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表音，那扬雄是怎么用汉字去记录各地方言的？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吸收了语音信息的。比如，许多汉字都是形声字，字的上半部分（声符）就提示了它的读音。当然，这个读音是古代汉语的读音，跟今天的方言，乃至跟官话都有差异。
所以，扬雄当年记录方言，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拼音一样，一个音就写一个符号。他的方法要复杂得多，也巧妙得多。
首先，咱们得知道扬雄想干啥。
扬雄生活在西汉末年，那个时候，虽然中央集权加强了，但中国各地还是存在着不少方言差异。扬雄这个人，特别有学术钻研精神，他对文字、语言、音韵都非常有兴趣。他觉得，咱们国家的文字能记录下这么多东西，为啥就不能把这些不同地方说的话也记录下来，让后人也能知道呢？所以，他写了《方言》这本书，目的就是记录和解释各地的方言词汇。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事儿得从几个层面来说。
1. 拿“通用”的字去“冒充”或者“类比”方言的词：
扬雄记录方言，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用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汉字，也就是当时通行的官话（或者说当时的“雅言”），去对应那些在不同地区流行的说法。
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北方说“吃饭”，南方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比如“食”这个字在古代很多时候就代表“吃饭”。扬雄就会在他的《方言》里写：“凡，秦晋之间曰饍，而南楚之国曰食。” 这里的“饍”和“食”就是当时的通用汉字。他通过标注“秦晋之间”、“南楚之国”，告诉我们，在这些地方，人们说的“吃饭”可能是用“饍”或者“食”来表达的，或者说“食”这个词在这些地方有“吃饭”的意思，而其他地方可能不是这样。
他并没有创造新的字来记录方言，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汉字的多义性和古代字音的演变。
2. 利用汉字的“同音”或者“近音”关系：
虽然汉字不完全表音，但它还是有音的。扬雄在记录方言的时候，会参考当时的字音。如果某个方言词的读音，跟某个通用汉字的读音很接近，或者甚至相同，他就会用那个通用汉字来代表方言词。
比如，《方言》里说：“北燕、赵、魏、秦、齐、汉之间，凡言‘死’，皆曰‘不雄’。” 这里的“不雄”是并列的两个字，念起来大概是“bù xióng”。你可能会想，这跟“死”有什么关系？
这里面就有讲究了。在古代的某些方言里，“死”这个字的读音，可能和“不”或者“雄”的某个读音比较接近。扬雄记录下来，就是为了说明，在这些地方，人们用“不雄”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个音）来表示“死”的意思。他写下来的时候，用的是“不”和“雄”这两个字，但他的意图是记录那个方言的读音。
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有时候会用一些字来“谐音梗”，但扬雄那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他是在观察到某个方言词的读音后，去寻找一个最接近或者最能代表这个音的汉字。
3. 借用“假借”的手法：
假借是汉字使用的一种传统方法，就是借用同音或者近音的字来表示另一个词。扬雄在记录方言时，也使用了这种技巧。
比方说，他可能会发现某个方言里有一个词，意义比较特殊，在当时的标准语境里没有一个恰当的字能直接表达。他就可能会借用一个读音相近的字来写。
《方言》里说：“凡陈、宋、卫、韩、魏、燕、赵、梁、赵，言‘疾’，皆曰‘告’。” “告”字在这里，并不是说“告诉”的意思，而是扬雄发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用一个读音和“告”字相近的词来表示“生病”的意思。
4. 重点在于“注”和“释”：
扬雄写《方言》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他记录了多少方言词，更在于他给出了“注”和“释”。
他写一句话，比如“北燕、赵、魏、秦、齐、汉之间，凡言‘死’，皆曰‘不雄’。” 这句话本身就是在“注”，就是在解释“死”在这些地方有“不雄”的说法。
而他书的后面，还有专门的“释”的部分。他会告诉你，“‘不雄’，死也。” 这样一来，虽然他用“不雄”这两个字记录下来，但通过后面的解释，意思就清楚了。
所以，扬雄的方法，本质上是用“已知”（当时的标准汉字和词汇）去“描绘”和“解释”“未知”（各地方言的词汇）。
更深层次的理解：
音韵学的基础： 扬雄这样做，其实也是建立在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音韵学基础上的。人们已经开始研究字音，知道哪些字读音相近，哪些字有送气不送气、声母韵母等等细微差别。扬雄就是在利用这些知识。
历史语言学的萌芽： 扬雄的《方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开创之作。他不是简单地罗列词语，而是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说法，揭示了语言的地域差异和演变。
“意”与“音”的结合： 汉字虽然以“形”和“意”为主，但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借助“音”。扬雄就是巧妙地在“意”的框架下，去捕捉和记录“音”的痕迹。他用字，不仅仅是表示那个“意思”，更是要通过这个字，去暗示或代表那个方言的“读音”。
总结一下，扬雄用汉字记录方言，主要依靠以下几种手段：
