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伤痕文学？ 第5页

我的父母，当年都当过知青。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祖辈，当年也都受过严重的迫害。

好在赶上了新时代的到来，自己又有追求，也就都回到了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一辈子也算很不错了。到现在，一个倾向于政治无感，活在当下，琴棋书画；另一个倒是时不时发表些政治言论，类似捧1贬2，倒也没怎么太当真，算是生活情趣吧。

会对这些文学很感冒的，估计也就是我姥爷。他老爹是23年的党员，可谓根红苗正。无奈自己天性浪漫，多少有那种“活在小肥皂泡里”的民国小少爷的影子。但自己倒也不废柴，好歹也成了大学教授。只是性格依然太浪，放在现在，估计妥妥是个知乎大V的那种 -- 我也常说，四个祖辈，我性格继承最多的，恐怕也就是我姥爷了 -- 可惜生错了年代，赶上了浩劫。并没什么黑历史，却被整得够呛，以至于到现在，已经冲着百岁去的老人了，依然热衷收听敌台，并日常跳脚，破口大骂。倒也可以理解，都是时代浪潮的可怜人。

可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谁。若“我们”是我的祖辈、父辈，这本就是他们核心人生经历的天然一部分，你还能让他们如何看待？这就像是问我如何看待90年代的电视购物一样，本就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天然相关。那我就会说，没想到，当年觉得傻逼到家的事物，过了二十多年，竟然成了新的风潮和经济增长点了。

我会这么想，然后跨越二十多年，把其实早就不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事物，强行类比到一起。这背后的心态，多多少少有点儿倚老卖老，本质上还是想抓住点儿话语权，并感受到了危机，一种话语权就要旁落的危机感和失落感。是不？

但理性上也知道，现在的新新人类，并不会这么看。你就算完整地告诉他们，90年代的电视购物是什么样的，人家也不会这么看。不但不会这么看，而且如果我较真，人家能拿出比你丰富得多的理论知识，甚至是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证明我的这种类比是不平行的，是感性的，是无效的，是无太大意义的，是不与时俱进的。

说到底，中国发展太快了。

我们的50年，可能相当于法国的几百年。今天我们再去看知青往事，仿佛就像是今天的法国人民去回顾巴士底狱一样。

是否真实？真实。是否应当正视？应当。是否有参考意义？有。

但，人们不再将之太当成回事儿，是否正常？太正常了。年轻人太把这些事物当回事儿，才是不正常。

不仅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太大，而且科技推动的人类意识和协作模式的变化更大。这变化是如此之大，大到了我个人产生了一个本能：当有人开始以古喻今的时候，我的直觉就是，他犯了类比不平行的逻辑错误。

（插一句：我对全球所有“文人”最普遍的吐槽点之一即，他们普遍对“科技”的力量持轻视甚至无视的态度，甚至称得上无知。可是事实，这个力量基本上就是我们文明发展脉络摆脱均值不变的简谐振动的第一决定性力量了。此乃另话，就此打住）

于是，今天的我们，年轻的几代人（改革开放后出生），该如何评价并看待伤痕文学？知晓其存在，知晓其历史意义即可。就好比你去学粒子物理，第一章总会扯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原子学说。这没错，这挺好，只是你别忘了，你学粒子物理的任务是搞懂标准模型。

而如果你碰到一个拿古希腊原子学说，去暗示当下的标准模型有漏洞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态度？都懂的。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当下的标准模型没有漏洞。怎么换到“文学思想”领域，就又都糊涂了呢？难道这是暗示，我们在思想领域，是几十年上百年都在原地踏步的废柴？

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和解决。

新时代的问题，要用新时代的理论和框架来审视和解决。

可能将来有一天，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会崩溃掉。但如果真有那一天，我用我90年代对电视购物的观感来说，“看！我早就说嘛~”那傻逼的是我。

而具体在题目说的这个事儿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历史事实：当年的“知识青年”，普遍都是高中毕业或高中没毕业，只是个别拥有本科文凭。几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会很在意“高中生”的言论和意识形态么？恐怕“知识分子”的门槛，早就高到了入门级大学教授、行业专家、高级职业职称的级别了。这本就是时代最大的不同，也直接决定了跨时间的类比的天然无效性。现在再去回头，分析当年的那些高中生、本科生，基于自己真实时代经历而成的呻吟或呐喊，试图找出些亘古的思想和智慧来，未免也太魔幻了。

