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列入文学经典是否有凑数之嫌?
这个问题，颇耐人寻味。一提到《水浒传》，我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宋江的“义”，武松的勇，林冲的隐忍，鲁智深的率性……他们在大宋动荡的时代，或因官逼民反，或因江湖恩怨，汇聚梁山，举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本小说，以其波澜壮阔的情节，淋漓尽致的人物刻画，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更被尊为文学经典。
然而，若深究其“凑数”的可能性，我们不妨从几个角度来细细审视。
首先，从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来看，《水浒传》无疑是具备经典地位的。
人物塑造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水浒传》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其塑造了数量庞大且个性鲜明的“好汉”群像。从决策者到冲锋陷阵的战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动机和命运。例如，武松醉打蒋门神、景阳冈打虎，每一次出手都展现出其血性与张扬；林冲在面对高俅的步步紧逼时，从隐忍到爆发，其内心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人物并非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他们的命运交织，构成了小说跌宕起伏的主线。即便是一些看似次要的角色，如戴宗的“神行法”，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对命运无常的描摹，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故事情节的宏大与精巧： 小说的结构是围绕“一百单八将”的聚义展开的，情节线索繁多，但组织有序。从分散的个人故事到汇聚梁山泊，再到接受招安后的征讨方腊，每一个环节都扣人心弦。尤其是那些经典片段，如“武松杀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冲风雪山神庙”，无不脍炙人口，具备极强的叙事张力。这种将个体命运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作者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
语言的生动与鲜活： 《水浒传》的语言极具白话色彩，生动形象，充满生活气息。作者善于运用歇后语、谚语、俗语，将人物的口吻和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李逵说话粗鲁直率，鲁智深言语爽快泼辣，宋江则多用一些斯文的词句。这种语言的运用，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凑数”论调可能存在的理由，这通常源于对其某些方面的批判或与其他经典作品的比较。
“英雄好汉”的道德模糊性： 一些评论家认为，《水浒传》所描绘的“好汉”们，其行为常常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他们中有杀人越货之辈，也有贪图享乐之徒。梁山泊的聚集，最初也是源于官府的迫害，但后期他们的行为也并非总是正义的化身。例如，对某些无辜百姓的伤害，或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不择手段。如果以纯粹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一百单八将”的“好汉”称号，或许就显得有些勉强。这种道德的模糊性，与一些强调道德楷模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对比，也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其“经典”地位有些争议。
对“替天行道”的质疑： “替天行道”的口号，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但其真正含义和实践效果却值得商榷。梁山好汉们虽然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他们是否真的代表了天意，还是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的借口？尤其是在接受招安之后，他们转而为朝廷效力，镇压其他起义者，这与他们最初的“反抗”精神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矛盾。这种对核心主题的复杂解读，也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小说存在某种程度的“摇摆”或“妥协”，从而质疑其“经典”的纯粹性。
与其他古典名著的比较： 与《红楼梦》的细腻婉约、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三国演义》的波澜壮阔、对权谋政治的精妙描绘，《西游记》的奇幻想象、对人生哲理的寓言式解读相比，《水浒传》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更为直接和粗犷。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人数众多、故事热闹，就将其与这些同样具有极高艺术成就的作品并列，可能存在“宁缺毋滥”的考量。所谓“凑数”，或许是认为其某些方面的艺术深度或思想高度，未能达到与《红楼梦》等比肩的程度。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凑数”的说法，可能忽视了《水浒传》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重要意义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首先，《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文学写照。 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官逼民反的普遍现实。小说所塑造的“好汉”形象，虽然道德上存在瑕疵，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对于长期处于压迫之下的普通民众来说，具有重要的心理慰藉和象征意义。这种对底层人民疾苦的关注，对反抗精神的歌颂（尽管是复杂的），是中国文学中难得的价值体现。
