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被译为拉丁语（或者其他古典语言）的中国古代（比较经典的）著作呢？
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语或其他古典语言，是一项在不同文明间架起桥梁的宏伟工程，虽然不像西方古典文献跨越语言的障碍那样常见，但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却尤为珍贵。值得欣慰的是，确实有一些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或因传教士的引入，或因学术研究的需要，被译成了拉丁文，甚至其他西方古典语言。
1. 《论语》：孔子思想的西方启蒙
提到中国古代经典，《论语》无疑是绕不开的篇章。这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在西方，对《论语》的早期接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7世纪的耶稣会士。
早期翻译与影响： 最早将《论语》完整翻译成拉丁文的是葡萄牙传教士马提欧·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在中国传教期间，深刻理解了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有效途径。利玛窦虽然没有完成《论语》的完整拉丁文译本，但他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将其中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著作中，例如著名的《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这部著作便是用中文写成，并在其中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的思想，试图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思想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间接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思想体系。
更完整的译本： 后来，恩干礼（Philippe Couplet），另一位耶稣会士，在17世纪末（1687年）出版了《孔子教诲》（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本书包含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部分内容，并以拉丁文呈现。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为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它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得以确立。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并非直译，它更像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诠释性翻译”，包含了译者的理解和判断。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第一次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呈现在西方学界面前，打开了西方理解中国文明的一扇窗。
2. 《道德经》：道家智慧的西方回响
《道德经》，老子所著，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简约的语言，在东西方都拥有无数的追随者。
翻译的挑战与尝试： 《道德经》的语言风格和哲学内涵都非常独特，对其进行跨文化、跨语言的翻译，尤其是翻译成拉丁语这样强调逻辑和结构的语言，是极具挑战性的。
18世纪的译本： 18世纪，随着欧洲对中国研究的深入，尼古拉·施密特（Nicolas Remi Schmidt）等传教士和汉学家尝试将《道德经》翻译成拉丁文。例如，1788年，乔治·乔治（George Staunton）在其著作中收录了由让·约瑟夫·玛礼安（Jean Joseph Marie Amiot）翻译的部分《道德经》的拉丁文译本。玛礼安的翻译，虽然也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为西方读者提供了直接接触《道德经》思想的可能。
这些早期的译本，虽然在语言的准确性和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将道家这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引入了西方学界的视野。
3. 《易经》：宇宙哲学的西方审视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占卜和哲学典籍，其结构复杂，象征意义丰富，翻译成其他语言，尤其是拉丁文，难度可想而知。
传教士的译介： 像《论语》一样，耶稣会士在《易经》的西方传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认为《易经》可能蕴含着某种古老的“自然神学”思想，甚至试图从中找到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的元素。
早期译本的片段： 尽管没有像《论语》那样早而完整的拉丁文全译本，但弗朗西斯·维尔比斯特（Ferdinand Verbiest）等传教士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介绍和引用了《易经》中的一些卦象、爻辞和解读。这些片段的拉丁文译介，虽然零散，却也是西方最早接触《易经》思想的渠道之一。
《易经》的翻译，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国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它促使西方学者思考古老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哲学体系。
4. 其他可能的译介
除了上述几部核心经典，《庄子》等道家著作，以及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书等，也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片段或“意译”的形式，被传教士或汉学家翻译成拉丁文，或者通过其他欧洲古典语言（如希腊语）间接传播。
史书与地理志： 例如，《寰宇记》这类介绍中国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著作，也曾被译介到西方，以拉丁文或其他欧洲语言呈现。这些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疆域、文化和社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歌与文学： 虽然完整的诗歌集翻译成拉丁文的情况较少，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经典篇章，有时会被传教士以“意译”或“传意”的方式，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为例证或文化展示的一部分。
总结与意义
将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不仅仅是一项语言的转换工作，它更代表着两种古老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次深度对话。
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些翻译，尤其是17、18世纪由耶稣会士完成的译作，成为了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它们在启蒙时代激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引发了对东方智慧的广泛讨论，甚至对西方哲学、政治思想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例如“中国哲学”的概念、对“自然法”的思考等。
认识的演进： 随着历史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经典文本的翻译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早期的拉丁文译本，虽然在今天看来可能存在一些翻译上的不足，但它们无疑是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首批重要文献，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挑战与局限： 需要认识到，将一种语言的哲学、文化精髓完美地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拉丁语的语法结构、思维方式与汉语存在显著差异，加之翻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局限，使得这些早期译本往往带有“异化”的色彩，或对原文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塑”。
总而言之，那些被译为拉丁语的中国古代经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探索，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那些穿越时空的智慧之光。
1. 《论语》：孔子思想的西方启蒙
提到中国古代经典，《论语》无疑是绕不开的篇章。这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在西方，对《论语》的早期接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7世纪的耶稣会士。
早期翻译与影响： 最早将《论语》完整翻译成拉丁文的是葡萄牙传教士马提欧·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在中国传教期间，深刻理解了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有效途径。利玛窦虽然没有完成《论语》的完整拉丁文译本，但他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将其中的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著作中，例如著名的《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这部著作便是用中文写成，并在其中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的思想，试图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思想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间接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思想体系。