而说到文学本身，重要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鲁迅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他首先是个思想家，然后表达了出来，才成为了文学家。时过境迁，当今的世界，早已是专业高度分工的世界了。映射到文字上，我个人也就会去分情况审视。有些文字，是指向有趣的故事的；有些文字，是为了经历的共鸣的（如伤痕文学）；但如果我要求得的，是思想的启迪，是理论和体系的精妙和深邃，那我确实会多看一眼作者的专业和职业背景。单纯的文字或文学训练，放在今天，不但必然和“思想”无关，甚至天然意味着“思想”的空洞和匮乏呢。

深邃的是宇宙和思想，文字仅是工具。

希望现在和将来，我们的话语权，能牢牢掌控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行业精英、技术专家的手里，而不是依然握在，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半吊子“文人”的手中。

这些早就研究透了的问题，不晓得为什么晚了二十年又在知乎重新被提出来……

以下摘自《中华读书报》2018年对陈思和老师的访谈《陈思和：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重点我斜线加粗了：

（陈思和老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江湖地位学中文的应该都清楚，说泰山北斗不为过，在复旦中文任系主任十三年，现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中华读书报：您和卢新华是大学同学，又最早写过《伤痕》的评论。可否谈谈你们的交往和当时的文化背景？

陈思和：新华和我同列复旦大学中文77级，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他的《伤痕》刊于宿舍壁报，引发热烈争论。有支持也有批评，我是支持《伤痕》的，这篇作品感动了我，突然觉得以前盘踞在头脑里的条条框框被打破了——文学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我觉得可以有新的追求，虽然追求什么讲不清楚。我写了《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22日的《文汇报》。

中华读书报：在此之前，您写过评论文章吗?

陈思和：进大学以前，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初学写书评，教材就是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还是教条主义的一套。进复旦以后，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才让我慢慢摆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走上了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路。1979年，我参加了《光明日报》副刊发起的关于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的讨论，指出刘心武小说的概念化，试图分清《伤痕》表达的“伤痕文学”的真实观与《班主任》开始的“反思文学”的真实观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我当时只是朦胧意识到，并没有清楚地给予理论阐释。20年后，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才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之间的差别，从理论上分清了。正是大学最初两年的基础学习，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追求，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思想是自由的。

……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也是您探索文学史理论的代表著作。

陈思和：现在看来是很粗糙、很不成熟的，所以后来一直想重写或者做重要修改。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经纬。一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予新的解释；二是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关注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实结合发展的最大可能性。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经，当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是纬，在纬度上我尽力扩大研究领域，对台湾香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中外文学比较，甚至外国文学等等，都尽可能去学习，逐渐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继续开拓的思考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原来作为中文二级学科的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与文学史理论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重写文学史”。

中华读书报：“重写文学史”的原则是什么？

陈思和：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许多真诚的作家和影响重大的作品，但没有处理好审美中介这一环节。时间是无情的，随着社会变迁和价值标准的转变，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甚至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从事新文学史教学的大学教师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当在课堂上讲到有些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时，不管你是极力称赞还是批评，当代大学生的反应都极其冷漠，他们不关心你的具体结论，因为他们对这类作品根本就失去了兴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给予解答的问题。如果它们确实是不值得再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作为一门课程的内容，去强行规定大学生们阅读。不过我这里说的审美标准，不是纯美标准，文学作品的审美当然是包含了重大思想与时代信息的。

我们搞文学交流活动也请过几次《伤痕》的作者卢新华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听他聊了一些往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组织上是要调他去《人民日报》做团委书记的，他拒绝了，留在上海进了《文汇报》，因为《文汇报》于他有知遇之恩。后来他选择了下海经商，考托福留美这条路，文学上再没有太高的成就。

能反早反了。

我们家老太太从来都看不起伤痕文学，认为这些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她也是知青，她从来都认为那段经历是一笔宝贵财富。

她现在和我们谈起上山下乡都眉飞色舞，感觉不是受苦而是去野营。

为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如此洒脱？

那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只下乡待了两个月就进兵工厂当工人了，还没当上半年工人就被工厂领导推荐上大学了，成了光荣的工农兵学员，后来还成了拨乱反正后第一批研究生。

