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神父听到了「犯罪的告解」，可以「匿名」报警吗？ 第1页

我想很多问题是没法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梵蒂冈正式重申：天主教教会永远不会泄露告解秘密

圣赦院执行长詹弗兰科•吉洛蒂总主教（Gianfranco Girotti）坚定表示，天主教教会永远不会泄露告解秘密。

吉洛蒂总主教7月27日向II Foglio报声明：「爱尔兰可以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律，但必须知道，教会绝不会迫使听告解神父向民事官员提供告解秘密。」

7月14日，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誓言推行一项新的法律，当性侵犯者向神父告解，而神父不向官方当局揭发告罪人，那些神父将被处以五年徒刑。

提议的法律与圣教法典相抵触，告解秘密绝对不可侵犯，教会不容许神父违反这条法典。

吉洛蒂总主教说，「违反告解秘密的神父会受到自科绝罚。」自科绝罚就是自动自绝于教会（不再享诸圣相通功），因此提议的法律是“荒谬的和不可接受的。”

他说：「告解是私人的事，为使忏悔者悔改和清洁心灵。该告解秘密是必要条件。」「这并不意味着主教不应该警惕恋童癖，一旦有了相应的调查，要求这些人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他补充说。

「如果他们想违反告解秘密，教会的答案始终是否定的。」

「所有犯罪分子有责任为他们犯下的罪行作出公正交代，但是这并不意味要违反告解秘密。忏悔是为了在天主面前净化心灵。」他重申说。

吉洛蒂总主教表示听告解神父「有责任赦免罪过，如果告解者真诚的忏悔」，至于国家设立法律，要将事情通报民事官员，监禁或处以其他刑罚，又是另一回事。

我想起的还有另一段，是出自《论语》：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爸爸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孔子：「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神父在英语里就是Father，子证其父是礼法体系的自我崩溃，而神父揭露告解者是宗教体系的自我崩溃。是维系宗教体系重要，还是摆在面前的具体事件的正义重要？

这是神父在报警前必须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却远非几句话那么简单。试想四个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1：神父未揭露告解者A，告解者A忏悔罪恶，减轻了心理负担，继续作恶；

平行世界1.1：神父继续未揭露告解者B，（罪恶更大的）告解者B忏悔罪恶，选择自首；

平行世界2：神父揭露告解者A，消灭了平行世界1的可能；

平行世界2.1：告解者B望教堂而却步，失去了一次改过的机会，犯下了更大的罪恶。

当然还有更多的平行世界更多的分支，导向不同的结果，而对这些潜在的可能用不同的道德天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却分不出对错高下——我们永远无法在人类社会中搞什么控制变量的可重复实验，这种道德悖论是无法用道德解决的，也不是道德应该解决的问题。道德力图让每个人去实现自己心中的善而谋求全社会的善，这必然逃不出善恶观的冲突，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日益取代道德成为维系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这个多样的世界里善恶观的分歧比以往严重太多了。

根据英国法律和执法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如果神父在聆听犯罪份子忏悔时听到了重要的证据，日后被警方质询时，应当如实向警方诉说。

1860年7月, 在韦尔特郡罗德镇（Rode Village，Wiltshire）发生了一宗谋杀幼童案。 镇上大户肯特家族3岁的幼子，萨维尔.肯特，在6月29日夜晚从卧室里失踪，孩子的尸体于次日凌晨在一间佣人的茅房里被发现。因为宅子里各处的门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且唯一一扇打开的窗户是从内侧被开启，所以警方认为这肯定是住宅内部人作案。镇上的探长佛利Foley认为保姆 伊丽莎白.格 的嫌疑最大，因为她整晚都和幼童睡在同一间卧室，如果是外人进房间偷抱走孩子她不可能不发觉，而她声称不知道有外人进入，只剩下她自己抱走孩子这种可能。佛利警官认为保姆抱走孩子的原因是因为当夜她想和人在卧室里偷情，怕孩子有动静所以提前把幼童转移到屋外，但没想到幼童在屋外被冻死，为了掩盖自己偷情和失职，保姆用凶器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制造入室绑架的假象。这个推测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当天夜里整个庄园里的男性只有一人，那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萨穆尔.肯特，这无疑是指责男主人和保姆通奸，让肯特家人极为不满。