更完整的译本： 后来，恩干礼（Philippe Couplet），另一位耶稣会士，在17世纪末（1687年）出版了《孔子教诲》（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本书包含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部分内容，并以拉丁文呈现。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为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它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得以确立。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并非直译，它更像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诠释性翻译”，包含了译者的理解和判断。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第一次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呈现在西方学界面前，打开了西方理解中国文明的一扇窗。
2. 《道德经》：道家智慧的西方回响
《道德经》，老子所著，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简约的语言，在东西方都拥有无数的追随者。
翻译的挑战与尝试： 《道德经》的语言风格和哲学内涵都非常独特，对其进行跨文化、跨语言的翻译，尤其是翻译成拉丁语这样强调逻辑和结构的语言，是极具挑战性的。
18世纪的译本： 18世纪，随着欧洲对中国研究的深入，尼古拉·施密特（Nicolas Remi Schmidt）等传教士和汉学家尝试将《道德经》翻译成拉丁文。例如，1788年，乔治·乔治（George Staunton）在其著作中收录了由让·约瑟夫·玛礼安（Jean Joseph Marie Amiot）翻译的部分《道德经》的拉丁文译本。玛礼安的翻译，虽然也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为西方读者提供了直接接触《道德经》思想的可能。
这些早期的译本，虽然在语言的准确性和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将道家这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引入了西方学界的视野。
3. 《易经》：宇宙哲学的西方审视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占卜和哲学典籍，其结构复杂，象征意义丰富，翻译成其他语言，尤其是拉丁文，难度可想而知。
传教士的译介： 像《论语》一样，耶稣会士在《易经》的西方传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认为《易经》可能蕴含着某种古老的“自然神学”思想，甚至试图从中找到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的元素。
早期译本的片段： 尽管没有像《论语》那样早而完整的拉丁文全译本，但弗朗西斯·维尔比斯特（Ferdinand Verbiest）等传教士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介绍和引用了《易经》中的一些卦象、爻辞和解读。这些片段的拉丁文译介，虽然零散，却也是西方最早接触《易经》思想的渠道之一。
《易经》的翻译，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国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它促使西方学者思考古老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哲学体系。
4. 其他可能的译介
除了上述几部核心经典，《庄子》等道家著作，以及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书等，也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片段或“意译”的形式，被传教士或汉学家翻译成拉丁文，或者通过其他欧洲古典语言（如希腊语）间接传播。
史书与地理志： 例如，《寰宇记》这类介绍中国地理和风土人情的著作，也曾被译介到西方，以拉丁文或其他欧洲语言呈现。这些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疆域、文化和社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歌与文学： 虽然完整的诗歌集翻译成拉丁文的情况较少，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经典篇章，有时会被传教士以“意译”或“传意”的方式，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为例证或文化展示的一部分。
总结与意义
将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拉丁语，不仅仅是一项语言的转换工作，它更代表着两种古老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次深度对话。
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些翻译，尤其是17、18世纪由耶稣会士完成的译作，成为了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它们在启蒙时代激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引发了对东方智慧的广泛讨论，甚至对西方哲学、政治思想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例如“中国哲学”的概念、对“自然法”的思考等。
认识的演进： 随着历史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经典文本的翻译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早期的拉丁文译本，虽然在今天看来可能存在一些翻译上的不足，但它们无疑是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首批重要文献，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挑战与局限： 需要认识到，将一种语言的哲学、文化精髓完美地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拉丁语的语法结构、思维方式与汉语存在显著差异，加之翻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和认知局限，使得这些早期译本往往带有“异化”的色彩，或对原文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塑”。
总而言之，那些被译为拉丁语的中国古代经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探索，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那些穿越时空的智慧之光。
网友意见
我知道几个，但不确定是不是最早的
1580s 一个叫做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曾将《四书》的拉丁文手抄本Liber Sinensium寄回罗马（现今收藏于罗马的Biblioteca Nazionale V.Emanuele II），其中包括《大学》（humana institutio），《中庸》（semper in medio），和《论语》（de consideratione），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汇编（diversorum autorum sententiae），和《孟子》（Mentius）的第一部分。1593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在Valignano的指示下拿过这根接力棒，不过这次不仅仅是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而且显然带有了传教的性质——也有观点认为真正的翻译者其实是利玛窦，而罗明坚只不过是利玛窦译本的受益者，此处存疑。利玛窦在1603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就引用了不少《四书》的内容。直到十七世纪才出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四书》中的“三书”拉丁文译本。因此要了解被译为拉丁文的中国典籍，从这些Jesuit下手应该总是没错的。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一支耶稣会会士组成的翻译小队打算把四书译为拉丁文，期间成果包括De Costa 的Sapientia Sinica（《大学》和《论语》）和 殷铎泽（Intorcetta）的《中国之政治道德学》Politico-moralis （《中庸》），但直到1687年才由其中一名成员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整理出版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之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简写为Sinarum Philosophus，如今保存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包括了《论语》《大学》和《中庸》。西方许多学者，包括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应该都是通过这些拉丁文译本开始了解的中国儒家文化。而之后从这些拉丁文译本开始才逐渐产生了其他西方语言译本。当然，后来晚些时候也有包括像晁德莅神父（Angelo Zettoli）等人的译本，Zettoli的译本在网上就能找到资源：http://www.slu.edu/colleges/AS/languages/classical/latin/tchmat/pedagogy/latinitas/kung/k1.htm
随便贴两句感受一下：
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Confucius ait: studere sapientiae et jugiter exercere hoc, nonne quidem jucundum? Et si erunt sodales ex longinquo loco venientes, nonne quidem laetaberis? Si non, ab aliis nesciri et non indignari, nonne etiam sapientis est?
3.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Magister ait: comptis verbis et ementita facie homines, raro sunt pietate praediti.
9.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Tseng tse ait: si observes officia extrema et commemores remote defunctos, populi pietas redibit ad liberalitatem.
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Philosophus ait: non angor alios non meipsum cognoscere, angor non cognoscere alios.
至于更早时期的景教有没有译著作品，我就布吉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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