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曹操唯才是用但最后曹魏政权要倚仗士族？
曹操的“唯才是用”，是那个时代颠覆性的思想，也是他得以从乱世中崛起并最终奠定曹魏基业的关键。然而，为何这样一个以能力为导向的领袖，其建立的政权却最终要仰仗士族呢？这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考量。
曹操“唯才是用”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
首先，我们得明白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那是一个礼崩乐坏、军阀割据、人才凋零的汉末乱世。传统的门阀士族虽然依旧存在，但许多家族在战乱中衰落或灭亡，其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人才输送机制遭受了严重破坏。而曹操本人，出身于宦官家庭，在当时被视为“贱业”，这天然地让他难以获得传统士族的支持和认可。
在这种背景下，曹操的“唯才是用”就显得尤为珍贵和必要。他需要打破出身的藩篱，广揽天下英才，来充实自己的队伍，与袁绍、刘备、孙权等对手竞争。他的目光不局限于传统的名门望族，而是看重实际的才能。无论是出身低微的士兵，还是曾经为敌的谋士，只要有真才实学，能够为他效力，他都愿意给机会。
打破门阀的束缚： 曹操深知，如果继续拘泥于门第出身，他将永远无法与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世家大族抗衡。他公开表示，“设使国家有巨儒硕彦，而不能拔，孤专一秉此心，何忧不兴？” 这种宣言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挑战。
弥补人才断层： 战乱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很多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也在动荡中丧失了性命或隐居不出。曹操的政策，就像是给这个枯竭的人才库注入了新的血液。他网罗了诸如荀彧、郭嘉、戏志才、程昱等一批杰出的谋士，以及张辽、许褚、典韦等勇猛的将领，这些人的才华是曹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政治策略的需要： “唯才是用”也是曹操进行政治改革、巩固自身权力的手段。通过提拔有能力但出身不高的人，可以削弱传统士族的影响力，为自己的政治集团赢得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世家大族结党营私、垄断权力的局面。
曹操的“唯才是用”并非全盘否定士族
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唯才是用”并非是完全排斥士族，而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唯门第论”的僵化模式。
依然重用士族中的杰出人才： 曹操虽然不拘一格，但他依然非常重视那些来自士族的有才能之人。荀彧、荀攸、钟繇、华歆等，这些都是士族出身，却因其卓越的才能被曹操高度倚重，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曹操是“在唯才是用中包含着对士族人才的尊重和重用”。
借士族的影响力巩固统治： 曹操深谙政治之道，他也明白，在那个时代，士族已经根深蒂固地掌握着社会资源和舆论话语权。如果完全与士族为敌，他的政权将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统治的稳定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巧妙地利用士族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拉拢、安抚并收编那些愿意合作的士族，让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一部分。
为何曹魏政权最后要倚仗士族？背后的深层原因
尽管曹操以“唯才是用”著称，但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特别是曹操去世后，士族的影响力却日益凸显，甚至可以说，曹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士族来维持运转和发展的。这其中有多重原因：
1. 现实的政治生态与权力结构的惯性：
士族阶层的强大根基： 尽管经历战乱，但中国古代士族阶层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网络、经济基础和文化影响力。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土地、财富和知识资源，并形成了世代传承的家族声望。
缺乏其他有力的社会支撑： 在那个时代，除了士族，并没有其他更强大、更稳定的社会力量可以支撑起一个国家机器。寒门出身的人才即使有才华，其社会根基也相对薄弱，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足以与士族抗衡的势力。曹操早期提拔的那些寒门人才，在没有足够时间巩固自身地位和发展势力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政治风波，很容易被倾覆。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 这是理解为何曹魏要倚仗士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曹丕时期为了解决曹操时期选官上“不唯门第”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对士族利益的损害，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的本意是根据一个人的品行和才能来评定其等级，但很快就演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选官权的工具。中正官（大多由士族担任）为士族子弟评定高等级，使得他们能够轻松进入仕途，掌握国家权力。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导致了曹魏政权对士族的高度依赖。
2. 人才的培养与传承模式：
士族垄断知识与教育： 在古代，教育资源和机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士族家庭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师资，他们的子弟从小就接受系统的经典和治国之道教育，在学识、见识和政治素养上往往优于普通人。这种人才的培养模式决定了在选拔人才时，士族子弟更容易脱颖而出。
家族的政治经验传承： 士族世代为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关系。这种经验的传承，使得他们在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也更容易在官僚体系中获得晋升和重用。
