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战后德国，匈牙利复仇情绪很重而奥地利基本上没什么复仇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匈牙利的复仇情绪确实比奥地利要强烈得多，这背后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需要从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来深入分析。
一、战争的性质与战败的后果
德国：作为核心战败国，承担最严厉的惩罚。
《凡尔赛条约》的严苛性：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德国被条约认定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因此承担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最初是1320亿金马克，后来调整但依然天文数字），这几乎掏空了德国的经济。
领土的巨大损失： 德国失去了约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包括富饶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部分普鲁士领土（归波兰，导致东普鲁士被隔断）等。这些领土的丧失不仅影响了经济，更触动了德国的民族自尊。
军事力量的极大限制： 德国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海军规模受到严苛限制，空军被禁止。这对于一个曾经以军事力量强大自诩的普鲁士为核心的国家来说，是极大的羞辱。
战争罪条款（Article 231）： 条约中最具争议也最令德国人憎恨的是“战争罪条款”，它宣称“德国及其盟国被视为对所有协约国及附属国所遭受的损失和损害负有责任”。这被德国人视为“强加的罪责”，认为这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不公。
国际地位的严重损害： 德国被剥夺了殖民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被孤立和排斥。
匈牙利：作为奥匈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遭受了沉重打击。
《特里亚农条约》的残酷性： 匈牙利与奥地利不同，它在战后被视为独立的国家，但《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来说是灾难性的。匈牙利失去了约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包括大量说匈牙利语的民族（马扎尔人）生活在被割让的土地上。
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害： 条约将许多传统上属于匈牙利的地区割让给邻国，如斯洛伐克、外喀尔巴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特兰西尔瓦尼亚等地。这导致了数百万匈牙利人成为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认同和生活受到威胁。
经济基础的削弱： 失去的领土中包含许多重要的工业区、矿产资源和农田，严重削弱了匈牙利的经济实力。
民族屈辱感： 匈牙利人认为《特里亚农条约》是对匈牙利民族生存权的剥夺，是极其不公正的。这种“国土残缺”的伤痛感，使得复仇情绪非常强烈。
奥地利：从一个庞大的帝国解体，但其解体后的“奥地利共和国”承担的直接惩罚相对较轻。
奥匈帝国的解体： 奥匈帝国是同盟国一方的战败者，在战败后帝国分裂。与其说奥地利“战败”，不如说它是一个帝国的瓦解。
《圣日耳曼条约》的相对温和： 《圣日耳曼条约》虽然也对奥地利进行了限制，如禁止与德国合并，限制军备等，但相比于德国和匈牙利所受的待遇，其惩罚程度要轻得多。奥地利失去的领土主要是给了新建或扩大的民族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等。
民族国家的新生与关注点转移： 奥地利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奥地利人更多的是在努力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处理内部的民族矛盾（虽然也不少），以及适应帝国瓦解后的新地缘政治格局。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生存和内部整合，而非对外复仇。
地缘政治的孤立： 战后的奥地利被夹在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之间，国家规模大大缩小，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内陆国家。其政治重心更多地放在如何在这个新的欧洲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非对外扩张或复仇。
二、民族主义的演变与强度
德国：高度发达的民族主义和对“伟大德国”的渴望。
普鲁士军事传统： 德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和统一德国后的民族自豪感。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是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对战败和条约的惩罚感到极大的羞辱，认为这是对德意志民族伟大形象的玷污。
“背后一刀”的阴谋论： 战败后，德国国内流传着“背后一刀”（Dolchstoßlegende）的阴谋论，认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并未失败，而是被国内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等“内部敌人”出卖了。这种论调极大地煽动了复仇情绪，将战败的责任转嫁给内部敌人，而非外部对手。
希特勒的煽动： 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充分利用了德国民众的民族屈辱感和复仇情绪，将《凡尔赛条约》视为国家最大的耻辱，承诺要撕毁条约，恢复德国的荣耀和伟大。
匈牙利：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大匈牙利”的怀念。
历史上的辉煌： 匈牙利人对于奥匈帝国时期，特别是19世纪末的“双君主国”时期，有着深刻的怀念。他们认为自己是中欧地区的重要民族，对失去的领土和人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感。
“受害者”叙事： 匈牙利人普遍将自己视为《特里亚农条约》的受害者，强调被压迫和被剥夺的经历。这种“受害者”叙事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复仇心理，希望能够收复失地。
奥地利：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考量。
帝国解体的现实： 奥地利人虽然也为帝国的解体感到惋惜，但面对现实，更多的是接受既成事实，并试图在新的国家框架内生存。
内部政治的分裂： 战后的奥地利政治上相当不稳定，存在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极右翼等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虽然也有民族主义的声音，但其重心更多的是围绕国内政治斗争和国家生存展开，对对外复仇的关注度相对不高。
