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明君典范的汉文帝为什么会独宠佞臣邓通？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汉文帝虽然是位杰出的君主，但他终究是人，有着常人难以避免的情感需求和弱点。文帝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勤勉和节俭，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减轻赋税、发展农业的政策，为汉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正是因为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国家大事上，有时反而会在个人情感层面显得有些疏离。
邓通能够闯入文帝的视野并获得宠幸，并非偶然，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邓通身上所具备的某种“特殊技能”或者说“价值”。据史书记载，邓通“能说，善为巧辩”，也就是说，他非常擅长言辞，能够巧妙地辩论，讨人喜欢。在古代，尤其是信息相对闭塞的宫廷中，一个口才出众、善于迎合君主心意的人，往往能更容易获得君主的青睐。这在任何时代，对于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种慰藉和吸引。
更重要的是，邓通或许满足了汉文帝某种精神上的需求。文帝虽然治国有方，但他的童年和早年经历颇为坎坷，他曾经历过吕后专权的时期，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有着切身体会。在这样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岁月中，一个能够让他感到放松、快乐，并且不必时刻警惕的人，就显得弥足珍贵。邓通的“巧言令色”很可能正是迎合了文帝这一点——在国家大事上，文帝需要的是睿智的辅佐，但在私人生活里，他同样需要情感上的寄托。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邓通标签为“佞臣”。“佞臣”的定义往往是站在评价者的立场上，从其对政治的影响来判断的。如果邓通仅仅是凭借巧言令色就获得了君主的宠信，并且对朝政造成了负面影响，那么“佞臣”的帽子便戴得名正言顺。然而，关于邓通的具体政治作为，史书记载并不多。他最出名的事迹，莫过于汉文帝“赐邓通铜山，令得自铸钱”。这一举动，看似是君主对宠臣的无上限宠爱，但也反映出文帝在某些方面的“一意孤行”和对朝臣意见的某种程度的忽视。
为什么文帝会赐予邓通如此特殊的权力？或许是因为文帝对邓通有着近乎“盲目”的信任，认为他能够妥善处理此事。又或许，这本身就是文帝一种“试探”或者“恩赐”，用一种看似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方式来“拉拢”和“巩固”邓通的地位，让他能够分享一部分权力和财富，从而成为自己身边最可靠、最忠诚的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邓通本身具备一些被文帝看重的“才能”，只是这些才能并未在正史中得到详细的记载。也许邓通在某些私事上，例如奏乐、绘画、或者对文帝某些“奇思妙想”的配合上，有着过人的造诣，从而赢得了文帝的欢心。古代君王在享受国家治理的成就之余，也需要生活中的乐趣和情趣，邓通或许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点缀”的角色。
此外，文帝的“独宠”也可能是一种对“制衡”的尝试。在文帝执政时期，朝中大臣的权力日益壮大，文帝也需要一些能够制衡这股力量，并且能够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力量。邓通作为一个没有深厚家世背景、没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新贵，更符合文帝这种“平衡”的需求。他能够凭借文帝的宠爱而崛起，也就意味着他的命运与文帝息息相关，自然会更加忠诚于文帝本人，而不是与其他大臣形成利益联盟。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帝对邓通的宠幸，终究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他作为“明君”的形象。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将铸钱这样的国家经济大权交予一个非专业人士，确实存在巨大的风险。而邓通最终的结局也十分凄惨——在汉景帝时期，他因被指控贪污而遭受处罚，最后贫困潦倒而死。这似乎也印证了“君无戏言”的道理，君王的恩宠，有时也如同过眼云烟。
总而言之，汉文帝对邓通的独宠，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问题。它既包含了文帝个人在情感上的需求，也可能包含了他对政治权力的运用和制衡的考虑。邓通的“巧言令色”或许是敲门砖，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他满足了文帝在孤独和政治压力下的某种情感慰藉，并且在文帝心中，邓通是一个可以被完全掌控的棋子。尽管这位“明君典范”在对待宠臣的问题上，显露出了一丝不同于其政治生涯的“人性化”一面，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为汉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对邓通的宠幸，就否定了文帝的雄才大略，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这位“宠臣”在文帝政治生涯中留下的那抹耐人寻味的色彩。
网友意见
史书上不光记载了汉文帝独宠邓通的事情，而且试图解释原因。[1]
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後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後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後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因说得很牵强。