3. 维护统治稳定性的需要：
拉拢与安抚士族： 曹操虽然开创了“唯才是用”的局面，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需要考虑政权的稳定性。拉拢并安抚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士族，是维持统治稳定的重要手段。如果过度压制士族，可能会引发他们的普遍不满和抵制，动摇政权根基。
避免“人才爆炸”带来的冲击： 曹操“唯才是用”的政策，短期内确实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引入了很多新鲜血液。但如果这种打破过于剧烈，没有经过一个平稳的过渡，就可能冲击到原有的权力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在政权巩固后，逐渐吸纳和倚重士族，也是一种“缓和”和“整合”的策略。
官僚体系的效率与规矩： 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而士族作为历史悠久的统治阶级，他们往往更熟悉官场的规则、礼仪和运作方式，更能适应官僚体制的需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4. 曹操自身的局限性与妥协：
曹操的政治遗产： 曹操虽然是开创者，但他始终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王朝，而是以“汉相”自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他需要顾及汉朝旧臣和传统士族的感受。
对政权合法性的需求： 曹操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传统士族的支持来证明。没有士族的认可和参与，他的权力基础就显得不够稳固。
总结
曹操的“唯才是用”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它打破了门阀的桎梏，为曹魏政权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然而，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和惯性。曹魏政权之所以最后要倚仗士族，并非是对曹操“唯才是用”思想的背叛，而是多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士族阶层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古代社会缺乏其他有力的社会支撑力量
“九品中正制”等制度设计固化了士族在选官上的优势
士族在知识、教育和政治经验方面的垄断地位
维护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政治需要
可以说，曹操的“唯才是用”是打破旧秩序的一股力量，而士族的长期存在和影响力则是维系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最终，曹魏政权在这种打破与维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在保持一定程度的人才开放性的同时，更多地依靠士族来构建和维持其政治统治结构。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真实写照。
曹操“唯才是用”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
首先，我们得明白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那是一个礼崩乐坏、军阀割据、人才凋零的汉末乱世。传统的门阀士族虽然依旧存在，但许多家族在战乱中衰落或灭亡，其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人才输送机制遭受了严重破坏。而曹操本人，出身于宦官家庭，在当时被视为“贱业”，这天然地让他难以获得传统士族的支持和认可。
在这种背景下，曹操的“唯才是用”就显得尤为珍贵和必要。他需要打破出身的藩篱，广揽天下英才，来充实自己的队伍，与袁绍、刘备、孙权等对手竞争。他的目光不局限于传统的名门望族，而是看重实际的才能。无论是出身低微的士兵，还是曾经为敌的谋士，只要有真才实学，能够为他效力，他都愿意给机会。
打破门阀的束缚： 曹操深知，如果继续拘泥于门第出身，他将永远无法与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世家大族抗衡。他公开表示，“设使国家有巨儒硕彦，而不能拔，孤专一秉此心，何忧不兴？” 这种宣言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挑战。
弥补人才断层： 战乱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很多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也在动荡中丧失了性命或隐居不出。曹操的政策，就像是给这个枯竭的人才库注入了新的血液。他网罗了诸如荀彧、郭嘉、戏志才、程昱等一批杰出的谋士，以及张辽、许褚、典韦等勇猛的将领，这些人的才华是曹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政治策略的需要： “唯才是用”也是曹操进行政治改革、巩固自身权力的手段。通过提拔有能力但出身不高的人，可以削弱传统士族的影响力，为自己的政治集团赢得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世家大族结党营私、垄断权力的局面。
曹操的“唯才是用”并非全盘否定士族
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唯才是用”并非是完全排斥士族，而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唯门第论”的僵化模式。
依然重用士族中的杰出人才： 曹操虽然不拘一格，但他依然非常重视那些来自士族的有才能之人。荀彧、荀攸、钟繇、华歆等，这些都是士族出身，却因其卓越的才能被曹操高度倚重，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力量。可以说，曹操是“在唯才是用中包含着对士族人才的尊重和重用”。
借士族的影响力巩固统治： 曹操深谙政治之道，他也明白，在那个时代，士族已经根深蒂固地掌握着社会资源和舆论话语权。如果完全与士族为敌，他的政权将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统治的稳定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巧妙地利用士族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拉拢、安抚并收编那些愿意合作的士族，让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一部分。