对德国合并的担忧： 部分奥地利人对与德国合并存在疑虑，担心奥地利在强大的德国面前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种潜在的担忧也使得他们对积极煽动复仇情绪的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三、政治和经济状况
德国：经济崩溃与政治动荡。
恶性通货膨胀： 战争赔款、经济封锁和国内的动荡导致了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几乎摧毁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和绝望。
魏玛共和国的脆弱： 民主化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内外夹击。右翼势力一直试图颠覆共和国，而社会各界对战败和条约的不满为激进势力提供了土壤。
匈牙利：同样经历经济困难，但民族问题是核心。
经济的艰难重建： 匈牙利也面临经济困难，但其核心问题是领土的丧失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民族团结的需求： 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民族团结和收复失地成为政治的首要议题，也更容易压倒其他国内矛盾。
奥地利：国家规模缩小后的经济压力。
国家职能的重塑： 奥地利共和国在帝国解体后，国家规模大大缩小，原先为庞大帝国服务的官僚体系和经济联系需要重塑，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外部援助与国际合作： 奥地利在重建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国际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端困境，也使其更倾向于与国际社会合作而非对抗。
四、对战败的认知与责任归属
德国：普遍认为自己是被不公对待的受害者。 如前所述，“背后一刀”论使得很多人不认为德国在战场上失败，而是被背叛。因此，条约的不公就显得更加刺眼，复仇的动力也更强。
匈牙利：认为自己是无辜卷入战争，并被邻国出卖。 匈牙利人也认为自己是被卷入奥匈帝国这场战争的，且《特里亚农条约》是对其民族生存的威胁。
奥地利：更多地将帝国解体视为历史的必然和战争的代价。 虽然奥地利人也对帝国解体感到悲伤，但由于其国家规模的缩小和政治焦点的转移，对“复仇”的迫切需求相对较弱。他们更多地是在适应一个失去往日辉煌的新时代，而非纠结于过去的荣辱。
总结来说：
德国和匈牙利之所以复仇情绪浓厚，主要是因为它们在战后遭受了极其严苛、被视为极不公平的条约惩罚，包括巨额赔款、大片领土丧失、军事被大幅限制，并被贴上了战争罪的标签。这些都极大地刺伤了它们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并与它们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形成了强烈的复仇动力。尤其是德国的“背后一刀”论，更是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为复仇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奥地利虽然也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和领土的损失，但其战后条约相对温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国家框架内生存和重建。奥地利人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上，对对外复仇的迫切性远不如德国和匈牙利。同时，奥地利人对帝国解体的认知，以及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相对被动地位，也使其复仇情绪相对较低。
一、战争的性质与战败的后果
德国：作为核心战败国，承担最严厉的惩罚。
《凡尔赛条约》的严苛性：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德国被条约认定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因此承担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最初是1320亿金马克，后来调整但依然天文数字），这几乎掏空了德国的经济。
领土的巨大损失： 德国失去了约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包括富饶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部分普鲁士领土（归波兰，导致东普鲁士被隔断）等。这些领土的丧失不仅影响了经济，更触动了德国的民族自尊。
军事力量的极大限制： 德国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海军规模受到严苛限制，空军被禁止。这对于一个曾经以军事力量强大自诩的普鲁士为核心的国家来说，是极大的羞辱。
战争罪条款（Article 231）： 条约中最具争议也最令德国人憎恨的是“战争罪条款”，它宣称“德国及其盟国被视为对所有协约国及附属国所遭受的损失和损害负有责任”。这被德国人视为“强加的罪责”，认为这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不公。
国际地位的严重损害： 德国被剥夺了殖民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被孤立和排斥。
匈牙利：作为奥匈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遭受了沉重打击。
《特里亚农条约》的残酷性： 匈牙利与奥地利不同，它在战后被视为独立的国家，但《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来说是灾难性的。匈牙利失去了约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包括大量说匈牙利语的民族（马扎尔人）生活在被割让的土地上。
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害： 条约将许多传统上属于匈牙利的地区割让给邻国，如斯洛伐克、外喀尔巴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特兰西尔瓦尼亚等地。这导致了数百万匈牙利人成为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认同和生活受到威胁。
经济基础的削弱： 失去的领土中包含许多重要的工业区、矿产资源和农田，严重削弱了匈牙利的经济实力。
民族屈辱感： 匈牙利人认为《特里亚农条约》是对匈牙利民族生存权的剥夺，是极其不公正的。这种“国土残缺”的伤痛感，使得复仇情绪非常强烈。
奥地利：从一个庞大的帝国解体，但其解体后的“奥地利共和国”承担的直接惩罚相对较轻。
奥匈帝国的解体： 奥匈帝国是同盟国一方的战败者，在战败后帝国分裂。与其说奥地利“战败”，不如说它是一个帝国的瓦解。
《圣日耳曼条约》的相对温和： 《圣日耳曼条约》虽然也对奥地利进行了限制，如禁止与德国合并，限制军备等，但相比于德国和匈牙利所受的待遇，其惩罚程度要轻得多。奥地利失去的领土主要是给了新建或扩大的民族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等。
民族国家的新生与关注点转移： 奥地利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奥地利人更多的是在努力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处理内部的民族矛盾（虽然也不少），以及适应帝国瓦解后的新地缘政治格局。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生存和内部整合，而非对外复仇。
