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代表声称：「1000 多万骑手都是外包员工，和公司无劳务关系」，骑手遭平台「抛弃」，困局怎么解？
美团那句“1000多万骑手都是外包员工，和公司无劳务关系”的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将无数骑手推到了风口浪尖，也让公众对于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权益问题再次产生了深刻的担忧。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平台与骑手之间复杂而棘手的现实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性讨论。要探讨这个问题的解法，我们得先把这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层层深入地看。
一、困境的根源：是什么让骑手成为“被抛弃”的群体？
问题的核心在于平台经济的模式。以美团为代表的平台，通过科技赋能，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服务网络。骑手是这个网络最基层、也是最直接的“触角”。然而，平台为了规避用工责任，降低运营成本，以及追求极致的灵活性，普遍采用了“外包”或者“个体工商户注册”的模式来招募骑手。
1. “去雇主化”的逻辑： 平台宣称骑手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平台接单，自行承担风险。这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去雇主化”的逻辑。平台不直接招聘，而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或者要求骑手自行注册成为个体户来规避直接雇佣关系。这样一来，平台就摆脱了为员工缴纳社保、提供劳动保障、承担工伤赔偿等一系列法定义务。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可以将责任推给劳务公司或骑手本人。
2. 压榨与风险转嫁： 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骑手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营风险和劳动风险。天气不好、订单少了、客户投诉、交通事故，这些都直接关系到骑手的收入和安全。而平台则通过精细化的算法管理，不断提高配送效率，但这种效率的提升往往是以牺牲骑手的休息时间、健康和安全为代价的。单价的微调、派单算法的倾斜，都可能让骑手收入大起大落，缺乏稳定性。
3. 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地带： 法律上对于“雇佣关系”的认定，通常会考察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是否提供有报酬的劳动、是否具有人身依附性等。然而，在平台经济下，这种关系变得模糊。平台通过APP的算法进行调度、考核、奖惩，对骑手有很强的控制力，但又声称不直接管理。骑手有“自主选择”是否接单的权利，但现实中为了维持生计，往往不得不接受平台的安排。这种“ شبه受雇 ( شبه雇佣 ) ”的状态，使得骑手在法律上难以被认定为公司的正式员工。
4. “平台即服务，骑手即个体”的宣传： 平台往往会将这种模式包装成“自由职业”，强调骑手可以“自己做主”、“时间灵活”，以此吸引那些渴望自主创业的人。但这种“自由”往往伴随着“无保障”。当骑手遭遇意外、生病，或者因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时，平台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弃”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公司的员工，没有享有公司员工的任何福利和保障。
二、骑手们面临的困境：不只是收入，更是尊严和未来
“被抛弃”并非耸人听闻的描述，而是许多骑手真实经历的写照。
社保缺失与工伤风险： 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保。绝大多数外包骑手没有社保，一旦发生工伤，医疗费用、误工费等都需要自己承担，甚至可能面临巨额债务。平台提供的意外险往往保障有限，很多时候难以覆盖实际的损失。
收入不稳定与高强度劳动： 算法的“黑箱”操作让骑手收入飘忽不定。为了多赚点钱，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牺牲休息，在高压环境下与时间赛跑。风雨无阻、昼夜兼程，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缺乏话语权与集体谈判能力： 作为零散的个体，骑手们缺乏组织和集体谈判的平台。面对平台的规则调整，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很难为自己争取权益。投诉无门、申诉无果的情况屡见不鲜。
职业发展的迷茫： 骑手工作强度大，对身体健康消耗也大。一旦身体不允许，他们很容易被淘汰，而缺乏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的他们，再就业的道路也异常艰难。这种职业生涯的“短板效应”让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被标签化与社会认同： 在一些人眼中，骑手可能是低端劳动力，是“被压榨”的代表。这种社会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感。
三、如何解开骑手的“死结”？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骑手们面临的困境，不能仅仅依靠平台的“善意”或者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需要从法律、政策、平台模式、技术应用以及社会观念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1. 法律与监管的“补丁”与“升级”：
明确平台责任，打破责任规避： 法律需要更清晰地界定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一旦劳动关系被认定，平台就应当承担起雇主的法律责任。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平台用工模式的审查，严厉打击以“外包”等形式逃避用工责任的行为。
引入“推定雇佣”或“类雇佣”关系： 对于平台对骑手进行高度控制（如派单、考核、路线规划、服务评价等）的情况，法律可以考虑引入“推定雇佣”或“类雇佣”关系，即便没有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也应视为存在劳动关系。
