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智主义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美国反智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美国的历史土壤，并在不同时期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形态。要理解它，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深入剖析其内在逻辑和演变脉络。
一、 源头与早期潜流：新大陆的实用主义与宗教情结
美国作为一个由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新大陆国家，从一开始就带有与欧洲不同的特质。
实用主义的土壤： 拓荒者在新大陆的生存环境里，首要考虑的是实际需求和生存技能。理论知识、学术钻研固然重要，但与眼前的柴米油盐、抵御自然和敌对部落相比，显得不那么紧迫。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为后来的反智主义埋下了伏笔。美国人倾向于“能做事”而非“知道很多”，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但也容易被引向对那些“只会说”的知识分子的警惕。
宗教热情与对“世俗智慧”的警惕： 美国早期社会深受新教伦理的影响，尤其是清教徒。他们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一种对权威的尊重，但也导致了对任何可能挑战宗教真理的“世俗智慧”的天然警惕。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潮在美国也存在，但其与宗教情感的张力，以及后者在社会大众中的广泛影响力，为反智主义提供了宗教层面的解释和支撑。一些宗教团体可能将高等教育或某些科学理论视为对信仰的威胁，从而产生抵触。
对欧洲贵族与知识特权的排斥： 美国革命的理念之一就是反对欧洲的世袭特权和贵族统治。这里的“贵族”不仅指政治和经济上的，也包括知识上的。早期美国人对那些自诩拥有高深学问、与普通民众脱节的知识精英可能怀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甚至排斥感。这是一种对“精英”的反抗，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但这种平等的诉求，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演变成对所有形式的“精英”——包括智识上的精英——的否定。
二、 发展与演变：工业化、移民潮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智主义也随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动力。
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与阶级矛盾： 工业革命在美国催生了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新兴的资本家阶级。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被忽视，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则占据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感很容易转化为对知识精英的怨恨和不信任。
移民潮与文化冲突： 大规模的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语言和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焦虑。一些人担心移民会稀释“美国价值观”，而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其研究和观点可能被视为“外来”或“异端”，不被主流社会接受。
民粹主义的早期形态： 民粹主义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将“人民”描绘成淳朴、真诚、有常识的群体，而将“精英”描绘成腐败、自私、脱离实际的群体。这种叙事方式在美国的某些政治运动中开始显现。政治家们为了争取选票，有时会刻意贬低知识分子的观点，转而迎合大众的直觉和情绪，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口号化。
对科学进步的怀疑与道德恐慌：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人开始对科学的伦理后果产生担忧，甚至怀疑科学的进步是否一定带来福祉。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美国就曾引发巨大的争议，一些宗教人士将其视为对《圣经》的挑战，并试图将其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这种对科学的抵触，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基于科学的“专家意见”的不信任。
三、 加剧与固化：冷战、媒体转型与政治极化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深入的态势。
冷战时期的政治斗争与宣传：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情绪。一些政治家，如麦卡锡参议员，利用这种情绪攻击被他们视为“左派”或“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将他们的观点和研究妖魔化。这种政治迫害使得许多学者噤若寒蝉，也让公众对学术界产生了“不忠诚”或“危险”的印象。
媒体的转型与大众传播的逻辑： 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往往倾向于采用耸人听闻、简单化的叙事，而非深入、细致的分析。一些媒体平台为那些挑战主流科学共识或专家意见的声音提供了空间，甚至将其放大，以制造冲突和话题。专家意见在媒体的呈现中，往往被置于与普通人的“观点”同等的地位，甚至被简化为“一家之言”，削弱了其权威性。
政治极化与身份政治： 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极化日益严重。在政治斗争中，“智识”和“理性”有时被视为一种“自由派”或“精英主义”的标签，而与“爱国主义”、“保守主义”形成对立。政治人物为了争取基本盘，会刻意塑造一种“接地气”、不走寻常路的形象，对“精英”和“专家”表现出不屑的态度。身份政治的发展，也使得一些群体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信念视为高于一切，对与之相悖的理性分析和事实证据产生抗拒。
