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不是一直在培养孔乙己？
“儒家一直在培养孔乙己”？这话说出来，估计不少人会皱眉头，觉得这是在抬杠，是在故意曲解。毕竟，提到儒家，大家首先想到的不都是“仁义礼智信”这些高大上的道德规范，是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楷模吗？怎么能跟那个迂腐、好面子、又没什么真本事，最后还落得个凄惨下场的孔乙己联系起来呢？
但你如果细品一下，尤其是从一个更广阔、更长远的视角去看，会发现这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关联，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时期，儒家思想的某些侧面，确实“无意中”为像孔乙己这样的群体提供了土壤，或者说，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生存指南”，尽管这套指南最终可能将他们引向了歧途。
咱们得先弄明白，孔乙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秀才的功名，这在古代可是了不得的身份，意味着他经过了基础的文化熏陶，至少是识文断字的。他读过书，而且自称“之乎者也”，这都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他穷困潦倒，靠偷窃为生，但他却依然保留着读书人的清高和迂腐，见了面要“站起来”，还得“自己倒了酒”。他看不起短衣帮，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又没本事改变自己的境遇。他身上有一种深深的矛盾：既享受着读书人的“标签”带来的优越感，又无法通过这个标签获得实际的利益，更无法适应社会的现实变化。
那么，儒家思想又是怎么跟这“矛盾体”扯上关系的呢？
首先，对“读书”的过度推崇，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路径。儒家自孔子以来，就强调“君子”的培养，而君子的养成离不开读书。读书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修养，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长期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出现，更是将“读书”这条路，尤其是走科举之路，与“做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看似唯一的“成功”路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读了书，但没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该怎么办？儒家并没有为这些人提供太多其他的人生出路。读书人被寄予厚望，被赋予了超越普通人的身份，一旦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就很难接受现实，也很难去从事其他被认为是“低下”的职业，比如做生意，或者手艺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就应该有读书人的待遇，就应该有体面的工作。
孔乙己就是这种“失败者”的典型。他虽然没能通过科举，但他身上依然留着读书人的“痕迹”。他不愿意放下身段去从事别的营生，宁愿靠偷窃来维持他那点可怜的“体面”。他坚守着读书人的“清规戒律”，比如不肯写“煜”字，不肯承认自己偷了东西，这些在旁人看来是荒谬的，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维护读书人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次，“士”阶层的身份固化与荣誉感。儒家文化赋予了“士”阶层一种特殊的地位和荣誉。读书人被看作是社会精英，是国家的栋梁。这种荣誉感是读书人非常看重的东西。孔乙己也一样，即使他已经沦为社会底层，但内心深处依然有着这种“士”的骄傲。他对别人的嘲笑是敏感的，他对偷窃的辩解，对“之乎者也”的坚持，都是在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的“面子”。
而儒家对“面子”的重视，对“名节”的强调，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误读或滥用。当一个人缺乏实际能力去支撑这份“面子”时，这份“面子”就可能变成一种负担，一种虚伪的包装。孔乙己就是这样，他的“体面”只是他自欺欺人的一层薄膜，一旦被戳破，就显得更加可怜。
再者，对“德”的强调，有时忽视了“才”的实践性。儒家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君子必备的品质。这本身是极好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德”，而忽视了“才”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价值，那么就可能培养出一些“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孔乙己身上，你很难看到什么“仁义礼智信”，但他会“之乎者也”，他会“不干不净”地说话，他会“长篇大论”地讲道理。他似乎掌握了儒家文化的符号，但他并没有将这些符号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没有用这些符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他偷窃）。他只是把这些符号当成了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一种自我标榜的工具。
最后，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形”与“异化”。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也经历过各种解读和实践。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转型期，或者当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时，它的一些积极元素可能会被削弱，而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则可能被放大。
当社会需要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来发展经济、处理事务时，如果仍然只强调“读书”这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又被科举的僵化所束缚，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失意读书人”产生。这些“失意读书人”，如果缺乏社会提供的其他选择，又被儒家文化中的某些观念所束缚，就很容易沦为孔乙己这样的人物——保留着读书人的名分，但失去了读书人的功能，也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能力。
所以，说“儒家一直在培养孔乙己”，这话说得确实有点绝对，也容易引起误会。儒家文化本身是博大精深的，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思想，对塑造有品德、有担当的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孔乙己这样一个负面例子，就全盘否定儒家。
但我们也不能回避的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儒家思想的某些侧面，特别是对“读书”的过分强调、对“仕途”的单一追求、以及对“读书人”身份的固化，确实可能为像孔乙己这样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固守着一套过时的认知，用一套旧的价值体系去衡量现实，最终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抛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文化符号。
或许，更准确地说，不是儒家“故意”培养孔乙己，而是儒家思想在历史的演变中，在与社会现实的碰撞中，在被不同的人选择性解读和运用时，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而孔乙己，恰恰是这些副作用的集中体现者。我们今天反思孔乙己，也是在反思儒家思想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复杂性，以及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发展。
但你如果细品一下，尤其是从一个更广阔、更长远的视角去看，会发现这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关联，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时期，儒家思想的某些侧面，确实“无意中”为像孔乙己这样的群体提供了土壤，或者说，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生存指南”，尽管这套指南最终可能将他们引向了歧途。
