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巅峰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西方的认识论上？ 第1页

本外行人来强答了，只是谈谈个人理解：中国人自古不缺乏哲学思想，但是自从在思想领域被“大一统”之后，中国人的认识论就变得不可能了。这个“思想上的大一统”指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强制统一，必须遵从一个思想准则，而这自然会导致思想的僵化，这种情况不利于创新，只利于辩经。日本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儒家学术上考证细究，但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福泽谕吉如此评论中国哲学史：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他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自从独尊儒术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多元化被终结，而“儒术”讨论的无非就是封建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治与被治的问题。福泽谕吉认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而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上思想僵化的罪魁祸首倒不能仅仅责怪叔孙通和董仲舒，在民科历史发明家们中（雾）有一种观点，所谓“独尊儒术”的本质就是外儒内法（因为“术”是法家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原本的儒家体系中没有“术”这个概念）。因此，整个汉武帝时期的朝廷就是外儒内法，儒家道德用来教化百姓，法家的术治手段用来压制百姓，从思想到行为上双管齐下给中国人带上桎梏，结果中国百家争鸣的思想成果大部分被摒弃，只剩下那些用来维护封建皇权进行统治的东西。汉武帝其实在本质上是认同法家的，他表面上排斥法家，但是他执政时期虽然说儒者居高位甚多，但政绩平庸。然而酷吏横行，严刑峻法为汉朝之最。汲黯讽刺道：“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现实证明武帝一朝，打儒家招牌，行法家治术，使中国封建制度的统治术大大提升了一个台阶。而那些真正相信自己家教育百姓的那些东西而信奉儒家思想的帝王，却都是明君眼里的昏君。“乱我家者必太子也”的叹息也说明了问题。

话题扯回来，诸子百家中，法家对百姓思想禁锢和统一的要求比儒家还要严格，这方面其实，儒法两家有共通之处，但是孔子还要温和些，毕竟他讲“和而不同”，而法家嘛可就是“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翻译过来就是：“所谓统一教化，就是那些见多识广、善辩聪慧、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具有修养德行、结成组织朋党的那些人，不可以因此而富贵，不可以因此而评论国家刑法，不可以独自创立私人学说来向国家领导人评论。”对付这些人，要“坚者被，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就是对坚强顽固的人要摧毁他，对锋芒毕露的人要挫伤他，即便是至明聪慧、巧言善辩、忠厚朴实的人，也严禁用那些没有实际功效的东西去得到国家的奖赏。总之，在法家那里，老百姓不需要也最好不要有独立思想，服从国家意志就行了。

那么儒家那里呢？虽然比法家温和一些要“和而不同”，没有强制消灭其它学术思想的诉求，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对于“正名”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孔子回复弟子对自己将要如何施政的疑问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顺”是儒家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

正如题主所说，中国哲学思想的巅峰是百家争鸣时期。庄子中有一篇叫《天下》，就是站在道家立场上评论当时各个主要思想流派的一篇。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动荡对人们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面临不断出现新事物，新名称，产生了新旧事物和新旧名称之间的错位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其实今天也一样，网络键政时代的话术里，许多老词汇的含义被刷新比如“公知”“粉红”之类，还有许多新的话术词语比如“白左”之类）。因此“正名”成了客观需要，也成为当时诸子辩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而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多的“辩士”。就是需要展开各种哲学命题，对事物现象、本质的异同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现在话题要切入题主的问题了：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认识论上。

在这个领域（指哲学思辩）最有建树的，其实是名家。问题在于名家所流传至今的文献实在太少：《汉书.艺文志》统计了七个人，三十六篇文章，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的著作在汉初就佚失，仅能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其它派别的论述中侧面看到他的介绍。公孙龙呢？也就剩下《公孙龙子》五篇（包括代表理论白马论和离间白）。这一派思想没能流传下来才是百家争鸣结果最大的遗憾。名家思想的内容都是些什么？答：诡辩。这不是贬低的意思。而是战国时期的“辩士”主要涉及到该派思想的领域。白马论也好离间白也好，本质都是思辩的过程，他们开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辩领域的新天地。可以说，它对古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有助于扩宽人们的视野，启发人们用新的视角去认识把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这些都是认识论的必要条件，这些思辩思维方式的失传和被批判否定，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逻辑学部分没有发展起来的因素之一。