地缘政治的孤立： 战后的奥地利被夹在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之间，国家规模大大缩小，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内陆国家。其政治重心更多地放在如何在这个新的欧洲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非对外扩张或复仇。
二、民族主义的演变与强度
德国：高度发达的民族主义和对“伟大德国”的渴望。
普鲁士军事传统： 德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和统一德国后的民族自豪感。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是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对战败和条约的惩罚感到极大的羞辱，认为这是对德意志民族伟大形象的玷污。
“背后一刀”的阴谋论： 战败后，德国国内流传着“背后一刀”（Dolchstoßlegende）的阴谋论，认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并未失败，而是被国内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等“内部敌人”出卖了。这种论调极大地煽动了复仇情绪，将战败的责任转嫁给内部敌人，而非外部对手。
希特勒的煽动： 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充分利用了德国民众的民族屈辱感和复仇情绪，将《凡尔赛条约》视为国家最大的耻辱，承诺要撕毁条约，恢复德国的荣耀和伟大。
匈牙利：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大匈牙利”的怀念。
历史上的辉煌： 匈牙利人对于奥匈帝国时期，特别是19世纪末的“双君主国”时期，有着深刻的怀念。他们认为自己是中欧地区的重要民族，对失去的领土和人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责任感。
“受害者”叙事： 匈牙利人普遍将自己视为《特里亚农条约》的受害者，强调被压迫和被剥夺的经历。这种“受害者”叙事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复仇心理，希望能够收复失地。
奥地利：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考量。
帝国解体的现实： 奥地利人虽然也为帝国的解体感到惋惜，但面对现实，更多的是接受既成事实，并试图在新的国家框架内生存。
内部政治的分裂： 战后的奥地利政治上相当不稳定，存在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极右翼等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虽然也有民族主义的声音，但其重心更多的是围绕国内政治斗争和国家生存展开，对对外复仇的关注度相对不高。
对德国合并的担忧： 部分奥地利人对与德国合并存在疑虑，担心奥地利在强大的德国面前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种潜在的担忧也使得他们对积极煽动复仇情绪的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三、政治和经济状况
德国：经济崩溃与政治动荡。
恶性通货膨胀： 战争赔款、经济封锁和国内的动荡导致了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几乎摧毁了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和绝望。
魏玛共和国的脆弱： 民主化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内外夹击。右翼势力一直试图颠覆共和国，而社会各界对战败和条约的不满为激进势力提供了土壤。
匈牙利：同样经历经济困难，但民族问题是核心。
经济的艰难重建： 匈牙利也面临经济困难，但其核心问题是领土的丧失对经济基础的破坏。
民族团结的需求： 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民族团结和收复失地成为政治的首要议题，也更容易压倒其他国内矛盾。
奥地利：国家规模缩小后的经济压力。
国家职能的重塑： 奥地利共和国在帝国解体后，国家规模大大缩小，原先为庞大帝国服务的官僚体系和经济联系需要重塑，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外部援助与国际合作： 奥地利在重建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国际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端困境，也使其更倾向于与国际社会合作而非对抗。
四、对战败的认知与责任归属
德国：普遍认为自己是被不公对待的受害者。 如前所述，“背后一刀”论使得很多人不认为德国在战场上失败，而是被背叛。因此，条约的不公就显得更加刺眼，复仇的动力也更强。
匈牙利：认为自己是无辜卷入战争，并被邻国出卖。 匈牙利人也认为自己是被卷入奥匈帝国这场战争的，且《特里亚农条约》是对其民族生存的威胁。
奥地利：更多地将帝国解体视为历史的必然和战争的代价。 虽然奥地利人也对帝国解体感到悲伤，但由于其国家规模的缩小和政治焦点的转移，对“复仇”的迫切需求相对较弱。他们更多地是在适应一个失去往日辉煌的新时代，而非纠结于过去的荣辱。
总结来说：
德国和匈牙利之所以复仇情绪浓厚，主要是因为它们在战后遭受了极其严苛、被视为极不公平的条约惩罚，包括巨额赔款、大片领土丧失、军事被大幅限制，并被贴上了战争罪的标签。这些都极大地刺伤了它们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并与它们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形成了强烈的复仇动力。尤其是德国的“背后一刀”论，更是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为复仇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奥地利虽然也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和领土的损失，但其战后条约相对温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国家框架内生存和重建。奥地利人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上，对对外复仇的迫切性远不如德国和匈牙利。同时，奥地利人对帝国解体的认知，以及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相对被动地位，也使其复仇情绪相对较低。
网友意见
奥地利复仇情绪当然很重【希特勒就是奥地利人】，只是和德匈不同，有两个方向：大德意志主义和哈布斯堡复辟主义。后者由于会严重影响南斯拉夫、意大利的利益，因此在30年代初期被各方强烈压制，而相对哈布斯堡复辟，德奥合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皆认为相对可接受。因此，最后奥地利近乎全民一致支持德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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