咱们得先弄明白，孔乙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秀才的功名，这在古代可是了不得的身份，意味着他经过了基础的文化熏陶，至少是识文断字的。他读过书，而且自称“之乎者也”，这都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他穷困潦倒，靠偷窃为生，但他却依然保留着读书人的清高和迂腐，见了面要“站起来”，还得“自己倒了酒”。他看不起短衣帮，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又没本事改变自己的境遇。他身上有一种深深的矛盾：既享受着读书人的“标签”带来的优越感，又无法通过这个标签获得实际的利益，更无法适应社会的现实变化。
那么，儒家思想又是怎么跟这“矛盾体”扯上关系的呢？
首先，对“读书”的过度推崇，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路径。儒家自孔子以来，就强调“君子”的培养，而君子的养成离不开读书。读书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修养，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长期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出现，更是将“读书”这条路，尤其是走科举之路，与“做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看似唯一的“成功”路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读了书，但没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该怎么办？儒家并没有为这些人提供太多其他的人生出路。读书人被寄予厚望，被赋予了超越普通人的身份，一旦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就很难接受现实，也很难去从事其他被认为是“低下”的职业，比如做生意，或者手艺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就应该有读书人的待遇，就应该有体面的工作。
孔乙己就是这种“失败者”的典型。他虽然没能通过科举，但他身上依然留着读书人的“痕迹”。他不愿意放下身段去从事别的营生，宁愿靠偷窃来维持他那点可怜的“体面”。他坚守着读书人的“清规戒律”，比如不肯写“煜”字，不肯承认自己偷了东西，这些在旁人看来是荒谬的，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维护读书人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次，“士”阶层的身份固化与荣誉感。儒家文化赋予了“士”阶层一种特殊的地位和荣誉。读书人被看作是社会精英，是国家的栋梁。这种荣誉感是读书人非常看重的东西。孔乙己也一样，即使他已经沦为社会底层，但内心深处依然有着这种“士”的骄傲。他对别人的嘲笑是敏感的，他对偷窃的辩解，对“之乎者也”的坚持，都是在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的“面子”。
而儒家对“面子”的重视，对“名节”的强调，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误读或滥用。当一个人缺乏实际能力去支撑这份“面子”时，这份“面子”就可能变成一种负担，一种虚伪的包装。孔乙己就是这样，他的“体面”只是他自欺欺人的一层薄膜，一旦被戳破，就显得更加可怜。
再者，对“德”的强调，有时忽视了“才”的实践性。儒家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君子必备的品质。这本身是极好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德”，而忽视了“才”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价值，那么就可能培养出一些“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孔乙己身上，你很难看到什么“仁义礼智信”，但他会“之乎者也”，他会“不干不净”地说话，他会“长篇大论”地讲道理。他似乎掌握了儒家文化的符号，但他并没有将这些符号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没有用这些符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他偷窃）。他只是把这些符号当成了自己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一种自我标榜的工具。
最后，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形”与“异化”。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也经历过各种解读和实践。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转型期，或者当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时，它的一些积极元素可能会被削弱，而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则可能被放大。
当社会需要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来发展经济、处理事务时，如果仍然只强调“读书”这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又被科举的僵化所束缚，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失意读书人”产生。这些“失意读书人”，如果缺乏社会提供的其他选择，又被儒家文化中的某些观念所束缚，就很容易沦为孔乙己这样的人物——保留着读书人的名分，但失去了读书人的功能，也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能力。
所以，说“儒家一直在培养孔乙己”，这话说得确实有点绝对，也容易引起误会。儒家文化本身是博大精深的，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思想，对塑造有品德、有担当的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孔乙己这样一个负面例子，就全盘否定儒家。
但我们也不能回避的是，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儒家思想的某些侧面，特别是对“读书”的过分强调、对“仕途”的单一追求、以及对“读书人”身份的固化，确实可能为像孔乙己这样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固守着一套过时的认知，用一套旧的价值体系去衡量现实，最终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抛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文化符号。
或许，更准确地说，不是儒家“故意”培养孔乙己，而是儒家思想在历史的演变中，在与社会现实的碰撞中，在被不同的人选择性解读和运用时，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而孔乙己，恰恰是这些副作用的集中体现者。我们今天反思孔乙己，也是在反思儒家思想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复杂性，以及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发展。
网友意见
“这道几何题有四种解法”？你如何在工作中应用立方差的因式分解？你学了物理、化学、生物以后，工作好找吗？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是和他内外的性格有关，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最终成为了孔乙己。
儒家是这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因素。
后世人受儒家影响很大，成为了形形色色的人。
孔乙己是一个现象，表面上是受了儒家的影响，成为腐儒，但他的内在是受当时社会形态的限制。
你真的读通孔乙己了吗？
鲁迅先生真的是想抨击孔乙己吗？
在那个文盲时代，孔乙己是个读书人啊。
他起码会写字，能写文章。
他本应该能得到较好的待遇的。
他没用吗？那个丁举人有什么用呢？孔乙己的文采真的客观上逊色于丁举人吗？
如果是孔乙己中举了呢？那些嘲笑他的人又会跪在地上捧他，那就变成了丁乙己和孔举人。这是讽刺。
对孔乙己的讽刺有吗？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拉不下架子去找个体面的工作，宁愿偷盗。这是讽刺儒家吗？这是讽刺科举。现在没有吗？读马哲的大学生不也有不少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青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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