但是，名家思想被各家批判围堵和自身失传，它自身的弊病又占了很大原因。名家喜欢用晦涩艰深的引子，喜欢用偏离公众心理的稀奇古怪的命题和强词夺理论事（白马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往往偏离实际而忽略实用性，在辩论中虽然所向披靡打的各家无还手之力，但是，他们却往往滑到诡辩的漩涡中去，虽然辩论中辩的对方哑口无言，但是对方却不会信服（像极了今天的辩护律师）。在战国的动荡时期，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思辩而是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因此名家给当时人的印象就是“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庄子.天下》对惠施的评论）。一堆哲学辩论命题，比如什么蛋有毛、鸡三脚、狗是羊、火不热、山有嘴、白狗黑....等等（当然也有些经典理论在里面，比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的话题）。庄子对名家的思辩方式的评论是：

“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这段话大意就是：惠施、桓团、公孙龙这些辩士，一天到晚就知道满口暴论，什么话题都敢强答，打嘴炮比谁都厉害，一群嘴强王者，每次都能辩的别人晕晕乎乎，哑口无言，可是别人心理根本就不服。啥正道理都不讲，还老让别人抓住暴论内容说事到处开嘲讽，还天天乐此不疲，真是悲哀，白瞎了他们学的知识了。

综上所述，脱离现实的思辩过头了就是诡辩。话说我觉得这套思维方式很适合今天的律师、法律人员之类的研究，比如历史上白马论的实践，公孙龙（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儿说，人名）骑着一匹白马打算过关隘，而法令禁止马过这个关隘。于是公孙龙对关吏说：我骑着的是白马，而不是马，而白马不是马，所以你应该让我和白马过关，并不违反法令。一通嘴炮打的关吏稀里糊涂，却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反驳，只好不情愿的放其过关。所以说这种思维用在打官司上很合适，但是，这个故事又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公孙龙是用诡辩方式来钻法律空子而已，这种行为在今天万万不可提倡。所以名家的诡辩术虽然是逻辑学上的一个亮点，但是却根本看不出对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有什么指导意义。

因此，名家的逻辑辩论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是有道理的。当时，道家、法家、儒家对这种思维全是批判否定加围攻的态度。毕竟偏离了事实和真理的诡辩就是愚蠢。可问题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话题回来了，为什么儒家那么醉心于“正名”，不仅仅是扫除名家学派那种诡辩思维（孔子的后人依旧和公孙龙战斗不服输，尽管辩论战中始终占不到便宜罢了），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目标：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有感于社会秩序混乱，礼坏乐崩，世风日下，因此希望建立一个“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伦理道德来维持的社会秩序，所以儒家社会改革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必先正其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必须给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以及前文所叙述的新旧事物名称的错位现象，给予准确的名称进行说明，这是社会改革的前提。孔子这个正名思想到了荀子那里被补充完善，更加充分的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原则，即正名的目的在于“明贵贱”“辩同异”“率民如一”，为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服务。正因为如此，荀子的正名思想又成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制定统一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直接渊源。从孔子到荀子，关于正名这个问题，争论发展了两三百年，基本上百家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辩论，意义又何在呢？

首先要搞明白的为什么要有名称，这其实就是个认识论的过程。在中国没能大一统之前，靠不牢固而散漫宗法制所维系的西周封建制度，根本涵括不了中原地区以外的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考古证明先秦时代和三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在东西南北各个区域同步发展的，尽管条件不同但是确确实实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原文化也好四周的诸如巴蜀、红山、楚、滇等文化也罢，各地的环境不同，各种文化的发展起来的观念、语言、习俗自然不同。当中华各地文化不断融合一起之后，不同地区的人，首先语言和文字交流就有障碍！

