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飞波音 737 Max8 和 Max9？

波音植入美国政界的根系有多深

停飞风波背后

波音公司在华盛顿的游说势力犹如猛犸象，而这个房间里的大象终于要在埃塞客机失事的悲剧下显形。

1991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一个太空站项目因为预算超支且计划拖沓，面临被扼杀的局面。作为项目总承包商的波音也面临巨额损失，公司游说团队下定决心挽救这一项目。

波音的游说活动召集起一个强大的联盟体，不仅美国国内的数理科教师投入倡议，加拿大、日本及个别欧洲国家政府也参与进来。到1992年，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继续给这个太空站提供资金支持，拿出1200亿美金30年按揭供养这个“在太空里转圈圈的锡罐”。要知道当时国会还在为急剧攀升的国债发愁。

这是波音公司在美国立法层面搞的第一桩重大突破。至此一役，波音开始筹划更大的游说行动。

1995年，中国计划不再购买美国飞机，波音的执行委员会决定推动与中国贸易关系正常化，并再次集合强有力的游说联盟。2000年，克林顿总统成功让议会以较大优势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议案。到2008年，波音的飞机差不多占到中国机群的60%。

这个案例反映波音公司游说战略“由守变攻”的转变。挽救太空站项目充其量只是维持现状，而与中国贸易正常化则是主动出击，寻求更积极地改变现状。公司领导层对公共政策的观念随之转变，从将其视作对公司生意的潜在威胁，到引导公众舆论来推动政府的支持。

此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波音公司的超音速客机研发计划，本已赢得联邦航空局评选，得到了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共一百多架订单，但最终因为民间对臭氧层破坏的担心和对超音速飞机起飞噪音过大的抗议，美国参议院决定撤销对该研发计划的补助，导致波音终止了超音速客机计划。

进入21世纪后，波音公司的华盛顿游说版图迅速扩张，在其重点关注的国防、贸易、拨款及国土安全等领域充分布局。2018年，波音在游说方面的支出超过1510万美元，自1998年以来，波音始终雄踞华盛顿游说活动排名前十。

据波音公布，在游说资金支出最多的2015年，其设立的“波音政治行动委员会(BPAC)”在美国给出“政治献金”超过215万美元，捐献对象包括国会及州议员、州长、市长等（点击此处查看游说完整名单）。

也许看完下面这个梳理波音政治关系的冰山一角，你会理解美国政府最后一个才站出来停飞波音737 Max系列机型的利益考量。

现任交通部部长赵小兰

埃航空难后，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久久不作为，让这个在全球航空管理中享有权威的部门蒙受名誉损失。FAA属美国交通部管辖，因此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对波音停飞事件难辞其咎。事实上，赵小兰在特朗普最终发布禁飞行政令前，做足了政治姿态。

3月12日，在世界各国陆续禁飞波音737 MAX 8的情况下，联邦航空管理局坚持没有足够的证据颁布禁飞令。赵小兰说：“在对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航班坠毁数据紧急审查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联邦航空局发现任何会对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性产生影响的问题，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

随后，赵小兰自己还登上了一架从奥斯丁飞往华盛顿特区的波音737 MAX 8。赵小兰丈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前幕僚长则是波音公司目前雇佣的说客之一。

此次事件发生后，交通部在赵小兰管理下多次被诟病的低效，又被拎了出来。《华尔街日报》周二发文，详指赵小兰任期内办事不力：35项未回应的国会委托；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把手岗位已经空置了14个月；虽然过去两年中，超过三小时的停机坪延误情况增加了一倍多，但对航空公司的执法罚款却下降了88％。

现任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在2017年进驻五角大楼前，在波音公司工作了近31年。他的上一个职位是波音商用飞机公司的资深副总裁，在他的管理下波音公司进行了737、747、767、777和787机型的研发与销售。

沙纳汉在五角大楼内部多次被指偏袒波音公司，且故意打压其竞争对手。目前，一个政府监督组织已经请求国防部监察长，调查沙纳汉是否有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波音公司销售其武器系统。

入职前，沙纳汉和其他人一样签署了一份道德协议，要求他回避有关国防承包商的大型决策。但是多名官员向媒体透露，沙纳汉在内部会议上大肆诋毁其他竞争企业，比如波音公司在军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周二刚刚公布出的2020财年空军预算中，有一项内容是计划在未来五年购买最多80架波音F-15X型战机，但是空军方面表示他们并不想要这些飞机。

