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青铜器上的的牛，不像现代中国的牛，有点像印度瘤牛？
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人在欣赏古代青铜器时会有的一个疑问。看着那些庄重神秘的青铜器，上面的牛形象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黄牛、水牛，甚至是现代中国流行的西门塔尔牛、荷斯坦奶牛，总感觉有些不一样，特别是那个耸起的肩峰，让人联想到印度的瘤牛。
这背后其实牵扯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文化和生物演变因素。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青铜器上的牛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典型化”和“符号化”的表达，而不是写实的肖像画。 古人铸造青铜器，尤其是礼器，往往是为了祭祀、宴饮、彰显身份，所以他们会把他们认为最神圣、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放大，而不是追求毫米级的精准复原。而他们所见到的牛，也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经过数千年选育的特定品种。
那么，为什么会有点像印度瘤牛呢？这得从牛的起源和传播说起。
我们今天所说的牛，主要指的是牛科下的牛属动物。而最早被人类驯化的牛，据考古和遗传学研究表明，主要有两个来源：
1. 原牛（Bos primigenius）： 这是现代家牛的共同祖先。原牛体型高大，性情凶猛，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原牛本身就存在不同的地理亚种。
2. 原牛的非洲亚种（Bos primigenius africanus）： 这个亚种后来演化出了非洲的瘤牛（Bos indicus）。
关键点来了： 现代印度瘤牛，学名叫做“Bos indicus”，它之所以有那个明显的肩峰，是因为它的祖先是原牛的非洲亚种，而这个亚种在适应非洲热带和亚热带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演化，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生理特征。肩峰的主要功能被认为与脂肪储存、体温调节以及肌肉附着有关。
那么，这些牛是怎么在古代中国出现的呢？
古代中国最早的家牛，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起源于中亚地区，最终也源自于更早驯化的原牛（Bos primigenius）的欧亚亚种。 这意味着，早期传入中国的牛，在生物学上，和后来演化出印度瘤牛的非洲亚种的“谱系”是同一个大家族下的亲戚，但由于地理隔离和不同的演化路径，它们在外观上会逐渐产生差异。
所以，古代青铜器上的牛“像”印度瘤牛，其实是在暗示着某种古老的联系和共同的祖先。
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
肩峰的普遍性与强调： 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牛都是非常重要的役畜和祭祀品。许多早期驯化的牛种，包括原牛本身，都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肩部隆起或者肌肉发达形成的“耸肩”特征。古人可能会将这种“健壮”的象征性特征在艺术创作中加以突出，以表现牛的力量、生命力以及其在祭祀中的重要性。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见到的是纯粹的印度瘤牛，而是他们理解和描绘的“牛”的典型形象。
贸易与文化交流：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大规模引进过印度瘤牛，但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更早的草原通路，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物种和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一些早期的家牛可能沿着这些路线传入，它们或许就带有与非洲亚种相似的特征。即使没有直接引进，通过贸易、旅行者或文献的间接影响，也可能让古人接触到对这种“瘤牛”的印象。
艺术风格的演变与地域差异：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青铜器，其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有差异。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其动物纹饰往往显得雄浑、神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则可能更趋向于写实和生动。这种风格的演变，也会影响到对牛的描绘。有时候，一种带有草原风格或西域风格的牛的形象，可能因为审美倾向或贸易路线的因素，在某些时期或地区被更多地模仿和创作出来。
“中国牛”的演变史： 我们现代理解的“中国牛”，特别是耕地的黄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驯化和选育过程。早期传入中国的牛，可能与现在有所不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更精瘦、肩峰不那么明显的牛，很可能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性演化和人工选育的结果。比如，为了适应中国不同的耕作环境和农业需求，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体型适中、耐力好、性格温顺的牛。