孔子周游列国，必闻其政，又要查阅各国官方档案，所以到了一个地方必须学会当地的交流方式，因此孔子能熟悉一百二十个国家（其实其中很多不过是部落）的佚文秘记，远俗方言。因此孔子深感思想文化交流不通畅的麻烦之处。所以他后来用统一的文字和体例制定了“六经”，这就说明了“正名”对于各地思想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的必要性。不过孔子和儒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文字的统一，“正名”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认识论，统一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范围。因为“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都想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实际情况却是名称和实际没有得到统一的规定而混杂不堪。同一件事物，人们可以把他说成是对的，也可以把他说成是错的。可以把大的说成小，把黑的说成白，这些就是例证。这就是当时辩者们所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比如名家，虽然辩论理由及其充分，但是他们那些把狗说成羊、白马不是马、火不是热的等等的论证，是人们坚决不会承认的。在名与实概念混淆不清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贵贱不明，同异不别”的现象产生（比如今天网上的诸如年薪百万的打工贵族是不是无产阶级、究竟什么人算左派之类的在四十年前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今天却辩的很激烈的话题之类）。这些很不利于儒家的政治原则的体现，所以荀子主张必须要制定各种名称，用以指明各种事物的实际内容。

这，其实就是认识论的过程不是吗？这么做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为了分清贵和贱，巩固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区分相同事物和不同事物的同和异。荀子的正名思想除了逻辑方向上的意义外，还蕴含着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特别是他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实际内容。正名，从此成了封建统治者维护思想和政治统治的一项基本法则。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特别是妇女，从此被束缚在“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社会观念中，不敢越雷池一步。君臣之分，长幼之分、嫡庶之分，抹杀了人类爱自由、好竞争的天性，在“正名”的沉重枷锁下，封建体制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由以上得出结论，中国历史的哲学巅峰最终走向僵化、单一，诸子百家的争鸣结果的走向，最终以解决社会变革时期的实际问题，走向为新兴封建制度的统治秩序服务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并不仅仅是董仲舒等个人力量能够决定历史走向。当年商鞅变法，一方面使秦国走向富强，这种富强方式就是使国家上下保持一致，发展方向上只剩下为封建制度服务的耕战两条，确立了地主制度根基的不可动摇，最终用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竞争性强的制度统一了中国。另一方面一切事物推向极致就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商鞅对于壹教，也就是国人意识形态和思想的统一方面的过分强调（农战篇和赏刑篇）必然达到了思想文化上的空前专制的地步。看看前文的介绍，见多识广、善辩聪慧、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具有修养德行、结成组织朋党的那些人，不可让其发达。更有甚至对这些人中，坚强顽固的人要摧毁他，锋芒毕露的人要挫伤他，顽固不化的必须要法律惩处而不得赦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思想领域如此霸道，一个国家内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学说存在，一种思想统治，其余一切思想都视为异端邪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加以镇压，这恐怕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专制的开端。自商鞅变法开始，“百代都行秦政法”，由此可见，几百年后出现的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来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

余秋雨有句话，叫文明生长于野蛮，但是却绝不喜欢野蛮。当然一个思想文化上专制的土壤也必然盛开不出思想自由发展的花朵。另外这片文化专制土壤的根基：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体系过于庞大发达在世界中又过于封闭，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专制的思想文化土壤和庞大而封闭的封建地主经济体制互相作用，共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远远比西方延长，资本主义萌芽却缓慢的多的后果。

全文完，以上内容有诸多“个人私货”，是个人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所以批判时还请留情。（不过这么又臭又长的文字会有人认真看和批判评论？笑）