自己虽然很有修养，小心谨慎，在家教方面却是失败的，这方面远不如兄弟诸葛亮。

白衣渡江后，南郡太守是吕蒙，吕蒙病死后，代理南郡太守的是诸葛瑾（《吴书》中也仅仅提到了吕蒙死后的两个南郡太守，诸葛瑾、张玄）。就算诸葛瑾背景再强，也实在很难想象，孙权会把处心积虑费尽周章才拿下来的南郡交给一个军事草包去管理（江陵城由朱然率部镇守），应该还是有些真才实学的。

以前我也认为诸葛瑾战功不大，后来仔细看了江陵之战的全过程，此战诸葛瑾其实是打赢了，而且含金量不低（因为魏军派出的几乎是全明星阵容，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吴军将领有诸葛瑾、潘璋、朱然、杨粲、孙盛等）。这一战过程也很有意思，魏军前期形势大好，几乎攻克江陵，战局逆转的过程记载在《董昭传》和《吴录》里，不是很容易发现。

战役初期，夏侯尚用油船火攻诸葛瑾水军得手，一度控制了江面。这段时间，诸葛瑾可以说就是一个稳字当头（似乎诸葛氏天性如此），起初没有大的作为，任由魏军猛攻江陵（朱然死守）而没有积极救援。但从事后看，他也有可能是不想跟魏军（毕竟出动了这么多名将、精兵）硬拼，在等待战机。

结果魏军还真就自己出错了，屯兵江中渚，并搭建浮桥与北岸连通，结果犯了孤军深入的大忌。然后诸葛瑾、潘璋趁机开始反攻，猛烈攻打浮桥，浮桥上的魏军因为是一字长蛇阵，非常被动，而一旦浮桥被毁，江中渚的魏军就可能全军覆没（按资治通鉴“曹真使张郃击破吴兵，遂夺据江陵中洲”，似乎江中除了夏侯尚部之外，甚至还有张郃的部队，所以《董昭传》称之为”渚中精锐“），最终魏军在董昭的建议下全线撤退。

这段过程《董昭传》与《吴录》记载基本一致，可见《吴录》说法基本上是可靠的（不知为何，陈寿却没写在诸葛瑾本传中），据《董昭传》说浮桥之战魏军损失还不小，将军石建、高迁仅以身免（魏军的将军带兵应该不少），加上攻江陵的部队大疫，“士卒多死”，诸葛瑾此战的战果，魏国承认的可能比吴国记载的还大，可能是因为战争迷雾吧（诸葛瑾并没有斩获哪个魏军将领，所以说未获大功）。

三国志游戏里诸葛瑾能力一直很高，估计出自演义里江陵之战“被陆逊伏兵于内，诸葛瑾伏兵于外，魏军大败”。其实守城的是朱然，因为已经在夷陵给老罗写死了，只能改成陆逊，给江陵解围的倒是确实就是诸葛瑾。大败之说，根据贾诩传董昭传来看也没有太过夸张。由此看来，之后诸葛瑾一路升迁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江东十二虎臣等人之后相继去世，孙权后期能用的将才本来就不多。而后面伐魏败给司马懿，司马懿何等样人，又有防守优势，输给他也不能算很丢人。

江陵之战我的另外一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