为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可以只当了两个月知青就特招去当工人了？

奥妙在于我们家老太太的姑父，我叫姑姥爷，当时在这家大型兵工厂担任军代表（正师级）。

我们家老太太下乡只是因为手续没办完。

“你先去乡下玩一两个月”，我家老太太至今回忆起我姑老爷这句话都非常开心。

所以，我家老太太对上山下乡当知青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而我们家老爷子当了整整四年知青才熬到拨乱反正考大学，对上山下乡没有一句好话。

前面高赞回答说得好，不让人喊“草”，还不让人喊“疼”？

我想询问一下学中文的大佬们，伤痕文学的定义是仅限于描写知青/知识分子的遭遇吗？

这个问题底下批评伤痕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它仅关注知青/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却没有想到农民一直生活得很惨；（下文只提知青了，在本回答中不影响讨论）

而一直以来赞扬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它推动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思，尤其在这种反思逐渐退潮的情况下更显可贵。

我们不讨论任何比较，包括时代的比较和群体的比较，只问：知青和他们的亲人是不是遭遇了不该有的苦难？是不是有权利反映它？这种写作在七八十年代是不是有意义？

如果是，那把它捧上神坛或者打入泥坑，都不过是后来的政治话语对它的涂抹。

近日好像流行对伤痕文学的贬低，甚至把它和某个号称纪实的脑补日记拉到一个水平线，所谓伤痕文学“只写知青控诉，不写农民艰难”就是它的罪过之一。

刚才讨论了，这是不是“罪过”。

不是。这是有些人强行赋予它的不属于它的任务，没完成这个任务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即使它充满缺陷，很多任务都没有完成，但那也是总体的真实，而不是挂着“真实”牌子的道听途说，更不是“盼你死”。

那么现在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伤痕文学是不是并不仅限于描写知青？

（问了一位中文系毕业人士，答案是肯定的）

《高山下的花环》和《十九座坟茔》是不是广义的伤痕文学？它们描写的是不是农民和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苦难？

如果是，那前面那个谴责不仅不能算“罪过”，甚至可以说是欲加之罪。

所以为什么农民和工人不能有“伤痕”？是因为没有作家写，还是有些人故意把优秀的、描写农民和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受苦难的文学作品开除出伤痕文学的行列？

总结：我反对把某脑补日记和伤痕文学相提并论，前者不配。

1.广义上的伤痕文学描写的对象是广泛的，主要是知青，但不限于知青。

2.退一步说，如果说狭义上的伤痕文学仅限于知青，那也是有意义的，不需要讴歌和唾骂。

3.再退一步说，即使狭义的伤痕文学存在很多缺陷，但它比道听途说、胡编乱造、双重标准、吃人血馒头还打着“真实”“良心”旗号的某些日记要崇高千万倍。

对于反感伤痕文学的人：

1、千万千万不要引用“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这句话作为反对理由，用了你就中了招着了道。

2、人非草木，乡下人牺牲苦，下乡人也是苦，都是发展阵痛的一份子，喊疼正常。反对有度，要反对的是为私怨向公者泼脏水，拿着伤痕做历史全貌，借着喊疼上升到动辄反国逆族，及至带路。伤痕文学招致激烈反弹，就是因为这个部分的扩大化，还有对于扩大化的秘之纵容。所以反对伤痕文学，同样要避免扩大化。没有界限的全面反对，容易变成打着反伤痕的旗号充当掩盖矛盾的卒子，性质上也就变得和伤痕文学里真正需要反对的那个部分一样。

3、物质条件的上升，不代表阶层阶级的改变。工业信息时代，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了二茬苦，可能还有三茬、四茬。经济危机、社会震荡的隐患随时都在，你不能保证山上下乡的着陆方式，不会换另一种形式轮回，并且不会轮到你头上。之所以要反对伤痕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为了避免这种周期的重现，这点需要想明白。

4、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相当撕裂，互相尿不到一个壶，但能提出来稍作热议，个人觉着是件好事。但个人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性设想，现在希望大众批臭伤痕的，以前纵容伤痕流行大众的，万一万一是同一个存在同一个动机，那就麻烦大了。矫枉过正和以枉替枉，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于未来我选择信任与乐观，但保留多虑。

对于支持伤痕文学的人：

1、当然要反对“团结一致向前看”，肯定不行，所以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不妨多关照关照。个人双手赞成能够多向后看看，彻底展开回顾那段历史，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展开一切，你的内心是否真的愿意正视一切？