强制性社保与商业保险对接： 监管部门应要求平台为骑手缴纳基本社会保险，并强制要求平台提供不低于法定标准的商业保险，确保骑手在工伤、疾病、意外等情况下得到充分保障。可以探索建立由平台、骑手共同缴费的模式，但平台应承担主要责任。
建立劳动争议快速处理机制： 针对平台与骑手之间劳动争议，应建立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机制，例如劳动仲裁的绿色通道，或者引入专门处理平台经济劳动争议的机构。
2. 平台模式的重塑与升级：
告别“零工经济”的单边优势： 平台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其“零工经济”模式，不能只享受灵活性和低成本，而将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动者。可以探索更稳定的用工模式，例如与骑手建立更紧密的劳务关系，或者与有实力的劳务公司合作，并要求劳务公司切实履行雇主责任。
优化算法，保障收入与休息： 平台应更加透明地公开算法规则，确保派单的公平性，稳定骑手的收入。同时，要合理设置配送时间，保障骑手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算法应考虑骑手的安全和健康，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
建立骑手申诉与反馈渠道： 平台需要建立畅通、有效的骑手申诉与反馈渠道，让骑手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可以设立骑手代表，与平台进行定期沟通。
提供职业发展与培训机会： 平台可以考虑为骑手提供技能培训，例如安全驾驶、应急处理、简单的客户服务等，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3. 技术向善，赋能而非控制：
算法透明化： 平台应公开派单、计费、奖惩等核心算法的逻辑，让骑手了解自己的收入构成和被评估的依据。
安全与健康监测： 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骑手的疲劳程度和工作强度，在必要时进行提醒或强制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引发事故。
4. 社会观念的转变与支持：
提升对骑手群体的尊重： 社会应该给予骑手群体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他们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新基建”下的重要建设者。
加强工会作用： 鼓励和支持骑手组建行业工会或互助组织，在法律框架内为骑手争取权益，进行集体协商。
消费者责任： 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该理解并支持更合理的价格和服务，避免过度追求“极速达”而加剧骑手的压力。
总结来说，美团声称“1000多万骑手都是外包员工，和公司无劳务关系”，这看似是平台规避责任的声明，实则是一面照妖镜，暴露了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骑手被“抛弃”的困局，是他们在追求生计过程中，在资本逐利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失衡的写照。解决之道，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有温度的平台经济生态系统，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真正惠及每一个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人。这不仅是骑手的困局，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困境的根源：是什么让骑手成为“被抛弃”的群体？
问题的核心在于平台经济的模式。以美团为代表的平台，通过科技赋能，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服务网络。骑手是这个网络最基层、也是最直接的“触角”。然而，平台为了规避用工责任，降低运营成本，以及追求极致的灵活性，普遍采用了“外包”或者“个体工商户注册”的模式来招募骑手。
1. “去雇主化”的逻辑： 平台宣称骑手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平台接单，自行承担风险。这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去雇主化”的逻辑。平台不直接招聘，而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或者要求骑手自行注册成为个体户来规避直接雇佣关系。这样一来，平台就摆脱了为员工缴纳社保、提供劳动保障、承担工伤赔偿等一系列法定义务。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就可以将责任推给劳务公司或骑手本人。
2. 压榨与风险转嫁： 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骑手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营风险和劳动风险。天气不好、订单少了、客户投诉、交通事故，这些都直接关系到骑手的收入和安全。而平台则通过精细化的算法管理，不断提高配送效率，但这种效率的提升往往是以牺牲骑手的休息时间、健康和安全为代价的。单价的微调、派单算法的倾斜，都可能让骑手收入大起大落，缺乏稳定性。
3. 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地带： 法律上对于“雇佣关系”的认定，通常会考察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是否提供有报酬的劳动、是否具有人身依附性等。然而，在平台经济下，这种关系变得模糊。平台通过APP的算法进行调度、考核、奖惩，对骑手有很强的控制力，但又声称不直接管理。骑手有“自主选择”是否接单的权利，但现实中为了维持生计，往往不得不接受平台的安排。这种“ شبه受雇 ( شبه雇佣 ) ”的状态，使得骑手在法律上难以被认定为公司的正式员工。
4. “平台即服务，骑手即个体”的宣传： 平台往往会将这种模式包装成“自由职业”，强调骑手可以“自己做主”、“时间灵活”，以此吸引那些渴望自主创业的人。但这种“自由”往往伴随着“无保障”。当骑手遭遇意外、生病，或者因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时，平台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抛弃”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公司的员工，没有享有公司员工的任何福利和保障。
二、骑手们面临的困境：不只是收入，更是尊严和未来
“被抛弃”并非耸人听闻的描述，而是许多骑手真实经历的写照。