其次，它对人物塑造的突破性贡献。 在《水浒传》之前，中国文学中出现过许多英雄形象，但《水浒传》以其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将一群出身各异、性格迥异的草莽英雄搬上了文学的舞台。他们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文人墨客，而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却又敢于挑战不公的普通人。这种对“草根英雄”的关注和塑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再者，“凑数”之说，往往忽略了文学经典的多元性。 经典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所有经典都必须是“完美无缺”的。艺术的魅力在于其复杂性和多义性。《水浒传》的道德模糊性，恰恰反映了现实的复杂，也引发了读者对善恶、忠奸、义和法的更深层思考。它提供的不是一套简单的道德准则，而是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
最后，从流传度和影响力来看，《水浒传》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艺术成就，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其中的人物、故事、甚至是语言，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这种广泛的民众接受度和长久的生命力，本身就是其成为经典的重要证据。
因此，将《水浒传》列入文学经典，我认为并无“凑数”之嫌。它的确存在一些值得探讨和批判之处，但这些地方恰恰是其复杂性与现实性的体现，也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它以其独特的视角、生动的人物、跌宕的情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赢得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所谓的“凑数”，或许更多是站在某种单一的评判标准下产生的疑虑，而忽略了文学经典的多元价值和其历史贡献。它不是完美的，但它真实、鲜活、有力量，这已经足够让它成为一部不朽的经典。
网友意见
感谢邀请，也感谢好友 @岳麓韶阳 提了我的几篇回答。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杨争光先生的采访原文，就简单说几句。
首先，他提到，在中国文学中，小说的成就不能和诗词、文章相比。
倒也没错。
毕竟中国是“诗的国度”。
然而，这虽然是个事实，却不能说是个“缺点”。
五个手指都各有长短，拇指虽然不如中指长，但不代表它就没有价值。
就像杨先生自己，最终也还是成为了一名小说家，而不是诗人。
所以，“中国叙事文学的成就不如诗词来得高”这一点，看不出和《水浒》有什么关系~
其次，杨先生特意使用了“叙事文学”这一概念，这样就能把《史记》包括进去了。
这其实也没错。
毕竟，金圣叹在批《水浒》、毛宗岗父子在批《三国》的时候，都是把它们和《史记》做比较的。
这表明，至少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在清初之际，大家眼中，能够和《史记》相提并论的叙事作品，就只有《三国》和《水浒》。
这是当时人们所见到的、中国最好的小说。
然后就是《西游记》和《金瓶梅》，合起来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
那时候，中国文学里甚至还没有“小说”这个概念，只叫“稗史”或“才子书”。
这同样也表明，对这四部小说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早在四五百年前，它们刚刚问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事实上，经过了几百年，我们仍然没能打捞出，在《红楼梦》问世以前，有比它们更好的小说，到了清代，还有一部《儒林外史》。
然后就是一些短篇的作品，比如三言二拍，另有一些文言小说，比如《聊斋志异》（因为语言的关系，文言作品的体量受到限制，很难达到长篇的规模）。
中国古典小说的现状就是这样，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在那里。
如果觉得除了《红楼梦》，另外几本小说的水平都不行，那么，中国古典小说基本上都没法看了。
因为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来。
最后，就是和《红楼梦》的对比。
杨争光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他认为《红楼梦》是横空出世的，是直接上承自《史记》，穿越了1800年的历史，突然在清代中叶出现。
他觉得，这中间不需要过渡，或者说，那些过渡的作品在他眼中，都可以忽略不计。
按他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中国的诗词传统，上启自《诗经》，大盛于唐宋，最耀眼的分别在两头。中间那些，什么汉乐府、建安三曹、魏晋陶潜之流，都是凑数的。
这就好像说，当你吃完最后一个包子，发现自己饱了，于是就觉得中间那些个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明代奇书，这些包子全是凑数的，可以跳过它们不吃……
这是不是有点可笑？
话说，《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到李白的时代，正好也是1800年左右，倒是很对称~~~
至于说，早期的白话小说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大多改编自前代流传已久的故事，经由多人之手创作，结构上也存在短篇连缀成章的情况，这些都是小说发展过程的必由之路。
毕竟，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写长达几十卷的小说，在《水浒传》诞生之前，没人干过。
在当时，“才子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还在探索中。
但不得不说，《水浒》确立了一种很高的标准。
准确地说，中国长篇白话小说史的两头，分别是《水浒传》和《红楼梦》，中间相隔三百年。
至于《史记》对白话小说的影响，更多是一种精神气韵，以及写作方法上的关照。
不过，无论是毛宗岗还是金圣叹，都认为《三国》、《水浒》的叙事难度、写作文法，是对《史记》的大大拓展。
应该说，由《史记》开创的中国叙事文学，在一千四五百年后的明代，迎来了新的辉煌，又经过了三百年的发展，最终达到了《红楼梦》这座高峰。
如果没有前面那些台阶，《红楼梦》亦不可能一步登天。
补充：
说起《水浒传》对《红楼梦》的影响，我曾经写过一个回答，分析两者在结构上的八种相似之处。
当然，《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2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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