2、60-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上山下乡提供了软着陆，很多个体受了硬伤，农民城里人都受为了委屈。80-90年代不搞了，经济危机一发生，我不下岗谁下岗，治安GTA，中间那个不可言说的事情也与此有关。当时的文化风气确实比较自由，但是否能够因此而认为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黄金年代？

3、改革开放是顺势而为，火候到了，不是78年灵机一动瞬间觉醒，拍板就成了。前三十年倒是想直接开，开了又会是什么结果？内部剪刀差，互相伤害，很大程度上是要填民国的天坑，扛外部的存亡压力。没办法的牺牲也是牺牲，的确。因为个人创伤，对前后三十年爱恨分明，这可以。但若因此恨到习惯性仰慕外国月亮都是圆，甚至怀念民国，那就真的是太混账了。

4、现在反对伤痕的，停掉网络去上山下乡，没几个受得了。这说法是没错。与此同时，倘若一代人不吃两代人苦，但相应的整个社会因此滞后了一个发展阶段，甚至错过了发展窗口期，当代人过的都是上一代的日子，而不是现下的条件，你又能受得了么？

上山下乡给知识青年最大的伤痕还不在吃苦上。

我们都知道，上山下乡本质上是因为教育领先工业化，知识青年在城里没有岗位，所以送到乡下去防止闹事。可是问题来了：乡下就有岗位了？

乡村的产出是农业品。在不增加化肥投入和农业技术的前提下，决定农业品产量的，一靠天，也就是气候如何；二靠地，也就是耕地总量。什么时候靠人呢，就是像美国或者澳大利亚那种，再不然至少也是中国东北，哎呀土地太多了，根本种不过来，那肯定增加劳动力就能增加产出。

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是啥样，我们都知道。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已经足够多了，没法再多。你再塞个人进来也多产不出一点粮食，这个人还白吃饭。所以这个事儿不光知青不满意，人家农民也不满意：我们村本来就装不下人了，你还往这塞祖宗？

如果你看过《古拉格群岛》，你也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索尔任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受不了的还不是吃些苦遭些洋罪，而是跟刑事犯关在一起。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也就罢了，问题你是真不如刑事犯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人家刑事犯个个五大三粗，身怀绝技（当然不鼓励大家学习这些技术），干点啥活都比你利索，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呼噜打的震天响，你又睡不着了。你看不起刑事犯，刑事犯还看不起你呢。退一万步说，干啥啥不行，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吗？

处置过剩人口是对的，但是这种方式是把矛盾从城市转移到乡下，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就算把这些知青送到乡下，他们对乡下的贡献也相当有限，不仅给农民增加负担，对知青的尊严也是一种打击。最后矛盾在乡村爆发出来，就是伤痕文学这种形式，好在只是文学。要想真正解决人口过剩，一靠控制人口总量。二靠投资工业：我建个化肥厂让知青工作，知青的劳动力就成功地转化成粮食了。三靠对外开放，让这些知青造袜子出口换粮食。

这样一来，过剩的单位劳动力就能转化成为更多的“粮食”，而不仅仅是给农民增加负担。你嫌农民土，人家农民还嫌你鶸呢。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复苏的逻辑。

很多人没有理解知青产生的原因，知青不是要把那些造反派利用后扔到乡村不管。

真实原因在于剪刀差和农村生产内卷化。当年文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政府机构被打到，但是军队和农民仍然是毛的忠实支持者。

但是由于政府被打倒，工业化进程遇到停滞，只有很少的工业项目能上马，城市里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就业。

但是当时就是利用剪刀差，将农业剩余价值用来扶持国家工业化进程。方法就是将农民集体编入生产队，每人按需发放粮食，剩余粮食支援城里。但是农村所有成年人，甚至孩子都在投入农业生产。

而城里也是按需分配，每个人每天核定粮食分配。但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就是当时建国后的生育高峰后的婴儿长大了，但是城里没有新的工作机会提供给这批年轻人，他们也不能创造财富与价值。

但是这批城里年轻人和农村年轻人相比，问题出来了，农村年轻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支援城市。但是城市年轻人不工作却占了一份口粮。

那么在城市年轻人不能创造价值的时候，当时能直接产生价值的方式，就是让城里年轻人去到农村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

当时各个生产队其实在大锅饭的情况下，干多干少，分的粮食一样多的情况下，动力明显不足，生产队的亩产粮食较比建国后，有明显下降。

但是我国那时不能对外侵略获得财富，也没有东欧互经会支持，只能靠农业剪刀差来支持工业进步 。

但是当时当时农业已经开始内卷化，知青们下乡有可能会刺激农业生产，同时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公平吧！

