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伤痕文学？ 第2页

我村里和我以前有一些山区的项目，和老人聊到知青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就是有的是真聪明，

湖南的时候，和村里一个人抽烟聊天，他说自己傻，说当年公社推荐他上大专，结果有个知青给他家送了不少东西，就让给那个知青了。

我家里的老人的说法就是，那知青，十五岁就知道拿家里的布票给村里人，然后大家不好意思啊，就安排他干轻松的活，后来工厂来招工的时候就安排走了。

过年喝酒的时候，那个亲戚还说哎呀当时是没见过这个啊，要是现在，谁会让啊，早就当城里人去了，以后孩子也是城里人给安排工作吃商品粮，哪里知道城里人脑子这么精啊·

我说拉倒吧，就你这没关系的，真到了城里就是大下岗第一个滚蛋的，到时候你城里没房没工作，家里没地没房子，我看你怎么办，你现在好歹搞蔬菜大棚也是致富带头人，还说这个·。

当时推荐上大学和工厂招工招兵，有的公社集体是开大会决定，这种的出去的还是表现好的知青和村民，但是很多公社就是公社领导自己定，这种出去的就是会送礼的或者会来事儿的，或者就是钟跃民那样有关系的。

这个真心无解，当时有个老师写信给主席说自己女儿好几次机会都回不了，回来的都是有关系的，主席也没办法，只能给他回邮了点钱。

我这个事后诸葛亮替换到当时我也没办法，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问题，上边是封建残余思想和自己孩子利益的切身问题，下边是广大群众教育不动，连自己利益都不知道维护。

现在回到原话题

钟跃民这种类型的，他们不会写伤痕文学，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跳出来了，不管是上山下乡，还是后来的大裁军（注：不是他自己要求，也裁不到他头上），后来的自己做生意，都没有任何难度。就算进国企遇到大下岗，他们也是低价买企业或者提前调走到好单位的人。他们看不到下层。

有能力的，比如带着村民致富，带着村民修沼气池的，也没时间写。

没啥底蕴的城市普通居民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后来说娃娃们都苦了，回来吧，才大规模回城的，回城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岗位，又急急忙忙安排工作，这种安排的肯定不是啥好工作，等到后来国企改制，都是第一批下岗的，对应的就是后来碰瓷钟跃民的那个患癌症又下岗的同学。现在有的地区发知青补贴，他们正在想办法认定自己的知青身份，也没那个时间写伤痕文学。

写伤痕文学的主要就集中在中间地段。

就像古代写三吏三别的只能是杜甫诗圣，不会是上边的皇帝或者贵族，他们最多就是改朝换代以后留下一一些春花秋月何时了之类的，也不会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里边的老翁。

而无数个老翁里，只有这个老翁因为被杜甫遇到了才被世人铭记，让大家推测知道民间有多苦。

伤痕文学的优点是：杜甫是旁观者，伤痕文学的作者是亲历者，加上作者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写出来自然就催人泪下，感同身受了。

比如现在反映农民工的职业病问题尘肺病养老死亡等等，虽然比知青更悲惨，但是农民工作者文才有限，大家看着就感觉没有那么深刻。

实际上我们把知青换成以前的大学生村官，就很好理解了。

有关系的，第二年当选副乡长，因为是副省级城市，这是副处，三年就团委书记，正处了，还能受到领导人接见。

有能力有想法的，带动村里致富啊，或者自己学习考研考公的（和湖南一个市组织部组织处负责村官工作的朋友聊过，很多村官都是见不到人工作，过几个月才知道考走了。用他的话说，就相当于国家和村里掏钱养这些人了。我当时就想起来的就是当年也是村里要抽调出来土地和资源来养活这些知青。根子都是国家培养的学生多，经济跟不上，解决不了就业）

没关系没能力也没毅力的，待了三年服务期满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当农民当工人进企业996，估计是没时间写伤痕文学的。

那么过个几十年，写伤痕文学的，我想大家也知道是哪一批了吧？

伤痕文学产生的根源，就是培养的学生太多，但是解决不了就业，只好让农村来解决，农村本来一百口人两百亩地，现在还要分出来二十亩给来的知青。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下行，也是农村接受了千万级别的工人回村和大学生村官···

解决的办法目前看有两种，一个是忍着阵痛加速发展·········

一个是八十年代和解放前的办法，减少学校数量，减少学生人数······一般家庭的学生上什么大学，上了大学看到了美好的社会又得不到，多难受啊，而且上了大学花费那么高又没用处，上个中专不就行了么。

最后就是如何评价伤痕文学

艺术成就不好说。

但是在感同身受上：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少有的，作者能亲身经历的，假设杜甫三吏三别是亲眼见， 那么伤痕文学的作者就是那个老翁，就是那个征兵的人就是新婚离别的人。

所以说上层可以说他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但是下层写不了的普通人看着也会感同身受，冯小刚芳华出来的时候，多少人去看啊。

但是对于想干点实际事务的人来说，还是想办法加速发展吧，发展带来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解决····