社保缺失与工伤风险： 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保。绝大多数外包骑手没有社保，一旦发生工伤，医疗费用、误工费等都需要自己承担，甚至可能面临巨额债务。平台提供的意外险往往保障有限，很多时候难以覆盖实际的损失。
收入不稳定与高强度劳动： 算法的“黑箱”操作让骑手收入飘忽不定。为了多赚点钱，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牺牲休息，在高压环境下与时间赛跑。风雨无阻、昼夜兼程，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缺乏话语权与集体谈判能力： 作为零散的个体，骑手们缺乏组织和集体谈判的平台。面对平台的规则调整，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很难为自己争取权益。投诉无门、申诉无果的情况屡见不鲜。
职业发展的迷茫： 骑手工作强度大，对身体健康消耗也大。一旦身体不允许，他们很容易被淘汰，而缺乏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的他们，再就业的道路也异常艰难。这种职业生涯的“短板效应”让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被标签化与社会认同： 在一些人眼中，骑手可能是低端劳动力，是“被压榨”的代表。这种社会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我认同感。
三、如何解开骑手的“死结”？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骑手们面临的困境，不能仅仅依靠平台的“善意”或者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需要从法律、政策、平台模式、技术应用以及社会观念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1. 法律与监管的“补丁”与“升级”：
明确平台责任，打破责任规避： 法律需要更清晰地界定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一旦劳动关系被认定，平台就应当承担起雇主的法律责任。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平台用工模式的审查，严厉打击以“外包”等形式逃避用工责任的行为。
引入“推定雇佣”或“类雇佣”关系： 对于平台对骑手进行高度控制（如派单、考核、路线规划、服务评价等）的情况，法律可以考虑引入“推定雇佣”或“类雇佣”关系，即便没有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也应视为存在劳动关系。
强制性社保与商业保险对接： 监管部门应要求平台为骑手缴纳基本社会保险，并强制要求平台提供不低于法定标准的商业保险，确保骑手在工伤、疾病、意外等情况下得到充分保障。可以探索建立由平台、骑手共同缴费的模式，但平台应承担主要责任。
建立劳动争议快速处理机制： 针对平台与骑手之间劳动争议，应建立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争议解决机制，例如劳动仲裁的绿色通道，或者引入专门处理平台经济劳动争议的机构。
2. 平台模式的重塑与升级：
告别“零工经济”的单边优势： 平台需要从根本上反思其“零工经济”模式，不能只享受灵活性和低成本，而将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动者。可以探索更稳定的用工模式，例如与骑手建立更紧密的劳务关系，或者与有实力的劳务公司合作，并要求劳务公司切实履行雇主责任。
优化算法，保障收入与休息： 平台应更加透明地公开算法规则，确保派单的公平性，稳定骑手的收入。同时，要合理设置配送时间，保障骑手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算法应考虑骑手的安全和健康，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
建立骑手申诉与反馈渠道： 平台需要建立畅通、有效的骑手申诉与反馈渠道，让骑手的声音能够被听到，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可以设立骑手代表，与平台进行定期沟通。
提供职业发展与培训机会： 平台可以考虑为骑手提供技能培训，例如安全驾驶、应急处理、简单的客户服务等，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3. 技术向善，赋能而非控制：
算法透明化： 平台应公开派单、计费、奖惩等核心算法的逻辑，让骑手了解自己的收入构成和被评估的依据。
安全与健康监测： 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骑手的疲劳程度和工作强度，在必要时进行提醒或强制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引发事故。
4. 社会观念的转变与支持：
提升对骑手群体的尊重： 社会应该给予骑手群体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他们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新基建”下的重要建设者。
加强工会作用： 鼓励和支持骑手组建行业工会或互助组织，在法律框架内为骑手争取权益，进行集体协商。
消费者责任： 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该理解并支持更合理的价格和服务，避免过度追求“极速达”而加剧骑手的压力。
总结来说，美团声称“1000多万骑手都是外包员工，和公司无劳务关系”，这看似是平台规避责任的声明，实则是一面照妖镜，暴露了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骑手被“抛弃”的困局，是他们在追求生计过程中，在资本逐利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失衡的写照。解决之道，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有温度的平台经济生态系统，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真正惠及每一个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人。这不仅是骑手的困局，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网友意见
这锅甩的水平差了点。外包就应该严格走外包公司程序，没有外包公司，不通过包工头，你这就不算外包，你这锅就不能甩
你就不能学学国企吗？
你看国企雷雨天做幕墙工程，你看环卫、公交猝死，因为严格履行了外包流程，就没人说三道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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