对比的视角： 当我们看到古代青铜器上的牛，然后联想到现代印度瘤牛时，我们是用现代的生物学知识和视觉经验去审视古老的艺术品。这种对比本身就可能放大了相似之处。古人描绘的牛，也许在我们看来“像瘤牛”，但在他们那个时代，那就是他们心中最神圣、最有力量的牛的象征。
总而言之，古代青铜器上的牛之所以看起来有些像印度瘤牛，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共同的远古祖先： 它们都源自古老的原牛，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共享一些基础的形态特征。
对“健壮”和“神圣”的艺术强调： 古人通过突出肩部或整体的体型，来表现牛的生命力和祭祀的庄重感。
早期牛种的传入与地域风格影响： 可能有与瘤牛亲缘关系较近的牛种传入，或者受到西域文化风格的影响，使得青铜器上的牛呈现出一些特征上的相似性。
“现代中国牛”是经过长期选育的产物： 我们今天熟悉的牛，与古代的牛已经有显著区别。
因此，与其说古代青铜器上的牛“像”印度瘤牛，不如说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更古老的、拥有相似祖先的牛的群体，并且在艺术表达上，古人选择了他们认为最能体现牛的“牛性”和神性的方式来塑造这些形象。这恰恰是古代艺术的魅力所在，它承载着历史的印记，也诉说着文化的交流。
这背后其实牵扯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文化和生物演变因素。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青铜器上的牛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典型化”和“符号化”的表达，而不是写实的肖像画。 古人铸造青铜器，尤其是礼器，往往是为了祭祀、宴饮、彰显身份，所以他们会把他们认为最神圣、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放大，而不是追求毫米级的精准复原。而他们所见到的牛，也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经过数千年选育的特定品种。
那么，为什么会有点像印度瘤牛呢？这得从牛的起源和传播说起。
我们今天所说的牛，主要指的是牛科下的牛属动物。而最早被人类驯化的牛，据考古和遗传学研究表明，主要有两个来源：
1. 原牛（Bos primigenius）： 这是现代家牛的共同祖先。原牛体型高大，性情凶猛，广泛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原牛本身就存在不同的地理亚种。
2. 原牛的非洲亚种（Bos primigenius africanus）： 这个亚种后来演化出了非洲的瘤牛（Bos indicus）。
关键点来了： 现代印度瘤牛，学名叫做“Bos indicus”，它之所以有那个明显的肩峰，是因为它的祖先是原牛的非洲亚种，而这个亚种在适应非洲热带和亚热带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演化，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生理特征。肩峰的主要功能被认为与脂肪储存、体温调节以及肌肉附着有关。
那么，这些牛是怎么在古代中国出现的呢？
古代中国最早的家牛，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起源于中亚地区，最终也源自于更早驯化的原牛（Bos primigenius）的欧亚亚种。 这意味着，早期传入中国的牛，在生物学上，和后来演化出印度瘤牛的非洲亚种的“谱系”是同一个大家族下的亲戚，但由于地理隔离和不同的演化路径，它们在外观上会逐渐产生差异。
所以，古代青铜器上的牛“像”印度瘤牛，其实是在暗示着某种古老的联系和共同的祖先。
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
肩峰的普遍性与强调： 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牛都是非常重要的役畜和祭祀品。许多早期驯化的牛种，包括原牛本身，都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肩部隆起或者肌肉发达形成的“耸肩”特征。古人可能会将这种“健壮”的象征性特征在艺术创作中加以突出，以表现牛的力量、生命力以及其在祭祀中的重要性。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见到的是纯粹的印度瘤牛，而是他们理解和描绘的“牛”的典型形象。
贸易与文化交流：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古代中国大规模引进过印度瘤牛，但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更早的草原通路，使得东西方之间的物种和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一些早期的家牛可能沿着这些路线传入，它们或许就带有与非洲亚种相似的特征。即使没有直接引进，通过贸易、旅行者或文献的间接影响，也可能让古人接触到对这种“瘤牛”的印象。
艺术风格的演变与地域差异：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青铜器，其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有差异。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其动物纹饰往往显得雄浑、神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则可能更趋向于写实和生动。这种风格的演变，也会影响到对牛的描绘。有时候，一种带有草原风格或西域风格的牛的形象，可能因为审美倾向或贸易路线的因素，在某些时期或地区被更多地模仿和创作出来。