而且史书上说“邓通无伎能”，又说“邓氏钱布天下”，这里边的原因又推说是“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於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怪力乱神，语焉不详，反而令人生疑。
特别是司马迁有隐藏政敌事迹倒打一耙的劣迹，所以这个事情还真的值得深刻研究一下。
这个劣迹有点太狠了。司马迁记载晁错时，说他“以其辩得幸太子”、“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你看，“以其辩得幸太子”，说明他是个歪门邪道被宠幸的人。“书数十上，孝文不听”，似乎他出的主意都很臭、汉文帝根本就不用。然后“然奇其材”。这样记载来看似乎是个奸佞。请问什么叫“以其辩得幸太子”？他说的有道理，还是没道理？你不说。还有，既然书数十上而孝文不听、为什么孝文帝又提拔他？逻辑上都不通。按照这个记载，唯一的解释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脑子都有病，莫名其妙就看上晁错了。那么晁错在“太子家号曰‘智囊’”又是怎么来的呢？最狠的是，《汉书》引用了晁错言兵事、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的奏疏，并且明确记载，汉文帝的态度分别是“文帝嘉之”、“上从其言”。后来晁错上书三十余篇，《汉书》记载是：“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司马迁“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班固“文帝嘉之”、“上从其言”、“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对比过于鲜明。
这记载就相当于“爸爸给而提的建议全都没听”和“爸爸给儿子提了几十条建议，儿子很高兴，很多都办了，不过没有全都办”。前者就是父子关系势同水火，后者显然是父子和睦。
司马迁硬生生把君臣相得写成了君臣相疑。
这还不算完。《汉书》引用的晁错奏疏里有一句话：
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
汉文帝回复说：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这句“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在历史记载中，最早见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也是广武君李左车较早。但是历史上较早的记载一共只有两个。一个是晁错，一个是李左车。晁错的版本出自于《汉书》，源头是奏疏，属于国家档案。李左车的版本出自于《史记》，源头是密谋，属于道听途说。说起来，有可能是李左车和晁错都读了相同的文献。但是仔细对照，更像是司马迁学习了晁错的奏疏，然后删掉了原著，自己发挥去了。因为李左车这个密谋，按理说司马迁不应该知道。
本来这样怀疑司马迁是有些牵强的。但是近四十几年来，文史界大面积造假我党历史，手法和司马迁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移花接木的可能性反而特别大。
所以我在读这个《佞幸列传》的时候，看到司马迁非要把邓通铸钱的事情说得云山雾罩的，反而觉得铸钱这个事情，才是邓通的主要历史功绩。
司马迁说邓通没有特长，只有谨慎一个本事（他在这里还不忘加上句恶评，说邓通谨慎是为了“媚上”，以此来诱导读者）。并且随后加入了一段相士说邓通会饿死的故事。然后将汉文帝命令邓通铸钱解读为跟算命的作对。但是这个有关邓通谨慎的记载，却恰恰解释了铸钱的原因：
正是由于邓通谨慎，所以汉文帝才信任邓通，命令他为国家铸钱。
不是吗？
掌握铸钱这样重大权力的人，不谨慎行吗？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特别是，汉文帝是千古传诵的明君，那么他做事应该是在政治上进行通盘考虑的。司马迁说汉文帝仅仅是为了和相士争闲气才做出了这样重大的举措，汉文帝是争闲气的人吗？
汉文帝是争闲气的人，才会因为这样一句话来处理铸钱这么重大的事情。
汉文帝是争闲气的人吗？显然，汉文帝不是。汉文帝因为匈奴入侵残害人民，曾经大怒要出兵亲征。但是经过考虑认为时机不当，最终还是放弃了。汉文帝曾经在出行时被人惊驾，据说还受了伤，气得要杀了罪犯，但是因为依法只能打一顿，最后还是打一顿算了。你说他争闲气？
铸钱这么大的事，汉文帝闹着玩的就办了，这种故事就好像“皇帝种地一定用的金锄头”，俗不可耐。
显然，司马迁的记载不实。
司马迁还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其富如此”。这话我在某些“海军”的言论里不少看到。这个记载的心态，可谓是“羡慕嫉妒恨”。
司马迁肯定是站在了豪强地主一方的，是豪右代言人。
至于所谓算命的说邓通会饿死，这个事倒也有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呢？我倾向于理解为，邓通为汉文帝主管金融，引起了金融界的痛恨，所以诅咒他早死。然后作为代言人，司马迁将这个诅咒进行了合理化，移植到了汉文帝命令邓通铸钱之前。
只有这个解释。
邓通被称为佞臣，但是他有什么罪行呢？
没有。
他就是掌管了铸钱的权力，并且办得很好。
这算什么罪行呢？
怎么？在君主制王朝，货币铸造权不应该由皇帝掌握吗？皇帝不应该派人管理吗？汉文帝不该管，汉文帝派去的人不该管，管了就是佞臣，那谁该管呢？
你说，谁该管呢？
司马迁吗？
整个记载中，我们只能看到司马迁对邓通进行了大面积的人身攻击。
很多人解读历史，只不过是将历史翻译一遍。这个工作确实很重要。但是，按照国学的分类来说，这只是“小学”的工作（古代把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叫小学），距离“经学”还远得很。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不了“为什么”的问题。倘若这个问题是“历史上是怎么记载汉文帝独宠邓通”的，翻译一遍倒也可以。
