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符合真实的历史吗？ 第1页

完全歪曲历史事实！李培基，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是救灾英雄。白修德抢了张高峰和王芸生的普利策奖。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150万人，绝不是300万或500万！请看《再考1942河南旱灾的九大历史真相》：

1.河南大饥荒早在1942年春就开始。从当年夏季直至秋季全面爆发。灾区涉及河南中，南，东部及晋东南，鄂北及皖北等地。

2. 李培基是救灾英雄：早在1942年6月18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就意识到此次灾害的严重性，并紧急上报中央。7月下旬，河南省党报，省政府及第一战区主要负责人又联名上书国民政府，报告河南特大旱情。7月27日，蒋鼎文也连续多次上书军委会，声称经研究1942年豫省应征实征购军粮500万石，”如此巨数，非请助邻省，实难足额“。7月28日，刘真如，李培基，蒋鼎文再次联名上书，请求将河南省1942年军粮数额由邻省配拨。显然国内长期传说“河南省一直故意隐匿灾情”是不成立的。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293—001054310A002。

在向中央积极求援的同时，河南省政府制定了救灾“六项原则”，即停办不生产事业，筹集平粜基金，筹办赈粮及运输，各县以富养贫，贷款给中等民户，牲畜喂状保育等。同时从省到市，县均设立救灾委员会，制定紧急救济办法，给富户参与赈灾进行奖励。这些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而国内长期传说河南省政府赈灾不利是不成立的，相反李培基领导的河南省政府尽全力救灾，挽救无数人生命。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源汇编》第5辑第2册财政经济（2）载《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检送1942年10月-12月工作总检讨报告函》第2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台北国史馆藏《社会—救济灾难》（4）《河南省救灾工作检讨》，档案号[0160-52][3480.55-04]。

3.蒋介石，孔祥熙未重视灾情：蒋介石第一时间收到河南省及第1战区灾情呈文后，均将电报转交行政院从速调查。然而，河南大饥荒蔓延太快，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均忙于战事，没有真正重视河南灾情。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就更没有重视河南灾情。直到1942年8-9月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蒋介石才严令国民政府粮政部队“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史料来源：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6月（下）至8月（上）》第50册，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645页。

同年9月初，李培基在陕西省与主张西安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当面求援。9月11日上午，蒋介石电各行政院及粮食部，将河南省1942年度军粮征购数减至200万石，且“此时不宜限期催缴”。 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293—001054310A002。中国台北国史馆藏《社会—救济灾难》（4）《河南省救灾工作检讨》，档案号[0160-52][3480.55-04]。

10月上旬，河南赈济会派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向国民政府痛陈灾难，再次要求免除河南灾区征实配额。10月20日后，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被派往河南实地考察灾情。据说两人携带5亿元法币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各地遍设粥场，3亿元用于购买赈灾粮。10月29日，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方上，河南籍参政员郭仲隗痛陈河南灾情，痛责粮食部等部会救灾不利。他的报告才使国民政府真正意识到河南灾情的严重性，很快触动了蒋介石。11月3日，蒋介石手谕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要求在“陇海路沿线各站，应令豫陕二省从速筹设粥厂，救济豫省灾民，并由振委会派员协助督导实施”。11月7日至中旬，被派往河南实地调查灾情达半月之久的张厉生，张继先后返回重庆。两人递交的灾情报告再次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随即划拨2亿元法币救灾，同时给河南省政府再度下达减免赋税的命令。以述史料来源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8月（下）至11月》第51册第539页，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

5.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等全力平定灾情： 1942年秋末从安徽，陕西调运近200万担二麦种子分发到各地，并督导留守农民不要吃掉种粮并不违农时地种下越冬的二麦。此外，国民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筹措1000万法币与美中救济部署下拨300万法币，用于种子粮的购置。中国农民银行也下拨4000万法币，用于打井和灌溉工程的整修。这些措施为1943年夏粮丰收缓解灾情奠定了基础。绝非国内长期传说的，国民政府和河南省政府毫无作为，坐看灾情蔓延。白修德：《时代》载《十万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6日。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1943年3月26日，河南省赈济委员会李达三报告，由于河南灾情严惩，美国国际救济会已加拨急赈2000万元。省赈济委员会也移用了一部分军粮先生救灾,”第一战区允再揆借军米三万包，豫省平粜委员会向陕，皖鄂邻省采购米粮，现亦陆续运到，情形当较好转”。第1战区也自1942年8月起开展节粮帮助灾民行动，对于灾民度荒大有裨益，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河南的军民关系。第1战区蒋鼎文就“非常关心河南的灾情，提倡官兵节食救灾，每人每天节余食二两，为期三个月，当时第一战区驻防河南的军队在七十万以上，节余之数目相当可观，因此救活不少灾民”。来源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载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307页。

在1943年春荒之际，国军节粮15万大包及军粮名下移借数万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间，驻豫蒋鼎文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940万斤，节食助赈小麦300万斤。胡宗南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400万斤，节食助赈面粉5166袋。汤恩伯部拨借军粮救灾小麦290万斤，节食助赈小麦495.515万斤，面粉5166袋。1943年7月23日，蒋介石还电令嘉奖第一战区各部。可见国军第1战区各部在救灾各个阶段都积极参与，绝非国内长期传说的“国军如狼似虎般欺侮百姓” “荼毒百姓”，汤恩伯也不是“水旱蝗汤”。要知道当时国军是二餐制，很多官兵都严重营养不良。还要节食赈灾，面对河南战事。可见国军抗战之艰难。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1943年5月初，河南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志箴电呈军委会，因豫灾已至麦收前的最紧要关头 ，各地粮食缺口仍大，希望将陕西粮秣处存储的麸皮 (军队马粮)或借或卖1万包。何应钦遂下令将40万斤麸皮一次性减价出让，由该会自行运输以救灾民。史料来源《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在1943年3-月4月间，河南省政府出台劝导富商济贫，命令各县筹备食品抢救重毙灾民，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发起捐献活动，裁减政府雇员以节约粮食，令各厅局长，委员分赴各区巡视救济工作等办法，收到了一定效果。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救灾工作检讨》载《社会—救济灾难》（4）档案号【0160.52】/【3480.55-04】