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茧房效应： 互联网的出现，为反智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算法推荐和用户生成内容使得人们更容易找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形成“信息茧房”。那些质疑科学权威、相信阴谋论的群体，在网络上找到了彼此的社群，并获得了大量支持和传播渠道。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和误导性内容泛滥，也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权威信息来源的信任。
对“政治正确”的抵制与对“言论自由”的误读： 一些人将对某些科学研究或社会现象的讨论，视为“政治正确”的压制。他们认为，科学家和学者在某些议题上存在预设的立场，其研究成果不过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思潮。在这种解读下，对权威观点的质疑，反而成为了一种反抗压迫、捍卫“真实”和“自由言论”的表现。然而，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常常忽视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事实依据以及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四、 当代表现与深层影响
如今，美国的反智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学否认主义： 从气候变化到疫苗效力，科学共识在公众舆论中屡屡受到挑战。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被曲解、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政治阴谋。
历史虚无主义与对复杂性的回避： 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趋于简单化、情绪化，对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要求被视为“精英的挑剔”。
对专家意见的普遍不信任： 无论是医生、经济学家还是情报分析师，他们的专业意见都可能被大众的直觉或所谓的“常识”所取代。
政治话语的贫瘠化： 政治辩论常常被情绪化的口号和个人攻击所取代，缺乏对复杂政策的理性探讨。
美国反智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过程。它并非简单的“愚蠢”，而是根植于美国历史中的某些基因，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演变、放大。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摒弃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深入剖析其历史根源、社会动力和传播机制。这股潜流，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和文化认同，其长期后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反思。
一、 源头与早期潜流：新大陆的实用主义与宗教情结
美国作为一个由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新大陆国家，从一开始就带有与欧洲不同的特质。
实用主义的土壤： 拓荒者在新大陆的生存环境里，首要考虑的是实际需求和生存技能。理论知识、学术钻研固然重要，但与眼前的柴米油盐、抵御自然和敌对部落相比，显得不那么紧迫。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为后来的反智主义埋下了伏笔。美国人倾向于“能做事”而非“知道很多”，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但也容易被引向对那些“只会说”的知识分子的警惕。
宗教热情与对“世俗智慧”的警惕： 美国早期社会深受新教伦理的影响，尤其是清教徒。他们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一种对权威的尊重，但也导致了对任何可能挑战宗教真理的“世俗智慧”的天然警惕。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潮在美国也存在，但其与宗教情感的张力，以及后者在社会大众中的广泛影响力，为反智主义提供了宗教层面的解释和支撑。一些宗教团体可能将高等教育或某些科学理论视为对信仰的威胁，从而产生抵触。
对欧洲贵族与知识特权的排斥： 美国革命的理念之一就是反对欧洲的世袭特权和贵族统治。这里的“贵族”不仅指政治和经济上的，也包括知识上的。早期美国人对那些自诩拥有高深学问、与普通民众脱节的知识精英可能怀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甚至排斥感。这是一种对“精英”的反抗，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但这种平等的诉求，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演变成对所有形式的“精英”——包括智识上的精英——的否定。
二、 发展与演变：工业化、移民潮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智主义也随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动力。
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与阶级矛盾： 工业革命在美国催生了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新兴的资本家阶级。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被忽视，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则占据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感很容易转化为对知识精英的怨恨和不信任。
移民潮与文化冲突： 大规模的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语言和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焦虑。一些人担心移民会稀释“美国价值观”，而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其研究和观点可能被视为“外来”或“异端”，不被主流社会接受。
民粹主义的早期形态： 民粹主义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将“人民”描绘成淳朴、真诚、有常识的群体，而将“精英”描绘成腐败、自私、脱离实际的群体。这种叙事方式在美国的某些政治运动中开始显现。政治家们为了争取选票，有时会刻意贬低知识分子的观点，转而迎合大众的直觉和情绪，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口号化。