“中国牛”的演变史： 我们现代理解的“中国牛”，特别是耕地的黄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驯化和选育过程。早期传入中国的牛，可能与现在有所不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更精瘦、肩峰不那么明显的牛，很可能是经过数千年的适应性演化和人工选育的结果。比如，为了适应中国不同的耕作环境和农业需求，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体型适中、耐力好、性格温顺的牛。
对比的视角： 当我们看到古代青铜器上的牛，然后联想到现代印度瘤牛时，我们是用现代的生物学知识和视觉经验去审视古老的艺术品。这种对比本身就可能放大了相似之处。古人描绘的牛，也许在我们看来“像瘤牛”，但在他们那个时代，那就是他们心中最神圣、最有力量的牛的象征。
总而言之，古代青铜器上的牛之所以看起来有些像印度瘤牛，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共同的远古祖先： 它们都源自古老的原牛，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共享一些基础的形态特征。
对“健壮”和“神圣”的艺术强调： 古人通过突出肩部或整体的体型，来表现牛的生命力和祭祀的庄重感。
早期牛种的传入与地域风格影响： 可能有与瘤牛亲缘关系较近的牛种传入，或者受到西域文化风格的影响，使得青铜器上的牛呈现出一些特征上的相似性。
“现代中国牛”是经过长期选育的产物： 我们今天熟悉的牛，与古代的牛已经有显著区别。
因此，与其说古代青铜器上的牛“像”印度瘤牛，不如说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更古老的、拥有相似祖先的牛的群体，并且在艺术表达上，古人选择了他们认为最能体现牛的“牛性”和神性的方式来塑造这些形象。这恰恰是古代艺术的魅力所在，它承载着历史的印记，也诉说着文化的交流。
网友意见
首先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青铜器为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是一件典型滇文化的青铜器，器物上的牛反映的是古代云南地区牛的形象，不要和中原地区的牛搞混了。
瘤牛形象属于古滇文化器物中比较重要的装饰，学者对此多有论著；我不懂生物学，就直接引相关论文了：
关于瘤牛的起源问题，诸多学者均有描述，但由于瘤牛与黄牛在解剖学的骨骼结构上并无差异，因此，从地下化石找到的牛亚科化石中，瘤牛与黄牛原始祖先的化石较难区分。 在我国丰富的牛科化石中，至今未见瘤牛的祖先——原始瘤牛的化石，因此尚难定论。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云南出土的古代文物中，瘤牛的原型图像却发现不少。近来从沧源佤族自治县发现3000 多年以前的岩画中众多的牛和狩猎图像，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先民从狩猎向驯养过渡阶段的生活， 其中不乏瘤牛身影。在滇池附近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有大量驯化后的瘤牛青铜器铸像，其造型古朴骄健，形象逼真，鬐甲前上方具有高而隆起的瘤，发达的垂皮，圆长而结实的身躯，粗长的尾巴，除了两只向上向内弯曲的巨大长角外，整个形象酷似现存的瘤牛。从古生物学和古气候学的资料也可看出，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曲靖地区，中部和中西部的昆明、玉溪、楚雄等地区，远古时期曾生存繁衍着为数众多的热带森林动物，野象、犀牛、瘤牛均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瘤牛也有多所记载，一般叫做封牛或犦牛。
《尔雅·释畜》：牛属，犘牛、犦牛、犤牛、犩牛、犣牛、犝牛、犑牛。郭璞注：（犦牛）即犎牛也。领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许，状如橐驼，肉鞍一边。健行者日三百馀里。今交州合浦徐闻县 出此牛。
《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 罽宾国 ﹞出封牛。颜师古注：封牛，项上隆起者也。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初元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
《后汉书·顺帝纪》：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李贤注：封牛，其领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
《后汉书》中提到的“焦侥种夷”所献封牛，即是汉代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中央王朝的贡品。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封牛（瘤牛）尚属一种非常稀罕的奇怪牛种。
今天的云南地区仍然有一种很有名的瘤牛，云南高峰牛，应即是云南古代瘤牛的后代。
云南高峰牛和古滇青铜贮贝器上瘤牛形象对比
至于古代中原地区的牛，其形象与现代国内的牛还是非常相似的。上海博物馆还展有一尊非常著名的青铜牛尊，属于春秋晚期晋国所作的青铜礼器。
1923年这批晋式青铜器在山西浑源盗掘出土，后为传奇古董商卢芹斋高价购得，在盗运出国的过程中在上海被查扣，1952年移交上博展出。除去身上繁琐的装饰花纹，这就是一头现在农村里随处可见的水牛，鼻上还穿了鼻环。
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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