河南省政府还采取移民就粮的救济办法，鼓励灾民由洛阳乘陇海路火车赴陕西逃荒。为此，河南省政府沿途设立救济站，在洛阳附近北山岭还开凿100多个窑洞供灾民使用。陇海铁路局也尽最大努力运送灾民。至1943年3月，仅从洛阳车站就运送了30多万灾民。4月中旬，河南籍参政员王公度，李续珍，马乘风，王隐三等上书蒋介石，提出陕粮东运，“唯杯水车薪，饿殍仍多，麦收情形如何，尚不可知。大灾之后，民间元气急需恢复”。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史馆藏《河南救灾工作检讨》载《社会—救济灾难》（4）档案号【0160.52】/【3480.55-04】。《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

5.报道河南旱灾英雄张高峰，王芸生：早在1942年冬，《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豫西，豫东到黄泛区的采访中，就意识到河南灾难的严重性。于1943年1月17日，把《饥饿的河南》发至重庆《大公报》社。2月1日，《大公报》社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予以全文发表，河南大饥荒首次在国内公开。2月2日，王芸生所撰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也在《大公报》发表，并引起国内及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可以说白修德并不是第一个报道河南灾荒，更谈不上“英雄”。

而白修德是1942年10月初，才首次重庆美国驻华使馆一些来自洛阳，郑州传教士的信件，获悉河南正在发生灾荒就根据这些材料写成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发回美国，发表在10月26日《时代》上，但并未引起反响。

在当年底，白修德读到《大公报》相关报道后，才决定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3年2月中旬飞往陕西，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潼关，进入河南采访。他完成了《等待收成》的文章后，为了躲过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审查，通过洛阳电报局向纽约发出。《等待收成》在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上才刊登，遂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史料来源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31年12月至32年3月（上）》第52册，中国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426页。张高峰：《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载《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增订本）第3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白修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者的中国抗日战争》，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7-118页。

白修德在《等待收成》中称在洛阳附近就看到无人掩埋的死尸随处可见，至于人吃人现象，实际是一路是听说的，他本人并没有亲眼所见。而最具争议的“饿死三百万”，来源于白修德著《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1987年版第117页：“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里还有八百万居民。 其次是一些边缘县份，那里还有许多人正在奄奄待毙。 根据我们目击的情况和地方官员给我们提供的死亡数字推算，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三百万人已经背井离乡外逃了；另有两百万人已经饿死 。当时是三月份 ，我们估计，如果庄稼长势正常，新粮也要到五、六月份才能成熟 ，所以还会有两三百万人饿死 。 我在灾区的最后一个星期集中精力于统计数字。我的最可靠的估计是 ，有五百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 ，这个数字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 大家注意白修德用的都是推算，估计，预测。并不是确切的数字。而且他也承认可能有20%的出入。

6.关于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存在多种说法。如河南省政府呈文称“非赈不活着五百万”，白修德“饿死300万”的估算。当时国民政府曾先后发表3份报告。最早是1943年9月，国民政府发表《河南灾情实录》，记载饿死300万。

1943年9月，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出张光嗣一行4人赴河南调查救灾情况，重点考察河南第1，5，6，7，10行政督察区。于同年9月27日，发表《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9个县死亡人数总计为148万余人。但张光嗣的报告不全面，只涉及28个灾情最严重的县，占河南省辖区近一半。再加上张光嗣等人调查时间在1943年5-6月份，此时灾荒已近结束。将大量逃荒未归，无法联系的人员统计为死亡，不过比传说的300万，500万还是要有据的。

1944年7月，河南省政府又表布《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对全部82个县灾民死亡与逃荒人数进行统一。其中许昌伤亡最大，共计死亡182224人，襄城40444人，方城18188人，汝南22238人，济源41001人，沁阳18213人，其余各县死亡人数均未过万，合计全省死亡人数为288006人。除杞县，兰封等5县未提供逃荒人数外，合计全省逃荒人数为1526662人。有学者认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很可能存在隐瞒。

综上，这三份材料均为政府方面的统计，差距非常大。但学界已排除河南大饥荒的死亡300万或500万说。普遍认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要高于1944年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但由于张光嗣报告只统计灾情最严重的28县的数据，再加上包含了大量逃荒，失联人员，笔者认为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00-150万间。史料来源中国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8）载《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藏《河南省政府救灾总报告》1944年7月，馆藏号：防003/1158。

1944年9月，河南参议会驻会委员会以省政改组交接进行账目清查，竟查出平粜粮价高于灾区粮价，1000余万元购置麻袋数目不符，陇海路运费每公斤运费4角该会却收取各县2.5元至3元，购粮与拨粮数目差距较大，不少账目有事后造假嫌疑等8大问题。这些问题由参政员徐炳昶等15个提交国民参政会予以彻查，直至1945年10月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行政院才以公函形式回复，有些问题有传说夸大成分，多数问题的确存在，“明显有贪污罪嫌，自应立即移送该管法院贪污处理”。史料来源中国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四届一次参政会请查河南32年办理平粜舞弊案》1945年10月，馆藏号003/3512。

如果单纯从电影质量上看，《1942年》是国内少有的历史灾难片，在反映河南旱灾和民众苦难上，还是很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