案发后不到两天，镇上的警察就在庄园的森林里发现了一间带血的女士睡衣，极有可能是凶手在行凶时穿的衣服，只需要查找庄园里有哪位女士少了一件睡衣就能排查出凶手。但佛利探长突然脑洞大开，认为凶手一定会回来寻找丢失的睡衣，只要在发现睡衣的地方埋伏两个警察，届时就能人赃俱获。所以镇上警察没有把这件的睡衣作为关键证物妥善保存，而是放在森林里的原处，引诱凶手自投罗网。可是负责埋伏的两位警察渎职，他们有可能是因为醉酒缺勤，总之两人自称被锁在了厨房里，等赶回森林里时发现带血的睡衣已经被凶手取走，他们没抓到凶手，也丢失了关键的证物。为了掩盖自己和属下的无能，佛利探长在之后的调查里坚称在搜查过程中没有找到任何证物。

因为案情进展缓慢，且涉及男主人的名誉，肯特家要求伦敦的警察总部，也就是苏格兰场，派一名有经验的探长前来督导佛利警官。 伦敦派出了当时大名鼎鼎的探长捷克.韦彻尔，他在到达小镇两三天内就发现肯特家的一位女儿，康斯坦丁 肯特，在近期更换了全部的睡衣，这令他起了疑心。捷克在盘问洗衣工后发现，康斯坦丁在案发后第三天上交需要清洗的睡衣时少了一件，她自称这件睡衣她自己洗过了。捷克找遍全庄园都找不到这件睡衣，于是怀疑康斯坦丁穿着这件睡衣作案，事后销毁。然而，为了掩盖自己的渎职，佛利坚定的说没有找到过什么睡衣，并斥责捷克的调查偏离正常轨道，甚至联合镇上警察罢工，要求伦敦将捷克 韦彻尔调走。

捷克坚持起诉康斯坦丁，但因为缺少证据，公诉方败诉。先是被怀疑通奸，后又被怀疑女儿杀死幼子，男主人非常恼火。萨穆尔施加影响力控诉警方无能，令苏格兰场非常尴尬，于是将捷克.韦彻尔革职，并罚没了他的退休金，让这位著名探长的晚年在贫病中度过。

4年后，康斯坦丁被送往教会学校，在宗教洗礼下她决定坦白，向牧师诉说自己杀死了年幼弟弟的事实，原因是嫉妒。作为前妻生的女儿，康斯坦丁觉得新弟弟的出生使得自己在家中的待遇更差，所以她决定行凶。聆听坦白的牧师 亚瑟.瓦格纳决定向警方报案，于是在1865年4月，幼童萨维尔.肯特被杀案重新开审。虽然决定报案并接受法庭的传唤，但在被检查官问话时，坐在证人席的瓦格纳牧师一个字也不说，坚称自己受宗教约束，只有上帝才能听到忏悔的内容，不可以说给第三方，即使是罪犯也不例外。法官愕然，问他既然坚持守密原则，那当初报案是为了什么，瓦格纳牧师表示如此恶行如果不公之于众他良心不安，法官说你既然良心不安那就说出来吧，瓦格纳却又坚持守密原则什么都不说，法庭陷入了报案人不愿意说为什么要报案的奇怪情景，既不能开庭也不能结束，一群人只能干坐着说些细枝末节，对推进案件审理本身毫无作用。

最后，一位当年渎职的警察决定坦白，说他们自己确实找到了带血的睡衣，这件睡衣极有可能属于康斯坦丁，但他们出于私利破坏了证据，干扰了执法和司法进程。再加上康斯坦丁本人当庭认罪，且放弃辩护权利，案件得以审理。康斯坦丁被判死刑，但鉴于她行凶时只有16岁，并有坦白，且精神有问题，被改判终身监禁。康斯坦丁实际服刑20年，于41岁被释放，移民澳大利亚，余生一直从事宗教和护理工作。

此案给英国警方的声誉造成极大的损失，且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在英国议会中，韦斯特百利的男爵，理查德.贝瑟维尔提议取消神职人员在接受调查时以宗教理由拒绝答复的特权。同样，法学家，高院法官，凯尔姆斯福德男爵，弗莱德里克.塞西格尔，引述了两起类似的案件，认为神职人员在接受司法质询时不得隐瞒，当司法和神职冲突时必须让步于司法。

1860年的另一起案件，R Hay 抢劫案件也引起了神职人员是否应该以宗教为理由拒绝透露重要证据的问题，判决结论是公诉方尊重神职人员守密的权利，不会强迫神职人员泄露信息，也不会以妨碍司法起诉，但如果神职人员不配合警方办案，在之后的调查和审判中公诉人会把神职人员作为共犯处理，如果案件告破可能会导致神职人员和作案者一起接受惩罚。

日后大多数实际操作中，英国警方的态度是不逼供，不强迫，但对方若是不透露则做协犯处理。教会方面是不主动，不隐瞒，不问不答，问之则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