设想是知青进入农村后减轻供给城市粮食压力。

可是事实是知青不懂农业技术，同时有限的土地上，涌入的知青没有提高农村生产力，知青反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农村平衡。

当时知青在农业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来到农村并没有让农村生产力提高。反而爆发各种矛盾，而且会根据当地情况不同有个矛盾。

一群年轻人带着热情来打乡村，发现自己除了书和铺盖，其余什么都没有带，而农村为了支援城里成立的生产队合作社基本没有什么物资了，于是矛盾爆发了。

集中体现在用年轻人特有冲动，去质疑原有生产方式；抢占了上交口粮或者私藏口粮；对村民物资的占有。

习惯了城里粮食分配的知青，在遇到农村农村重体力劳动是及其不适应的。而农民在遇到知青，开始的欢迎的心情变成抵触，因为农民觉得知青们干不了活，却占了口粮，同时知青们无处发泄的愤怒，在遇到农民习惯的节俭行为后，开始爆发。到处都有知青和当地生产队爆发矛盾。

而这些都是知青们在伤痕文学里经常提到反派人物，自私的农民，不讲道理的生产队长。这是伤痕文学的特点，知青觉得自己是被欺骗的人，被抛弃的人，他们在回城之后，发泄出来极大的写作热情，把他们遇到的苦难发泄出来。

而他们所遇到的苦难，其实只是农村生活的日常。他们的苦难，是农村人不理解的，而这也是农村人热衷进城的主要原因，农村太苦了。

当时的伤痕文学大部分都是对于知青生活的控诉，这就是一种释放的情绪集体反应。

而农村各种原因之下，只有少数乡土派文人出现，但是都取得极大成就。可是他们的故事里知青却只占很少份额。

所以当王小波的《黄金年代》出现的时候，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伤痕文学大部分没有从骨子把这段历史说透或者反思，这只是一波年代的风潮。

而《黄金年代》已经是就是年代的故事了，那时候伤痕文学早就已经被新的文学浪潮淹没了。

---

  fang-zi-chun-86 网友的相关建议: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夜的眼》，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主人公陈杲回到大城市参加座谈会。这是典型的回城题材，可以写得很伤痕，但是实际上却写的是陈杲受边远小镇领导之托去走后门办事，没办成，这么一件小事。

里面也有对命运如何摧残人的感慨：“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完全可以往煽情里写，写二十年前陈杲如何惨无人道地被赶出大城市，如何在边远小镇过着悲惨的生活，回城之后如何拥有光明的希望，如此这般，但实际上却通篇都在描写大城市与小镇的夜间生活，大城市领导的儿子如何目中无人，以及民主与羊腿。

看起来完全一头雾水，走后门这件小事，跟被横扫，被赶出大城市，又归来，这一些背景有关系吗？

有的。

第一层，陈杲的回城架起了小镇和大城市的桥梁，物资匮乏的小镇汽车坏了，唯有这种时候才能联系到大城市的领导；

第二层，陈杲在小镇的生活中学到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是懂得关注物质生活，更加务实了，所以才会同意去做这么一件不是很正当的事情；

第三层，陈杲二十年前因为写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的小说，被赶出了大城市，过了多年离群的日子，然而，却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心中的正直，在看清大城市领导“一靠有东西，二靠招摇撞骗”的嘴脸时，他绝不愿跟这种人同流合污，因此，当走后门失败时才会心中如释重负。

我觉得这样比一味煽情好得多。

大家都会写伤痛过去了，好时代来临了，然而这篇小说更进了一步：那然后呢？修汽车缺失的那几个零件，不会因此就自动出现，你该找还得找，现在还要进大城市找；大城市的人们都知道症结在于不够民主，可是民主不会自动到来，大城市的领导那里，所谓人民还不过是“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他的战友了”的麻烦事。

这其实给描写过去伤痕的题材提出了问题。当你看到过去的弊病不能一下子终结，未来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不足时，你该怎么办？假如你说从过去吸取力量来面对，那是不是歌颂苦难？假如你还是很痛苦，那是不是沉浸于过去的苦难？假如你说不可能这样，那是不是太过歌功颂德了？

可见，想要写伤痕，不是喊疼就完了的。

---

  cai-ze-zhou-70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中途岛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