为何曹魏政权最后要倚仗士族？背后的深层原因
尽管曹操以“唯才是用”著称，但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特别是曹操去世后，士族的影响力却日益凸显，甚至可以说，曹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士族来维持运转和发展的。这其中有多重原因：
1. 现实的政治生态与权力结构的惯性：
士族阶层的强大根基： 尽管经历战乱，但中国古代士族阶层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网络、经济基础和文化影响力。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土地、财富和知识资源，并形成了世代传承的家族声望。
缺乏其他有力的社会支撑： 在那个时代，除了士族，并没有其他更强大、更稳定的社会力量可以支撑起一个国家机器。寒门出身的人才即使有才华，其社会根基也相对薄弱，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足以与士族抗衡的势力。曹操早期提拔的那些寒门人才，在没有足够时间巩固自身地位和发展势力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政治风波，很容易被倾覆。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 这是理解为何曹魏要倚仗士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曹丕时期为了解决曹操时期选官上“不唯门第”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对士族利益的损害，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的本意是根据一个人的品行和才能来评定其等级，但很快就演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选官权的工具。中正官（大多由士族担任）为士族子弟评定高等级，使得他们能够轻松进入仕途，掌握国家权力。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导致了曹魏政权对士族的高度依赖。
2. 人才的培养与传承模式：
士族垄断知识与教育： 在古代，教育资源和机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士族家庭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师资，他们的子弟从小就接受系统的经典和治国之道教育，在学识、见识和政治素养上往往优于普通人。这种人才的培养模式决定了在选拔人才时，士族子弟更容易脱颖而出。
家族的政治经验传承： 士族世代为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关系。这种经验的传承，使得他们在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也更容易在官僚体系中获得晋升和重用。
3. 维护统治稳定性的需要：
拉拢与安抚士族： 曹操虽然开创了“唯才是用”的局面，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需要考虑政权的稳定性。拉拢并安抚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士族，是维持统治稳定的重要手段。如果过度压制士族，可能会引发他们的普遍不满和抵制，动摇政权根基。
避免“人才爆炸”带来的冲击： 曹操“唯才是用”的政策，短期内确实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引入了很多新鲜血液。但如果这种打破过于剧烈，没有经过一个平稳的过渡，就可能冲击到原有的权力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在政权巩固后，逐渐吸纳和倚重士族，也是一种“缓和”和“整合”的策略。
官僚体系的效率与规矩： 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而士族作为历史悠久的统治阶级，他们往往更熟悉官场的规则、礼仪和运作方式，更能适应官僚体制的需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4. 曹操自身的局限性与妥协：
曹操的政治遗产： 曹操虽然是开创者，但他始终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王朝，而是以“汉相”自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他需要顾及汉朝旧臣和传统士族的感受。
对政权合法性的需求： 曹操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传统士族的支持来证明。没有士族的认可和参与，他的权力基础就显得不够稳固。
总结
曹操的“唯才是用”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它打破了门阀的桎梏，为曹魏政权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然而，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和惯性。曹魏政权之所以最后要倚仗士族，并非是对曹操“唯才是用”思想的背叛，而是多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士族阶层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古代社会缺乏其他有力的社会支撑力量
“九品中正制”等制度设计固化了士族在选官上的优势
士族在知识、教育和政治经验方面的垄断地位
维护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政治需要
可以说，曹操的“唯才是用”是打破旧秩序的一股力量，而士族的长期存在和影响力则是维系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最终，曹魏政权在这种打破与维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在保持一定程度的人才开放性的同时，更多地依靠士族来构建和维持其政治统治结构。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真实写照。
网友意见
唐以降却逐渐以进士科代替世家大族 成为官场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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