毕竟现在他们的知青补贴还是靠我们交的税来发呢····

右右壬、目田派和秩序左的暴论实在是太多，有必要讲清楚一些问题了。

伤痕文学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现象，一般认为是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始的，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当然，考虑到伤痕文学出现的时机，即便是身处这一潮流中的作家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伤痕文学也无法与后革命时代的政治脱开干系，它的内容也必然涉及到在某十年的运动退潮之后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全部吗？

伤痕文学无疑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这一点在刘心武的《班主任》中体现的尤其明显。《班主任》讲述了一位中学教师接收插班生时发生的故事。首先发生的是班主任张俊石与同事们的冲突。由于这个插班生的身份特殊（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张俊石的同事们不想因他影响教学质量，而张俊石则认为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或者说，启蒙）的权利，因此力排众议决定接收插班生宋宝琦。假如说在这里作者只是在反对官僚的唯绩效论，因此仍然没有跳出当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话，随后的冲突就更具阐释的空间，同时也在挑战读者与批评家——当然更多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对伤痕文学的叙述了。

班上的同学对插班生的反应十分激烈，而班主任与学生的冲突主要是团支书谢惠敏的冲突。谢惠敏是一个常见的好学生的形象，热衷于社会工作因而成绩平平。班主任与她的冲突主要是关于是否要批判从插班生身上搜查到的小说《牛虻》的。团支书持一种常见的革命清教徒立场，认为这本书是“黄书”（有趣的是作者将这一立场归因为那四个人的“毒害”），而班主任坚持，《牛虻》是一本好书。同时，班主任也注意到这本书的封面被撕掉了，女主角的插图则被画上了八字胡——我相信许多人都曾经对语文课本做过这样的事。

《牛虻》在这里很重要，甚至是整篇小说（不得不说，《班主任》艺术上十分平庸）最有趣的地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牛虻》这部小说可能不那么熟悉，但是喜欢读《牛虻》的人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保尔·柯察金，那个带着布琼尼帽、衣服上打着补丁的理想革命者，先锋队的代名词，一生都将牛虻视作榜样。

刘心武可能没有意识到——尽管他在写作中不断地尝试挪用革命话语为自己提供叙事的合法性，革命的幽灵一直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游荡。刘心武将混混插班生宋宝琦描述为一个有着“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但眼睛又“令人寒心”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假如将这一段视为一个19世纪的资产阶级作家对无产阶级的描写恐怕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异常之处的。

然而，假如只是盯住刘心武这种常见的污名恰恰是遮蔽了更严重更迫切的问题。随后，刘心武通过班主任提出，要治愈这种在混混插班生与团支书身上的疾病，就要“真格儿地”搞教育，而“真格儿地”搞教育，就是要启蒙：启蒙意味着教化混混插班生这样尚未被教化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与影响了团支书的革命清教徒主义争夺霸权。

从这一角度来说，《班主任》，甚至整个伤痕文学，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写作。在卢新华的《伤痕》中，这种启蒙的结构更隐微一些。女主角晓华处在一个难以察觉但又无处不在的目光的凝视之下。只有晓华在火车上照镜子时，这个目光的真身才得以显现。它来自作者本人，用一种粗暴的方式从镜子中盯着晓华：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颏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这种凝视是一种殖民者对野蛮人的凝视。作者甚至让晓华感受到了一丝异常，在夜晚所有人都安静地睡着的车厢中“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晓华的父亲去世了，作者在这里代替了父亲的位置，而一个父亲，一个家长，有必要教化晓华，让她在故事的最后通过母亲的死得到启蒙，让那个后革命时代的共同体进入自己：

“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谁戳下的。”

回到问题本身，如何评价伤痕文学？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去。不少人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作伤痕文学的延续。当然，伤痕文学在文学史上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刘心武开启而得名于卢新华的文学现象，但是它从属于那场兴奋的、狂热的、诱人的革命远去之后的新启蒙文学思潮，而正如同上文所试图证明的，伤痕文学原初的起点并非伤痕，而是启蒙。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认为在思想史上有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而现代史中反封建的启蒙被救亡这一主题压倒了，而那十年就是封建的复活。这种说法即使是在目田派的叙事中也难以自洽：难道那十年中砸碎的旧事物不够多吗？

假如说真的需要反思的话，需要的恰恰是对这种线性的启蒙观念的反思。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近现代史上都缺乏对启蒙叙事的有力挑战，后果就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的历史被简单的线性的启蒙历史所遮蔽。这种线性历史观念将断裂的历史缝合在一起，而断裂之中的可能性也被一同封死了。在当下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情境中，用启蒙的话语、发展的话语，甚至是革命的话语去缝合断裂的尝试，事实上都是保守主义的：它拒绝讨论新的可能，只想回到过去，不管这个过去是实际发生的还是想象中的。

最后还是以一个齐泽克的笑话结尾：耶稣第二天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想到他还是处子之身，就叫抹大拉的玛丽亚去他的房间陪他过夜。没想到没过一会抹大拉的玛丽亚就哭着跑出来。抹大拉的玛丽亚哭着说：“耶稣看见我之后说：‘多可怕的伤口啊！让它愈合吧！’说着就把手放在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缝合创伤，说不定它自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