由洛马设计生产的F-35（闪电2型战机 ）是目前世界最先进强大的战斗机，多国军队都渴望拥有。它属于具有隐身设计的第五代战斗机，拥有先进的网络作战能力和有限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对敌探测能力强大，是美国与其盟国在21世纪的空战主力，更是美国未来全球战略战术的重要执行者。

批评者认为，沙纳汉既没有军事管理经验，也没有政府经验，在波音的31年成了他证明自己的唯一经历。两名在职官员向Politico透露，沙纳汉在内部会议上经常反复强调自己在波音公司时参与的大型项目。同时，也有官员认为沙纳汉虽有多次提到波音，但未有可以偏袒的行为。

交通委员会参议员

根据美国参议院的游说报告，游说机构“基石政府事务“前主管约翰·凯斯特 （John Keast）代表波音向参众两院游说。波音2017年给基石政府事务支付了20万美元的游说资金，这仅仅是波音整个游说资金的一小部分。

凯斯特和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杰·维克尔（Roger Wicker）保持了长期的联系。凯斯特之前在众议院担任了维克尔的幕僚长，并且在1994年帮助维克尔打理了他的第一次成功的众议员选举。

而参议员维克尔私下和联邦航空局和负责此次坠机事故的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关系密切。

在每个选举周期，波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都会向政客捐献上百万美元。

目前波音的游说资金最大的收受者是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玛利亚·坎特维尔 （Maria Cantwell)。中期选举期间，她总共收到了波音超过5.4万美元的资金。

坎特维尔是美国参议院商业和交通小组中职位最高的民主党人，而坎特维尔代表的华盛顿州正是波音起家的地方，并且波音现在是华盛顿州最大的私人企业雇主。

2016大选期间，波音在希拉里身上押注，捐给希拉里的金额要远远高于特朗普。但是随着大选风向转变，特朗普当选后，波音也赶忙转变方向，给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补捐了100万美元。

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

从2017年开始，黑利（Nikki Haley）一直担任特朗普政府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虽然黑利多次公开表示在外交政策和特朗普意见不一，但她作为联合国常驻代表，一直被认为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面子”。比如，黑利在联合国中，是特朗普亲以色列政策的代言人。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黑利曾一度坚定地公开支持这个和她起过不少摩擦的总统。

2018年10月，黑利向特朗普提交了辞呈，称自己要去私人企业领域那里谋求更多的可能。据《纽约时报》报道，黑利在政界的这几年背负了近150万的债务。

今年2月，黑利最终走出“旋转门“，波音宣布提名黑利为董事。在欢迎信中，波音CEO丹尼斯·米伦伯格称：“黑利会给波音带来政府部分卓越的成就、促进产业合作，并且将成功地推动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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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挺不易的，美国人这次挺有良心的。

要知道，美国企业常规做法是，计算人命价格和经济损益之后，选择一个收益最大或者损失最低的策略。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早在2001年，某汽车厂商就发现，由于部件原因，自己的部分车型（截至2014年累积超过200万辆）的点火开关，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从点火位置突然切换至关闭或者半通电位置，这一问题会导致汽车熄火、助力消失（转向和刹车）、气囊和安全带失效。

经过4年多的研究，2005年3月，该公司发现这一问题其实是可以修复的。但投入的成本过于高昂，用这家公司的话说，就是“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适合商业条件”。

有消费者打算跟他们打官司，该公司采取的措施是.....花钱威胁那些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的消费者。

直到2013年，也就是从发现问题算起隐瞒了12年后，该公司才正式承认这一缺陷的存在。2014年2月13日，该公司宣布召回78万辆车。

这家牛逼哄哄的公司是谁呢？大名叫General Motos,简称GM，中国人称其为通用汽车。

还记得上面我说到，要解决点火开关缺陷问题，需要高昂的成本投入么？

没错，GM通过测算，发现更换该部件需要的投入高达57美分（按当年汇率约合人民币5元）。决定不处理这个问题后，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建议消费者不要使用太重的钥匙链！

通用汽车确实有效节约了这比巨资，他们承认，该问题先后导致了至少13人死亡、32起碰撞事故，虽然律师认为数字不只这么一点。

通用为此赔偿了多少钱呢？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最经常破产汽车公司，根据美国法律，2009年通用宣布破产以后，无需对当年7月之前所犯下的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等损失负责。

所以说这次挺不容易的，只发生了两起事故，美国就停飞了飞机，还是挺有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