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语白话文明清以降变化如此之大？
一、思想解放的洪流：告别“文死谏，武死战”的语境
清朝以前，尤其是帝制时代，文字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八股文的盛行，使得文言文的写作趋于僵化，套路化，更像是一种统治工具，而非自由表达思想的媒介。文章的优劣，往往是看你是否符合“圣贤”之道，是否能引经据典，是否符合固定的辞藻和格律。这种环境，自然压抑了语言的活力和创新。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潮涌入。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古文这么晦涩难懂？为什么我们无法有效地传播新知识，唤醒民众？这时候，“白话文运动”的种子就埋下了。
反思与批判： 像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先驱，他们痛感于文言文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隔阂，认为这是阻碍社会进步、文化传播的巨大障碍。他们提出，“吾国人所固有之文字，无待别求，即吾人日常所用之白话，足以作文学，足以达思想。”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颠覆性的宣告。
倡导新文化：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更是为思想解放提供了土壤。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其中“民主”就包含了语言的民主化。他们反对“假斯文”，提倡“讲真话”，而白话文正是实现这种“真话”和“大众化”的最直接方式。
二、教育普及与扫盲：从精英独享到大众参与
在古代，教育资源高度集中，掌握文言文的主要是读书人，也就是士大夫阶层。普通百姓，识字率极低，更别提写文章、读著作了。文言文自然也就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语言”。
清末民初，随着教育理念的转变，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成为重要的社会目标。
新式学堂的出现： 引入西方的教育体系，学校开始教授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这为白话文的推广提供了天然的教学场域。
白话文教材的编写：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各种白话文的教材、读物开始出现。这些教材用更浅显易懂的语言，教授知识，这直接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
报刊杂志的繁荣： 新式报刊杂志大量涌现，它们为了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纷纷采用白话文。从《申报》、《民报》到后来的《新青年》，白话文成了信息传播的主力。这使得普通人第一次能够相对轻松地接触到时事、文化和思想。
三、文学革命的浪潮：挣脱束缚，拥抱生活
文学是语言最直接的载体，而文学创作的革新，是白话文变化最直观的体现。
“文学革命”的口号： 胡适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以为今日之文学，固无须废弃吾国固有之文学，但亦必不以文学为标榜。文学者，非古人所创，亦非某人所私。文学者，学也。当与时偕行，与人俱进。” 他主张“不再沿用文言，须用白话写文章”。
“为人生”的文学观：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以“我”的视角，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其语言的犀利、生动，让读者耳目一新。
创作形式的多样化： 白话文的出现，使得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能够更好地贴合现实生活，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相比于文言文的含蓄、典雅，白话文更具表现力，更能传达复杂的情感和细腻的心理。
四、科技与传播的加速：新工具，新表达
近现代以来，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电影、广播、电视以及后来的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加速了语言的演变。
印刷技术的普及： 廉价的印刷品让书籍、报纸、杂志得以大规模生产和传播，白话文因其易读性，在这些媒介上更具优势。
广播电视的“普通话”推广： 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国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这进一步统一了汉语的口语表达，也为白话文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与“创造性”： 互联网的出现，更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权威，每个人都可以是内容的创造者。网络语言、表情包、各种新词汇的出现，使得汉语白话文的演变速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虽然有些网络用语可能稍显随意，但它们也展现了语言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五、社会变迁的映射：新生活，新语言
清朝之后，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从封建社会到共和，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概念的引入： 随着西方思想、科技、政治制度的传入，许多新概念、新事物需要新的词汇来表达，例如“民主”、“科学”、“革命”、“资本”、“共产主义”等等。白话文更容易吸收和创造这些新词。
生活语言的反映： 白话文的“白”字，本就意味着“白勺”（就是“说”）。它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能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群的真实语言状态。例如，解放前人们的口头禅，解放后人们的政治口号，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商业术语，都体现在白话文的演变之中。
总结来说，清朝以来的汉语白话文之所以变化如此之大，是历史的必然。 它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教育普及的推动，是文学革命的成果，是科技传播的加速器，更是社会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
从文言文的“之乎者也”，到白话文的“您好”“谢谢”，再到如今网络世界的各种缩写和创造，汉语白话文展现了惊人的生命力，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语言，它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灵活和强大。这股变化的力量，源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也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与这个时代对话的方式。
网友意见
明清以来汉语的演变比起英语来说要保守得多。
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ures sote
The droghte of Marche hath perced to the rote,
And bathed ev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这是一段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原文，写于明初（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现代英语的语译版），你能看懂吗？
反观汉语，从朱子语类到元杂剧，只要是受过中等甚至初等教育的人，都是可以大致读懂的。从语音上来讲，元代的中州话跟当代的官话方言差别也不大，互通程度应该是很高的。而元音大推移(the great vowel shift)完成之前的英语，当代人是很难听懂的。莎士比亚(1564 – 1616)跟现代人很难对话，关汉卿（1234－1300）反而容易得多。
要断代的话，15世纪中期以降的英语才叫现代英语，而汉语，至迟从元代起官话就是已经形成，就已经是现代汉语的一支。
题主所举的例子，《三国演义》并不是白话，而是类似古装电影对白的那种调和的仿古语体。而「与」和「给」则很可能是方言间的横向差异，而不是时间上的纵向差异。以英语的体量充其量只能相当于汉语的一个方言大支（比如粤语、湘语、官话之类），所以并不适宜跟汉语的整体做全面对照。汉语的白话文一直到清末之前影响力都极有限，也没有发生规范化的趋势。所以每部书都是自说自话。个体差异很大。而欧洲的主流白话文(vernacular languages)受古腾堡印刷术推广和「白话」教育普及的影响，都是在15、16世纪左右完成了规范化。所以个人言语的差异就很难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然而，如果你真用心思去做一点考察，就会发现，欧洲的言语差异，即便在一个语种内部，也是十分显著的。比如，格林兄弟收集了好多「方言」版的童话，如果你只懂规范的高地德语，这些「土语」的故事是很难读懂的。
单就真正的历史演变而言，一样的句式中，意思差不多的词，甲换成乙，乙換成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比如一百多年前，英语的queer和weird都可以形容怪异的人和事，当时大概queer 比weird用得还要多一点，然而后来queer带上了贬损同性恋的色彩，这个词就逐渐淡出了。当代汉语通用语本来用「蒙、糊弄」表示哄骗或戏弄，但因为一个小品，「忽悠」就成了它们的借代。实际上「忽悠」在东北官话里本身也不是蒙骗的意思，而是形容（心神）摇荡的词被临时活用成了及物动词。结果修辞义凝固成了词义，而MEME顶替了固有词。
但是须要注意，流行语不一定会持续流行，MEME很容易过气。好在自然语言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平面，都是有纵深有层次的。「蒙、糊弄」只是被临时顶替，没有有消亡，甚至早期白话的「赚」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流行回来。Awesome，50年前也不是流行语，而是像水浒传中「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那样古里古怪的话。不知怎地，突然就流行起来。所以观察变化，也不能光静态局部地看，也要做通观和鸟瞰。
有了高屋建瓴的视角，就会发现，白话从元到明清的演变实在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式的渐变。真正猛烈的变革发生在五四前后。
读书从语言的风格上判定它的时代其实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有区别就等于变化大吗？ 读当代的作品，单从语言风格上你大概就能读出它是写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千禧年前，还是新世纪，你读一本五四前的白话小说，也许明清能大致分开，至于明代的哪个时期、清代的哪个时期就说不准了。排除对较久远的历史较陌生的因素，是不是还有彼时语言变化相对缓慢的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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