1. 直接引用通用汉字，但指明其在方言中的特定用法和意义。
2. 利用汉字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借用合适的汉字来代表方言的词汇或读音。
3. 通过详尽的注释和解释，说明方言词汇的含义及其在不同地区的读法。
他的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谨和细致的语言学实践，为我们后人研究古代汉语的方言和词汇，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他并没有创造什么“方言拼音”，而是用一套非常“中国式”的、基于汉字系统的方法，去攻克了记录方言这个难题。这才是他真正的伟大之处。
网友意见
先说一下杨雄和《方言》一书成书的背景。
杨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年少时在成都的石室精舍中学习过，彼时石室中还能够读到不少先秦流传下来躲过了始皇帝焚书的竹简。这些竹简为文太守从京城带回，多是诗三百未曾收入的各地民风诗歌。杨雄就在阅读这些诗歌的时候，就有意识积累各地方言素材。后来杨雄在京为官，用几十年时间，采用调查的方法，通过和来京做官的各地輶轩之使交流，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方言词汇资料，然后写成《方言》一书。从内容来看，杨雄在去世之前似乎未能完成调查，最后几章仅有大纲，相对潦草，但在当时能用调查这一方法进行科学的研究，实属不易。这是一部跨时代的著作，后世我们也用方言一词指各地不同方音。
中国的音韵学，起源于佛教的传入，受梵文音训的影响，才有了音韵学。杨雄所在的时代，可能中国已经有佛教传入，但那个时候反切这个注音工具都还没有，杨雄就是用汉字训音。
《方言》一书中，最常见的句式是“XX，某地谓之XX”，比如：
朦，厖，豐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厖；豐，其通語也。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 燕記》曰：“ 豐人杼首。” 杼首，長首也。楚謂之伃，燕謂之杼。燕趙之間言圍大謂之豐。
还有一种是先解释一下，然后说“XX曰XX”
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
读者只要认识这些字，就知道各地方言怎么读，不认识嘛……那就没有办法了。
其实用了形声字，有了声符，很多字当时怎么发音，有音韵学知识的话，是大概可以推出来的。
杨雄有时候还会用“犹、若”等术语，这个术语有时候是纯用来表音：
誣，䛳，與也。吳越曰誣，荊齊曰䛳與，猶秦晉言阿與。
䛳與和阿與就是纯表音的字，说明“誣”这个字，在荊齊和秦晉两地，词首还有个次要音节，这个音节杨雄通过加一个字记录。
杨雄应该还有一些形态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概念，杨雄的有时候会用“转”来表示，这个术语通常暗示有形态变化或者是有语言的演变：
㷄，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尾"，火也。
后世的音韵训诂之学，也喜欢用“转”字表示音的变化。可能在汉代，当时是上古汉语晚期，还有大量屈折的残留，文人还是有相关概念，多用“转”来表示，这个术语在后世得以保留。
《方言》包括《尔雅》的一些材料，尤其是《方言》，同一概念给出各地不同的词汇，所以可以很方便研究方言地理学。
汉代方言区划的划分，最早就是靠《方言》划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方言》中的材料，结合上古音理论，推出得出各个地方语言演化的不同方向，甚至有助于进行汉藏语同源的比较研究。
就比如前述“㷄，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尾"，火也。”，这句话很明显是在提示“㷄、火和 "火尾"”三个字都是同一个词演变而来的，只不过大部分人都说“火”。齐人的"火尾"也是这个字，大家相对比较熟悉，㷄字听得较少，楚地人才这么说，㷄和火的关系，就像"火尾" 和火的关系，是一个字变来的。
联系“黑和墨”两字，还有其他类似例子也是类似的谐声。火字是个歌部字，齐人读 ，如果熟悉上古音，我们大概可以构拟处火字更早的上古音应该接近*xmal，有些学者认为*x-由*s-变来，可能更早就是*smal。这样构拟对不对呢，事实上，藏语的火就叫me，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那么楚地又叫㷄，那可能就是这个词在演变成*xmal的时候，大部分地方就变成xal了，南方某些地方xal又变成了xɯʔ（上声）。
当然，这只是我在答题的时候随手一个很粗糙的推断。事实上杨雄的方言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杨雄的《方言》一书，是整体研究晚期上古汉语各方言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材料。这本书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方言学著作，算是开了全世界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等研究之先河。如果对杨雄的《方言》一书有兴趣，可以阅读以下书籍，这些书不一定是完全研究《方言》的，但是都对《方言》有一定程度的涉及。
王志群：《<方言>与杨雄词汇学》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刘君惠、李恕豪、杨钢、华学诚：《杨雄方言研究》
丁启阵：《秦汉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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