对科学进步的怀疑与道德恐慌：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人开始对科学的伦理后果产生担忧，甚至怀疑科学的进步是否一定带来福祉。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美国就曾引发巨大的争议，一些宗教人士将其视为对《圣经》的挑战，并试图将其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这种对科学的抵触，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基于科学的“专家意见”的不信任。
三、 加剧与固化：冷战、媒体转型与政治极化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深入的态势。
冷战时期的政治斗争与宣传：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情绪。一些政治家，如麦卡锡参议员，利用这种情绪攻击被他们视为“左派”或“共产主义同情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将他们的观点和研究妖魔化。这种政治迫害使得许多学者噤若寒蝉，也让公众对学术界产生了“不忠诚”或“危险”的印象。
媒体的转型与大众传播的逻辑： 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往往倾向于采用耸人听闻、简单化的叙事，而非深入、细致的分析。一些媒体平台为那些挑战主流科学共识或专家意见的声音提供了空间，甚至将其放大，以制造冲突和话题。专家意见在媒体的呈现中，往往被置于与普通人的“观点”同等的地位，甚至被简化为“一家之言”，削弱了其权威性。
政治极化与身份政治： 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极化日益严重。在政治斗争中，“智识”和“理性”有时被视为一种“自由派”或“精英主义”的标签，而与“爱国主义”、“保守主义”形成对立。政治人物为了争取基本盘，会刻意塑造一种“接地气”、不走寻常路的形象，对“精英”和“专家”表现出不屑的态度。身份政治的发展，也使得一些群体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信念视为高于一切，对与之相悖的理性分析和事实证据产生抗拒。
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茧房效应： 互联网的出现，为反智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算法推荐和用户生成内容使得人们更容易找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形成“信息茧房”。那些质疑科学权威、相信阴谋论的群体，在网络上找到了彼此的社群，并获得了大量支持和传播渠道。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和误导性内容泛滥，也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权威信息来源的信任。
对“政治正确”的抵制与对“言论自由”的误读： 一些人将对某些科学研究或社会现象的讨论，视为“政治正确”的压制。他们认为，科学家和学者在某些议题上存在预设的立场，其研究成果不过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思潮。在这种解读下，对权威观点的质疑，反而成为了一种反抗压迫、捍卫“真实”和“自由言论”的表现。然而，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常常忽视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事实依据以及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四、 当代表现与深层影响
如今，美国的反智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学否认主义： 从气候变化到疫苗效力，科学共识在公众舆论中屡屡受到挑战。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被曲解、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政治阴谋。
历史虚无主义与对复杂性的回避： 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趋于简单化、情绪化，对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要求被视为“精英的挑剔”。
对专家意见的普遍不信任： 无论是医生、经济学家还是情报分析师，他们的专业意见都可能被大众的直觉或所谓的“常识”所取代。
政治话语的贫瘠化： 政治辩论常常被情绪化的口号和个人攻击所取代，缺乏对复杂政策的理性探讨。
美国反智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过程。它并非简单的“愚蠢”，而是根植于美国历史中的某些基因，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演变、放大。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摒弃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深入剖析其历史根源、社会动力和传播机制。这股潜流，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和文化认同，其长期后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反思。
网友意见
//突然间有好多赞，好开心啊~
//谢谢大家~
//大家一起快乐的学习新知识吧~
在美国，有大学文凭的人的平均工资远高于没有文凭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倾家荡产背老鼻子债还要读大学（学费对于老美来说也是超级贵的）。这一点上，美国不反智。
在美国，有着Dr头衔就一定是要印出来告诉大家的，因为这是荣耀，这一点上美国不反智。
在美国，一夜暴富的土豪真的不多，暴富的（硅谷那些）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虽然有不少是辍学，但是人家辍的那些大学很多人都是没有资格上的）。其实这一点来说，美国不反智。
至于旁边那个关于“美国中学反智主义”的问题，回答都比较片面。美国的教育系统和中国一样，学校与学校之间差距很大。好的学校都是非常鼓励学生学习，发明，创新的。就像国内的省重点高中一样。至于差点的学校，也和国内一样，学生自己爱干嘛干嘛吧。
wiki了反智主义，典型例子貌似是文化@革$命呢貌似。
美国不反智，虽然确实有点反智倾向，但，谁没有呢？国内的“知识分子”低工资待遇，国人普遍不相信“教授”“专家”之言，日本核泄漏了我们疯狂抢盐什么的，这么说来不都是“反智”的苗头吗？
其实老是这样扣帽子，贴标签，宣传别人多不好，真的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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