我觉得，司马迁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所以他说的好话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他那句话就很好：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虽然这话和“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冻毙于风雪”一样，说得好听，办的都是叛国的事。前阵子有个女人，唤作宋庚一的，在教学过程中公然散布南京大屠杀为假的谣言，被解聘。随后一群汉奸卖国贼——从法律上来说这样说是没问题的——立即以“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冻毙于风雪”的理由给她安排了新的工作。很多人说，举报汉奸的人是黄文炳，该杀。有的朋友觉得，《水浒传》里的黄文炳确实该杀。我劝这些朋友就不要掺和了。你们不懂，这些人说黄文炳该杀的意思是说：即便是国家公务人员，也不应该举报叛国行为。这和你们理解的告密不是一回事。而且，倘若有人吃着梁山的饭，给蔡京通风报讯，这事被武松知道了，告知了宋江，宋江派李逵杀了这厮全家，你说武松是不是告密呢？这些人干的事情，其实是这个类型的。你看到的他们说得好像是好话，但是干的事儿，真的是吃里爬外的坏事。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司马迁这类人的典型做法。
看《史记》的时候，你会觉得《史记》在汉朝以前的部分和汉朝以后的部分，完全是两个人写的。大概汉朝这一部分，触及到了司马迁的屁股问题。
当然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理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很多人喜欢和我争，随你吧。你说得都对。
参考
- ^ 史记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集解】：徐广曰：“遇，一作‘偶’。”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索隐】：暴伉。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正义】：籍，闳，皆名也。孺，幼小也。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索隐】：按：关训通也。谓公卿因之而通其词说。刘氏云“有所言说，皆关由之”。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集解】：汉书音义曰：“鵕璘，鸟名。以毛羽饰冠，以贝饰带。”【索隐】：鵕璘，应劭云：“鸟名，毛可以饰冠。”许慎云：“鸟也。”淮南子云：“赵武灵王服贝带夋璘。”汉官仪云：“秦破赵，以其冠赐侍中。”三仓云：“鵕璘，神鸟也，飞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隐】：上音付。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正义】：惠帝陵邑。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索隐】：案：汉书作“赵谈”，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宫伯子。【正义】：颜云“姓北宫，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宫之宦者也。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集解】：徐广曰：“後属犍为。”以濯船【索隐】：濯音棹，迟教反。为黄头郎。【集解】：徐广曰：“著黄帽也。”骃案：汉书音义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说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黄旄於船头，因以名其郎曰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後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集解】：徐广曰：“一无此字。”【索隐】：音笃。裻者，衫襦之横腰者。带後穿。觉【索隐】：觉音教。而之渐台，【正义】：括地志云：“渐台在长安故城中。关中记云未央宫西有苍池，池中有渐台，王莽死於此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後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索隐】：汉书云：“上曰‘邓犹登也’，悦之。”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正义】：言赐通巨万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於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正义】：括地志云：“雅州荣经县北三里有铜山，即邓通得赐铜山铸钱者。”案：荣经即严道。得自铸钱，“邓氏钱”【正义】：钱谱云：“文字称两，同汉四铢文。”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唶吮之。【索隐】：唶，仕格反。吮，仕兗反。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集解】：韦昭曰：“景帝姊也。”【索隐】：案：即馆陶公主也。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索隐】：吏辄没入。谓长公主别有物赐通，吏辄没入以充赃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隐】：谓公主令人假与衣食。竟不得名一钱，【索隐】：按：始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卒竟无一钱之名也。寄死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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