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凯哥 @曹操罗汝才 邀(本来最近还不想写回答,手动狗头)
让我们先搞清楚三个问题。
让我们明确一点,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古代劳动者是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短暂时间性的劳动者专政政权的:
体现在太平天国身上,那就是从1850年秋金田起义到1856年开始“照旧交粮纳税”为止,在这一阶段的太平天国,是无可争议的劳动者政权,它以代表广大劳动群众利益为主,对地主绅士进行专政,这之后,尽管太平天国开始的税率较清王朝为轻,但受制于没有先进思想指导,它无可避免地要开始转化为封建政权,剥削劳动人民,并不自觉的流露出一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表现。
夏春涛老师做过这样总结:
(前略......)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在当时,奢靡的满洲贵族和反动的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敲骨吸髓地压榨穷苦的大众,而英侵略者又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毒害国人,洪秀全论及这些事,总是拍案长叹,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昔吾从游真圣主[1],每与谈经论道,终夜不倦,言笑喜怒,未尝敢薄待己身。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问其故,则答以难言。再三问之,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2]
金田起义前夜,广西人民极度困苦,民不聊生,数十股天地会发起的大起义又导致全省到处是一片火海,据《太平天国通史》:
在目睹了广西省的乱象,劳苦大众的苦难情状之后,一直以来宣讲基督教忍耐谦卑精神的洪秀全有了起义诛妖,开创太平天下的念头:
随后他还表示:
秀全常称赞基督教教义,但又补充说:“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3]
上帝会的主要成分是劳动人民,见《太平天国开国史》:
下面是打脸环节:
如果对应这个答主前文,这句话应该作“太平天国政权代表的是各路起义头目的利益”
当然,无论哪种都是一派胡言
太平军大将李秀成追忆上帝会起兵的时候,对于上帝会被逼上梁山的情况,说的非常生动形象:
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4]
在洪秀全的反清思维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他开始推行一些激进的宗教政策,捣毁各种庙宇神像,加深了与附近地主阶级团练的矛盾,然后就发生了冯云山等人被劣绅抓走的事件: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在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后,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与骨干信徒卢六遂被解送到县。卢六不久在羁押中病亡。冯云山一案延宕半年之久才告了结。时隔数月,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5]
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地主阶级对上帝会的疯狂迫害,上帝会成员们已经被逼上绝路:
又控告平南地区的上帝会:
在贵县,团练悍然对上帝会成员发起进攻,上帝会在奇石地方反击,最终将团练武装打的大败:
最严重的是广东信宜地区,遭到官绅勾结迫害,广东上帝会不得已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在白沙,上帝会成员林凤祥家里被抢耕牛,耕牛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动物:
在桂平,也遭到团练借口搜索天地会的迫害,直接激起了大变:
材料无疑证明,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上帝会受到了清王朝反动地主阶级的严重压迫,他们除了奋起反抗以外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不受地主阶级的凶残迫害,决定在金田发起团营,将各地上帝会成员组织起来,用以自保,这为之后的金田起义埋下了伏笔。说太平天国政权是代表各路起义头目的利益根本难以令人信服,是缺乏对基础史实了解的无稽之谈,这种说法首先在金田起义这里就过不了关,更遑论在步入晚期的清王朝的暴政下水深火热的全国各族人民都深切期盼推翻它来获得解放,一切农民武装对这个腐朽王朝的反抗行为都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迫切诉求。在两广地区剧烈的阶级斗争正是清王朝全国的一个缩影。
黄巾军笔者了解不多,也不多说,让我们谈谈太平天国,太平军后期军纪下滑很多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如此,大多数太平天国史学者们在对太平军后期军纪问题考察过后得出的结论都认为——即使是在后期,太平军也较清王朝的官军为优,有着一定的军纪约束,反观清军则根本缺乏约束的意向和约束的能力,导致了史籍之中叙述清军残暴贪婪、军纪极度败坏甚于“贼匪”的记录俯拾皆是,至于太平天国的开国时期(1850-1856),这支伟大的农民武装是以军纪严明,保护人民利益著称的,让我以一小部分广西地方的口碑材料为例:
最后谈一下主题,首先笔者要说的是,我最讨厌斗兽,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毫无意义,而且还错的离谱,太平天国是短暂农民政权,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章,而刘备建立的汉政权是封建政权,这两者从一开始目的就不一样, 太平天国的政治目的是推翻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开创人人平等和物质平均的太平盛世,虽然太平天国逐渐因为自身的原因,不可逆转的要走向封建化的路程,但当时中国为满洲贵族所掌权的清王朝统治,太平军对满洲贵族针锋相对的斗争证明了他们还拥有反抗满洲贵族奴役各族人民的这么一个民族革命的特点,而在近代西方侵略者入侵中国的大背景下,太平天国还肩负着抗击英法侵略者的重任,虽然因为内外的各种原因最终走向了失败。
而刘备的汉政权目的是为了复辟已经灭亡的东汉王朝,它肩负着联合江东地区的孙吴政权共同斗争北方的曹魏政权,开创一个能够称得上封建仁政的王朝,结束纷争的三国乱世等任务,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封建君主之间的兼并征战,并没有任何改变生产关系的意向和诉求,也不会去为劳动者建立专政,根本不具有对比性。何况时间还相去千多年,这样的对比问题很难不让我认为是一种引战行为。
最后谈一下刘备与洪秀全的才能对比,由于时间根本就不一样,我们无法得知两人身份互换会引发怎么样的发展路线,仅就才能来看,洪秀全是一位颇有深度的思想家和一位有很大政治抱负的反清起义的英雄,他渴望建立起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希望能够使得各国和睦,他一贯有着爱民的想法,但无奈他本身太过沉迷在宗教的虚幻世界,对“凡间”的事务上心不够,无法有效应对太平天国严峻的内外形势,他的政治能力十分低下,而军事才能只能是忽略不计的,所以他无法给予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做出有突出贡献的领导,即使是作为长毛粉,我也必须承认,从政治军事上来说洪天王的能力与刘先主不具备可比性,后者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位身临战场数十年的老将,取得过当世许多著名人物的称赞,他在数十年的战乱中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在赤壁之战中有着突出的贡献,汉中之战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取得了定军山之战阵斩夏侯渊的大胜,随即将曹军成功击退,在地方上他也有展现出一定的治理才干。
当然,我还是十分讨厌一切跨时空的对比,因为没什么意义,不建议网友提问这些问题,也不提倡回答。
太平天国与刘备的可比性不大,倒是因为地理位置和态势上的种种相似点(比如起兵时都才几千人,都是攻占金陵的客军),与孙策孙权的征战史有一些可以对比借鉴的地方。
孙策攻占秣陵之后,很快就出师南征,甚至绕过吴郡直扑会稽,长驱直入,结果数年内就平定江东。太平军却直到战争后期方才开始东征“不及千里之远”的苏杭,前期反而动用了2万精锐北伐,所以始终没有稳固的后方,反在最后关头增加了多线作战的压力。当然,孙策南征和太平军东征的形势还是有不少区别的,清朝时的江南已经是全国人口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了,非严白虎、王朗可比,更不可能像孙策生擒王朗后那样,直接把福建都拿下来了(当时建安县属于会稽郡)。所以一旦发兵,战局可能很难旦夕而定。因此,太平军没有在立国时就发动东征,或许有自己的考虑,比如可能不想过早刺激英法利益。
在西征方面,太平军起初推进得比孙氏还要顺利,比如说很快就攻陷了武昌,而孙权周瑜打了很多年都没有完全拿下江夏。不过,可能是因为进展太快,之后太平军又很快失策,比如说分兵两路打荆州、长沙,战线拉得太长,结果两路均遭到清军反扑失利。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阳,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在三国历史中,吕蒙从巴丘(岳阳)出发取荆南三郡,很快长沙就望风而降,事实上历朝历代湖南一般都不难取,可能太平军起初也是这么想的,但结果却完全相反。所以有人提出的一个理论是,明清时期江西人口大量迁往湖南,可能使江西和湖南的士绅力量对比发生了转移。
此后,曾国藩湘军相继攻克湘潭、岳州,但在九江(柴桑)湖口被石达开大败,此时太平军仍然拥有大半个“江东”。但天京事变期间,被围两年的武昌(江夏)弃守、曾国藩又趁机攻破九江(柴桑),天京的屏障一下子就剩下了安庆(庐江)。再加上石达开出走,可见内乱给太平天国造成的损失还是相当大的。
在北伐方面,太平军多次攻破庐州(合肥),英王陈玉成甚至直接把庐州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点要胜过东吴政权所有阶段,但由于后期多线作战,安庆吃紧,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陈玉成貌似就是救援安庆失利导致崩盘的。
孙坚曾孤军攻破洛阳,太平军则孤军直逼北京,结果一个昙花一现,一个因为后援不济以悲剧告终。周瑜曾试图取巴蜀两分天下,未及出兵即病死,石达开真这么做了,结果同样因为孤立无援失败(知乎上就有很多说周瑜孤军入蜀必败的意见,似乎都应验了)。
湘军攻破南京的路线倒的确有点像王濬灭吴,过程中太平天国将领也大批殉国宁死不降,不过曾国藩进军的顺利程度与王濬比差多了,几乎每攻一“城”(武昌、九江、安庆、天京)都遇到太平军顽强抵抗,或者反复进行拉锯战,连曾国藩自己也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这点看,太平军最后的抵抗也要强于东吴。
所以总得来看,太平天国与东吴的军事成就互有长短,但或许是因为种种原因经常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所以没有完全打出自己扩张的潜力。还有一点很有趣,1600多年过去了,长江的重要节点似乎还是那几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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